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国大”召开之后，蒋介石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续加紧反革命内战，并彻底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于1947年2月底通知中共谈判代表限期撤退。黄炎培闻知，一年来忍辱负重奔走和平，如今皆付之东流，内心感到异常沉痛。他在为民盟起草的《为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宣言》中写道：“国共调解工作，虽已宣告失败，同人仍当日日怀念吾天职之所在，吾舌尚存，必发为言论，吾笔未秃，必写为文章”；“将来之是非黑白，天下自有公评”^[2] ！黄炎培就是怀着不达目的誓不休的顽强精神，继续呼吁和平，追求实现和平统一的途径。他为《国讯》写下了大量的短评和文章，控诉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要求国共合作。他当时认为，既然国共之间谁也消灭不了谁，那么除了合作“实在找不出其他合理方式，来解决国共问题。”^[3]5月23日，黄炎培与张澜、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等参政员联名向四届三次参政会提出了《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建议“确定政治解决竞争的大原则，依据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及路线，重新举行和平会议”，“迅速恢复国共间的联系”，“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谈的具体方案”^[4]。18日，黄炎培还以提案人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历述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提出“政协是解决内战的配尼西林”^[5]。但就在当天的参政会晚宴上，他便受到蒋介石的斥问：“中共区人民还要苦，何以不向他们诉苦，而责我征兵征粮？”黄炎培的提案遂被搁置一边。7月初，国民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黄炎培在《国讯》上写下了一行沉重的文字：“从此中华民国正式地陷入于极不幸的状态里。从此，根据吾们一片爱国痴情所发出的热望，一时间感到绝望。”^[1] 为抗议这个反动法令，他在为民盟主席张澜起草的书面谈话中，揭露了蒋介石“一面动员，一面实施宪政”的伪善面目。7月11日，当他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时，反动分子潘某提出“请政府厉行总动员令”的提案。黄炎培怒不可遏，当即迎头痛斥。他反对内战的坚决立场得到了许多正直人士的支持，迫使潘某不得不悻悻地撤回了提案。

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内战的同时，也强化了国统区的法西斯专制统治。6月20日，北平、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爆发了青年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竟出动大批军警进行残暴镇压。黄炎培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慰问受伤学生，目睹爱国青年遭受如此摧残，他不禁老泪纵横。出自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他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工作，以避免当局对他们的更大规模的迫害，甚至还找了司徒雷登，希望这位美国大使能劝说蒋对学生万不可采取高压政策。但蒋介石一意孤行，竟命令各地军警继续捕人，并枪杀了三名武汉大学学生。黄炎培忍无可忍，于6月8日在《国讯》上发表《你们闻得血腥臭么？》一文，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他对蒋介石已感到彻底绝望，决心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7月26日，黄炎培与民盟部分领导人借游玄武湖为名商谈时局和出路，得出了“甫毒宁惟一暴秦，别开蹊径为平民”^[2] 的结论。这就是说，应该推翻“暴秦”一般的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开辟实现国家民主和平的新途径。9月13日下午，一个刚刚考上清华大学的青年学生前来拜访黄炎培，痛述对国事的悲观心情，诚恳地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得到自己素所尊敬的前辈指教。黄炎培深有意味地劝他走“闻一多的道路”，平时“须有专门修养，但到非常时期，虽牺牲生命不恤”^[3]。

由于民盟坚持和平、统一、民主的立场，拒绝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1947年10月底，国民党当局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由，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将按《后方共产党处置方法》“严加取缔”。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争取民盟的继续合法存在，黄炎培和民盟中央委员叶笃义受民盟中央的委托赶赴南京，同在京的罗隆基一起四处奔走，希望司徒雷登和某些国民党党政要员能够出面疏通。这时，一贯自称民盟忠实朋友的司徒雷登却表示爱莫能助，反过来劝说民盟自动“光荣解散”。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则以政府已宣布民盟非法为由，拒绝作任何正式谈判。11月4日，黄炎培、罗隆基和叶笃义在特务的监押下回到上海，向民盟总部汇报谈判结果。民盟中央迫于形势的压力，终于11月6日以主席张澜的名义宣告民盟自动解散。

民盟的被迫解散使这些首创民盟的老人们受到了巨大的感情创伤。张澜在宣告民盟解散的当晚，彻夜不眠，次日即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1]。黄炎培的心中更是充满了矛盾和悲愤。在南京与张群交涉时他曾去玄武湖畔遣愁，感慨万千地吟道：“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羡湖园秋色好，万千凉叶正辞枝。”“红黄设色补寒台，占缀秋光枉费才。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松圆角后雕材。”^[2] 民盟被迫解散后一个星期，他在《国讯》上发表《我与民盟》，对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公开表示抗议：“一部大历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不知凡几，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我只平心静气地问一句话：请大家公正检讨民盟从创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所有文件，曾有一字一句，足以构成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否？”^[3] 忧愤之情跃然纸上。

强大的政府压力，连日的谈判奔波和精神上的苦闷，使黄炎培腰疾复发，卧床不起。但他不甘心就此消沉，退下阵来，在病榻上仍挥动寸毫，以《黄花心事有谁知》为题，借花抒志：“她的环境尽管恶劣，在肃杀的金风里，撑起了天生一般傲骨，牢守着将荒而还没有荒的三径，把短短的东篱，做她的天然堡垒，风风雨雨，百战不屈，好象凭她内心的至诚，抱着悲天悯人无限惨苦，甘心和恶势力奋斗。”^[4]

蒋介石对民主力量的残暴镇压，不仅使许多中间人士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本来面目，也加速了他们向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靠拢。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和国民党强令解散民盟，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黄炎培认识到国民党的垮台和共产党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1948年1月10日，他读了毛泽东在12月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深有感触地说：“两大局面已成过去，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与中共取得联系。”^[1] 他主动将报告油印多份，分发给民建会和职教社干部阅读。这年1月，沈钧儒等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宣布重建民盟，放弃中间立场，与中共“携手合作”，“彻底消灭整个反动集团的统治”。黄炎培在沪闻讯，立即作《赠沈衡山港居》诗一首：“口纵予喑岂忍缄，心无私欲有民岩，傥劳行者怀居者，犹是张园隔枣岚。”^[2] 黄炎培借诗言志，表示对民盟三中全会的理解和支持，尽管自己与港居的同志们相隔千山万水，但彼此的心情象重庆时期的张园（黄炎培在渝寓所）和枣岚（沈钧儒在渝寓所）一样邻近。

从此，黄炎培在从中间路线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征途中迈出了深思熟虑的重要一步。他充满信心地投入了新的斗争。在失去公开合法斗争的条件之后，他将民建会的组织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斗争，领导骨干以聚餐会的形式分头联系会员，讨论时局，互勉斗志。黄炎培本人则利用《国讯》这块合法阵地，继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报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进局、战况，同时积极提供国内外民主运动的消息和解放区的情况，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这些日子里，黄炎培的笔锋特别雄健，几乎每期《国讯》都有他的文字登载。1948年4月8日，国民党内政部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的罪名，命令《国讯》停刊，黄炎培在停刊号上坦然地宣告：《国讯》“只是为国家民族宣传，为真理宣传”^[3]。之后，他立即与民盟和职教社有关同志商量，决定接办《展望》周刊，坚持宣传阵地。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展望》于5月1日在上海与读者见面了。黄炎培亲自主持编务，决定编辑方针，《展望》的内容和风格犹如《国讯》，沉着而富有战斗的韧性。这年9月，黄炎培还主动向中共地下组织有关同志提出，要求共产党派人来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中共党组织接受了这一请求。黄炎培对中共派来的王元化十分倚重，配合默契，使《展望》成为当时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透漏解放战争真实情况和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唯一窗口。

1948年11月下旬，杜月笙得知黄炎培已列入黑名单，派人送信要黄炎培暂时躲避。于是黄炎培离家避至亲友处，一日数迁；以后虽经张治中等从中斡旋，情势稍有缓和，但仍终日受到特务监视。1948年底，中共地下组织转来了中共中央欢迎黄炎培到解放区去参加新政协的邀请。接着又从反动当局内部接连透出国民党特务将以绑架或暗杀对付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名列案首的消息，形势越来越险恶。黄炎培决定尽快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1949年2月下旬，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心下，黄炎培与民建会的王艮仲精心设计了声东击西的金蝉脱壳计划，先由王艮仲利用上层关系向特务放出空气，声称黄将于下星期到浦东农场参观，并邀特务同去；同时黄家以准备春节宴客为名，大置年货，造成黄炎培近期内不会出走的种种假象。2月14日下午，黄炎培携夫人姚维均及女儿佯称出门购物乘车至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让汽车就地等候，跟踪而至的特务信以为真，亦将汽车停下守候。黄炎培一家进入公司大门，即穿过店堂，自另一门出来跳上王艮仲事先备好的汽车，直开江湾女儿学潮家中，略事化装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护送上开往香港的轮船。直到黄炎培一行安全抵达香港的消息见报，国民党特务才恍然大悟，连呼上当。

黄炎培抵达香港后不久，即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于3月14日再度乘船离港赴解放区。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3月21日船至天津。3月25日上午，黄炎培由专车护送达北平，入住六国饭店。当天下午，黄炎培与诸民主人士一起到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便在繁忙之中设家宴单独邀请黄炎培晤谈，周恩来等作陪。宾主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黄炎培深深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这种智睿宽广的胸怀和求贤若渴的真诚所感动。次日在叶剑英主持的欢迎晚会上，他激动地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2]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08页。
[3]　《国讯》第411期，1947年5月4日。
[4]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41页。
[5]　1947年5月28日黄炎培日记。
[1]　《国讯》第421期，1947年7月13日。
[2]　1947年7月26日黄炎培日记。
[3]　1947年9月13日黄炎培日记。
[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61页。
[2]　黄炎培《红桑·玄武湖秋成三绝》。
[3]　《国讯》第439期，1947年11月15日。
[4]　《国讯》第440期，1947年11月22日。
[1]　社会问题研究会编：《民主建国会》。
[2]　1947年1月13日黄炎培日记。
[3]　《国讯》停刊号，1948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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