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使何香凝感到由衷的高兴。她渴望着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在东方出现，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还在1945年8月，当何香凝得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便立即驰电毛泽东和蒋介石：“务恳依照总理北上宣言及临终遗训，即行召集各党派代表、各界贤达共商国是，并明令许可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2]，表达了她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国的愿望。为了反对独裁，施行民主的政治纲领，1945年她在八步时，便和陈此生拟定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草案，并第一个签了名。她说：“要搞就是要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3] 按照她主持起草的章程草案，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于1946年4月在广州正式成立。此前，何香凝为方便开展民主运动，于1945年12月底移居香港。1946年秋，“民促”中央机关亦迁往香港。

1946年上半年，何香凝为制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做了大量工作。2月4日，她在政协会议将要闭幕时，呼吁各界人士督促政府实行政协决议，以加速民主政治的实现。同月底，孙科到了香港。何香凝找孙科商谈国是，苦苦相劝，使孙科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大家互让互忍，态度放得和平一点非常必要”^[4]。3月，在纪念孙中山逝世21周年之际，她发表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一文，缅怀孙中山的临终嘱咐，号召国民党人要把“三大政策”发扬光大，对内团结各党派，对外团结各友邦，改善工农的生活，使中国走上富强康庄的大道。她还利用接见记者的机会，痛斥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径，严正指出：“中国只需要复兴工业的机器和工具，只需要救济灾荒的物资，绝不需要帮助中国内战的运兵船舰飞机和武器。”^[1] 她为此还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停止助长中国内战的一切援助措施，恢复中国和平。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由此开始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何香凝立即接见《华商报》记者，发表了以“反对内战”为题的谈话，愤怒谴责蒋介石发动内战、涂炭生灵的罪行。6月30日，她与彭泽民等百余人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颁永久停战之令”，“化干戈为玉帛”，切不可“萁豆相煎”^[2]。7月，她又与彭泽民等44人致电全国同胞，号召大家“一致督促政府，本中山先生之遗教，遵政治协商之决议，立化干戈，与民休息。”^[3]

1946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指使暴徒在重庆打伤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六十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何香凝立即与彭泽民等21人联名发表对李、郭等人的慰问电。同年7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何香凝无限悲愤，与彭泽民等先后驰电李公朴夫人和闻一多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电文指出：“同人等一息尚存，誓与民主逆流特务暴力，奋斗到底，以竟公朴、一多二先生之遗志。”^[4]1947年元旦，她与彭泽民等九人发表通电，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伪国大。电文称：“此次国民大会，其召集既出非法，而代表中国第二大党之中国共产党与第三方面之民主同盟，又未参加，其所通过之宪法，根本已失合法之根据，况其内容非驴非马，既非‘政协宪章’，距民主原则远甚，尤以所谓‘行宪办法’十条，乃预为中国之内战独裁作张本。”^[5] 同年6月17日，她又和李济深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同志书》，历数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八大罪状，然后指出：“今日之独裁派统治区，已成人间地狱”；“今日内战之责任，应由国民党独裁派负之。”^[6]稍后，她还发表了《告全国军政人员书》，为揭露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不遗余力。

蒋介石推行独裁和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残酷现实，使何香凝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她在1947年的一首诗中写道：“香江遥向中原望，力可回天尚有人。”^[1]

同年，她和李济深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他们在发起函中写道：“不久之前，反内战和反饥饿运动，遍及全国各大城市，这事实说明了内战已使民生濒于绝望，民主和平确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但另一方面，独裁政府已颁布其所谓总动员令了；吾人过去希望独裁派回心转意，与各党派合作，至些已悉成泡影。因此，吾人今后惟有倚赖人民自己的力量，以求民主和平之实现。”^[2]

1947年秋，她和李济深联名写密信给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和陈铭枢，要他们速从内地来香港，策划成立组织，与蒋介石所把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限。这时，朱学范自美国旧金山抵达香港，向李济深、何香凝递交了一封冯玉祥的亲笔信，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应该成立一个国民党的革命组织，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内进步同志及早参加到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这一建议正合何香凝等正在酝酿要把在香港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会和其他反蒋力量重新结合起来的愿望。于是，他们抓紧行动，多次在香港坚尼地道召开国民党在港的革命同志碰头会，商量成立新的革命组织。何香凝提出，这个革命组织应该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她坚持一定要冠以“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以团结更多的国民党的同志来参加革命。这一提议得到了一致赞成^[3]。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使民主人士有较多的机会聚谈，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在1947年的秋末，提前一年为何香凝庆祝七十大寿。这天，周恩来、董必武托人送来了大红寿轴，挂在何香凝的客厅正中。在祝寿的宴席上，各民主党派代表讲了话，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庆祝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反攻中取得的胜利。从11月12日起，各民主派连续开会，研究成立“民革”的各项具体问题。何香凝在大会的讲演中宣布：“民革”的奋斗目标是，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她希望大家诚心诚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李济深任主席，何香凝任中央常委。

1948年2月16日，何香凝等42人联名发表了《声援上海抗暴运动宣言》，使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更陷入四面楚歌之中。5月，她和香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8、9月间，在一次“民革”中央常委会上，有人拿出了一篇主张在国共两党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征求意见。何香凝非常明确地表示：这篇文章的主旨悖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所指的路不是革命的道路。在她的坚决抵制下，这篇文章终于未能发表。

11月间，人民解放的战略决战取得重大胜利，蒋家王朝的溃灭已成定局。“民革”中央的谭平山、蔡廷锴和其他民主党派已有不少人先一步到解放区去了，何香凝建议李济深以早走为好。在李济深走后十几天，有一位国民党大员带有白崇禧给李济深的亲笔信到香港，“请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到武汉“主持大计”。何香凝把那位大员训斥了一顿，并责问道：“你们想把李济深弄到武汉去反共吗？”后来，这位大员在革命形势胜利发展和何香凝的教育下，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参加了国共和谈，领衔55位国民党立法委员在港宣布起义，为人民做了好事^[1]。

1949年4月，应中共中央之邀，何香凝在廖梦醒的陪同下，离港抵津，廖承志专程往天津迎接。他们在天津住了两天，全家乘火车前往北平。当火车徐徐开进北平站时，朱德、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热情地迎接。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设宴招待何香凝，对她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6月，何香凝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她以“民革”代表身份，出席了政协会议，入选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并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她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以无比欢愉的心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2]　何香凝：《致蒋介石毛泽东电》，《双清文集》（下卷）第412页。
[3]　陈此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的何香凝革命活动情况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8月1日）。
[4]　赵元浩：《革命者，革命者的母亲》，1946年3月5日广州（国民）杂志。
[1]　《接见〈华商报〉记者的谈话》，《双清文集》（下卷）第430页。
[2]　《致蒋介石电》，《双清文集》（下卷）第436页。
[3]　《致全国同胞电》，《双清文集》（下卷）第445页。
[4]　《致闻一多家属》，《双清文集》（下卷）第441页。
[5]　《致宋庆龄等电》，《双清文集》（下卷）第453页。
[6]　《致海外同胞同志书》，《双清文集》（下卷）第481页。
[1]　何香凝：《闻邻人歌声有感》，《双清文集》（下卷）第491页。
[2]　《与李济深等发起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函》，《双清文集》（下卷）第492页。
[3]　朱学范：《众望所归的引路人——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06页。
[1]　笔者访问梅龚彬的材料及吴茂荪：《深切怀念敬爱的廖夫人》，《回忆与怀念》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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