在怀仁堂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曾饶有兴趣地问黄炎培：北京政府有一时期要你去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后来黄炎培告诉毛泽东，他的信念是：“不看清是真理所在，是决不盲从的。”

黄炎培的一生都在寻求着真理。黄炎培后来回忆说：“使我认识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听到主席的指示，看到了种种的措施，从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主席教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了真理所在了。”

全国解放以来，他总是紧紧跟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由衷地表示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获吾心”。为了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带入社会主义的轨道，他利用自己在工商界人士中的广泛联系和威望，配合中共中央做了许多特殊而不可缺少的工作。

1952年初，“五反”运动以后，在工商资本家中普遍存在着恐慌心理，担心以后产业被没收。黄炎培将这一情况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建议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报告，讲清政策，以消除资本家的不安心理。 3月15日，毛泽东约黄炎培谈话，对民建会的工作方针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黄炎培听了十分兴奋，立即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商量如何贯彻实行。以后的几个月内，黄炎培在民建会内部层层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9月，黄炎培为出席民建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起草了一份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审查。第二天，毛泽东即回信给黄炎培，充分肯定了他思想上进步的同时又诚恳地提示要准确把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界限，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1] 毛泽东还在百忙之中为黄的讲话稿亲笔作了多处修改和补充。黄炎培读了毛泽东的回信和毛泽东亲笔修改的讲稿，佩服万分，当晚就向毛泽东写信，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面仍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不惟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9月7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作了传达和讲话，在工商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工商业人士纷纷表示：“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生路，好好干还是有出路的”，“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就这样，毛泽东的指示以及黄炎培的报告，给“三反”、“五反”后的工商界带来了新的生机。

当工商界的恐惧心理开始转变、生产形势开始好转时，黄炎培根据以往经验，感到私营工商业每当繁荣之时，即容易发生舞弊之事，因此，他多次向工商界讲话，提醒他们认真学习共同纲领，以“三反”、“五反”的原则检查自己的业务、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防止重犯“五毒”的一切可能，积极改进生产和经营。与此同时，他领导民建、工商联在广泛调查研究、开座谈会的基础上，于1953年3月到6月，先后整理了《各地工商情况反映》、《工商联、民建工商问题座谈纪要》、《私营企业劳资问题现状的一斑》、《私营工商业现存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的建议》等材料上报中共中央。黄炎培还向毛泽东建议，对正在趋向积极的工商界，一方面防止他们因兴奋而“毒”根复活，另一方面要利用他们的兴奋，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加速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还提出了改进税收、加强民主改革等一系列具体建议。黄炎培和民建、工商联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黄炎培表示感谢，对其建议予以肯定。

从1953年底开始，全国开始掀起了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黄炎培在布置民建会工作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民建会应当担负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为了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他于1954年3月1日和6月23日，分别在上海大光明影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扶病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朋友，认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以自己能被国家人民所‘利用’为荣，同时严肃地接受国家法令的‘限制’，并在企业改造过程中间，不断地‘改造’自己”^[1]。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仅是对企业的改造，也是对人的改造。但在一些工商业人士中还存有不少忧虑。有人就对黄炎培透露心事说：“说老实话吧，社会主义确实好的，但我们总有一天被开刀。”黄炎培听罢爽朗地大笑：“这就是思想问题囉，你要懂得：刀是向着阶级开的，你个人如果好好地和国家和人民结合起来，而不再紧抱着原有的阶级求生活，我敢以老朋友资格保证对你个人决不会开刀！”1955年11月，当黄炎培因病住入北京医院时，尚念念不忘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他在病榻上，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成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而努力。”不久，毛泽东回信，告诉他：“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并叮嘱“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1] 黄炎培出院后，不顾医生的劝告，又全副身心投入工商业改造的时代潮流中。

黄炎培古稀之年又毅然去探求“真理的源头”。1953年夏天，他在北戴河疗养期间，仅一个半月，就先后读了《资本论》、《马克思传》、《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籍，还做了《资本论》第一卷摘要394条，共编成细目一览。他十分注意将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分析、观察和处理问题。

1954年5月1日晚，黄炎培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晚会，看到解放几年来祖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心情十分激动。当晚，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追述了自己寻求真理的一生，充满激情地说：“主席，作为您领导下的干部，同时又是您教导下的老年学生——确还没有资格做党员，但已经接受了些，并且正在继续受着党的教育——他的思想上起了基本性变化，应当向您坦白地陈述，深信你乐为指正他的错误的。”他在日记中表示：“我的思想改造，最大的敌人，还是个人主义。虽在努力克服，总还克服不了多少。显著的就是八十年自己的历史总是横梗心头，中间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免时与作祟（还有封建社会残余思想），慎防！慎防！慎防！”^[2]1961年“五一”晚会后，他感慨万千，曾写了一首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3] 字里行间充溢着黄炎培晚年追求进步的迫切心情。

50年代后期，黄炎培身患多种疾病，医生嘱他静养。但他却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各项社会工作，坚持经常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民建会的活动。正如他在《八十初度谈》中所说的：“我年八十了。我活下去，我还要好好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我现时体力所及——我现在身体衰退了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同时我还要好好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通过思想改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把从几十年资产阶级社会里生长出来，养大起来的我，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工人阶级脑力劳动者。”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坚定不移地追随党，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完了他一生最后的路程。

1965年12月21日4时40分，黄炎培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88岁。12月24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为黄炎培举行隆重的公祭。由朱德委员长主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陪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宁一致悼词。黄炎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442页。
[1]　《民讯》第37期，1954年6月10日。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03页。
[2]　许汉三：《黄炎培年谱》第206、295页。
[3]　许汉三：《黄炎培年谱》第206、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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