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胡风[1]，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著名诗人。他从“五四”时期起，就涉足于新文学的创作活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深受鲁迅文艺思想的熏陶，形成了一整套颇具自己个性特色的文艺思想。在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活动中，先后撰写并结集出版了大量的文艺批评著作、诗集、报告文学、杂文和翻译作品，并以热情、诚挚而深邃的文艺批评活动，不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作家，形成了一支被称为“七月流派”的文学队伍。他走着一条极其执著、坎坷而又卓有建树的奋进之路，为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开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
1902年11月1日，胡风出生在湖北省蕲春县赤东湖畔中窑村的一家豆腐铺中。当时正赶上张姓近族分发祖课稻谷，他父母感觉这孩子“来得巧”，在为之取用大名“张名桢”前，先给取了个“谷儿”的乳名——希望他将来不受饥饿之苦。
胡风的祖父母去世甚早，他父亲张济发是由叔祖父母抚养长大的，还给找了胡姓穷渡夫之女为童养媳，原居下石潭。张济发与胡氏女完婚后，挪到十多里外的中窑村，凑合着弄起了一爿豆腐铺。之后，两口子先后生下了四男一女。
胡风是第四个孩子，在其兄弟伙中排行第三。
胡风长到四五岁后，就像一个猴儿王，日日伙同左邻右舍的小孩，或是下水摸鱼捞虾；或是上山捡柴放牛；在帮家里做事过程中相互比赛“野”的能耐，“跌得头破血流也不掸泪，就跟没事儿一样”。
1912年春，胡风10岁了，父母兄长念叨“穷莫丢猪，富莫丢书，往后家里少不了要摸摸账本”，因而叫他捡柴放牛兼带上学，“好生去读上两三年书”。就这样，胡风开始半工半读地啃起了“人之初”。当时学堂里多是些趾高气扬的富家子弟，他看不顺，懒与“搭帮”，只念书，寡言少语。三年期限未满，他因课业出众，备受先生器重、夸赞，父母兄长喜出望外：“若是张家也出个把读书人，看那些穿袍坐轿的还老叫上名字吆喝不!”因而改变初衷，供他继续念了下来。他刚及15岁便已捧起了《纲鉴》。《纲鉴》中那历代名臣良将的情操与作为，使他好来兴趣。当时教授这《纲鉴》的老秀才朱义茀先生，很有些育才为国之慨，要求学生们“修身养性，效法先贤”，常在授过几段或一两节课文之后，召拢学生“切磋所感、所见，言人之所未言”。胡风的脑子里开始翻腾起人与人、人与国家这些事儿了，开始想到了将来何以为人。因此，每当先生召集学生“切磋所见”时，平常言语不多的他，往往“侃侃而谈，据理力争”，“语不惊人不罢休”。
[1]二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以汹涌澎湃的声势爆发了。这一反帝反封建的怒涛迅速扩展到全国。蕲春地方从6月上旬起，由县立高等小学带动，各地师生纷起响应，成为这怒涛的一部分。
少年胡风“遇着新奇事儿”了：世界远不只赤东湖这么大，中国的事情也远不能从《纲鉴》等古书中讨教明白。他的“心儿”在“盘旋”，他的“身儿”要“奔驰”。
[1] 因此，当1920年春节刚过，他就告别经馆学堂，跨进了设于县城蕲州的新式高等小学；翌年春，他又直奔省城武汉，考入了武昌启黄中学。自进高等小学起，由于“五四”新潮已将一些倡导民主、科学的白话文书刊，诸如《新青年》和《晨报》附镌、上海《民国日报》等等，带到了省县学校，他新奇得像“一头没有吃饱过的小牛走在青草地上一样”，“贪馋地读着他们”，
[2] 因而渐渐“悟到了眼前的社会不应该再照原样存在下去”，“中国的历史应该是变病弱为健康，变痛苦为愉快，变黑暗为光明的历史”。
[3] 他开始为这健康而光明的社会作“苦恼的追求了”。
[4]1921年秋，即他上中学第二学期的开学不久，他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一股脑儿写信告诉了在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蕲春籍学生胡缄三。两人所见略同，信件频繁往返。在当年寒假回乡后，他们便约上陈方、胡祖虞、黄鹄、方瀚、董少诒、骆介子等十余名热血青年，聚于蕲春中部刘公河街，商议组会结社之事。经过一段酝酿，至1922年暑假再度回乡时，他们便正式组成了“新蕲春学会”。这是蕲春县的第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接着创办以革故鼎新和宣传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白话文刊物《新蕲春》。“新蕲春学会”成立的《缘起》和《新蕲春》的组稿《启事》，都是出自胡风的手笔。《新蕲春》由学会同仁共筹资金，分别组织撰写反映蕲春政情社情、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的罪恶、抨击反动政治和封建礼教、介绍苏俄革命和宣传新文化运动等方面的文稿，由胡风主持辑集印行。“新蕲春学会”和其办刊活动，虽系胡风、胡缄三等人的业余、课余行为，却为随后到来的蕲春“大革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5] 在此期间，1922年12月，胡风还将自己对革新教育的思考，撰成政论文《改正湖北教育的讨论》，投寄北京《晨报》，被该报附镌发表。
1921年胡风进中学不久，在《晨报》附镌上读到了鲁迅的《〈呐喊〉自序》，“受到了震动”；
[1] 不久又读到了鲁迅翻译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受到了作者那赤子之心的吸引，产生了对生活中纯真的、善的、美的东西的殷切向往。此后，凡遇鲁迅之所作，“即使是在报纸副刊上化名写的小杂感，也要搜出来看，猜测是不是他写的。到《语丝》出版，更是每期非把他的文章贪读不止”
[2]。他的脑子里因而常有闰土、祥林嫂、阿Q、孔乙己、子君、眉间尺这一类人物轮番闪现，轮番呼唤他奋起秉笔。1923年初，当京汉铁路掀起伟大的罢工斗争，他在参与其中一些活动和目击一些工友的斗争情形后，便按捺不住试着写出了第一篇小说——最早反映工人斗争生活的《两个分工会的代表》。小说随后被影响较大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
“二七”斗争过后不久，胡风离武昌，到南京，进了以新精神著称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初读补习班，秋后上了高中班。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这东南大学建立了党、团组织，负责人就是蕲春邻县黄梅籍的学友宛希俨。胡风进这附中不久，便由胡缄三介绍，结识了宛希俨及扶国权、杨天真（杨超）、吴铁汉（吴致民）等党团朋友。他们共读《国家与革命》，并“一道去找要找的人/ 像初恋的少女似的/ 那么神秘又那么高兴”
[3]；同年冬，他由宛希俨介绍，和胡缄三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随即结识了团的南京市委书记华岗。由此而常与华岗、宛希俨、吴铁汉、杨天真等党团同志相伴“追求”，他就“像冬眠的土蛹感到了春初的地气”，感到了“大世界里面”的“温暖”，因而更以“真诚的心灵”，“向往着春光如海的天地”
[4] 了。带着这种“向往”，他在一年多后所写的《儿时的湖山》中，曾放怀呼喊：“唤醒你的国魂呵/ 要一个热烘烘的你/ 打倒这世界庞大的木头神呵，要一个雄赳赳的你”![5]
1925年3月，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去世。噩耗传来，胡风难抑哀情，立即写出了悼诗《死去的太阳》，并接着随同广大进步师生，参加了学校内外所举行的一连串悼念游行活动。
孙中山逝世不久，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他又和杨天真等一起，连连演讲于学校、工厂，呼号于里弄街巷，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正义斗争。
这年暑期，由于局势的演变，他和杨天真等带上党团关系，离开南京，奔赴新文化策源地北京，头年就读于北大预科，翌年进了清华大学英文系。20年代中期的北京城，“五四”新潮已经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没有花”和“光”的“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1] 他“陷进了”幽深的“追悼的哀伤”![2] 哀伤中，他油然想起了同样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故乡人民，于是奋笔写成一篇《望故乡》的杂文，送交《京报》副刊发表了。他们当时的党团活动，只能与郊区马神庙中党所主持的平民夜校相联系。一是参加了在北大举行的北京党团员大会，听赵世炎的报告；二是参加了由北方区委组织而惨遭段祺瑞政府残酷镇压的抗议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横蛮催逼冯玉祥国民军的“三一八”游行示威活动，他随之写出《给死者》诗，对不畏强暴而英勇殉难的人们，表达了深切的哀悼。
1926年11月，胡风惊喜地得到了国民革命军已由广东长驱挺进湖北，并赢得了在他家乡蕲春境内百里大战之全胜的消息。他兴奋异常，立即辍学南归，连团的组织关系也没来得及迁转。11月下旬，他赶回到蕲春县城蕲州时，胡缄三和方瀚、陈方、詹大星他们已经开始了各项有关工作，他被补选担任了国民党蕲春县党部常委兼秘书长并县妇女协会顾问。他创办了《蕲春日报》。他编写了独幕剧《贫家女》，亲自扮演角色，组织排练、公演。年底，他还以蕲春代表身份赴汉，出席了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他慷慨陈词，甚受董必武和邓初民等人的关注。为打击地方反动魁首，推进蕲春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还同县农协委员长詹大星一起，代表县党部，提请县长逮捕处决了县内著名土劣、原商会会长余肇周。这段日子，在他眼中，那简直已是“向旧中国作战”的“春光如海的季节”
[3] 了! 他在《蕲春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诗写道：
革命蕲春，主义之花，
您在肮脏中播种，
您在阳光下萌芽，
我愿充您辛勤的园丁，
作勤谨地培植、浇灌，
使您结出一串串自由的种子，
飘撒开，
迎着风雨挺起，
开放出无数灿烂的革命鲜花!三
然而，大革命的“好景”并没持续多久。1927年春夏，蒋介石和汪精卫便相继背叛了工农革命。胡风这年5月，奉调到汉，初时只在中学执教，至8月则受命担任了以邓初民为部长的湖北省党部宣传部干事。在此期间，他按李汉俊和邓初民的授意，负责《武汉评论》的编辑工作，曾出两期。
同年11月，胡风得悉杨天真在赣被捕消息，遂急急赶往营救。等他赶到南昌，杨已被敌杀害! 而且，武汉已被极端反共的桂系胡宗铎部进占，正处严重白色恐怖之中，他返归武汉无异自投罗网!“退”已无路，“进”向何方？不久，听说自己原在湖北省党部宣传部时认识的陶希圣，已当上了江西党务学校的教务长。他便找到陶希圣，由陶介绍做了当地《国民日报》副刊《野火》的编辑员。在此仅呆两月，由于他在副刊中编发有反帝反封建和对现实不满的文章，引起当局注意，只好急忙抽身走避。1928年2月，他又辗转找到自己原在东大附中时的教师而这时正在朱培德第九军当政治处长的穆济波，于是由穆接纳当上了该政治处的宣传科长。在这里，由于他一则在江西《策进周刊》上发表了带有反帝反封建观点的文章，二则当活动于九军的共产党员黄克谦被捕后，他曾与胡兰畦等做过协力营救，因此，他曾两度遭到军部拘押审讯。这样，他没等呆上三个月又离开了。此后，在连续一年多的时间中，他无立足之处，曾浪迹于上海、南京、武汉和南通等地。对此结局，他何曾料想？因而不免怅惘哀伤：“我从田间来/ 抱着热血满腔——/ 叫我洒向何处呢？ / 对着无际的苍茫……”
[1] 哀伤归哀伤，可他到底抱定了一条：再怎么无奈，也决不到“政府”的公务行中去就食栖身！
1929年9月，胡风终于与其父兄沟通联系，收到了家里寄给的400元钱。他于是“抱着一线再生的希望”
[1]，毅然跨海东渡，到了日本东京。
那时的日本，正蓬勃发展着普罗文化运动
[2]。胡风受其吸引，大量阅读了日本普罗书刊和苏联文学书刊，“终于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海似的甘泉”，他贪馋地汲饮着，“感到有股暖流/ 好像是一股多情的火/ 通过了”他“全身的血液”，“烧化了”他“心里的冰冻”和“身上的死皮”
[3]。他因而愈发“加深了对新文学中以鲁迅精神为主导的革命传统的理解”
[4]；也因而愈加勃发了广博求索的心理，不仅步入翻译领域，翻译出了苏联初期的革命浪漫主义故事《在彼得格勒的美国人》（译名《洋鬼》），而且在取得应庆大学英文系学籍的1931年春，又随即与同班日本同学泉充一起，加入了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新艺术研究会，亦称普罗作家同盟。在随后的普罗文艺研究活动中，他受到了日本普罗文化界领导者和重要人物池田寿夫、小林多喜二及江口涣、大宅壮一、秋田雨雀的直接的言行熏染和影响。
1931年秋，新的学期刚刚开学，“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关东军强占了中国沈阳! 胡风大为震怒，随即写出了《仇敌的祭礼》：
大炮轰破了满洲暗夜的天空，
是的，在愤怒里我读到了这消息。
谁是屠伯？
是“贵国”人干的，
也是“敝国”的人干的。
而死的是，
生在海那边的我们的兄弟!
生在海这边的我们的兄弟[5]。“九一八”事变后，半数以上的留日学生都愤然辍学回国了。当时国内，在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已于1930年3月，成立了以“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6] 为宗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胡风没有在辍学潮中回国。他认为：“要阻止战争，还必须对日本士兵做工作”，必须“参加日本的阶级斗争”
[1] 他以应庆大学学生的身份，进一步就地参加“反战”“反帝”斗争， 同时呼应国内左翼文化运动，开展窗口性的联络宣传工作。因此，在“九一八”过后不久，他和王承志、聂绀弩等一些仍然留在日本的湖北同乡，由方瀚领头，相继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他同时又加入了中国“左联”东京支部。
[2] 至1932年春，他又商同方瀚、王承志、聂绀弩等，经与国内联系，组成了隶属于中国“左联”东京支部的“新兴文化研究会”和所属社会科学、文化艺术两个研究会。新兴文化研究会通过胡风直接接受上海“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负责人冯雪峰的领导。胡风此外还承担了对文艺研究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和其会刊《新兴文化》的编辑工作。该会刊旨在鼓动中日两国国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宣传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所开展的反战抗战运动。
由于胡风是日本普罗作家同盟中的唯一中国人，条件独特，因而就顺乎其然地担负了中国“左联”和日本“普盟”间的秘密联络工作。在进行秘密联络的同时，他又以东京的《艺术研究会》、《普罗文学讲座》和上海的《综合》与《文学月报》这两方面刊物为阵地，用分别为之撰稿、发稿的方式，充当中日革命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不断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和左翼作家情况的同时，不断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和普罗作家的情况。此前，中国进步文化界中，先后组成“创造社”、“太阳社”的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钱杏邨等这些在推进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中做出过着实成绩的文学青年，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20年代末，曾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称之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30年代初，经过党的疏导、融合而组成“左联”后，原先矛盾虽然解决，但思想上的宗派情绪并未完全消除。而日本普罗文学界，在先又多是通过与“创造社”、“太阳社”的交往，获取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情况的，以致在为反映各国同行成果而编印的《读书目录》及《普罗文学辞典》中，竟将鲁迅及其著作一概遗漏在外。胡风1932年9月所撰长文《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首次突出地向日本读者介绍了鲁迅。文章以叙事与评议相结合的方式，论述了这一运动发展的脉络与概貌，相应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对待鲁迅的“严重的宗派主义”态度，称道鲁迅“不管是在创作方面，谈感想方面”，“都一直毫不屈服地同封建势力进行了斗争”。
[1]这一期间，胡风亦开始参加国内的思想斗争，曾先后撰写发表了批判“第三种人”的《粉饰· 歪曲· 铁一般的事实》及《现阶段文艺批评的几个紧要问题》等文章。因文会友，他开始与“左联”领导人之一的周扬有了交往。
1932年冬，日本反战同盟打算翌年在上海组织召开远东国际反战会议。12月初，上海“文总”党团成员楼适夷，受中共临时中央委派，前往日本，通过胡风，与日共联系研究召开这一会议的准备事项。胡风稳妥地接待了楼适夷，予以安置，并一再带他前往日共中央委员池田寿夫家，与池田等日共代表及朝鲜、满洲等方面代表，连续举行过几次会议。几次会议都是胡风给作的翻译。
1933年2月，日本普罗文坛主将之一的小林多喜二被日本警方逮捕，并在严刑拷打中毙命! 日本广大普罗文化人士和广大先进工人，纷起结队抗议。胡风旋以“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名义，写出唁电，表达对小林多喜二的由衷敬意，强烈抗议警方的法西斯暴行。该文随之由东京3月号的《普罗文化》发表。
3月下旬，日本政府进一步疯狂镇压进步组织与活动，胡风亦被牵连拘捕。因同案人方瀚、聂绀弩等在严刑逼供中坚未吐实，在被关押三个多月后，他终被开释“驱逐出境”。这样，胡风便于7月初回到国内，进了“中国左翼文总”所驻之地的上海。
“中国左翼文总”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委”直接领导。“文委”领导人先后有潘汉年、冯雪峰、阳翰笙以及周扬、田汉、夏衍等等。“文总”所属“左联”，举的是鲁迅的旗子，鲁迅任“执委会常务书记”。而实际掌握“左联”的，则是中央“文委”和由周扬兼任书记的中共“左联”党团。另设行政秘书处，置书记（秘书长）及宣传、组织两部长，负责日常实际工作。当时“左联”行政秘书处的书记是茅盾。
胡风抵沪当月，为谋掩护及食费，经由朋友们相递介绍，在孙科所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里受聘为《时事类编》的“编译”，负责每月给翻译二三篇日文新闻资料。周扬得知胡风抵沪消息后，马上上门看望，几天后又陪鲁迅至其住处，胡风终于见到了景慕已久的鲁迅。由于受周扬的一再邀请，胡风于8月就任了“左联”行政秘书处的宣传部长，同时接替了原由冯雪峰担当的“左联”联络鲁迅的联络角色。年底，茅盾辞去行政秘书处的书记职务后，因受周扬的提议和推举，胡风又改而担任了书记职务。充满工作热情的胡风，在任宣传部长后，为有效开展工作，抓紧组织建立了理论、小说、诗歌三个研究会。在鲁迅的支持与指导下，为了反映左联内部的工作活动，沟通盟员间的联系，他还随即编辑出版了《文学生活》。这年夏秋，胡风由于热切关心一个身受反动当局监禁的朋友，偶然认识了刚入“左联”的常州女青年屠玘华，笔名梅志。屠女士既清秀俏丽又贤淑温存，两人由关心难友而志同道合，于当年12月结成了凤翥鸾翔之好。
胡风做“左联”工作，开初一段还较顺心，与周扬及周围人的关系也较融洽。但是渐渐地，由于作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必须贯彻上级的方针和意图，而鲁迅对当时中央的“左”倾意见，常持异议；生性崇理求真的胡风，自然多是倾向鲁迅观点，没能附议周扬意见。他又做着其间联络工作，周扬便日益感到胡风“难弄”，对他的入党要求也就不甚热心，因而相互间裂痕日益明显。正当他们发生关系危机时，1934年秋末，有一个叫穆木天的“转向者”，又抓住胡风为谋掩护与食费而受聘于中山文化教育馆一事，造谣说胡是“南京派来的内奸”! 胡风愤然将此恶诼报告周扬，周竟默然未置一词! 无独有偶，几乎在这同时，中山文化教育馆中的“第三种人”韩侍桁，又在该馆当众抖落胡风“既拿国民党的钱，又拿共产党的钱”，公开向当局告密!
胡风只得马上辞去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同时“为了在政治上负责”，又“当即辞去了‘左联’书记职务，并断绝了组织联系”。
[1]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至第二年，周扬还专与田汉等人一道，约见鲁迅，郑重其事地通知他说：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 问其凭据，仍是穆木天之言。这叫鲁迅如何肯信，于是不欢而散。
四
胡风立意要以鲁迅和母亲胡氏所具备的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至诚风范立身于世。他深记着自己的贫寒家世和母亲负重如牛的终年劳苦，深记着在无穷劳苦下的千百万父母和那泥垢满身的千百万儿童；他必须以更有成效的心灵劳动，去效力于千百万同命运的父母和那些孩子们，效力于国家民族的明天。他用鲁迅的心灵劳动观对照自己，发现几年来所写的东西不过是些“空洞的说教，并不能真正对现实的文学世界发生什么有实践意义的用处”!他于是决心“跳进泥塘里”“探索着”写些实在文字，“用作家论的形式接触作家”，“用书评的形式接触作品”，“通过这，尝试着去迫近社会发展底脉搏和文艺发展底路向”![1] 于是，他就开始了以文艺批评为主要途径和以“胡风”为主要笔名的笔耕历程。
[2] 在鲁迅的旗帜之下，在至1936年5月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相继写出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及一些文艺论著和大量评论、书评，介绍了端木蕻良、吴奚如、欧阳山、艾芜、罗淑等一批受到鲁迅影响和熏陶的作家及其作品，并出版了集中发表鲁迅及聂绀弩、萧军、吴奚如等人新作的两辑《海燕》；同时又受鲁迅之托，为日本普罗作家鹿地亘撰写了茅盾、柏山、周文等人的小传，口译了他们的小说等作品，又为鹿地亘代选了《鲁迅杂文集》，并逐篇作了口译和注释。
然而，这时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由于历史和社会两重环境的作用，却已滋生了一种要求文艺创作紧跟政治斗争，负起“战斗任务”，发挥“武器作用”
[3] 的新的理论走向。这不能不与胡风所作努力形成抵牾。1935年5月，胡风应友人之约，以阿Q 等形象为例证，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半年后的1936年1月，周扬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现实主义试论》，批评胡文偏颇，提出了“新的现实主义”的概念及与之连贯的新的典型定义。胡风于是再予探究，发表了驳诘文章《现实主义底一修正》。周扬继而发表《典型与个性》。胡风再又发表《典型论底混乱》。自此，胡风的每一步探究，就基本是在这种相互论争中推进。
论争方起时，便忽啦啦有这个那个小报纷纷摇唇鼓舌起来，或由攻击胡风而捺进鲁迅，或由诋毁鲁迅而鞭及胡风! 甚至不惜耍出卑劣手段，公然在《社会日报》上散布说：由于胡风的卖力牵线，鲁迅就要投降南京了! 或快或慢只看胡风的“办法”!
[4] 这大报小报的鼓捣就明显映衬了“明争”背后有着“暗斗”啊。
胡风没有理会这些。他翻译了台湾杨逵的日文成名作《送报夫》以及其他一些台湾与朝鲜的反映劳动人民困苦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又辑集编印了介绍苏联文艺理论和反映国内苏区斗争生活的《木屑文丛》。同时还在1934年冬至1936年5月这一年多中，一直担负着鲁迅与党中央特科间的机要交通工作；既为鲁迅转递了中央特科所急欲得到的关于共产国际驻沪情报机关被日特破坏的因由的绝密情报，又向中央特科送达了鲁迅捐赠中央军委的经费和方志敏在狱中所写托鲁迅转交中央的密信。
[1]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后，日本侵略气焰愈益猖獗。1936年初，周扬、徐懋庸等“左联”负责人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八一宣言》精神，以及萧三自莫斯科来信的意见，解散了“左联”，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一作为建立文艺界抗日联合战线的口号。5月上旬，胡风和鲁迅等一起听取了自陕北抵沪的冯雪峰关于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关于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精神的传达，再检视文艺界行动状况，一致认为：目前推行的“国防文学”这口号存在着忽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责任的偏颇。为予补救，他们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新的口号。5月9日，胡风依此写成《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阐述了它之所以提出的时代背景和所包含的内容。6月1日，胡风此文在《文学丛报》发表后，文艺界同仁们，出于关心，出于辨析，当然也有夹带“暗斗”心理的情况，譬如认为胡风此举是图谋对抗或代替“国防文学”口号，是狡诈进行“分离”“联合战线”的运动，遂即爆发了一场基本以维护“国防文学”为一方，以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另一方，而有多方人士参加的激烈的“两个口号”大论战。
论战既起，胡风接受冯雪峰对此沉默的意见，抽身局外，埋头撰写生活书店所出“青年自学丛书之一”的文艺论著《文学与生活》，以期帮助文学青年们“得出”“一点对于文艺的活的理解”，
[2] 计4.3万余字。对论争，他始终未置一词。
6月10日，鲁迅为着进一步排解论争中的私人情绪因素，让它转上理性轨道，抱病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在明确作出现阶段文学运动不能不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其（总）口号的论断的同时，灵活提出了关于两个口号之关系的观点，即：为适应民族救亡运动的需要，还可以有一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之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沉溺于情绪中的徐懋庸等，在鲁迅此文发表后，却依旧念念于“打击”胡风问题，并且致信指斥鲁迅“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破坏联合战线”。
[1]鲁迅于是接着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几个人”“经过一番商议”提出的，胡风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并对一系列相关的政治和理论上的关键性问题进一步作了鞭辟入里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论争中和1934年冬以来一些人的不良心态与表现，鲁迅还不无偏激地直抒胸臆道：由此种种，“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周扬］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上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2]同年10月上中旬，鲁迅刚与郭沫若等21人联合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而迎来口号论争的基本结束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后，即于19日溘然离世。胡风参加了由宋庆龄等13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负责治丧处工作，与黄源、雨田、萧军一起白日接待宾朋，夜里参加守灵；还是扶柩启灵、抬棺入穴的16位青年作家之一。丧事忙毕，他沉重地写下了《悲痛的告别》。
背负着这沉重的悲痛，胡风义务帮助鹿地亘等编译日文本《大鲁迅全集》，先作逐句解释，后又逐句核对，先后费时达半年之久。1937年春夏，为“团结鲁迅直接影响下的力量”，继续“在思想上和创作上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精神”，
[3] 他又在冯雪峰的关照下，采用编辑出版《工作与学习》丛刊的方式，将鲁迅遗作及景宋、冯雪峰、许寿裳、茅盾、李霁野、端木蕻良、贾植芳、艾青、曹白等人的一些作品，编成分别名为《二三事》、《原野》、《收获》、《黎明》四辑，在3—6月由生活书店逐月出版。在繁忙的编校之余，胡风还发表了《吹芦笛的诗人》和《新波底木刻》等评介新人新作的文章。为批驳某教授对唯物主义思想的诋毁，他同时还撰写发表了评论文章《思想活动的民主性问题》等。
五
1937年夏，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在上海的作家们或易地为文，或参加抗战，纷纷离去；周扬等人也赶往陕北，开始了对根据地文化工作的领导活动。依旧留守在上海的胡风，面对“八一三”弥漫的硝烟，那被侵略者飞机大炮轰塌的一幢幢楼房和横陈于地的一具具军民尸体，他愤然写出了《血誓》和《为祖国而歌》等诗章，喊出了抗战到底的誓言，表达了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抗战大业必将赢得最后胜利的信念。写罢这些，他甚感呼未尽意、呼之乏力，遂又萌生了创办文学周刊的意念——他要用以“通过生活实际”，不断“反映抗战、反映人民的希望和感情”，“反映人民性的真实和历史的动向”![1] 他向朋友筹措了必需的资金，选用鲁迅手迹“七月”二字为刊名，寓反映抗战和纪念鲁迅两意。这样，在当时上海几乎没有文学刊物的情况下，在9月11日，第一期《七月》创刊发行，至18日、25日，又推出了第二、第三两期。出罢三期后，由于上海沦陷在即，加之朋友劝他“快去武汉，人们需要《七月》”，遂告别上海，于10月1日赶到武汉，老友熊子民、金宗武递相迎接，初住三日后移住武昌小朝街金家。
由于董必武的切实关心和熊子民等人的热忱帮助，胡风终于赶在鲁迅逝世一周年前的10月16日，在武汉出版发行了增加印张而改作半月刊的第一期《七月》——纪念鲁迅特辑。在卷首，他立足“和总的统战任务灵活结合”的思想，致意各方朋友：“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工作在战争怒火里罢! 文艺作家不但能够从民众里面找到真实的理解者，同时还能够源源地发现在实际斗争里成长的新的同道和伙友”。
[2]10月19日，武汉各界人士300余人在汉口集会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胡风发表了《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的主题讲话，并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七月》“销数很高”。
[1] 它广泛吸引和振奋着读者和作家们。一些崛起于30年代中后期的文坛新秀，以其“从生活激动”与“生活底真实”连连在《七月》“发出火热的声音”
[2]——既有彭柏山杂文《活的依旧斗争》，又有丘东平报告文学《一个连长的遭遇》，尤其有田间的《给战斗者》和艾青的《向太阳》等火热诗章。这样，在它“受到热烈欢迎”
[3] 之下，便有陕北和其他各地的“文学生人”不断涌现和崛起于《七月》，同时便有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七月派”在加速萌生起来。“愿和读者一同成长”的《七月》，连毛泽东也曾在回复雪苇的信中给予办得“很好”
[4] 的称赞。
10月起，随着战事的演变，各党各界重要人士加速汇集武汉。至12月18日，周恩来和博古、邓颖超等也一并来汉从事党的各项工作。博古从其组织工作的目标任务出发，与董必武商量，组成了一个由他自己牵头而有何伟、冯乃超和胡风参加的“调整文艺领域工作四人小组”，每周集会一次，汇集抗战文艺活动情况，交换各人想法、意见，直至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胡风由于参加了这四人小组活动，也就随之见到了周恩来。谈话中，周对前几年上海文艺领域的情况，作了扼要分析，接着还说：“关于统战局势，是要争取大发展的”，其“原则是：一要工作面广阔，二要坚持原则立场。没有前者，就会陷于宗派关门主义，脱离广大人民的要求；没有后者，就会陷入机会主义甚至投降主义，两者都会招致抗战的失败，即革命的失败”。
[5] 胡风检视自己的思想、思路，感觉基本合拍，因而甚受鼓舞。周自此也总记着胡风，凡请文艺家们座谈，胡风都是被邀请者之一；凡与日本友人（如日共派驻武汉的代表和反战作家鹿地亘等）会晤，胡风都要被召来担任翻译。
[6]受着中共领导人的器重与关心、指导，胡风更加积极地干开了各有关方面工作。至1938年初，《七月》已经出齐六期，辑作一集。这时国民党当局屡屡查禁文稿，数度禁止《七月》发行，自第七期起，胡风将《七月》改送“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为了集思广益，提高水准，他在每出几期后，还要邀集一些关心《七月》的朋友，诸如何伟、冯乃超、钱俊瑞、吴克坚、吴奚如等等，有时还有凯丰，一起座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建议和意见。其实何、冯、钱他们都是中共长江局文委成员，凯丰还是长江局宣传部长兼文委书记。因此，《七月》的编辑思想、思路，实际是受长江局文委的指导而形成的。
[1]《七月》编辑部，其实不过就是胡风和梅志两个人。从看稿、编排、校对到跑邮局、跑印刷厂，除偶尔请上近旁的青年作者帮帮外，统统是他们二人一手劳作。在悉心侍弄《七月》的同时，1938年初，他还组织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抗敌木刻展览会”。接着遇党创办《新华日报》，他又曾应聘担负过编辑副刊《星期文艺》的任务，一期期，按时编好，按时送达。随后遇阳翰笙倡议组织“全国抗敌文协”，他又马上积极响应，还与老舍、冯乃超等人一起，“热情奔走”，在临时筹备会和随后的正式筹备会中做了大量扎实工作。
[2]这年2月的一天，胡风收到一篇来自延安署名“大漠”的稿件，读后方知竟是毛泽东四个月前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所讲演的记录文字。此稿不仅宣示了鲁迅精神在民族图存乃至日后图兴的斗争中的深远价值，而且开拓了正确研究鲁迅的道路。胡风捧读此稿，真是“喜出望外”!于是随即冠以《毛泽东论鲁迅》的醒目标题，用作3月1日出版的第十期《七月》的第一篇，“极高兴地发表了”。
[3]3月27日，经过大家近三个月的奔走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胡风当选为理事。在“文协”第一届理事会上，胡风还和老舍、冯乃超、郁达夫一道，被推举为15名常务理事和4名常委之一。为了宣传、反映“文协”成立和其宗旨、使命，胡风特将第11期《七月》办作了“祝贺文协成立专辑”，发表了中共代表团（即长江局）一些领导人的文章，非正式地表示了党对文艺界统战组织的希望；还发表了吴奚如、陈辛人、魏猛克等人的文章，初步对文艺活动提出了现实主义的要求——应批判社会生活中病态的或反动的东西，发扬健康的积极的东西。
[4] 在当时，能够这么连续发表党在延安和武汉的高层领导人的文章，又坚持宣传鲁迅精神、宣传无产阶级文艺观的，除了《新华日报》，《七月》恐怕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由此，《七月》和胡风也就为国际社会所热忱关注。塔斯社驻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常往采访胡风及有关作家，连连撰文在其国内报刊发表；美国进步刊物《新群众》也曾特地刊发过胡风自传；《七月》刊发的丘东平、吴奚如等人作品连续被共产国际所办《国际文学》和苏联刊物译载；胡风本人的一些文艺论著更被接连译介给苏联读者，有些出版物还曾一再称道胡风是“中国的别林斯基”。
[1]这年9月底，当《七月》刚刚出过18期而依序辑成三集之时，武汉局势已甚危急。胡风因而也不得不偕家人随之撤退，于12月初至重庆。
胡风到渝后，常有机会会见周恩来，受到周和中共驻渝办事处同志的鼓舞，就更加竭力投入了“文协”和《七月》的工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立场随之倒退，创办刊物比在武汉更加困难了。光为申领一个复刊手续，胡风就费去了半年多的时间。《七月》于7月被允复刊后，接踵而至的却又是当局“审查”衙门的阻挠和破坏。重庆“图书审查委员会”在致国民党中宣部的信中曾极直白地写道：“《七月》企图透过文艺形式达到谬误宣传之目的，本会审查该刊时向极严格，总期设法予以打击，使其自行停刊。”
[2] 胡风不屈不挠，或者以名实不副之计，换作“通得过”的题目；或者钻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空子，在校对时重做修葺手脚；或者干脆用“□□□”空将起来，使其更加引人注目，发人深思。复刊后的《七月》，改作了月刊。胡风为保刊物“升腾”出“灼热的勃勃生气”，“使人感受到它的真诚和亲切”，
[3] 总是选用“从生活的真实提升”中“创造出艺术的真实”
[4] 的作品。不管作者有名无名，赫赫泰斗也好，密友至交也罢，不合要求的稿件一概退还；符合者，哪怕出自无名学生，而且即使是写于粗糙土纸上的涂鸦文字，他也要细心辨认、修改，甚至誊抄，沙里淘金地加以采用。胡风通过《七月》联系了一大批热情而有才华的文坛新秀。诸如田间、艾青、萧军、萧红、艾芜、张天翼、聂绀弩、彭柏山、端木蕻良、吴奚如、丘东平、陈辛人、欧阳山、草明、魏猛克、曹白、罗淑、吴组缃、王西彦、黄新波，稍后的又如邹荻帆、亦门（S·M、阿垄、陈守梅）、鲁黎、庄涌、耿庸、天蓝、绿原、化铁、方然、孙钿、冀汸、路翎、贾植芳、芦甸、徐放、鲁煤、胡征、杜谷、牛汉、艾漠、曾卓、黄既等。他们执著追求“在真实含义上的艺术，绝对地要求和人生道路的高度合致”。他们的诗多不讲究文字的雕琢修饰，而是以诗中炽热、饱满的激情去撞击人们心灵，使读者的情绪燃烧、沸腾，为诗情所激动，所溶化
[1]——因而也就成了一支影响最广而又规模最大的被谓之为“七月流派”的文学队伍。
《七月》除继续呼唤人们英勇抗敌、表现人民坚韧抗战精神外，着重了对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精神状态和战斗品格的反映，包括对毛泽东等领袖们的精神风采和砥柱中流之风姿的反映，并且加大加深了对国统区人民生灵涂炭状况的记叙和对顽固派黑暗、反动与腐败状貌的描述——这就一总儿展示了“一个时代两个中国”，展示了新中国必然代替旧中国的趋向和“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改造过程”。
[2] 它启迪青年们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运动相结合而担负起各自应该承担的那一份历史使命，脱离黑暗，走向光明。1941年皖南事变后，胡风愤然离渝，《七月》随之休刊。
六
胡风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深刻地向前发展”，势必需要“抖去阻害民族活力的死的渣滓”。这就给作为“意识战线”之一的文学事业，提出了一个必须“和人民大众底血的战争”“一同成长”和“发展的任务”。为此，他以“熔岩似的热衷”，连连为这“工程”搬运着泥土和砖石
[3]——在发表《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之后，至1940年6月前的两年多中，在精心侍弄《七月》之余，他又接二连三地相继发表了《关于创作的二三理解》以及《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等20来篇评论文字；他不弯不绕，直陈所见：“要使艺术（文学）成为艺术（文学），要使艺术（文学）取得它应有的威力，作家就应该有毅力从‘逻辑公式的平面上’跨过”，就应该摈弃概念化和客观主义倾向，而用自己的“批判精神”向“人生现象（题材）作更深的探求，作更一步的肉搏”，“写出生活的真实”，“写出生活底本质的方向”。
[4]1940年10月，胡风经由周恩来提名，被以郭沫若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聘请为专任委员，使他长久焦烦在心的食费问题终于有了着落。
抗日民族战争的开展提出了对文艺大众化的要求，因而也就提出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认为：推进文艺的民族化，主要地应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法、感情表达方式、心理状态特点等方面出发去找出自己的路；而不应把一切适应旧内容的旧形式作为新文学形式的发源地，作为可以注入新内容的万应器皿。可在当时进行的民族形式问题大讨论中，却有向林冰等人久久抱住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理论不放。这无疑是一个“从内容上的民粹主义走向形式上的复古主义”的“非使五四革命文学兴起的一切新文艺解除武装不止”
[1] 的“理论”。胡风于是撰写5万余字的专著《论民族形式问题》，深予剖析和批驳，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在批驳和论述中，他因不满一些人把问题无端拉扯到政治立场上面，暗指向氏是被国民党派来“阴谋用理论破坏革命新文艺”
[2] 之破坏者的这种有害作法，特意指明向之所以走进误区，是受累于形式辩证法的“不自觉”的结果。这使向林冰深为感动，因而很快放弃了原有观点和立场。然而，胡风此著也有其偏颇之处，那就是在论及中国古典文学时，存在着一种否定过多的偏向。
当时，胡风创办的《七月》仍在苦苦支撑着，到1941年春共断断续续出到了第七期。
除出刊外，他还逐一编定了自己的杂文集《棘源草》和评论集《剑· 文艺· 人民》，并将陆续译出的高尔基等人的一些文艺论著，辑作了《人与文学》。
皖南事变后，是年3月，为抗议顽固当局的卑劣反共行径，胡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安排，偕家离渝，绕道潜行，于5月下旬进入了香港。在港仅7个多月，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至1942年初，他便和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一起，在党的东江游击队掩护帮助下，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到了桂林。他在香港期间尽管形同难民，食宿困顿，却仍然通过向几家报刊分别撰稿，坚持了抗日宣传活动。可内地却对他谣诼纷起，连《黄河》之类的官办刊物也都白纸黑字地骇然散布说：据文化锄奸团所获“确证”，香港沦陷后，“左倾文人胡风”旋即“附逆”，“到南京的汪伪政府当起宣传部副部长了”
[1]!胡风在桂林得知后，不避特务们的嚣张气焰，凛然写出《死人复活的时候》，对鬼魅们给了纵身一击的回敬：“既然对于我的附逆，‘该团已获有确证’，那么，现在我回来了，站在这里，而且依旧是手无寸铁，他们就应该提出‘铁证’来请政府把我逮捕；如果不这样做，那无异侮蔑我们的政府是存心包庇汉奸‘到处朦混’的，铁血男儿的他们就该发出抨击政府的声音。你看他敢不敢伸出头来。”
[2]在给鬼魅们甩去这着力一棒后，胡风旋即忙开了自己的正事。由于当局借口《七月》已停办半年以上，执照无形注销，不准复刊印行；而申办新的刊物又须交纳两万元“保证金”，他囊中羞涩，无以支付，没奈何，只得在这年夏创办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南天出版社”。借此名义，他相继编辑出版了十数种《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其中包括他本人的评论集《剑· 文艺· 人民》、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源草》，以及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第一部）等等，还辑进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中具有一定影响的诗歌、小说、散文。在此期间，为使人们注意创作的内在规律，他还根据自己对“现实主义美学之重要契机在于‘体验’”的把握，将自己探究所得，撰写成《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等近20篇文字，反复提出了“注重作家的主观和创作对象的融合”的观点。
1943年3月，胡风根据党的授意，辞别桂林，回到重庆。他继续着“文协”工作，不间断地主持或参加了一系列旨在增进作家团结进步、促进文艺发展的各种晚会、庆祝会、纪念会，并代“文协”草拟发表了六届年会专论文章以及连年文件、文告。1944年元旦，《新华日报》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传达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胡风打心底拥护毛泽东《讲话》的总体精神。在《新华日报》社随后召集举行的学习讨论会上，他侃侃而谈，热情阐述与充分肯定了《讲话》的深远指导意义；同时又从国统区和解放区之不同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了革命文艺在此时此地的任务是要与“民主斗争”“相配合”，“应该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去体会并运用《讲话》精神”等等别人之所未言的见解
[3]。在学习《讲话》前后，胡风还和朋友们一道，相继学习过党的一些其他整风文件。通过这些文件的学习，他“空前地加强了在人民解放目标指引下的从实际出发的，为现实主义开路的信心”
[1]。
他还在“文协”六届年会后创办了《希望》季刊。
这年4月，“文协”中作为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主要代表之一的张道藩，刻意要弄一篇在六届年会宣读的论文，歌颂“三民主义”和“蒋先生”“丰功”，诋毁中共“封建割据”。起草任务最终落到了胡风头上。胡风为了打破其阴谋，利用自己远居乡间的条件，一直拖到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才姗姗赶往城里交稿；这么一来，既没办法重弄，又没办法大改，于是在找不出明显“问题”的情况下勉强通过，并照本宣读与发表。它出现在听众和读者面前的只是一个对抗战文艺运动的成绩和不足的剖析与希望。由于不想让审读者找出据以否定的明显由头，他在关键之处采用“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这类隐晦的“奴隶式语言”，艰涩费解，于是就有了强调“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握力、拥抱力、突击力”的“主观战斗精神”之说。
季刊《希望》的创办，硬让“书审会”等衙门卡过了一年多，直到“文协”六届年会召开后，由于周恩来给解决了3万元的所谓“保证金”，才好不容易获准登记。接着寻访敢于承印的厂家，又耗半年，一直到1945年1月才使创刊号面世。其名《希望》，就是希望在“争取民族底自由解放”和“争取人民底自由解放”的时代进程中，“争取文艺作品能够在生龙活虎的感性力量里面反映这时代的人生真理”，争取“现实主义底前进和胜利”
[2]! 为此，胡风特意在卷首刊发了近乎序言或发刊词的文章《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其主旨在于高扬主观战斗精神，这可作为他的文艺理论体系的一个内容提要。
《希望》因系季刊，而增加了印张，也就“有了一点理论似的文字”——随同《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刊发的还有一篇舒芜的《论主观》。胡风刊发此文的目的在于引起论争，在论争中打破沉闷，迷惑“书审会”的人们，借以宣传延安整风运动，扩大其影响
[3]。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初秋，在国内面临内战危机的情况下，胡风代“文协”及时草拟并发表了“坚持和平、民主、进步”之《宣言》。
同年8月，毛泽东赴渝谈判。胡风参加了在曾家岩50号举行的欢迎舞会，欣幸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多少年来所一直悉心崇敬的毛泽东主席，曾作过断续谈话。至10月11日毛泽东离渝返归延安时，他又特往机场参加了对毛泽东的热烈欢送。
抗战胜利后，文艺界开展了一次大辩论，胡风的文艺思想被视为“异端”。当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之说刚自《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等文闪现或提出，便随即有“质疑”与“商榷”的文章接踵而来。当《希望》创刊号载着《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及舒芜《论主观》文章面世后，更马上有责难声自一个个座谈会中传出，表面批判《论主观》，矛头实指“主观论”。在这年11月由新华日报社所组织举行的座谈《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会议上，一位担负领导国统区文艺工作的“C 君”曾当场指斥说：“今天大后方所应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的倾向，还是非政治的倾向呢？有人认为主要的倾向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我以为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口号或公式主义的批评。”“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
[1]没两日，邵荃麟《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一文发表，论述中又重复了那位“C 君”的一些说法。一个多月后的1946年2月，何其芳接着发表《关于现实主义》，严厉要求“主观论”者“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了人民大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反省”!
[2]七
胡风认为：“由于历史是在矛盾过程中发展，反映历史发展的理论，当然也是在矛盾斗争过程中发展的。”
[3] 当责难连番而来时，他一再恳切请求主要反对者写文章，展开有益的公开论争，但都遭到了拒绝。他“毫无其他办法”，只有毫不懈怠地发奋工作。
在新华日报社召开两剧座谈会期间，他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了自己的评论集《在混乱里面》——主要是1942年至1943年两年间的评论文字。因为战斗的“文坛”竟被一些人当作逃避人生战斗的“胜境”，而“沾沾自喜”，而“昂然阔步”，他痛感这“混乱里面更凸出地现出鲜血淋漓的斗争了”。
[1]12月，他栉风沐雨，终使《希望》在声声楚歌中出齐了四期。
1946年2月，因为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文协”已迁上海，他遂随之偕家归沪，住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6号。
离渝前，他曾动情地说：“在四川这些年，回忆起来，总算前后办成了《七月》和《希望》，出版了《七月诗丛》和《文丛》”，“也更多地认识和联络了人们”，“为新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事业奋斗着，总算做了一点问心无愧的事情”!“而这些，无一不是与50号的领导与帮助分不开的啊”
[2]（“50号”指周恩来副主席，他当年正住曾家岩50号）!
归沪不久，蒋介石国民党便发动全面内战，上海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中，进步书刊纷纷被查禁，胡风的《希望》和其他出版活动便都随之搁浅。
胡风没有被吓倒，他依旧笔耕不懈，又先后写了《上海是一个海》和《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等20来篇文字。捕杀革命者的“飞行堡垒”不时在窗外啸叫着驰过，他依旧义无反顾地为时代为历史，恪尽着自己的职责。1946年8月，参加中原突围战役到达秦岭的卢甸、李嘉陵，遵照部队安排，化装抵沪，意欲由沪潜往解放区。胡风得悉两人情况与要求后，几次冒险赶至胡绳处汇报、反映，终使两青年通过地下交通线，如愿进入了晋冀鲁豫解放区。
同年深秋，在敌军内部从事革命活动的陈守梅（阿垄），被敌察觉，受着通缉，遂带一批重要军事情报潜至胡风家。胡找有关人员迅速将其情报转交到了中共手里——此前，陈守梅每得情报，也都是由胡风一次次转交上海地下党的。
[3]这年11月上旬，中原突围后坚持大别山箝敌斗争的鄂东独二旅，在无法沟通与上级联系的情况下，派员赴南京找党汇报请示工作。所派干淑斌别无门路，便径往上海胡风处，而后由胡带往南京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之驻地，会见了董必武等，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
[4]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仅一年，便转而使他们自己陷入了“全民的包围中”。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推进，蒋介石政权也愈益强化了在其统治区内的法西斯镇压活动。这使许多活动在国统区的党与非党的进步作家皆相继聚到了香港。聚港作家们因为多把胡风关于文艺创作中的“主观战斗精神”框入哲学概念上的“主观”，所以就都认定胡风理论有悖于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等整风报告的精神。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为了“从原则上”“澄清思想的混乱”
[1]，就趁创办《大众文艺丛刊》的机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一步作了集中而全面的批判。在1948年春问世的《丛刊》创刊号上，头一篇就是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该文强调：当前文艺思想混乱，主要是“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而不是什么“客观主义”或“主观公式主义”
[2]。该刊随之发表了在港党员理论家的一连串文章，如《文艺创作与主观》、《论主观问题》、《评路翎的短篇小说》，等等。
胡风读到这些批判文章后，对于其中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曾喟然叹道：“港方文，突然把历史拉回去十多年”呵![3] 虽然贾植芳提醒他：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前夕”，他们这种大张旗鼓的搞法意味着什么？“要冷静对待”为好，“不可感情用事”；“因为香港那些党内朋友的批评文章”，“不是个别人的作为”呀![4] 然而，胡风毕竟“是一个纯粹的书生”，或者叫“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一个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感”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角色。
[5] 他对来自香港朋友那集中而凌厉的批判，并没有用政治的眼光去作探究，而依然把它看做理论学术上不同观点的驳诘与论辩。
在香港友人们凌厉批判的推动下，胡风经过一番对自己理论认识的系统深化和发展，到这年9月，便开始写开了作为“回答”“香港友人们”的文章《论现实主义的路》。此文对“现实主义”作出了总体性的阐释。其要点是：一，坚持“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强调作家对于人生要有严肃态度，反对人生的“嬉皮笑脸”；二，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要求文学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反对做政治口号传声筒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孤立表面地摹写生活碎片的客观主义；三，认为创作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相生相克的过程，强调作家须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现实，从而写出有血有肉的丰富复杂的“人生”来；四，强调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进步性、革命性及其与人民大众的联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只有在与现实拥抱的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才能达到改造主观世界的目的；五，强调“社会学的评价和美学的评价”相“统一”的文艺批评原则，认为文艺作品的价值是决定于作家的战斗立场和创作方法以及由此所获得的艺术力量
[1]。
他对这些基本观点的阐述，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偏激”、“主观”，或者立论过头或者“尺码不足”
[2]，又有一些对于某些党员作家的不够恭敬。
[3] 还由于“政治化”日烈和“文艺化”日弱的理论氛围，以及宗派主义作祟等原因，他这篇力作的推出，不仅没使自己的理论赢得人们的认可或宽容，而且为自己招致更严厉的批判提供了依据。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又紧接着打响，国民党宁沪杭当局愈发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肆虐搜捕和迫害，胡风的名字也被列进了要予捕杀的名单中。12月初，香港转达周恩来要他北上的“电示”，他遂奉召潜至香港，会同几处知名人士，一道由海路北上，于1949年1月中旬，进入了东北人民解放区——他扑进了“祖国新生的温暖的怀抱里”
[4]!
在抵东北仅二十来天的当月底，前方传来喜讯：北平和平解放! 胡风他们于是又随中央统战部向北平行去。行程中，在石家庄，胡风见到了周恩来! 周嘱咐他：到北平后，要抓紧和周扬、丁玲一起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国统区的文化斗士们即将与解放区的文艺战友们会师，他好不振奋。
然而，文艺界的宗派情结和历史宿怨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自行消灭。不久，一桩桩令人伤神的事儿，便接踵降临到了胡风的面前。
其一是关于组织“新文协”问题，周恩来明明叫他参与研究，可他还未踏进北平，还在向北平行进的路上，人家就已经作出了将原“文协”从上海迁入北平的决定! 好像已根本没有听他意见的必要!
其二，在3月24日“文代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胡风被推举为37名“筹委”之一。不久，在其后的会议上，他又突然被宣布为正待创办的“文联”会刊《文艺报》的三个主编之一。该刊编辑部的班子已基本组成，胡风一概未曾预闻，连对他本人的安排也没人事先给打过招呼，更没人同他商及创办该刊的有关事宜，他几次试着找周扬谈谈，周却忙得很，无暇顾及。如此，他怎能“主编”？
其三是他被指定为国统区文艺工作情况“报告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却多是些与他的看法十分相左的同志。让他参与其间起草报告，他能不发表自己意见？他怎么发表意见？他能抵住众人而坚持写进自己看法？不然，“少数服从多数”，就这么无形妥协退让，他做得到吗？胡风改不了他的倔犟性格，他转不了这个弯! 尽管他满心希望有更多表现血肉人生的作品应运而生，但对这第一次“文化大会”的筹备，以及创办《文艺报》之类，他是再也没有几多热劲了。
人在人生旅途的关键口上，往往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胡风在自己所追求半辈子的新时代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由于断不了既往的思想、思维惯性，居然插进了一层隔膜。
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如期开幕。胡风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议期间产生了“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及其所属的文学、戏剧等各协会，他亦被选作了文联委员和文学家协会常务理事。然而，他殚精竭虑十数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传统相结合而建构的文艺思想理论，以及在这理论指引下所开展的一系列文艺创作实践，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相反，在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茅盾所作的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中，竟专门用上一节文字评论胡风的文艺思想理论，说他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说受他文艺思想理论影响的作家们，“为了使作品‘有力’，就着重去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他们以为作品中愈是显露着作者的强烈的主观，就愈能表现出主题的积极性”，“然而不幸”，“脱离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主题的积极性就无所依附”
[1]。
八
1949年8月初，胡风返归到解放后的上海，回到了久别的妻小身边，参加了上海文代会的筹备工作。过了一个月，他又奉召赶到北平，参加筹备召开新的政协会议和其《共同纲领草案》的研讨、修订工作；而后便在9月21日至30日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其委员；在10月1日参加了人民共和国“扬旗直上玉栏杆”
[1] 的开国大典。
自9月参加“政治协商”以来，那真正“广邀智者成亲者”
[2] 而共商建国方略的政治盛举，使他一扫“文代会”一段罩上心头的阴云，满心欢愉，春风拂拂——他油然生出了党到底还是信任与看重他的幸福之感。他放怀高唱着毛泽东：“好象他双脚踩着一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象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 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好象他在”“向着全世界宣布”：“我是海/ 要容纳应该容纳的一切/ 能澄清应该澄清的一切”
[3]! 他周身涌动着一种澎湃如大江般不可遏制的亢奋，他热情“拥抱”着新的时代，新的开端，新的人物。他因而闻风而动地及时向《解放日报》记者和《人民日报》发表了拥护毛泽东、朱德的新的进军令的讲话，及时赶往华东电台发表了《用文化的力量粉碎侵略战争阴谋》的广播讲话；而且频繁出席了“五四”纪念会、鲁迅纪念会等各种会议，接连往返北师大、北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抗敌剧社、中小学教联筹备会等文化教育机关，发表了一个接一个的讲演、讲话。其后，他还受命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参加了四川巴县的土地改革和上海国棉五厂的“三反”、“五反”运动。除开这些社会活动外，在他尚未搬家到北京而须往返京沪两地的两三年中，又源源推出了诗集《时间开始了》与《为了朝鲜，为了人类》，以及评论集《为了明天》、散文集《从源头到洪流》与《人环二记》、通讯报告文学集《和新人物在一起》等新的著作。
正当胡风兴奋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创作热情至为高涨的时候，麻烦来了!——何其芳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在论析“某种”文艺思想的“倾向”后进而指出：“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4]1950年3月18日、19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陈涌的长篇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和史笃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将“七月”的理论主将阿垄“拖”了出来，指名道姓地斥之推销“艺术即政治”的观点，“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伪造马列主义”，“歪曲、玷污马列主义”
[1]!
到1951年秋冬之交，文艺整风运动由京城推及全国，散居全国的一个个“七月派”成员连连被点名批判。
1952年4月，《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讯》第15期，用发表题为《对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些意见》的“读者来信”的方式，拉开了直攻胡风本人的公开批判序幕。
这时，有位同情胡风遭遇的青年电影编导，将文艺界连年对胡风进行的他“不认为是公正的批评”，向周恩来总理作了反映。周总理沉思片刻，没作正面回答，但明确表示说：“胡风，是我们党的重要的统战对象，应该团结他……”
[2]这时，胡风写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万字长文《学习，为了实践》。文中热忱揭示了毛主席《讲话》的伟大意义，同时也直率地表述了自己对《讲话》精神的理解，说作家的思想改造必须融贯于创作实践的斗争过程中，说公式主义作品是一种失却文艺功能与作用的政治传声筒，说文艺创作不能不把“体验”渗透到作家精神活动，从感觉到逻辑的各个层面，等等。但这篇《学习，为了实践》，没有被发表，说是“内容空泛”
[3]。
正当胡风纠缠于理论“死结”之中时，原以《论主观》惹起祸端的舒芜，在5月25日的《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从后背烧起了攻胡之火；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此文，并在“编者按”里用上了“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
[4] 的称谓。“小集团？ !”胡风私下睥睨说：“不知道。向来个人投稿，不用者甚多，从未开过会……”
[5] 睥睨无益，8月，舒芜接着写出《给路翎的公开信》，进一步对胡风等猛轰了一炮!《文艺报》在发表该文的“编者按”里宣布：胡风“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1]! 接着，9月6日，经两个多月酝酿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讨论会历时半年，“完全是同志们”对胡风“提意见，主要发言人的口气更严厉”
[2]。
配合着讨论的进程，《文艺报》在1月30日和2月15日两期，接连发表了林默涵和何其芳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胡风本人写了一篇《一段时间，几点回忆》的检讨，作了发言，没被通过。在讨论会的最后两次会议上，何其芳更把批判的调门提到了“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
[3]。
不过，在1953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文代会”上，胡风仍然被推选为文联委员和作协常务理事。而且在生活上，胡风一家也终于被允许搬居北京了，工作上则被安排担任了《人民文学》编委。
九
在北京，胡风的那些青年朋友几乎一致认为：他应当上书中央，坦白陈述自己与文艺领导的分歧，以及自己对文艺工作的看法，争取中央出面解决问题。由于这种观点很合典型环境中的胡风的典型心态，他听了，而且在想，并曾征求过吴奚如的意见。吴鼓励他说：“可以的。根据我的了解和经验，毛主席是一位宽宏大量的领袖，能容纳下面任何人的不同意见的!”
[4] 正在这时，参加“胡风讨论会”后赶赴朝鲜战地的路翎，经长期实地体验，回国后写出了受到广泛欢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并且接二连三发表了新作。没料这努力的结果却招来了雷鸣电掣般的批判，其态度之蛮横、用语之粗暴、定性之荒唐，是前所未有的。胡风忍受不了“用党的名义取得”“领导共和国文艺事业的那些人，用自己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步紧一步地活活“闷死”“三十多年以来，新文艺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所积蓄起来的一点有生力量”
[5]! 他平抑不了他那颗满挂着党及党与人民文艺事业的心的急剧跳动。他对他的青年朋友们说：“我和你〔们〕……结伴而行，我们也有小心，也有莽撞。我现在很感慨，像做最后的奋斗似的。但〔若〕结果驳回来，说你反党，如何呢？我们……终于不能顾忌什么了。为了文艺事业的今天和明天，我们的冲击会有所牺牲。唉，中国啊，你生我养我，我要尽我的心和真知作这一奋斗了! 我要奋斗，和我多年的愿望一起，冲出去，哪怕前面是监牢!”
[1]恰在此时，胡风却又看到了2月18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公报，里面严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胡风看到这些论断后，不禁把这段话与周扬等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感觉那硬是专对周扬他们说的一般。他没法透过“公报”文字去察知党的四中全会实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绝密的“底”。在这种鬼使神差的错误基点上，他想到了他那为数不多的见到毛泽东主席的一幕幕情景，想到了毛主席那一次次对鲁迅的评论、赞颂，那一项项驱云逐雾的英明指示、决策。他还想到了周恩来总理。解放后，及至1951年底，周总理还曾经与他长谈五个多小时，推心置腹道：现在中央很忙，主要抓大事，抓经济，抓抗美援朝，来不及抓文艺。“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情况，你可以写个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同时批评他“也有点宗派主义”，“还是要合作，不合作不好”，劝他“要善于与反对自己的人相处”
[2]。胡风想起这些，感到自己迟迟没有全面系统地向党中央反映文艺情况，是一种对党对年轻一代的“负债”!
[3] 他因而于3月开始了至关重大的行动——向党中央撰呈《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陈述一整套新的文艺发展方案! 报告共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约四万字，陈述了作为文艺界领导者的周扬、林默涵等，自1949年以来，如何视胡风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或敌人”，如何对他施加种种排斥与打击。
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问题的说明材料，约十三万字。由于胡风他们长期以来只有“听意见”的份，没有申述自己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权，而庄重的历史责任感又逼着他必须证明自己的正确和周扬等人的不正确。所以，他便在这一部分集中对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他的文章，从立论、论据、论证入手，系统批驳了他们的论点，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一一证明了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恰是林、何他们。胡风痛感几年来由于文艺领导者在思想上日益将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重要题材这五方面认识，分别推到了极端，也就导致了文艺事业的日益衰萎，导致了萧条“危险”的“临头”。这非予紧急纠正不可。他因而刻意将其比作架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突出提了出来。
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约七万字，共列九个问题，包括小宗派、小集团问题、关于舒芜问题、关于阿垄问题、关于路翎问题、关于党性问题。通过列举事实材料，逐项进行了申辩与说明。
第四部分：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约六万字，对作家协会的组成、工作程序、刊物存在方式、戏剧活动的组织，等等，各分细目提出了供中央参考的个人意见。
《报告》长达30万字，是胡风拖着他的朋友们，或通信或交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而完成的。胡风毕竟只是一个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及其疆域的开拓者、维护者，终究没像鲁迅那样成为我们民族的思想家。他把建国前后，他和他的朋友们在理论主张、创作实践以及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所遭到的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完全归咎于周扬几个人的“宗派”与“报复”行为，这本身就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胡风全没察悉自己遭际的深层原委。1954年7月22日，他上呈了他的涉及新中国文艺事业方方面面的长篇《报告》（后被称为胡风《三十万言意见书》）。
同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风作为四川省的人民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参与了我国人民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举等活动。
大会前后，毛泽东阅读了胡风所上呈的《报告》。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等有关人员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28日又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他修改和确定标题而署名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信里批评一些“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文章指斥“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的《文艺报》编者“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
新的批判运动随即开始，矛头直指接连发表批判胡风等人文章的《文艺报》编者。胡风自感他的30万言书已受到了重视，乃重振雄风，在批判中接连慷慨陈词。终于，那个曾经与他“有密切联系”的《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跌落马下。不期，在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刚刚告一段落之后，12月8日，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上，周扬发出了直冲胡风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宣告！ 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的这篇战斗“檄文”!
这时，胡风才猛然醒悟他实际是撞在了什么地方、什么力点之上，真正一个“致命”之处啊! 因此，他以尽可能否定自己的态度，抓紧于1955年1月19日递交了长达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但是，他的自我否定，并不能让事情就此“打住”。第二天即20日，中央宣传部就向中共中央送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借现实主义之名，用“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抹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学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和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反对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否定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形式；断言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夺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报告》强调：胡风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正反映了目前社会上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此要求进行公开的批判。中共中央随即批准了这个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
于是，全国随之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将思想范畴的批判提到了政治批判的高度。
4月13日，舒芜不仅再度于《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一文，而且交出了40年代胡风致他的信函! 接着又遵照文艺界领导人的意图，将这批信函进行了精心摘编与整理，从而为胡风铸出了一副扎实的“镣铐”! 文化部党组将舒芜编辑的这份材料送呈毛泽东主席后，它便随之变成《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由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公之于众，同时附发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于是就跟着来了一场全面搜查与迫交胡风等人私下往来信函的“清查运动”。于是在5月24日和6月10日，就又有加上大量编者按语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接连公之于众；到6月15日，三批材料辑集成书，一并正式定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这样，胡风等同志同文艺界领导在思想理论上的矛盾，竟变成了敌我矛盾。
十
第一批冠以“胡风反党集团”名称的材料公布后，全国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决定逮捕胡风本人及其“集团”的“骨干分子”，时间是1955年5月18日。
比这早两日的16日傍晚，胡风正和梅志等在家吃晚饭，一批人突然降临，将他夫妇分开“谈话”，同时施行大搜查，至凌晨一两点光景，他和梅志两人便被悄悄地分别带离了家中。
18日，即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的同一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排出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通栏大字标题。之后，随着第二、第三两批材料的连续公布，在加速悄悄拘捕的同时，一个“愤怒声讨”的运动便在全国各地展开。据统计，这场“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受触及者共2100人），后被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有23人。
胡风在那个子夜与夫人梅志被从家中分别带出后，即被带进了秦城监狱。他愕然、茫然，“好象突然头朝下脚朝上〔地〕看世界一样”
[1]，觉得天旋地转，如坠云里雾中。“回首忽惊身在锁，怎禁泪滴洒囚衣”
[2]! 他一向把自己当作是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分子，一片耿耿忠心，何来丝毫“反党”“反革命”之念？何来“集团”？他剜心般感伤那些与他休戚相关而被指为“集团分子”的朋友。在写《我的自我批判》时，为免朋友们受累，他把许多问题都扯到了自己名下，“情愿自己一个人上绞架，而不愿他们”为他“陪斩”
[3]。可事到临头，竟依然连累了他们。他酸楚而愧疚，欲哭无泪。
作为“集团”“主犯”的胡风当然更免不了没完没了的受审查、交代。交代什么？他可以不否认周总理所批评的“也有点宗派主义”，可以承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把自己追随革命事业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模糊了这中间的差别”，甚至也可以承认自己犯有“坚持个人主义，与集体不合作”的错误——那份万余字的《自我批判》就已经将自己否定得够多的了! 但人家反复逼他承认1927年在江西写过什么《反共宣传大纲》，哪有此事？他绝食抗议!“只因错把真言发，锁在囚房着黑衣”!“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他巴望“圣旗”逐雾，巴望“阳光滟滟又春时”
[1]! 他忧心思念可怜的子女。尤其是眷恋和抱愧于妻子梅志。为了排遣忧烦的心情和填补生活，在允许看书后的1957年秋，他要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探究起《红楼梦》的创作脉络来了。他将此书反复读过了好几遍。
梅志在那个子夜与胡风离别后，便被带进了北京城内监狱。她也始终坚持没肯承认自己同胡风有什么反党、反革命问题。一关五年零十个月后，到1961年初，因母亲病逝，无人料理后事，她才被开释。之后，她顶着那顶“反革命分子”帽子，以对胡风更加深沉而炽烈的情愫，不懈奔走、呼号，终于在1965年6月，获准前往胡风处探监。同年11月26日，胡风被宣布处以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的判决，于12月30日获准“监外执行”，他“心安理不得”地走出了监狱。
转眼便是1966年! 胡风“监外”生活刚及一个半月的2月15日，便又被令离开北京，由梅志随同到了四川，初由省公安厅派员监护，住成都市内上街村；隔半年，9月8日夜里，忽一下又被武装遣送至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局的苗溪茶场。在茶场期间，他因年高六十有四，又日日迷茫郁闷，身体日见衰弱，以致接连患上了高血压和尿潴留等病症。
1967年初，有关方面遵照上级指示，拿了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给他“学习”，让他“跟上形势”，揭发周扬，立功赎罪。他意识到周扬也已跌入了与他同样的境遇。当他读了姚的文章，竟掷地有声地对茶场干部说：“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在理论问题上，我和周扬有不同看法，但是姚文元的文章，是在胡说八道！”
[2] 就这样，他在苗溪未能待满两月，便又被押返成都收监了。梅志要求同行，未得应允，而被强逼着留在茶场劳动。
胡风孑然蹲在成都看守所三号房中，不能通信，无人探监。有的只是载有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文章的报纸，让“深刻领会”，“写读后感想”；他一概“离题”或干脆置若罔闻。1969年5月，他的14年刑期业已届满，他要求监方按期开释。监方向上报告，江青、姚文元恶狠狠地批示道：“改判无期，关死为止”，“判决书不给本人看，也不许上诉”
[1] ！ 1970年4月，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遵令加判胡风“无期”徒刑，随之押到了大竹县第三监狱。
胡风承受不了这愈来愈重的打击。他在“交代”材料中凛然写道：“人民政府对我的惩处”，是“历史上少见甚至仅见的胜利。然而，这是‘虚胜’，并非‘实胜’”；“罪恶的我‘不齿于人类’，但是，我给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人类丢丑，实际上也是‘虚’丑”——“因为那些‘罪行’不是我实际所有的。原来的历史如果因我改变事实性质和关系，甚至规律，那将是一个空前的‘弥天大谎’!”“我的陈述也许要增加我的罪责，但是到了这最后的一步，我才多少真正体会到了‘对历史负责’要付出怎样不堪设想的代价! 我才知道唯心主义能够在唯物主义的实践热情中发挥怎样不堪设想的可怕之至的作用!”
[2] 他交出这份“交代”之后的8月某日，趁狱内劳动之机，操起一块石头，猛朝自己头部砸下，顿时鲜血淋漓……许是由于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对胡风等人“一个不杀”，以免发生“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的话的缘故吧，人们没让胡风就此死去。然而，他到底由此留下了病症，时常处在自我恐怖的幻觉中，老觉着暗影里有人持枪瞄着他，饭食和药物里都拌有毒剂，因而执拗地不肯睡觉，不肯吃喝，不肯打针服药。对此，监方研究，特将梅志从苗溪调到了胡风身边。她用尽心机、竭尽全力地服侍他、宽慰他、诱导他；任凭他怎样呼吼，怎么打她，她有泪朝肚里咽，坚持饭菜先尝、药物先试，百计千方让他吃饭、服药、睡觉。他的病势因而渐渐轻缓。1974年他断续写出了自传性的系统“材料”，1975年开始默吟诗章。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惊闻噩耗，胡风自感愧对周总理的长期关心、爱护与支持，遂含泪写下了《向总理伏罪》这充满歉疚和自责的文字
[3]。由于周总理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支柱既倒，他渺无期冀，因而不久就出现了精神分裂症，不时处于严重的幻听幻视状态——那幻觉里，老有一个审问组在空中审问他，他便一遍一遍喋喋不休地“交代”自己往事。梅志一遍遍地排解他心中的郁结，劝他：要同生命竞赛，为我们的案子，为众多受株连的朋友们，为我们自己，一定要坚持活下去，要留下我们这个“活口”。
他终于强制着渐渐安定了下来。渐渐，他竟把注意力转到了对《红楼梦》中人物和作者曹雪芹的思索。随后，他又用连环对诗体曲的形式，将自己的思索所得，吟成了长篇组诗《〈石头记〉交响曲》。如果说，在他原来那些评论集中看不到他对于中国古代作品的评价，那么，他为这《交响曲》所写的序文，就正可弥补这一缺憾。序文极口称道说：《红楼梦》是“一部对几千年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意识形态（精神状态）和生活道德（生活风尚），在血肉的风貌上做了你死我活的痛烈的大斗争的作品”；同时称道曹雪芹有“一个重要的道德概念是‘才’，爱才、惜才、重才。和他对立的另一面就是屈才、忌才，使人才能败坏，以至害才”。
[1]在与世隔绝的四分之一世纪里，除严重闹病而外，胡风不断运用默吟默记等方式，进行“心灵劳动”，因而竟共得一百几十万字的成果。除《〈石头记〉交响曲》外，还有：求真歌——古风长短句14节；怀春曲——达220余篇3000来首；过冬草、报春草——近400首；回忆录——关于“三十万言书”、关于三四十年代文艺运动情况，共80来万字。
十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终被重新提了出来。
1979年1月14日，国家公安部致四川公安厅电话通知：原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对胡风所判无期徒刑无效，应即无条件释放胡风。第二日下午，胡风夫妇就由小车接到了成都，并随即被增补为四川政协委员，工作关系落在作协，主要在医院治病养病。胡风虽人在病房，心却在事业。6月，他主动致信北京楼适夷，开门见山，要楼适夷非对冯雪峰作出一个“应有的评价不可”；二是听说要开文代会，这应全盘考虑今后文艺运动的组织形式，成立一个真正民主集中的机构。并说：他正在写“口号问题”的情况，约12万字，不久即可完工，声言“我只是为党尽心而已”，将直接上呈中央
[1]。至8月，他在回复耿庸的信中还说：“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全面评价曹雪芹、鲁迅、路翎、柳青‘用去生命’”；“心有余力，我也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
[2]。
他的名字也在这时开始见诸报端。
1980年3月，经中央决定，他被接到北京就医，先住友谊医院，后住北医三院；1981年5月又被送往上海精神病总院，10月15日初步康复，返归北京。初住文化部借给的临时住所，自1982年7月起定居木樨地24号楼（这是当时分配给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在此期间，在他被从四川接到北京就医后的1980年7月21日，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三家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的报告》，郑重陈述：“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同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76号文件下发了“批转”该复查报告的《通知》，郑重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3]复出工作刚及一年的周扬，亲往医院病榻旁，向胡风送去了这个文件。
两个长时间剑拔弩张的对手，经过或先或后程度不等的劫难，在各顶一头白发时，终于握起了友谊的双手。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激动万分。尽管这份中央文件只是给他们以政治平反，对他还留有江西《反共宣传大纲》问题的历史悬案，在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方面还沿袭了1955年中宣部报告所加给他的诸般指责，但他仍然把它看作是荒漠变作绿洲的春风春雨。他深知，如果不是十年“文革”的灾难教育了党和人民，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复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中国航向，那就势必还须等待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有希望盼到这样的文件。11月15日，胡风带着激动的心情，以《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为题，公开表述了自己的感情与信念：“二十多年来，我与世隔绝，恍如过世之人。……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支撑我活下来的，就是对党的信念。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又全面地检视一切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平的、符合历史的评价。”他依旧三句不离本行：“中国现在的文学是性质极其丰富的，但这种丰富性如不好好对待，也有转化为各种不良倾向的可能。”他想到那些曾经见过及未见过，但都因他的原因而受株连的朋友们，自惭之情占据了整个心灵。但他深知：“这些劫后余生者与死者需要于我的，是鼓起余勇，继续前进!”
[1]1981年10月31日，中国作协主席团恢复了胡风的作协会籍；11月28日，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胡风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与常委；12月23日和1982年6月25日，他又被相继增补为中国作协顾问、全国文联委员。
1983年10月前，出狱后受着内因性精神病症忽好忽坏纠缠的胡风，利用凡可思维的间隙抓紧写作，不仅及早写出了《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等14万余字的文章与材料，及时将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原委及过程细节报呈了中央，而且相继写出了《我的小传》和《关于鲁迅“转变论”的一点意见》等文章。1983年10月起，当病情刚一好转，他愈发进入了更加紧张的写作活动，连续写出了《我所参加的一些中日文化交流》和《〈胡风评论集〉后记》。《后记》长五万余字，系统而凝练地阐释了自己的文艺思想观点。1984年春夏又相继写出了《怀念鲁迅先生》、《我读路翎剧本》等文章。对1954年上“三十万言书”的举动，在回答国内外记者与来访者的询问中，他一再表白：不悔! 同年11月，三联书店出版《胡风杂文集》。在该书卷首的《几点说明》中，他慨然写道：“过去的时代永远过去了，我们应该送别它。过去的时代是过去了，但它还会留下可供参考的教训和可供吸收的感情经验。我们就采取了这样的送别方式。”
遗憾的是，在他的写作活动正达于一个新的旺盛阶段的时候，在他的生命之火正振聋发聩般燃烧的时候，癌细胞这个恶魔却在他的体内繁殖扩散开来! 并且，终因医治无效，而于1985年6月8日16时零5分终止了人生，享年83岁。
在他长辞人世前的3月，他曾应“巴黎图书组织”和瑞士《二十四小时报》两家征文，概述了自己的一生奋斗、一生追求——《我为什么写作》：
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
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
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
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
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容的精神力量而写。胡风去世了。他将他数十年极其执著、坎坷、特殊的人生途程，以及他一路凝血的“千万字文万首诗”，统统无可移易地留给了中国文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类。
他去世当月，国家公安部就对他历史中的遗留问题，进行了慎重复查，认为江西《反共宣传大纲》一事仅属个别人之揭发，“不能成立”，其旧问题则“早已成为不实之词”，应予一并撤销；同年11月，“经中央书记处同意”，该部以公二字〔1985〕第50号文件，向有关部门发送了作出这一撤销的“通报”。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以中办发〔1988〕6号文件下发了《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该《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进一步复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复查结论，决定对中央1980年为胡风平反的文件，作几处重要补正，对原文件在关于“五把刀子”、关于“带小集团性质”的宗派活动、关于其文艺思想和主张的属性这些方面所留与胡风的不妥评断一并撤销，予进一步平反；至于如何认识胡风文艺思想和主张的价值、意义，这“应按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
1986年1月1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举行了有习仲勋、赵朴初、周海婴等五百余人参加的胡风追悼会，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肯定“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胡风同志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值得我们学习。”
[1] 胡风，本姓张，叫“名桢”，1922年以后多以“张光人”为其本名；所用笔名计有谷音、古因、张果、高荒、王炳斋、谷非、K·J、谷风、胡丰等等，“胡风”是他自30年代中期起用得最多的一个主要笔名。
[1] 何定华：《胡风的青少年时期》，湖北大学中文系编《湖北作家论丛》（一），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37页。
[1] 胡风诗《我从田间来》，转引自《胡风评论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419页。
[2] 《胡风评论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51，419页。
[3] 《胡风评论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51，419页。
[4] 《胡风评论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51，419页。
[5] 何定华：《胡风的青少年时期》，《湖北作家论丛》（一），第38—39页。
[1] 《胡风评论集》（下），第376页。
[2] 《胡风评论集》（下），第376页。
[3] 《胡风的诗· 英雄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3月版，第85，97，98页。
[4] 《胡风的诗· 英雄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3月版，第85，97，98页。
[5] 转引自马蹄疾：《血染的足迹》第8节，《鞍山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
[1] 转引自马蹄疾：《血染的足迹》第7节。
[2] 《胡风的诗· 英雄谱》，第87页。
[3] 《胡风的诗· 英雄谱》，第88，98页。
[1] 胡风：《野花与箭· 我从田间来》，转引自马蹄疾：《血染的足迹》第7节。
[1] 《胡风的诗· 英雄谱》，第116页。
[2] “普罗”是法语普罗塔利亚的缩写，即“无产阶级”。
[3] 《胡风的诗· 英雄谱》，第116—117页。
[4] 《胡风晚年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214页。
[5] 胡风：《野花与箭· 仇敌的祭礼》，转引自近藤龙哉（日本）：《胡风研究札记（一）》，《湖北作家论丛》（一），第64—65页。
[6] 转引自陈安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176页。
[1] 近藤龙哉：《胡风研究札记（一）》，《湖北作家论丛》（一），第66页。
[2]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3页。
[1] 近藤龙哉：《胡风研究札记（一）》，《湖北作家论丛》（一），第61页。
[1]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6章，第252页。
[1] 《胡风评论集》（上），第258页。
[2] 《胡风评论集》（上），第4页。
[3] 唐弢：《我观胡风》，1988年10期《新华文摘》，第131页。
[4]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页。
[1] 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晓风编：《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20页；段国超：《左联时期胡风与鲁迅的一段交往》，1985年12月22日《文摘报》。
[2] 《胡风评论集》（上），第265页。
[1] 徐懋庸1936年8月1日致鲁迅信，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26，527页。
[2] 《鲁迅全集》第6卷，第535—536页。
[3]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112页。
[1]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121页，216页。
[2] 胡风：《愿和读者一同成长》，《胡风评论集》（中），第8页。
[1] 梅志：《胡风在武汉》，1987年1期《春秋》。
[2] 《胡风评论集》（中），第290，295页。
[3] 梅志：《胡风在武汉》，1987年第1期《春秋》。
[4]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83页。
[5] 梅志：《胡风在武汉》，1987年第1期《春秋》。
[6] 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我与胡风》，第26页。
[1] 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我与胡风》，第24页；朱微明：《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我与胡风》，第149页—150页；《胡风晚年作品选》，第123页。
[2] 楼适夷：《记胡风》，《我与胡风》，第6页；冯光廉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第130页。
[3]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81—82页。
[4] 梅志：《胡风在武汉》，1987年第1期《春秋》。
[1] 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我与胡风》，第24页；李离：《50年代初期的胡风》，《我与胡风》，第803页。
[2] 梅志：《播火》，《湖北作家论丛》（一），第15页。
[3] 耿庸：《枝蔓丛丛的回忆》，《我与胡风》，第590页。
[4] 化铁：《逆温层下》，《我与胡风》，第706页。
[1] 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25页。
[2] 梅志：《播火》，《湖北作家论丛》（一），第11页。
[3] 《胡风评论集》（中），第7，3，109，28，29页。
[4] 《胡风评论集》（中），第7，3，109，28，29页。
[1]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279页。
[2]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279页。
[1] 贾植芳：《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我与胡风》，第119页。
[2] 《胡风评论集》（中），第410页。
[3] 郭志刚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第64页；李辉：《文坛悲歌》，1988年4期《百花洲》，第27页。
[1]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217页。
[2] 《胡风评论集》（下），第18页，第22—23页。
[3] 《胡风评论集》（下），第405页。
[1] 冯光廉等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第191页。
[2]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274，283页。
[3]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274，283页。
[1] 《胡风评论集》（中），第283—284页。
[2]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第491页。
[3] 罗飞：《真的就是真的》，《我与胡风》，第685—686页。
[4] 李少渝等：《中原突围和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中的张体学》，汪杰编：《张体学在鄂东》，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90页；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我与胡风》第3l 页。
[1] 邵荃麟：《论主观问题》，转引自冯光廉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第192页。
[2] 范际燕：《暖日春时解死结》，《湖北作家论丛》（一），第93页。
[3] 绿原：《胡风和我》，《我与胡风》，第520页。
[4] 贾植芳：《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我与胡风》第124，125页。
[5] 贾植芳：《我和胡风同志相孺以抹的情谊》，《我与胡风》第124，125页。
[1] 参见郭志刚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第63、64页；朱寨1988年7月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座谈会上的发言，《湖北作家论丛》（三），第68页。
[2] 骆宾基：《怀念胡风先生》，198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3] 绿原：《胡风和我》，《我与胡风》，第520页。
[4]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191页。
[1]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华中师院中文系1965年9月编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下），第266，259页。
[1]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192页。
[2]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192页。
[3] 《胡风的诗· 欢乐颂》，第5—7页。
[4] 李辉：《文坛悲歌》，1988年第4期《百花洲》，第30页，第22—23页。
[1] 李辉：《文坛悲歌》，1988年第4期《百花洲》，第30页，第22—23页。
[2] 冯白鲁：《心声回荡》，《我与胡风》，第319页。
[3] 罗飞：《真的就是真的》，《我与胡风》，第683—684页。
[4] 李辉：《文坛悲歌》，1988年4期《百花洲》，第52页。
[5] 胡风：1951年6月13日《致路翎的信》。
[1] 晓风：《胡风年表简编》，1986年4期《新文学史料》，第182页。
[2] 胡风：《30万言书》。
[3] 胡风：《30万言书》。
[4] 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我与胡风》，第29—30页。
[5] 胡风：《30万言书》。
[1]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第496页。
[2] 李辉：《文坛悲歌》，1988年4期《百花洲》，第63页。
[3] 胡风1954年7月7日上呈“30万言书”时所致中央政治局及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的信。
[1] 《胡风的诗· 记刑事》，第246页。
[2] 《胡风的诗· 怀春室杂诗》，第173—174页。
[3] 曾卓：《往事与未来》，《文汇月刊》1988年8期，第48页。
[1] 《胡风的诗· 怀春室杂诗》，第173页。
[2] 徐峰：《胡风在四川狱中》，《春秋》1987年，第2期。
[1] 徐峰：《胡风在四川狱中》，《春秋》1987年，第2期。
[2] 梅志：《胡风传》（续），《文汇月刊》1988年第6期，第54—55页。
[3] 徐峰：《胡风在四川狱中》。
[1] 张国光：《“含悲抒大憾”，“诗心起剑枪”》，《湖北作家论丛》（三），第15，17，24页。
[1] 楼适夷：《记胡风》，《我与胡风》第2—4页。
[2] 耿庸：《枝蔓丛丛忆在觅》，第627页。
[3] 李辉：《文坛悲歌》，1988年4期《百花洲》，第5—6页。
[1] 《胡风晚年作品选》，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