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9日 阅读：129 评论：0

1928年2月底，郭沫若到达日本神户，与家人聚齐后，一起前往东京。
身在异城，只得靠妻子去寻找朋友，暂住下来。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市川市找到了一处平房，安顿下来。为了隐蔽，他仍用吴诚的假名，孩子们则跟着母亲改姓佐藤。
郭沫若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国内活动了五年，创作了大量诗文，除散见于各种报刊外，还出版了诗集《星空》等四种，散文小说集《水平线下》，翻译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及《沫若译诗集》，还有与成仿吾合著的论文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及合译的《德国诗选》等。这些著译绝大部分是作为《创造丛书》在上海出版的，作为稿费，“创造社”每月给居住在日本的郭沫若转去100元。这样郭沫若一家的生活，也就有了基本保障。
稍微安定下来，郭沫若读了很多书，不仅有文艺方面的，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如哲学、经济、历史等方面的书籍。
他想起小学时学过的《易经》，便到东京的旧书店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旧书。这部书多年来被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夹杂着很多想象的成分。他细细读来，剥掉它的神秘外衣，认识到“《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1] 透过扑朔迷离的卦辞、爻辞的文句，看到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2] 写出了《周易的时代背景和精神生产》一文。文章论证了当时是由牧畜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牧畜还是生活的基调，如农业，如工业，如商业，才仅见一些儿萌芽。”^[3]《易经》“是由原始公社社会变成奴隶制时的社会产物。”^[4] 这是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第一篇历史研究著作，后来被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改篇名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正当他潜心读书、思考问题的时候，东京警视厅的人却不期而至。
从神户上了岸的吴诚，忽然失去踪迹，引起东京警视厅的警觉。此时日本对郭沫若的认识，已不是过去的穷留学生了，而是“左派要人”，日本报纸上登过他的简历和照片。警方怀疑吴诚可能就是郭沫若，他们到处搜寻，毫无线索。半年之后，通过信检，发现了郭沫若和成仿吾之间的信件，他们的怀疑终于得到证实。
8月的一天下午，几个邢士（便衣警察）忽然闯进郭沫若寓所，说是东京警视厅派他们来，要请郭沫若去东京谈话。到了东京，立即被审问长达三个小时，他很坦然，一切照实回答，在监房里被拘留三天，受尽污辱，问得无可再问，才放回来。临走之前警察作了一番训话，要他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如有什么不轨的企图，随时可以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
从此，郭沫若作为“左派巨头”和国民党的“通缉犯”受着邢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甚至随时不客气地闯入居室进行查问，连外出也不放过，总要有人在后面跟着监视。
继对《易经》的研究之后，郭沫若又对《诗经》和《书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易经》所反映的社会变革，在《诗经》和《书经》中表现得更加鲜明。写出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这是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进一步探寻了殷周之际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东周以后奴隶制变成封建制的变革痕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进入低潮，蒋介石公然发出“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数铲除”的训令。有人散布马克思主义是“外来异物”，与中国的国情不同。更有人说，中国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中间没有奴隶社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于中国。同时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也在国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本来1922年中共二大已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1928年中共六大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从党内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却反对这一观点，力图取消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这一切都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而要弄清这一问题，就必然牵涉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和认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中国的实际，使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反击那些破坏中国革命的谬论，已成为每个共产党员面临的重要任务。
郭沫若读过很多马克思著作，半年前在上海养病时又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还读了《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经典著作。这些都为郭沫若的历史研究作了思想准备。郭沫若回忆他在日本的历史研究工作时说：“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思维对于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成就，那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现代化普遍落后，连初步的科学知识都还没有十分普及，在物质上虽然已经被外来的资本主义吮吸得几乎成了瘫痪，而在思想上却俨然横亘着一道难攻不破的万里长城。一句老话：国情不同。不是旧有的东西，不要说辩证唯物论，就是机械唯物论都是排斥的。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的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1]
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研究过程中，郭沫若对所使用的材料产生了怀疑。“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有二千多年，所有中国的社会史料，特别是关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古代，大抵为历来御用学者所洇没、改造、曲解”。^[2]“毫厘之差可以致千里之谬，我们纵使可以相信《易》、《书》、《诗》是先秦典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数言的。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材料不真，时代不明，笼统地研究下去，所得的结果，难道还能够正确吗？”^[3]
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把自己的追求转移到资料的选择上来。而未被后人窜改的第一手材料，只有那些埋藏在地下经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因而他对甲骨文、金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要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出发，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来探寻中国古代社会的本来面貌。
他在东北上野图书馆查到了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前编》，那里边全是甲骨拓片罗列，怎样读懂它、利用它，又是一个问题。他又到东京专门经营中国古籍的“文求堂”，找到了甲骨入门的书，但索价12元是他无法承受的。
东京有个“东洋文库”，是日本一个财阀的私人图书馆。经人介绍，郭沫若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查遍了文库所藏的甲骨文、金文著作。特别是王国维的《殷墟书契考释》，给他很大的启发。他说：“一个事情看起来好像很难，只要你有决心，干起来倒也容易。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黑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1]
1929年2月，“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停止了活动，郭沫若的生活来源也随之断绝。他对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门搞下去，不得不拿出一些精力来顾及一家人的生活。他开始了自传体散文的创作，先后写了《我的幼年》、《黑猫》、《反正前后》、《初出夔门》等。他在《我的幼年》的《后语》里说：“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1944年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说：“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2]
郭沫若对甲骨文字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分析，他感到“得见甲骨文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的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3]
1929年，郭沫若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这是他为探讨古代社会的实际而进行古文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对甲骨文的考释不落窠臼，多有创见，阐述了殷代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开创了把古文字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相结合的史学研究新道路。国内的中央研究院得知这一情况，愿意为他出版。但有个条件，因他是“通缉犯”，不能用真名。他回了一封信说“耻不食周粟”。
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结集在上海出版，给舆论界带来很大的震动，供不应求，只得再版、三版。该书丰富的材料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过程，说明中国历史上确曾存在过奴隶社会，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郭沫若在该书《自序》中说，“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又说：“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它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得一字的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给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学术界公认这部书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著作。
这一年，郭沫若还对青铜器铭文进行探讨，完成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著述。这是他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情况，对古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初步成果。
1932年，郭沫若感慨于中国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拟以寄寓日本之便，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遂遍记日本公私藏家，得见甲骨3000片左右。因无法得到拓片，不得不改变初衷。1933年选辑传世甲骨精粹者800片，经过系统排比，按内容分类，创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甲骨体系，并一一加以考释，完成了《卜辞通纂》一书。这是郭沫若考释甲骨卜辞，论述卜辞中反映殷代社会历史的一部专著。
1935年，郭沫若完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对存世重要青铜器作了系统的断代区分，并根据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文字的不同特点，确定了器具的发展期及特征，对辨别青铜器的时代，显示其史料价值起了重要作用，开创了我国青铜器断代研究的先河。
1936年，郭沫若完成了《石鼓文研究》一书，不仅考证了石鼓的文辞和产生年代，还使石鼓文的最善拓本得以流传。石鼓语言是我国传世最早的石刻，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于二千七百多年的风化剥蚀，或一字不存，或残损严重。现在能看到的最好拓本是北宋时期的，共有三种，保存文字相当完好。这三种拓本早已流入日本，藏着秘不示人。郭沫若辗转借到三种拓本的照片，进行了研究。并将拓本照片附录于《石鼓研究》一书之中。1945年，美国对日本东京进行大轰炸，藏者已被炸死。其住宅也化为灰烬，所藏的三种拓本当然也化为乌有。现在我们只能通过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来窥探宋代拓本的面目了。
在日本的十年，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字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先后出版的古文字著作还有《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金文余释之余》、《殷契粹编》等，共十种。他把古文字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天地。
对郭沫若这十年的工作，后来周恩来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虽然有些论据，还值得推敲。如果说，连卢那察尔斯基都不免在退潮时期入了迷路，那我们的郭先生却正确的走上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1]

郭沫若在日本还很注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传播。1930年翻译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1932年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35年鉴于国内尚无马克思《资本论》的全译文，又一次计划翻译全书，终因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而计划又未实现。《资本论》中曾提到我国清代一个财政大员的名字，当时国内有译本音译为“万卯寅”，日本译本则音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都不知所云。1936年经郭沫若考证，应为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并对《资本论》中谈到的中国“官票宝钞”作了正确的解释。
郭沫若远在日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和思念故园，通过朋友与国内保持着各方面的联系。1930年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捐赠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并经常参加“左联”东京支部的活动。他关心青年，常与他们语重心长侃侃而谈。当他从来访者口中得知红军反“围剿”取得胜利和北上抗日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日军的侵略和东北的沦陷，又使他心急如焚。他给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的复信说，“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滴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2]
“七七”事变之后，国内燃烧起抗日烈火，郭沫若再也坐不住了。此时国民党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上的成就，得到了日本元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的赞赏，曾请他吃过饭，日本报纸也曾报道。国民党错误地估计认为这种关系可以利用，在国共二次合作的情况下，决定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并通过驻日使馆转来路费。在朋友的帮助下，郭沫若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为避日本警方的耳目，横滨的朋友给郭沫若来信说“青年会有西式房间十八、二十、二十四号等，设备均甚周全”。这是隐语，青年会是指神户，西式房间是说外国船，号数就是开船日期。郭沫若将要别妇抛雏，实在有些难舍，便选了24日。他给横滨朋友的答复是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五言律诗：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郭沫若的回国行动连家属也没有透露，临行的凌晨，他给妻子和每个孩子都写了一封告别信。天色未明即悄悄离开家，坐上头班电车到达东京，然后改乘汽车转赴横滨，在朋友家改换了行装，又乘车赶到神户，化名登上加拿大的轮船。在海上航行两天，当船快要驶到上海时，他心潮澎湃，吟出一首诗：

此来拼得全家哭，
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
鸿毛泰岱早安排。

时年46岁的郭沫若，决心投入抗日烽火中去燃烧自己，生与死都已置之度外了。

[1]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卷，第37页。
[2]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卷，第38页。
[3]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卷，第44页。
[4]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卷，第69页。
[1]　《跨着东海》，《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三卷，第330页。
[2]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卷，第6页。
[3]　《我是中国人》，《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三卷，第357页。
[1]　《我是中国人》，《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三卷，第363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l 页。
[3]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卷，第196页。
[1]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2]　《双鲤鱼》，上海《中国文艺》月刊，一卷三期，1937年。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299.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