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黄炎培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军国主义日盛，矛头指向中国。他忧心如焚，一回到上海，立即着手写《黄海环游记》，连日刊登在《申报》上，向读者揭露日本的侵华迹象。他还特地赶到南京，将自己的看法面告蒋介石。蒋听后默不作声，只叫他去找外交部长王正廷。不料王听后却哈哈大笑，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黄炎培强忍住心头的愤怒，说：“很好！我但幸吾言不中。”^[1]

然而，黄炎培竟不幸而言中了，就在这一年的9月18日，日军占领了沈阳。他在申报馆获此消息，立即跑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家报信。当时，一群人在史家打牌，正值兴头上，听了竟无动于衷。黄炎培大怒，一拳砸向牌桌，哭叫道：“你们竟甘心当亡国奴吗？”几天以后，他与一群朋友以宁波同乡会为机关，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研究会。27日，黄炎培和江问渔代表研究会去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第二天，他在外交部与王正廷谈话时，一群爱国学生涌了进来，将这个为不抵抗主义辩护的外交部长痛打一顿。王正廷是黄炎培多年老友，私交甚深，然而此时，黄炎培的同情却完全在学生一边。当晚，他在日记中对学生的爱国主义行动大书“应该！应该！”

深重的民族苦难使黄炎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爱国的良知驱使他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洪流。他利用与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物的良好关系。多方劝说，促使他们在抗日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与史量才一起，联络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壬申俱乐部，商讨救国自救的途径。他还借助同乡的关系去做杜月笙的工作，开导杜要认识国家大难当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负起救国的责任。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以壬申俱乐部为基础成立了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地方协会），由史量才任会长，王晓籁（上海商会会长）、杜月笙任副会长，黄炎培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实际负责维持会的具体事务工作。黄炎培动员杜月笙捐出一所大赌场作为活动经费，还通过《生活周刊》（邹韬奋主编，当时尚属职教社名下，后独立）向社会征募军需品，供应前线。他还动员全家老少连续几个夜晚赶制丝棉背心，以援助在三九严寒中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官兵。然而，蒋介石南京政府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反而指派代表与日方谈判，出卖民族利益。黄炎培对此十分不满，多次列名于各界通电，责问政府为何不派兵增援上海抗战，坚决反对做城下之盟，表示“如有损害领土主权，及妨碍行政完整之文约，我国民誓不承认。”^[1] 在通电中，黄炎培等还进一步提出了国家生活民主化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给人民以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制定宪法，实行宪政。4月，黄炎培、沈钧儒、李璜、左舜生等留沪国难会议会员宣布抵制蒋、汪为欺骗民众而召集的所谓“国难会议”，要求政府从速设立国民参政会，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并在八个月内完成宪政筹备工作。

九一八事件后，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冲击下开始变化。他感到：“职业教育固然很重要，但非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这根本问题即“解除国难，复兴民族”^[2]。在黄炎培的提议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和指导方针从“矫正教育之弊，救济社会之穷”，变为“振作民心”、“为民族谋独立和繁荣”。1931年底，职教社创办了《救国通讯》^[3]，专门从事抗日救亡的报道和宣传。黄炎培亲自担任该刊的发行人。他还要求中华职业学校每天举行升旗仪式，以熏陶学生的报国、雪耻、民族自尊的爱国主义精神。淞沪抗战开始后，学校迁入租界。租界当局不准升中国国旗，学校仍然坚持每天早晚以摇铃为号，全体师生闻铃肃立致敬，举行“精神升旗”。

黄炎培以大量的精力从事“挽救民族的工作”^[4]。在南京政府签订了可耻的《淞沪协定》以后，黄炎培并不就此罢休。他反对有些人提出的求助于外国的主张，认为“天下事，求人不如求己”^[5]，唯一的路径是自救。为此，他提出了团结、生产和国防三大主张。他坚决反对与日讲和，认为日寇侵华野心是无止境的，但只要大家努力，中国始终是有希望、有生命的；中国之所以遭受日本欺负，主要是人人为己，互相猜忌，一盘散沙。因此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我相信你，你相信我”^[6]，提倡“铁一般的纪律”和“金一般的人格”^[7]，每个人都要把他所有的力量，完全贡献给“我所认为国家和民族生存上最需要、最迫切的工作”^[1]。他认为除了土地丧失这种“急性出血”之外，还有一种外资入侵、白银外流的“慢性出血”。要阻止“慢性出血”，就必须加紧生产，一方面政府采取措施，挽救濒于破产的民族工商业，另一方面，应该动员民众“用国货，穿长衫，剃光头”，以抵制外货。为了宣传团结、生产、国防三大主张，黄炎培在1934—1936年间，先后访问了浙江、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绥远等地，到处发表演说，宣传爱国思想，普及文化知识，以唤起民众救国热忱。当他在实际调查中发现，问题不在于民众不肯起来，而是生活所迫，无力起来时，便一再向国民党要员陈述，甚至上书蒋介石，建议“取民之财，取其有余，用民之力，用其闲居”^[2]。

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出动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史量才、黄炎培、陶行知认为对此《申报》应有明确表示，遂由陶行知起草提纲，经送宋庆龄、杨杏佛审阅、修改，于6月30日、7月2日和 4日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锋芒直指蒋介石政府之反动政策。

黄炎培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立场和言行，招致了当权者的极大忌恨。1934年，蒋介石逼令黄炎培、陶行知和陈彬和离开《申报》；不久，又派刺客在沪杭路上暗杀了史量才。在白色恐怖下，黄炎培不得不更加谨慎言行，但绝不屈从。他在《人文月刊》上撰文悼念亡友，间接表达了对反动派暗杀爱国志士的抗议。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黄炎培特地赶到车站为参加南京请愿活动的儿子送行。他叮嘱儿子在斗争时“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而有策略。”^[3] 1936年10月24日，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悼念鲁迅逝世的大会上，作了题为《从鲁迅之死说到中国民族性》的发言。由衷地赞扬了鲁迅“不怕恶势力，把一切怪现象毫不客气地揭穿”的“特立独行”精神；表示“我绝对相信，中华民族的生命就寄托在这一班‘特立独行’的人。”^[4] 此后，他经常以“特立独行”精神自勉，并在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即斗争方式尽管委婉，而原则立场绝不妥协。

[1]　黄炎培：《八十年来》第91页。
[1]　《救国通讯》第4号第53页。
[2]　黄炎培：《断肠集·河东记》。
[3]　《救国通讯》自1933年以后改为《国讯》，系职教社机关刊物。
[4]　黄炎培：《断肠集·河东记》。
[5]　黄炎培：《断肠集·开封公开演讲词》。
[6]　黄炎培：《五六镜·我的人生观》。
[7]　黄炎培：《促成中国自力更生的九—八》。
[1]　黄炎培：《断肠集·开封公开演讲词》。
[2]　黄炎培：《蜀道·改造新四川管见》。
[3]　黄大能：《怀念吾父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62页。
[4]　《国讯》第144—145期。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31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