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汉斯·希伯（Hans Shipe），德国共产党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积极宣传者。他为实地考察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曾先后两次来华，参加过北伐军，访问过延安，到过皖南、苏北。1941年9月到山东，随八路军一一五师活动，11月底参加大青年战斗，英勇牺牲，时年44岁。
一
汉斯·希伯，1897年出生于克拉科夫（KRAKAW，原属奥地利，现属波兰）。在波兰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去德国，上过大学，后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在报社当过记者，以海因兹·英勒（Heinz Moiler）的笔名撰写文章，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
希伯很早就关心远东和中国问题。1926年他来到上海，深入地调查过“五卅”惨案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后去广州参加了北伐军。自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部政治部工作，与国际工人支援组织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弗里德里克·利亨哈德（FriedrichLienhard）一起，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中国通讯》
[1] 的编辑。希伯在《中国通讯》上所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他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国民政府各部的主要代表协商后写成的，其内容是向国内外宣传国民革命军领导集团的主张。为了考察了解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他曾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几位中国同事交换意见。同时，他还以很大精力，着手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论述中国和远东问题的著作，可惜这项工作未能完成。后来，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的主张，《中国通讯》不能继续出版，希伯遂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正式声明，他已不能把国民党的观点和他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了。
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希伯回到欧洲，汇集了他在华撰写的文章和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农民协会、工会的声明等，用德文编成《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以“亚细亚人”（Asimicus）的笔名，于1928年2月1日在柏林出版。希伯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和自己的看法。他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般问题谈起，逐步深入地描写在革命斗争中各阶级、各阶层之间愈益尖锐的矛盾，指出帝国主义及其同伙——半封建阶层、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本性，探讨了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对下一阶段的革命提出了展望。这本书中，还附录了他描述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几篇文章。他指出：“随着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背叛，实际上国民革命的准备阶段已告结束。根据国民革命本身的经验，国民党和资产阶级领导者的假革命的词句揭露无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以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已经由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把它推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阶段。”他强调说：“中国革命在继续，在战斗。中国几亿人民的胜利不会因暂时的挫折而逆转。中国革命已经构成为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进行斗争的新篇章。除俄国革命以外，中国革命是现代史最伟大的和最有意义的事件。”因此，他宣布：“这本书献给这次革命及其英勇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编写《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的过程中，希伯曾召开过中国问题讨论会。他有声有色的演说，赢得了很多听众。该书出版以后，他还召开了一些讨论会。
1931年4月，德国周刊《世界舞台》第17期上发表了希伯（署名亚细亚人）撰写的《中国之谜》。这篇文章指出：还在几百年前，“中国之谜”就“列入了欧美扩张的日程。”后来，这个谜让人用鸦片和军舰揭开了，致使中国成为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的角斗场所，以致至今中国的革命因他们插手而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豢养的学者们又发现了另一个谜——中国人种是天生的“劣等”。他们以为，中国人只有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监护下才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希伯愤慨地说：“这是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谎言。”他在文章的末尾明确指出：“‘中国之谜’正在陈述自己的谜底，而揭谜之时，正是敲响帝国主义丧钟之日。”
“九一八”事变后，希伯为《世界舞台》撰文，揭露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得势过程，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他于1937年秋再次从德国来到中国，在上海定居。不久，他的夫人秋迪女士也来到中国。同年12月，希伯撰写了《殖民地中国》一文
[1]。他首先引用孙中山说过的话：“中国成为次殖民地的情况比成为殖民地还要糟糕。因为，它不是由一个列强，而是由几个列强统治；表面上它是独立的，实际上是全世界的殖民地。”接着指出：“无论是特殊势力范围，还是门户开放；无论是日本、英国，还是美国的什么政策，其最终目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拼命地争夺势力范围，是要将中国肢解成几个殖民地。”“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能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机器和军队，就能够保住边疆地区和那里的原料与贸易市场。正因为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没有实现这些先决条件，就决定了边疆地区和满洲的命运都无可挽回；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将使中国象蛋糕一样，一块又一块地被人切掉”，“最后只能使中国成为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殖民地。南京政府在这种局势下却在进行反对革命工农的战争，而工农曾经帮助它取得政权，现在为谋求自己的生存在继续斗争。实际上，他们始终是为了求得中国的解放而斗争。”
1934年，希伯离开上海，从海参崴途经苏联去欧洲，在巴黎呆过一个时期。半年后，他又回到中国。1935年10月，希伯撰写了《瓜分中国财政的利刃》一文
[1]，指出：“当日本开始对中国东北和华北进行征战时，英国、美国都不愿意采取直接行动反对日本；但是，它们都愿意继续玩弄控制中国财政的老把戏，主要是通过贷款来实现的。其实，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仅仅是同一事物不同的两个方面。”他说：“帝国主义认为，在这种时刻给予贷款，是确保其旧日的投资并加紧控制中国的最好的方法。”
希伯把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中国反动当局出卖本国利益的情况公诸于世，其目的是为了唤起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
1937年6月22日，在北平出版的《民主》半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希伯撰写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孙中山革命的后期主张和苏联合作，是想学习他们如何成功地消灭了封建残余以及如何战胜沙皇的专制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文章最后他强调说：“中国的解放要获得最后成功，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日益强大的反帝运动。”
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希伯正在上海。他非常关心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注视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他看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战，心情无比激动，便不辞辛劳和危险，奔波于前线和后方，痛斥日寇的侵华罪行，并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在上海、香港听到一些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和实行民主政治的消息，但从未见到国民党官方通讯社发表过这类新闻，感到这是极大不公。为了如实地报道中国人民怎样坚持抗战、怎样获得胜利，他决心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1938年春，希伯来到武汉，又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毛泽东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还对他赞扬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斗争很成功的著作之一，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在谈到希伯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对《西行漫记》的评论文章时，毛泽东说，斯诺已经真实地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英勇奋战的情况，并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不应该对他的作品求全责备。希伯感到毛泽东的谈话使他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对他的教育也深刻
[1]。
希伯在延安期间，还访问了许多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参加了一些集会和活动。他对中国共产党真诚无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衷心拥护，对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给予高度赞扬，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1939年2、3月间，希伯与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敦等，由新四军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陪同，从上海到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等同志。3月7日，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礼堂，向驻云岭的排以上干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要把反对妥协投降危险作为当时的首要任务。希伯参加了这次集会，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并作了记录。3月14日，新四军军部欢迎周恩来西上，希伯应邀参加了合影。此外，在新四军卫生部的房前，他曾与陈毅、粟裕、史沫特莱、贝尔敦合影留念。
同年4月，希伯在《美亚评论》上发表了他在新四军军部撰写的《长江三角洲游击战》一文。文中说：中国政府和军队从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撤退，日本人得意洋洋，认为这个地区即将变成日本的后方基地和交通区，他们就可以依靠这里进入中国内地进行长期作战。可是，在1938年年中，叶挺和项英指挥的新四军奉命开到前线以后，长江下游地区便广泛地开展起游击战，对日本的交通造成重大的威胁。“新四军已经成功地在日本占领的那个很重要的扇形地区，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已经建立起一个与八路军相似的、平行的游击战场。”新四军模范地执行纪律，作战无比英勇，不怕牺牲，并扎扎实实地为加强统一战线而工作，以致“在执行中央的任务、武装自己以及取得人民的支持这几个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同时，“新四军在它控制的地区内教会人民如何孤立和打击敌人，如何保卫他们的家乡和妻子，如何在日本士兵和伪军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文章最后说：“新四军已经超出了游击战的形式，并在较大的范围内向正规战过渡。运动战与广泛的游击战相结合，为了民族生存而进行的全民动员和全民武装，都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
同年6月，希伯在《美亚评论》上又发表了《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报道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报告的要点。
希伯在这篇报道中，向世界人民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持久抗战，一定会夺得最后的胜利。
1940年11月底，希伯在上海撰写了《法西斯轴心国同中国统一战线的较量》
[1] 一文，指出：“德、意、日轴心国在远东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破坏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离间国共合作，煽动中国内战，希望通过这条途径，把日本侵略战争的财力、人力解脱出来，用于别处的战争。”为此，日本已经向重庆提出了迫降的“和平”倡议。“这些和平倡议，在重庆政府的高级阶层得到良好反应。在国民党中央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中都有主和派，或称主降派。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有中国‘贝当’
[2] 将军的绰号，而中国的‘赖伐尔’
[3] 则仍在南京隐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轴心国的‘和平攻势’下，重庆政府已任命汤恩伯为二十多万‘绥靖’军最高统帅，而且已经命令他率领部队全面包围了新四军。”为此，文章要求国民党当局“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对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并指出：“只有靠团结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懈奋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希伯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蒋介石政府阴谋为轴心国效劳，不遗余力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内战，为投降日寇开辟道路的行径；颂扬了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同轴心国的罪恶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事迹，如实地反映了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
1940年12月，希伯在《美亚评论》上发表了《美国会从慕尼黑事件接受教训吗》一文，指出：“慕尼黑”是同盟国想使侵略者掉转枪口反对苏联的一个阴谋。为此目的，捷克被当作一份礼物送给了德国。自 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以来，英美的远东政策就有同样的目的。基于这个判断，在远东不仅已经有了一个“慕尼黑”，而且还是长期的“慕尼黑”，它是要把中国作为牺牲品，也是把苏联作为预定攻击目标的。
在这里，希伯向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抨击了英国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美国政府的不干涉政策，呼吁英美苏中结成联合阵线，抗击侵略者。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希伯非常气愤。他在3月出版的《美亚评论》上发表了《叶挺将军传》，尖锐指出：“中央政府完成了日本军队想做而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即消灭了长江以南在南京和芜湖一带的新四军成功的建立起来并正在坚持的游击根据地。”“叶挺将军被囚禁，日本人拍手称快，还说这是重庆、南京和东京之间‘合作’的开始。……这恰恰表明了中央政府把叶挺将军称为‘叛逆’是一派胡言。”接着，希伯用1939年访问新四军时叶挺将军自述的历史，论述了他“是一位争取中国的民族自由和民主进步事业的忠诚战士。”同时指出：“进攻他的部队并逮捕了他，只能解释为国民党的反动领导者，蓄意破坏统一战线并扼杀中国人民所迫切要求的民主。”希伯呼吁：“立即释放叶挺，并停止对新四军与八路军的一切进攻，这是继续抗日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首要条件！”
希伯在向世界人民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政府袭击新四军、与敌伪搞合流的罪行之后，又写了《中国的内战磨擦有助于日本》一文，发表在 1941年5月出版的《美亚评论》上。他在这篇文章中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会议上就“皖南事变”发表了一篇讲话，总的意思就是：“国民党决不同共产党在政治方面妥协，进一步的‘镇压’措施指日可待。”但实际情况是，新四军虽然被宣布“解散”，但它仍在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击垮了从重庆投向南京的李长江部队，收复了长江以北的海安、东台两个地区。由此可见，“日本和南京都那样急切地鼓励重庆政府进行反共活动，主要是新四军在长江下游敌占区所组织和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仍然是日本巩固其统治的主要障碍。”希伯进一步提出：“必须强调的是，重庆政府对新四军的进攻和不断地分裂长江下游的人民抗日力量，正中日本人的下怀。而且，日本人扩大反共运动的希望，也已经如愿以偿了。据报告，中央政府的军队正往华北八路军游击区集结，并且已对八路军支队发动了进攻。”他说，蒋介石曾不断发表讲话，声称：在抗日战争中途妥协意味着受奴役，必须对抗日战争进行政治总动员，以便砍断敌人的另一只魔爪——引诱我们接受“和平”的政治阴谋
[1]。事实上，“重庆不但不砍断‘魔爪’，现在反而使日本人相信其政治阴谋将会是成功的。他们‘反共活动的一致努力’，最终将使整个国民党中国置于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希伯在他的文章中，向世界人民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在“皖南事变”后编造的种种谎言，痛斥了蒋介石政府不顾中华民族的危亡，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种种罪行。这些文章对各国人民认识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救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
1941年5月，希伯以记者的身份，和夫人秋迪女士一起，携带打字机，从上海乘船到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秋迪作为他的助手，同他一起到过盐城、阜宁，会见了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和粟裕等同志。在采访中，希伯亲眼看到苏北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受到很大鼓舞。
6月下旬的一天，希伯在新四军军部获悉：德国法西斯6月22日背信弃义向苏联进攻。第二天，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邀请希伯到总部，听取他对欧洲和苏联问题的见解。他很高兴地和刘少奇进行了长谈。
希伯在苏北期间，参观访问，参加集会，发表演说，进行写作，工作十分繁忙。仅仅几个月，他就撰写了一部约八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还撰写了《重访新四军占领区》和《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两篇报道，分别刊登在同年9月10日出版的《美亚评论》上。
希伯在《重访新四军占领区》这篇报道中说：重庆政府从1941年1月正式“解散”新四军以来，一再说这支军队“不存在了”。实际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几乎包括江苏的全部农村，安徽省的大部，河南省的一部和湖北省的大约一半。在这四个省的新四军，正在6300多万人口的 147个县的地区内，同日本侵略者和南京的伪军进行战斗。“新四军的现任指挥陈毅将军说：我们采取的变敌人的占领区为我们的前线的政策，迫使日本人在占领区里只能收缩到一些点和线里。我们的这个政策，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现在敌人占领的线也不可靠了，我们已经收复了广大的农村。”希伯还兴奋地说：“在日本战线后面整个长江下游流域，各方面的情况使我得到一个印象：新四军是抵抗日本侵略、最得人心的中国军队。不论是这个地区日本交通线内的中国人民，还是交通线外和尚未沦陷地区的人民，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称赞这支军队，并把它作为中国打败日本侵略的英雄的象征，且引以自豪。毫不夸张地说，一亿以上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新四军是忠实于统一战线事业的，是关心、教育和引导人民的。这支军队是在克服了衣着、住房和军事装备等方面严重不足的困难后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又说：“当国民党诬蔑这支军队‘不存在’并迫使它的总部转移到江北的根据地时，整个国民党人都应该仔细考虑一下，他们在这个地区的人民中丧失了威信，也在全国人民中丧失了威信，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希伯无限感慨地说：“新四军号召实现国内和平，拯救抗日组织，来作为对皖南事变的回答。他们在为统一战线所作的斗争中，赢得了长江下游流域的中国人民强有力的支持。”
希伯的《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着重介绍了新四军领导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人民参议会和减租减息的状况。他说：“这种新的政策，是由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工人、农民、商人和地主所组成的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凡对以上两个基本目标没有敌意的所有党派来参加这种政府，都受到鼓励。”“人民参议会是个咨询机关，协助各级行政机构进行工作。它是各党派群众团体、地主、绅土、宗教界等各方面的代表所组成。”文章最后指出：在日本战线后面的长江下游流域，广大人民在新四军的领导下，正在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通过这次苏北访问，更加深了希伯对中国军民在敌后抗战的了解。他决定继续北上，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采访。新四军领导同志告诉他，去山东敌后路途艰险，劝他暂缓此行。他却十分恳切地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里从来没有外国记者去过，需要我去！许多问题，我到那里才能找到答案！“当时，希伯和秋迪商量，决定由秋迪尽快把他新写的文章从上海寄往外国发表。于是，他们就此分手，秋迪由新四军派员护送回上海；希伯则继续北上。他晚行晓宿，越过古运河，跨过陇海路，终于顺利到达山东解放区。
1941年9月12日，希伯到达滨海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受到师首长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他高兴地说：“能和山东军民会见是很荣幸的！是战友的会见，亲人的会见。”9月25日，山东《大众日报》曾以《德籍作家希伯到鲁南，各界筹备欢迎》为题刊登了消息。消息说：“在抗战后，外国记者来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人。”
希伯一到滨海，立即访问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省战工会
[1]、八路军山东纵队负责人黎玉等。由于他对中国情况早有研究，所以提出的问题扼要、中肯、深刻。他还访问了很多地方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参加了一些集会，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情接待。希伯是一个埋头工作不知疲倦的人。他白天采访，晚上写作，夜阑人静时，人们还常常听到他的打字机“嗒嗒”的响声。
10月4日傍晚，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各界，为希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省文协凌青代表各界用英语致欢迎词，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代表刘子超、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代表陈明等相继讲话。最后，希伯致答词。他激动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回顾了十余年来同中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的历程，恳切要求大家给他提供各种研究材料，以便完成他采访“抗日的山东”这个重要任务。他把这次到苏北和山东敌后的访问，称为“生平最好的一次旅行”，并表示“一定要把亲自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他还深有体会地说：“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在怎样英勇地和他们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坚持搏斗，谁就一定要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方来！”他的话博得听众的热烈的掌声
[2]。
希伯在滨海区住了不到两个月，先后写出一篇通讯——《在日本占领区的旅行》和两份长篇报告——《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此外，他还用新获得的材料，修改、充实了在苏北时撰写的书稿——《中国团结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些文稿中，他鲜明地表示：“如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一切反八路军反新四军的行为，不论采取哪种口实，都只能有利于敌人。”他对中华民族的前途表示乐观，但另一方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大搞反共磨擦、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现状表示忧虑。因此，他以私人友谊，致电重庆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先生
[1]，痛陈反共磨擦必须制止，而民主团结必须推进；还表示，愿为中国的民主团结、坚持战斗的方针倾注自己的精力，积极奋斗
[2]。他曾经对人们说过，平时不管做什么，总是要完完全全地献上自己的力量，凡是可能献上全力的事，绝不只献上一部分。他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中，不折不扣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1941年11月初，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坐镇临沂，集结了日伪军五万多人，分11路从四面八方向鲁中沂蒙山区袭击合围，八路军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决定从滨海挺进到沂蒙山区展开反“扫荡”战役。当时，领导上确定让希伯暂时转移到一个安全地区，但被他谢绝了。他说：“这正是需要我的时刻，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并把这一斗争的壮烈事迹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
当天深夜，希伯随一一五师师部，在师特务营的掩护下，冒着冷风，踏过沂河、沭河，突过敌人封锁的沂沭平原，于次日清晨到达雄伟多姿的沂蒙山下。
希伯一到沂蒙山区，就主动去找农救会、妇救会等组织，采访抗日活动和生产情况。他愿意接近群众，有时帮助群众碾米，有时为村里的孩子治病；特别喜欢和儿童团员在一起，听他们唱抗日歌曲，看他们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和他们一起说说笑笑。儿童团员们都亲热地称他“老希大爷”。他还访问了一个距日寇据点仅三里路的山村。在山坡上，他紧紧地握着一位抗联主任的手说：“祝贺你们的胜利！我要学习你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不停息地进行战斗！”
[3]反“扫荡”战在夜以继日地进行，部队机关不断转移。师首长给希伯配备了一匹枣红马，但他不骑，马背上不是驮着行李、军械，就是驮着伤病员。他穿着八路军的棉军装，佩带短枪，脚蹬一双爬山路的鞋子，随着转战的队伍，越过一道道山岭，穿过一个个村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外国八路”。一次行军途中，他脚上磨起了血泡，肚子也不舒服，大家劝他骑马，他却笑笑说：“没关系，这支队伍是经得起考验的铁流，谁能够成为这铁流中的一员，随着大家冲击敌人，谁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路上，他不断地请翻译找人谈话，请参谋人员讲军事知识，随时了解历次反“扫荡”的情况，很快学会了作战时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和掩护射击等知识，熟悉了行军规则和夜间联络信号。在生活上，他不怕艰苦，处处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和大家一样，经常吃干煎饼。同志们常对他说：“你来到沂蒙山区很艰苦！”他总是笑着回答：“大家都一样，没关系！”
有一次，敌人对我部进行“合围”，战斗日趋激烈。部队首长再次决定派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护送希伯去安全地带。他摇头说：“既然来了，就不再走了。我坚持留下和大家一起活动。我要一手拿笔，一手拿枪！”领导上只好应允了他，让他随罗荣桓政委转移
[1]。
11月4日傍晚，希伯跟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机关和师特务营共三千余人，在沂南留田一带遭敌人围困。敌人妄图集中优势兵力包围合击，一举吃掉八路军指挥机关。5日，敌人紧缩了包围圈。下午，罗荣桓在牛家沟召开军事会议，研究突围问题，希伯应邀参加。罗荣桓提出向临沂方向突围，希伯和大家一样感到不理解，因为那里靠近敌人的巢穴。罗荣桓解释说：东有敌人重兵设伏，北有日、顽进逼，西有津浦铁路封锁线，唯有南面敌人后方空虚，只有出其不意地插到临沂附近一带，主动引诱敌人回师，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转战，才能逐步粉碎其“合围”、“清剿”，夺取反“扫荡”的胜利。大家听了罗荣桓的讲话，看了地图上的突围路线，信心倍增。希伯在会上没有发言，但他始终用心听，用心想，散会时感到心里特别兴奋。因为一一五师首长们对他如此信任和关怀，使他感到自豪。
傍晚，三千多人在东汶河沙滩上集合待发。罗荣桓同希伯握了握手说：“咱们一起走，打前站，突围一定顺利成功！”
晚7点多钟，队伍在月亮、白雾溶合的夜色中出发了。到达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张庄时，见周围大大小小的山头上都燃起了火堆。但我们的队伍没有惊慌，秩序井然地从两山之间火光照耀不到的地方穿插过去。希伯身上的汗水浸湿了内衣，但由于心情激昂，冷风吹来也不觉得凉了。
部队到达敌人第二道封锁线高里村时，看见山头上也都燃烧着堆堆大火，而且每隔十分钟，山上山下的敌人一呼一应地发射着绿色信号弹，以示平安无事。希伯跟随大家穿过山间隘口时，才得知我军侦察员悄悄地解决了日军巡逻兵，换上日军的服装，按照原来的办法朝山上打信号弹，才使我突围部队安全通过。希伯流着汗，喘着气，高兴地轻声说：“敌人又上当了。”
下半夜，部队转向西去，越过临蒙公路，进入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日伪军因急于包围留田，人马大都调走，这一带戒备松弛，八路军又顺利地越了过去。
天色微明，突围部队到达费县汪沟一带。希伯抑制不住内心地激动，觉也不睡，去找罗荣桓政委祝贺。回到住处之后，他以饱满的激情写了一篇通讯——《无声的战斗》。大意是说：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五万多人马“扫荡”沂蒙山，并大肆吹嘘什么“铁壁合围”，结果八路军在“铁壁”上钻了一个洞冲出去了。他盛赞这次突围的指挥真是“神奇”！在这篇通讯的最后，他以诙谐的笔调写道：“吹牛皮的畑俊六司令官，这时一定在大发雷霆，训斥他部下的将军们：那些日本的饭桶将军功劳大大的，今天吃饭时要给他们加一道好菜——大鸭蛋！”
这篇通讯，很快就登在一一五师《战士报》第一版上。看到这份报纸的人们，都兴高采烈，十分敬佩这位同甘苦共患难的外国同志。
四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希伯表现得更加坚强。在八路军同敌人战斗时，子弹经常从他身边呼啸飞过，但他仍然沉着地在前线观察战斗情景。有时敌人被打得狼狈逃窜，他便纵情大笑。战斗结束，部队在山沟休息，他就坐在石头上，用腿当桌子，快速地记录材料；晚上住进村庄，同志们进入了梦乡，他还在灯下写作。
“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仍在继续。为了有力地对付敌人，山东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警卫部队分成几个梯队分散活动，各自为战。希伯随着以省战工会为主的第二梯队活动。11月20日，第二梯队转入沂南西梭庄住了一夜。30日凌晨，在东蒙群山中海拔近七百米的大青山与敌人遭遇。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将第二梯队重重包围，猛烈的炮火向我阵地倾泻。第二梯队仅有一个连的兵力。在敌我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战。希伯和机关工作人员也都投入了战斗。梯队领导决定分成三个分队向西南突围，并安排希伯随一分队先走，但他不肯。待一分队冲出敌围后，领导又动员希伯跟二分队突围，他仍然不肯，说：“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我决定战斗到底”话毕，提着手枪，加入最后突围的三分队。
在激烈的战斗中，希伯的翻译和警卫人员先后倒下去，许多同志负伤、牺牲。希伯满腔怒火，眼睛里充满仇恨。他从牺牲的同志身边拣起枪来，猛烈的射击敌人。这时，他臂部负了重伤，但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汉斯·希伯在大青山下五道罐沟的沟子山麓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 ！
突围战斗结束后，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当地群众，以战斗的葬礼将希伯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
1942年，为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山东军民在赣榆县威武雄壮的马鞍山上，为他建立一座白色的圆锥形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肖华的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1944年，希伯烈土的遗骨由大青山移葬于沂南县东梭庄革命烈士墓地，并建立了纪念碑。1963年10月9日，烈士遗骨又迁至临沂地区烈士陵园，并专建一座陵墓，在墓志铭上写下了中国人民缅怀希伯同志的颂词：“希伯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把中国正义斗争的消息传播给世界人民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希伯同志永垂不朽！”
[1] 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中国通讯》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
[1] 载《世界舞台》第29期，1933年1月出版。
[1] 载美国《太平洋事务》，1938年6月出版。
[1] 王火：《汉斯·希伯——一个牺牲在中国的国际主义新闻战士》，载1980年第3期《新闻研究资料》。
[1] 载《美亚评论》，1941年2月出版。
[2] 贝当，法国总理（1940—1944），1945年被判为叛国罪。
[3] 赖伐尔，法国总理（1931—1932）因叛国罪，1945年被处决
[1] 宋庆龄在反驳重庆的国民党投降派时所发表的一个声明中谈到此事，声明原载《远东明镜》，1938年7月。
[1] 省战工会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简称，它是当时山东解放区最高行政机关。
[2] 1941年10月16日《大众日报》。
[1] 拉铁摩尔原为美国太平洋学会的负责人，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让他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
[2] 凌青：《悼念中国人民的朋友——希伯同志》，载1942年7月7日《大众日报》。
[3] 临沂地区烈士陵园主编：《血染沂蒙》。
[1] 临沂地区烈士陵园：《血染沂蒙》。
[1] 临沂革命烈士陵园编辑：《血染沂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