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悲愤、惆怅心情，1929年7月，何香凝登上上海至香港的轮船，准备取道香港，先到南洋群岛，然后转赴西欧。出国途中，她写了《一九二九年出国途中感怀》的诗作，抒发她此时的心境。

“三民主义今非昔，污吏贪官民怨极。帝国侵凌祸怎消？频年借债如山积。”

“前者牺牲后者继，此后无穷烈士来。花开花落年年在，血冢黄花几度开！ ^[1]”

何香凝在香港没有停留，便携带她的作品，先到菲律宾卖画筹款。不料在马尼拉遭到国民党CC 特务分子的攻击，卖画成绩不佳。她将筹得的十多万元寄回仲恺农工学校，以应该校经费之急需，便离开马尼拉，到碧瑶、新加坡、柔佛、吉隆坡等地，又从吉隆坡乘船经红海、地中海抵达法国马赛，再从马赛乘火车到达巴黎。与她同行的有张发奎夫人刘秀蓉、甘乃光夫人陈杏蓉等。在巴黎火车站，她们受到中国留法学生的热烈欢迎。

何香凝寄居巴黎市郊的里拉顿岛，深居简出，以绘画自遣。她的不少名画，如“红叶雪景”、“红梅菊花”、“青松梅菊”，以及“月虎”、“雪虎”等，都是这时所作。她的画同她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连，交相辉映。那傲雪凌霜、昂首挺拔的松、竹、梅，反映了她的高风亮节；那下山狮、虎的勇猛姿态，体现了她在对敌斗争中刚强不屈的性格。她在一幅菊花与石头的画上所题的诗，表达了她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诗曰：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惟石与菊，天生硬骨。

悠悠清泉，娟娟皓月；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一天，一位名叫韩涵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来探访何香凝，谈话中提及蒋介石托他代为致意问候，并请她回南京去。何香凝托韩转交一首《感怀》诗给蒋介石，表示决绝。

何香凝虽然身在异国，但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局势，关心着受苦受难的同胞。1930年元旦，她和十几个巴黎留学生去“中国饭馆”吃晚饭，当陈杏蓉等扶着她走进餐厅时，大家都站了起来向她敬礼问好。这时，有两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很热情地称她为师母，还表明自己是廖仲恺党代表的学生。她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党代表的学生，党代表是怎么教你们的？今天你们又是怎么干的？党代表教你们残杀工农吗？教你们违反孙总理遗教吗？今天国内在大肆屠杀，高喊‘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人！’这是党代表教你们的吗？你们身为高级军官，既然还记得是党代表的学生，就要按照党代表的教导办事。”一席话说得他们面红耳赤，连连点头称是，恭恭敬敬地把她让到坐椅上。停了一会，她缓和了语气，谆谆嘱咐他们说：“如果你们还记得廖党代表，就要按照孙总理的遗教继续革命。”这两位军官又连声称是，行过军礼后，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1]。

1930年6月，廖承志从德国的汉堡到柏林，又从柏林转抵巴黎，将何香凝接到柏林暂住。见到了久别的爱子，她详细地询问了他在荷兰狱中的情况。对儿子的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柏林，她继续绘画，有时画了山水画之后，留个空白，叫承志在画面上补画个“公仔”（广东方言，指人）。这是自廖仲恺牺牲后他们母子间少有的天伦之乐。7月初，当廖仲恺遇难五周年的忌辰快要来到时，她提起笔来，写了《廖仲恺牺牲纪念日的感想》一文。文章指出：“这几年来，军阀、官僚、政客掌握了政权，他们不但使党离开了民众，而且假借党的名义，摧残农工，屠杀青年，这是我们在各地报纸上随时都可以看见的。”她在痛斥国民党当局的罪行之后，呼吁：“我们追念总理艰难百折的创造了中华民国，我们的血应该留为求中国自由平等而流，应该为打倒帝国主义求民族解放而流。”7月26日，她把这篇文章寄回祖国，《东北工商日报》于8月 25日发表。

1931年9月，何香凝从报纸上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东三省的消息，无比愤怒。她决定回国，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巴黎的留学生们听说她要回国，召开了送别会。当她看到送别的人群中有过去黄埔军校的军人，还有大革命时期在军队中任过职的人，就问他们：“你们究竟什么时候回国呢？”“你们知道祖国目前的形势吗？敌人已经越过边境，正向着祖国的内地进发，我想打破这种危机是爱国军人的职责。可是你们并没有担心祖国安危的想法，还停留在异国，而把保卫祖国的责任推给别人——我感到对你们失望。”^[2] 她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以至没有为给她开送别会的人道谢就回到了旅馆，做出发的准备^[3]。

10月23日，何香凝由巴黎到马赛，登上麦新格将军的轮船，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1]　何香凝：《一九二九年出国途中感怀》，《双清诗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1]　胡兰畦，《回忆何香凝先生》，《回忆与怀念》第193页。
[2]　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回忆与怀念》第105页。
[3]　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回忆与怀念》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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