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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9日 阅读:162 评论:0

还在国民党一大前,何香凝就参与了三大政策的谋议工作。她虽然不是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委员,但曾亲耳听到孙中山批驳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张继等人的谈话:“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2] 因此,她对孙中山、廖仲恺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苦心,以及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尖锐性,体会深刻,对孙中山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是热诚拥护。在她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兼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期间,蔡畅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当干事,邓颖超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任秘书长;还有一批女共产党员,如向警予、夏征云、高恬波、谭竹山、区梦觉等,都分别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或广东的妇女团体任职。
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平病重,何香凝于1月4日前往侍病。3月 11日下午,孙中山在弥留之际,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连喊三声:“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何香凝掩泪表示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1]3月12日,孙中山溘然长逝。何香凝在北平积极协助孙夫人料理丧事;4月底又陪同孙夫人到南京勘察墓地后去上海。在上海小住几天,便返回广州。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对准坚持三大政策的廖仲恺。何香凝坚决支持她的丈夫为捍卫三大政策所进行的斗争。 1925年8月20日,何香凝偕廖仲恺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今广州市越秀南路93号)开会,廖仲恺被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收买的凶手所杀害。当时,子弹从她的头顶呼啸而过,她也险些丧生。廖仲恺遇难后,她悲愤至极,同时,也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关怀和慰问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她把“精神不死”四个大字,贴在自家的门口,表示要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不久,她又激昂地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2]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何香凝以中央妇女部部长身份,出席了大会。在大会上,她针对“西山会议派”背叛三大政策的罪恶行径,发表《廖仲恺遇害事略及其感想》的讲话,回顾廖仲恺协助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的艰难历程,及其为此而献身的事实,号召国民党人要继承孙中山、廖仲恺的遗志,真诚地“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3]。在这次大会上,她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继续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住宅,并逮捕了共产党员李之龙等人。何香凝闻讯,甚为激愤。她觉得应该肩负起死者的责任,澄清事实,解救对苏联友人的包围,才对得起孙中山和廖仲恺。当时全市武装戒严,市内交通断绝,她在没有口令的情况下,冲破重重阻挠,几次以大义和真理说通了岗哨的盘问,在钱局(即旧造币厂)找到了蒋介石。她含泪痛骂说:“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你不想想,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只有苏联,才可以帮助打通中国将来革命的出路前途,你昨夜那样对待苏联人,太背信弃义了。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1] 蒋介石听后,马上打电话,“命令包围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宅的军队全部撤退。”[2] 从这时起,何香凝已经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预见到蒋介石日后必然走上背叛三大政策的道路。每当夜深人静,月光如水之时,她静卧窗前,引起了阵阵忧思,既哀悼死者,又忧虑将来,辗转反侧,不能入眠。3月23日这天晚上,她照样睡不着,索性坐起来,走到书桌前,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借以抒发自己忧愤的心情。


辗转兰床独抱衾,
起来重读柏舟吟。
月明霜冷人何处?
影薄灯残夜自深。
入梦相逢知不易,
返魂无术恨难禁。
哀思惟奋酬君愿,
 报国何时尽此心?[3]



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公开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何香凝严正地指出,这个提案是违背孙中山的真意的,“是孙中山的不肖之党徒为达到其利己主义的目的”而采取的“反共、反对联俄,给工人、农民带来不利”的行为[4]。由于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占优势,这样的提案竟然通过了,何香凝气得拍案顿足,怒不可遏。同年秋,北伐进军开始。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誓师仪式。何香凝发表了演讲,她说:“今日蒋先生带兵北伐,希望蒋先生能坚守孙先生临终改组国民党,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的主张,要这样,我们在今晚北伐誓师,才有意义,才可以对得起孙先生。”[5]
不久,北伐军在攻克两湖、江西等地后,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1月,她偕鲍罗廷夫人、彭泽民夫妇,以及她的女儿梦醒等,从广州乘火车到韶关,然后从韶关坐船到南雄,乘轿子过梅岭到大庾,再从大庾乘坐小船,经赣州、吉安到了南昌,受到蒋介石的欢迎和招待。因南昌天气寒冷,她得肺炎病倒了。蒋介石留她住在南昌,叫陈洁如( 蒋当时的“妻子”)每天带着食品去探望。她怀疑这些食品中有毒药,等陈走后便叫警卫员全倒掉了。后来她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我在南昌肺炎病发,日夕卧床。蒋介石当时在南昌设下总司令部,就常来劝我留在南昌。我对蒋在当时敢于歧视革命分子,甚至枪杀革命分子的叛行,表示十分不满,就与他争吵过几次,最后还坚决扶病到武汉去了。”[1]
同年12月,她到达武汉时,看到国共团结合作,人民热烈拥护,她自己也深受鼓舞。1927年3月,她和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等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并在会后发表了对全体国民党员的训令和对全国人民的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要扶助农工运动,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何香凝闻讯,无比愤怒。就在政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她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开的大会上,发表了《蒋介石是反革命派》的著名演说。她指出:“廖先生时常说,反农工即反革命,现在蒋介石居然反农工了,居然反革命了。我在庐山时,曾对蒋介石说,将来总司令部门前一定有很多反农工反共产的人来保护,须知廖先生即为扶植农工运动而死,你千万勿被他们利用。现在蒋介石却公然摧残工农了,我们怎样对付呢?就只有照廖先生说的话,打倒这些反革命派。”[2] 与此同时,她写信到各处去保释被捕的人员。4月22日,她和宋庆龄等40名中央委员、国府委员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7月初,汪精卫步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尘,在一次会上公开提出“国共分家”。她和彭泽民、谭平山、陈友仁、邓演达、徐季龙、经亨颐、陈其瑗等人极力反对。但由于与会的国民党左派人数过少,汪精卫的提案被通过。她当即提议:“政府下令军警,对留在武汉的共产党员及工农群众的生命安全,要加意保护,不得肆意残害。因当时共产党员和工农青年加入国民党,都是仲恺奉孙先生之命,欢迎他们加入的。自从他们加入国民党后,党务蓬勃发展,我们饮水思源,要纪念孙先生临终的耿耿之遗志,不要背信弃义。”[1] 她的这一提议虽得到了通过,但汪精卫阳奉阴违,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逮捕和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她愤然地把汪精卫等人“责骂了一顿,然后带了一个随身卫士就到庐山去了”[2]
何香凝在庐山期间,“清党”也清到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头上。当她得知陆晶清等人被关在中央妇女部的宿舍时,便叫人买了到上海的船票,托人送给她们,让她们脱离虎口,乘船去了上海。稍后,又有人报告说:“胡兰畦是共产党。”何香凝说:“她的所作所为,都是遵照孙总理的遗教的,没有什么不对。”后来,又有人说妇女部这个是“共党”,那个是“准共”时,她气愤极了,写了一张条子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出:“我是妇女部长,若认为妇女部人都是‘共党’和‘准共’,我是她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要难为她们。”[3]
为了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何香凝被列名为起义后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10月,她为选择廖仲恺墓地前往南京。这时,南京已经成立了反苏反共的“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她一到达,说客就纷至沓来,于右任、谭延闿等十多人先后请她参加。她说:“革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不参加,你们淘汰我好了。”不久,陈立夫打电话,说要来看她。为了躲避他们讨厌的纠缠,她离开住所,上了紫金山。在紫金山上,她眺望郊外的景色,浮思联翩,感慨万千,孙中山临终时“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喊言犹在耳,惠州会馆门前刺杀廖仲恺的凄厉枪声仍然回响脑际,黄浦滩上、武汉三镇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的斑斑血迹展现眼前……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悲愤地吟道:



紫金山上中山月,
照着中华烈士血,
烈士之血为谁流?
如斯代价空磨灭。
月也无光一息间,
新鬼烦怨旧鬼说:
长谈惨恸江海中,
波涛忽震河山裂。
我向阴魂慰两声,
君等怨仇必能雪。
请看今日众苍生,
革命高潮如火热。
众志成城不可摧,
弃之却之终自绝。
回头忽见月重明,
  波涛声渺阴声歇。[1]



何香凝在南京作短暂停留后,为解决仲恺农工学校的经费和保释广州被捕的共产党员,又赶赴广州。她在广州住了约半个月,然后来到上海。11月,蒋介石派人请她做他和宋美龄结婚的证婚人。因她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不满,严词予以拒绝。
1928年初,蒋介石派朱霁青来上海,请何香凝到南京去。何香凝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劝诫蒋介石的机会,便不顾在港母亲的病危,毅然带了刘天素和罗衡作随员同往。到了南京后,她被安排住在牛皮巷军委会招待所中一栋中西合璧式住房里。有一天,宋美龄带着礼品来看她,谈了不到20分钟,就被她高声训斥起来。当宋美龄红着脸走出来时,她还跟着出来继续训斥。过了几天,蒋介石亲自来了。他穿着全副军装,显得很神气的样子。但也是没谈多久,就遭到她的高声训斥。讲到激动时,她还不停地拍桌子。蒋介石倒沉得住气,走到客厅时转过身来,脚跟一碰,挺直腰板,举手对何香凝行了个军礼,悻然离去。她余怒未消,对着蒋离去的背影,依然数落了好一阵。这次劝告未能奏效,几天以后她便回到了上海[2]
1928年2月1日至7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何香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她提交了改善民众运动、切实扶助农工等包括七个方面内容的提案,指出:“农工占我全国人口十分之八九,其所受之压迫与痛苦独深。如农工之痛苦一日不解除,即革命一日无成功之望。”“故本党对于切实扶助农工一节,亦为目前刻不容缓之要图。”[1] 同年12月,在国民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她公开谴责最高执政当局说:“孙中山先生临终在遗嘱和给苏联的遗书上签字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我们旁边,四面都是敌人,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与苏联友好,联合抵抗帝国主义’。座中诸君,还有十六七人都是亲耳听到过这话的。在孙先生临终前,我既然答应过他,矢志遵守改组国民党的主张,遵守三大政策,联合苏联,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而且仲恺也曾为此付出了生命。我现在身负两大重责,我绝不能违背他们的遗志。你们这样反苏反共,我要辞去国民党内一切的职务,我要继续与共产党、苏联人来往,国民党的法律不能制裁我,我是遵守总理的遗言,蒋介石也无权制裁我,你们反苏反共是你们的事。”[2] 此后,她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任何会议,也不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一文钱津贴,靠绘画、卖画为生,过着清贫的生活。后来,汪精卫、陈公博来请她参加国民党改组同志会,邓演达请她参加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都被她拒绝了。虽然如此,何香凝仍然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1929年3月,在蒋介石的把持下,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动决议。何香凝得知后,立即发表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践踏民主,违背孙中山遗嘱的行径。电文指出:“此次南党决议,无非欲迸绝群众及青年革命分子,以遂少数私人霸占党权之野心,群情惶骇,纷起反对”,“务请克日将前此决议取消”[3],揭露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
蒋介石独裁政权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29年夏,竟然停拨了为纪念廖仲恺而创办的仲恺农工学校的经费。何香凝为了使这所学校能够办下去,以纪念廖仲恺爱护农工的志愿,同时也为了表明她彻底与国民党反革命派决裂,她决定出国,为仲恺农工学校筹集经费。

[2] 何香凝:《我的回忆》,《双清文集》(下卷)第937页。
[1] 何香凝:《我的回忆》,《双清文集》(下卷)第945页。
[2] 何香凝:《在粤军追悼廖仲恺陈秋霖大会上的演说》,《双清文集》(下卷)第15页。
[3] 何香凝:《廖仲恺遇害事略及其感想——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双清文集》(下卷)第29页。
[1] 何香凝:《自传初稿》,《双清文集》(下卷)第203页。
[2] 何香凝:《自传初稿》,《双清文集》(下卷)第203页。
[3] 何香凝:《有感》,《双清文集》(下卷)第39页。
[4] 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回忆与怀念》第94页。
[5] 何香凝:《自传初稿》,《双清文集》(下卷)第204页。
[1] 何香凝:《自传初稿》,《双清文集》(下卷)第204页。
[2] 何香凝:《蒋介石是反革命派》,《双清文集》(下卷)第64页。
[1] 何香凝:《自传初稿》,《双清文集》(下卷)第205页。
[2] 何香凝:《自传初稿》,《双清文集》(下卷)第205页。
[3] 陆晶清:《在何香凝先生身边》,《回忆与怀念》第205页。
[1] 何香凝:《自传初稿》,《双清文集》(下卷)第206页。
[2] 刘天素:《良师、慈母——回忆在何香凝先生身边的日子》,《回忆与怀念》第180—181页。
[1] 何香凝:《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的提案》,《双清文集》(下卷)第89—90页。
[2] 何香凝:《自传初稿),《双清文集》(下卷)第206页。
[3] 何香凝:《反对伪三全大会通电》,影印件藏广州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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