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9日 阅读：102 评论：0

早在1933年初，何香凝就致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交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之救护工作。3月18日，她接见日日社记者，公开发出“建议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呼吁。她向记者指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们把“精诚团结，共赴国难”高唱入云，只不过是唱唱给别人听而已，并不准备实行。她说，这些政治犯，“多有当年的革命友军及同志者”，“何以有精诚而不得团结，有国难而不许共赴呢？试问中央诸君，有几位不是当年的政治犯”？她尖锐的指出：“若纯就革命立场来判断，则谁为罪犯，是很有问题的了。”^[1]
国民党当局对何香凝关于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建议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将政治迫害加到了她的头上。1933年3月28日下午，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串通公共租界当局，在上海市山西路五福弄8号，以共产党员的“罪名”逮捕了她的爱子廖承志。她得知后，奋力营救，并与国民党上海市当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3月28日下午，廖承志前往山西路五福弄8号开会时，由于叛徒王其良的出卖，继罗登贤、余文化被捕两小时之后被捕的。为了使母亲知道他被捕的消息，他巧妙地在当天夜里使法国巡捕和上海市公安局探员把他押回家中。何香凝在第二天便发出《致全国军事政治长官电》，严正指出：“小儿承志在沪，昨晚被外国捕房拘捕，但未悉拘留何处，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国囹圄，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2] 与此同时，宋庆龄、蔡元培、柳亚子、经亨颐等爱国民主人士，也进行了紧张的营救活动。
3月30日晚9时许，柳亚子来到何香凝家，急匆匆地告诉她：“有消息说，当局即将要转解承志到南京，受特种刑讯。”当时，何香凝正因心脏病复发而卧病在床。听了柳亚子的话，当即决定扶病前往公安局，自请入狱。她不能行动，便叫人用藤椅把她抬上汽车。车子开到公安局，她把藤椅搬出汽车，坐在公安局的院子里。
吴铁城得知何香凝到了公安局，急忙派人出来招呼。那人陪着笑脸说：“廖夫人！吴局长请你入客厅坐。来！请进！”
何香凝说：“我不配入你们的客厅，也不屑入你们的客厅，我就不坐你们的沙发椅，我要坐牢。”那人无可奈何，灰溜溜地进去复命。没多久，吴铁城走出院子，连声说：“廖夫人！进来，进来！有话慢慢坐下来谈么！”她不屑一顾，责问道：“你们为什么要迫害那些无辜的青年？要说骂蒋介石是我骂得最多，你有胆量就把我也抓起来吧！”吴铁城支支吾吾地答道：“岂敢，岂敢！至于承志事，正在调查，会弄清楚的，请放心！”何香凝倏地站了起来，愤怒地斥责道：“吾儿于民国十八年留学德国，攻政治经济，尚未卒业，近因暴日侵凌，国难日急，认为此时应舍身报国，决非枯坐求学时期，遂即愤而返国，计到沪为时仅两星期，余近多病，吾子海外归来，常侍左右，平时常告以其父仲恺先生谋国之忠，殉国之惨，勖其努力党国，勿忝父风，吾子亦能深体此意，刻苦求学。今奉余命去与友人接洽，欲购茶叶，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何罪之有，竟遭你们逮捕，理由何在？”吴铁城生怕事情闹大，不可收拾，急忙回房间打电话给宋子文，报告这一情况。其时，牛惠霖医生正在宋子文家中。他对宋子文说：“前几天我去看过廖夫人，确实心脏严重，若受刺激太大，随时有性命危险。”宋子文考虑到事关重大，便急电蒋介石。蒋介石亦慑于何香凝的崇高威望，怕她真的死在公安局，难以向全国人民交代，只好同意准予保释。那天，柳亚子陪同何香凝在院子里坐到深夜，一直等到吴铁城答复后，才陪送何香凝回家。次日，经何香凝和柳亚子担保，廖承志终于获释^[1]。
就在廖承志被释的第二天，她再次发出“要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呼吁。当廖承志在家里住了几个月，奉中共中央指示要到革命根据地工作时，她不顾在保释廖承志时公安局所作的“不能外出活动”的禁令，积极为之筹款，于1933年8月，送爱子去了川陕苏区。
1934年4月20日，何香凝和宋庆龄等1779人签名，支持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同月，何香凝又与宋庆龄、马相伯等号召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发动各阶层群众参加抗日。8月，在廖仲恺逝世九周年前夕，为了鼓励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为保卫祖国而战，她以师母的特殊身份，发表了《廖仲恺纪念日告黄埔同学书》。在这篇文章中，她回顾了九一八以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四省的“衮衮诸公，不为御侮卫国之行；不抵抗而弃甲曳兵于前，无办法而丧权辱国于后”的史实后，沉痛地说：“廖党代表有知，当然愤痛于九泉”。她呼吁：“请同学要纪念廖先生，应该爱惜自己而爱惜民族国家，须知民族国家危亡之日，正军人流血之时。”号召他们要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战，以实际行动来纪念廖仲恺^[1]。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史称“何梅协定”），使华北名存实亡。消息传来，何香凝十分愤慨。她拿了自己的一条裙子，把她以前写的一首诗抄在上面，托人送给蒋介石，愤怒鞭挞其不抵抗政策。她写道：“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2]
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何香凝立即联络宋庆龄等二十多人，率先响应，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9月，廖仲恺的国葬在南京举行。当何香凝随同廖仲恺的灵柩从广州到达南京时，很多黄埔出身的军人都来迎接灵车。何香凝在火车站对他们的盛意表示感谢之后，接着问：“你们身穿戎装，而现在日祸猖獗，试问你们是卫人呢？还是卫国？”说得这些军人们个个“感极泪下”^[3]。国葬结束后，不少黄埔军校的校友，都劝何香凝留在南京，还集资买了20亩地，准备建一所大房子请她居住。她说：“为国牺牲的，不止廖先生一人，要造房子，不如在廖先生墓侧造平房一所，以便扫墓时避避风雨，个人要一幢大洋房干什么？我没有物质的要求，我所要求的是廖先生的精神，如果能够恢复总理十三年的主张，我当然留在南京，不然，我仍然守节。”^[4] 不久，她还是回了上海。
10月初，上海《申报》印发了敬求当代贤达的传略表格请她填写。她于10月10日按要求填好姓名、籍贯和履历后，抚今追昔，思潮滚滚，又写了一首五言诗：

目睹破河山，
旧事何须说！
今朝比昔年，
愧对先烈血。
历史再重提，
羞向人间列。
富贵非吾愿，
五斗岂腰折。
愿我后来者，
无忘国耻节。
民族将灭亡，
速把雄心决。

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把“反蒋抗日”策略转变为“逼蒋抗日”。何香凝完全赞同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加入了“逼蒋抗日”的战斗行列。同月，她抱病接见记者，针对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和正在与日本谈判的《中日防共合作条约》，愤怒地谴责国民党当局“这种替帝国主义做清道夫”的行为，旗帜鲜明地表明她“坚决反对压迫救国运动，屠杀爱国青年及爱国分子，反对统制文化，压迫舆论”的坚定立场，呼吁国共合作。她声泪俱下地说：“联俄联共是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先总理和廖先生的主张……我们不能做帝国主义的傀儡。”^[1] 这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何香凝被推选为理事。此后，她更加精神抖擞地参与领导全国各界的救国运动。
9月18日，上海各界人士召开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袭击，当场死伤多人。何香凝闻讯，立即与宋庆龄联名发表通电，痛斥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群众的暴行。她还在《救亡情报》上题词，指出：“国破是中国人之中国，凡是国民应迅速起来共同救国，九一八是我们最可耻的纪念日，如对于这国耻纪念要摧残压迫，无异于鼓动国民无耻卖国。”^[2]
“西安事变”后，何香凝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的方针，主张只要蒋介石赞成抗日，就可把他释放。当时，她正患心脏病，经常卧床不起。但是，当宋庆龄前往她的寓所，邀她同往西安，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时，她不顾疾病缠身，欣然同意。后来，由于交通工具不能解决而未成行^[1]。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对日政策和内政方针问题。中共中央为实现抗日大计，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让步。何香凝赞成中共的主张，与宋庆龄、冯玉祥等14人联名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转变立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终于迫使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何香凝与宋庆龄等16人于6月25日上书江苏高等法院，再次提出营救救国会“七君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国入狱运动”。他们发表宣言，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2]。为了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7月初的一天，她和宋庆龄等十余人亲自到苏州，与法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天，他们从上海启程时，酷日当空，天气热得使人难受。到达苏州后，宋庆龄率领大家当即赴江苏高等法院去见院长。院长听说孙夫人、廖夫人都来了，吓得不敢出来，便托辞先派一书记官接待。在大家的强烈抗议下，院长和首席检察官才被迫出见。何香凝、宋庆龄等当即义正词严地提出质问：“如果他们七位因主张抗日救国有罪入狱，则我们十余人亦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七位。”检查官理屈词穷，只好说“救国会本身是无罪的”。当他们一行于当天深夜回到上海后，何香凝又致函宋子文和孙科，逐条批驳国民党当局强加给“七君子”的所谓罪状，并表示：“香凝年近六十，行将就木，何惜残废之躯，如能贡献国家社会，万死不辞。”^[3] 由于他们的坚决斗争，全国舆论的声援，以及时局的急剧变化，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于7月31日宣布“七君子”无罪，予以释放。
这一年的初秋，周恩来到上海；很快约见何香凝，同她谈国内形势，谈抗日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消除她对国家前途的疑虑，大大增强了她斗争的信心^[4]。此前，她还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1]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以及何香凝等各界人士的敦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月22日公布了中共代表于7月间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何香凝闻讯，兴奋得热泪盈眶，立即驰电在陕北的廖承志，勉励他奋勇杀敌。电文曰：“国共团结抗战，对于汝父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执行三大政策之主张实现，为之安慰。汝须努力奋斗御敌，勉为政府抗战后援，以竟汝父遗志。”^[2]

[1]　何香凝：《建议释放全国政治犯——与日日社记者的谈话》，《双清文集》（下卷）第136页。
[2]　1933年3月30日上海《新闻报》。
[1]　关于何香凝营救廖承志的情况，系根据1933年3月29日—4月2日上海《申报》、《新闻报》，以及何香凝：《自传初稿》和笔者1983年9月28日访问廖梦醒的记录。
[1]　何香凝：《廖仲恺纪念日告黄埔同学书》，《双清文集》（下卷）第150页。
[2]　诗作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年何香凝抄诗情况系根据笔者于1985年10月访问现定居美国的廖仲恺第九侄女廖承荔的记录。
[3]　何香凝：《自传初稿》，《双清文集》（下卷）第210页。
[4]　曹国智：《何香凝先生与中国妇女运动》，妇女知识丛书出版社1941年7月版。
[1]　《救国领袖何香凝访问记》，1936年5月6日上海《救亡情报》。
[2]　何香凝题词手迹，1936年9月22日上海《救亡情报》。
[1]　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13页。
[2]　《救国入狱运动宣言》（1937年6月），《双清文集》（下卷）第183—184页。
[3]　何香凝：《致宋子文孙科函》，《双清文集》（下卷）第226页。
[4]　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回忆与怀念》第109页。
[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06页。
[2]　何香凝：《致廖承志电》（1937年9月26日），《双清文集》（下卷）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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