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9日 阅读：130 评论：0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在显著的位置刊出了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全国各大报刊相继转载，铺天盖地，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
姚文元的文章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对一个历史剧大动干戈。文章最后说，“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坏，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弦外之音，令人惶惶。同为历史学家，同为历史剧作家，其历史剧作比吴晗数量还多的郭沫若感到气氛的紧张和事态的严重，是很自然的事。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思想批判运动。郭沫若因为为《武训画传》题了词，曾两次专门著文进行自我批评。以后在历次运动中，他差不多都作过自我检查。此次，他虽与《海瑞罢官》无牵连，但因与吴晗是老朋友，他采取了另一种方式。1966年1月，他给时任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写了一封信，提出辞去在科学院的所有职务：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1]

张劲夫立即把信转呈当时主管科学院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并附信说，郭老紧张，希望中央注意保护。中宣部又把信转呈中央。
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把郭沫若的信，作为反映知识分子心态的背景材料，附在《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之后，上报中央。提出实事求是，反对武断和以势压人的主张，遭到毛泽东的批判。
有些人从这些事件里闻出了味道，开始批判郭沫若，不断有人写信给他，指责他30年代鼓吹“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质问他在大家都高唱“东方红”的时候，竟在《满江红· 领袖颂》里说什么“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是何企图？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又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徒增烦恼。
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0次扩大会议，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在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在报告后的讨论中，郭沫若发言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很模糊。”^[1]
这是一个没有准备的即席发言。会后印了简报，被康生发现了，又送毛泽东阅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于是舆论大哗，国内外都议论纷纷，不知中国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郭沫若是怎么了？
早年，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的作品应该烧掉，那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并没有引起什么怀疑。现在不同了，对大批的群众来信他无言以对。
这时，他想到了回老家，到乐山去。解放之后，他走遍大江南北，唯独没有回自己家乡看看。在乐山还有一个少年时由家庭包办的夫人，他被逼拜堂之后，就逃出来了，这就是他多年来不愿回家乡的原因。但这时他想回家乡了，也许是年老思乡，也许是出于无法排遣的无奈。
他出京十多天，一路到了成都，在成都参加了“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原打算次日就去乐山，不意晚间接到北京电话通知，要他回京开会。回到北京，他被安排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五· 一六通知》，彭真被撤了职，从此郭沫若的辞职信也就再没有人提起了。
有一位青年教师，写了一篇评论郭沫若历史剧《武则天》的文章，其中对郭沫若“烧书”提出看法，“简单的烧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科学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纠正错误。”他把文章寄到《人民日报》，编者建议他直接把文章送给郭沫若，他于8月下旬写了一个短信，连文章一起寄给郭沫若。
沉默已有四个多月，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于收到青年教师信的次日，他复了信：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凤凰每次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1]
总算有了一个说法，尽管很牵强。复信几天后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国庆节刚过，破“四旧”的红卫兵就找上门来。郭沫若曾为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过书名，红卫兵硬说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泽东”四字组成，其反动目的昭然若揭，勒令必须在10月5日对自己的罪行作出交代，否则后果自负。
这一场灾祸，惊动了周恩来，他也无法制止红卫兵的行动，只得安排郭沫若暂居别处。
10月4日，郭沫若心情很复杂，写了一首词《水调歌头· 海字》：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爱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顷，饬令严。“限期交代，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也受之甘。《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

1967年4月，郭沫若在部队当兵的23岁的儿子郭民英，开枪自杀。民英本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提琴，他把家中的收录机带到学校录歌曲，有同学写信告他特殊化，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刊出，成了特殊化的典型。他本来就感情脆弱，受不了这种压力，使离开学校到海军去当兵，又因看郭沫若的书，被批为看黑书，以致自杀，军籍、党籍均被撤销。直到死去12年后，才作了改正，恢复了预备党员资格。
相隔仅一年，1968年4月又一个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的26岁儿子郭世英，被校内坏人绑架关押。全家心急如焚，郭沫若竟无力营救。于立群督促他去找周恩来，就在当晚的活动中他见到周恩来，他知道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竟忍住一字不提。三天后，世英死亡。手仍被捆着，倒在囚房。此时此刻，竟无法追究被害的责任，甚至无法查清死亡的原因。
一年间隔，痛失两个爱子，往日的情怀，今日的思念，郭沫若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他把儿子的日记拿出来，一面透过日记重温儿子的往事，一面手握毛笔把日记用小楷拟录下来，抄成八个本子，放在案头，朝夕相对。当人们打开抄录的本子时，里面还夹着一张两个死去孩子的活生生的合影！
1968年，在河北满城县陵山施工的部队，意外发现一座古墓，河北省向中央作了报告。为了保护好古墓，周恩来将此事委托给郭沫若。当时“文革”派性武斗正烈，又常常把文物当作“四旧”进行破坏。郭沫若避开这些干扰，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对古墓进行发掘。他亲自到满城去察看现场，发现这是汉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并根据汉代诸侯王夫妻同坟异葬的习俗，判断附近还应有刘胜妻的墓。这个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批准，于是刘胜妻窦绾的墓也被勘测发掘出来。这两座宝贵的古墓，在当时极其混乱的社会情况下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此后在周恩来的嘱托下，郭沫若在“文革”为保护国家文物做了许多工作。在他的支持下，《文物》杂志复刊了，被封闭的故宫博物院重新对外开放。他发挥自己的专长，对新发现的文物做了考证工作。1972年出版了《出土文物二三事》，这是他一年多来考古著述的结集。
1969年，郭沫若完成了《李白与杜甫》的写作。这是他最后的一部学术著作，倾注了他晚年的心血，花了近三年的时间进行酝酿、写作和修改，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
《李白与杜甫》开篇即说：“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历史上就有几种说法，颇有争论。郭沫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并作了论证，还考证出碎叶“即托克马克，在现在的苏联吉尔吉斯境内”，“伊寒克湖西北”。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早在18世纪40年代，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少数民族就已臣服了沙皇。”为了反击这种谬论，外交部专门走访了郭沫若，得出李白出生在碎叶的研究成果后，在外交部《驳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中指出：

这完全是歪曲历史。新疆地区同中国其他部分发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远在公元前，中国汉朝就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设有行政机构。八世纪，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河上的碎叶。

这些论点，给苏联对历史的歪曲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因此，《李白与杜甫》在未出版之前，就已为一些人所知了，在他们的推动下，这部书于1971年10月正式出版。
《李白与杜甫》不为传统的观点所囿，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李白和杜甫进行比较和审视，提出了与传统因袭相悖的观点。书中对李白和杜甫都有批评，但对“每饭不忘君”的杜甫批评更多，对长期以来把杜甫尊为“诗圣”和“人民诗人”表示异议。这是郭沫若一贯的观点，少年时他就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后来也表现为偏爱李白，反对对杜甫的“藻饰”，并且对关于李白、杜甫的研究现状不满。他在一封信中说：

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
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1]

后来的评论界对这部书颇多评论，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见仁见智，各有其道理。这部书出现在“文革”时代，是那时唯一的一部学术著作。有时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摆满了红色封皮的书籍，只在一隅出现了一些棕色封面的《李白与杜甫》，颇引人注目。
1974年1月25日，亦即农历大年初三，江青一伙迫不及待地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当着1万多人的面，江青指责郭沫若说“他的《十批判书》是错误的”。还提高嗓门问：“郭老今天来了没有？”郭沫若只好说：“来了，来了。”没想到却得到全场的鼓掌。他是事先接到通知，带着全家一起来的。
两天之后，江青在另一次批林批孔动员会上说：我大概是去年春天去看主席，当时主席那里放着《十批判书》，已经印成大字本了。主席说，送给你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这个问题今天在这里没有什么秘密了，郭老功大于过，前天在会上已经对郭老讲了。好像当时主席就有一首诗，五言绝句，我就记下来了。不过后来8月份又给我说了，叫做“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在这种压力之下，郭沫若不得不表示自己的态度，他写了两首七律，其一为：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万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籼若朱。
原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这显然是违心之作。纵观历史，郭沫若曾对孔子做过深入的研究。他既不把孔子奉为神明，也没有把孔子及其学说全盘否定，这与“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是不一致的，这就是说“郭老从柳退”的原因。江青还不罢休，又找上门来，指责郭沫若尊孔，要他表态，要他“批宰相”，“批大儒”，很明显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几次政治风波，年已82岁高龄的郭沫若已承受不了这些重压，批周恩来的压力又使他心焦。就在江青来过那天夜里，他突然发高烧。周恩来曾指示郭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郭老年事已高，要保护好他，昼夜值班，保证他的安全，这样，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了他的病情，送往医院。
他得了肺炎，此后时好时坏，不断住院。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使郭沫若木然失措。从在广州见面开始，相知50年。悠悠岁月，一旦诀别，怎能不使他五内俱焚。
10月，祖国大地传遍令人振奋的消息，“四人帮”垮台了。郭沫若立即抱病写出《水调歌头· 粉碎“四人帮”》，从内心里爆发出自己的欢欣，以痛快淋漓的笔触写道：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这首诗很快在社会上传诵开来，一些文艺界人士为词谱了各种曲调，到处传唱，成为表达人民心声的一种形式。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当时郭沫若正在住院，病情很重，行动困难，医生不同意他出席大会。他说这样的大会，我不能不参加。医生只得为他做好医护准备，同意他赴会，但时间不能长。他是坐在轮椅上被推上主席台的，会开了不到一半，就被几个人连人带轮椅一起抬下主席台，送回医院。
大会闭幕时，他有一个题为《科学的春天》的发言，然而他已无力出席会议了，只得请人在会上代读：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
这是科学的春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
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虽然在重病之中，他又一次以诗人的气质，歌颂春天，歌颂科学，歌颂未来。当我们听到这些朗朗之声的时候，谁会想到，这竟是他献给自己所热爱的科学事业的绝唱！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6岁。
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说：“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1]
早在1943年，郭沫若就提倡埋葬方式的改革，他说：

至少关于我自己的事，我总可以预行定下遗言：
将来我如果是死在故乡，
我绝对不愿意我的家属或朋友把我土葬。
烧成灰，多干脆! 起码还可以替中国的土地施肥。
再不然送到医科大学去解剖，
还可以让亲爱的学生们朝夕摩挲。^[2]

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根据遗嘱，医院对遗体进行了解剖，看到他的肺部大部纤维化了，已失去了肺的功能。他的骨灰撒到大寨的土地上，化作肥田的养料。

[1]　《武则天》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八卷，第125页。
[1]　《人民日报》，1966年5月5日。
[1]　《郭沫若书信集》下册，第409页。
[1]　《郭沫若书信集》下册，第437页。
[1]　《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
[2]　《死的拖着活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九卷，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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