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成功地避开日本警方的监视，安全地回到上海。三天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
回国后，郭沫若立即与党组织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
一些团体和单位举行欢迎会，请郭沫若演讲。他表示“我和你们一起，上前线去，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的抗战，献给亲爱的祖国！”
“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郭沫若与夏衍、阿英等人筹组的《救亡日报》，于8月下旬到上海创刊，开展抗日宣传敢动工作，郭沫若任报社社长。
9月，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转来蒋介石的电报，命郭沫若去南京。郭沫若到达南京，蒋介石对他态度很和蔼，问了些有关情况和古文字研究工作。之后对郭沫若说，“希望你留在南京，多多做些文章，还要给你安排一个适当的职务，一切会议都不必出席，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郭沫若说，“我回国仅仅两个月，对那些研究就好像隔了两个世纪，沉潜在那些研究里，在我看来是一种危机。”并说，“文章一定要做，自己耳朵聋，不适合参加任何机构，名义不敢接受”。
11月，抗战局势恶化，南京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上海沦为孤岛。许多人士都从上海撤退，《救亡日报》出了85期，也不得不停刊。在最后一天的报纸上，郭沫若著文表示，“我们绝不是放弃了上海，也绝不是停止了战斗，我们是希图我们的战斗更加有效，而使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地雷和潜航艇”。
1938年1月，《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在复刊词中说：“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
这时，陈诚从武汉打来电报，邀郭沫若去武汉，“有要事奉商”。郭沫若到达武汉，为了摸清情况，先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与周恩来等人见面。得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备成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下设四个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此外还有一个总务厅，拟请郭沫若任三厅厅长。他即表示不愿出任厅长，第一，自己耳聋，不适于做这样的工作；第二，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第三，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办事处的一些同志不赞成他的观点。周恩来表示，“你不妨多听听朋友的意见，老实说有你做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陈诚三次与郭沫若约谈，讨论三厅的事。在三厅副厅长人选上，两人发生分歧。
2月初，陈诚请人吃饭，郭沫若也被邀请。请的人都是政治部及各厅的负责人选，唯独没有请周恩来。饭后即举行政治部的第一次部务会议。轮到郭沫若发言时，他说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又说，宣传工作在一般人看来好像很轻松，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从对象来说，有军队宣传，有国际宣传，有对敌宣传；从方法上论，有笔舌宣传，有艺术宣传，而笔舌宣传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艺术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部门，这里须得不少的专家来参加，不是做厅长、副厅长的一二个人便能够了事的。今天不忙说要物色这样多的专门人才是困难的事，而尤其困难的是这样的专门人才大体上都不是国民党党员。假如我们要拿着“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人才，那我就敬谢不敏，实在连一打也找不到。希望大家认清楚这工作的困难，而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陈诚只得表示，可以照着这些话做，以后可以尽量商量。
为躲避三厅的职务，会后郭沫若即离武汉去长沙。在长沙时常收到于立群的来信，了解到武汉方面的一些消息。于立群在戏剧界从事救亡活动，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两人即相识，由相识又到相爱。郭沫若在长沙住了20天，于立群也来到长沙，她负有使命，带来周恩来的信。信中说，陈诚已有明白的表示，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副厅长的人选也不成问题，希望郭沫若立即返回武汉。
回到武汉，郭沫若向陈诚提出，三厅的工作计划、人事问题和经费预算应由主管人提出，陈诚件件依允。
1938年4月1日，三厅晚于一厅、二厅一个多月，正式成立了。厅下设三处，每处设三个科，阳翰笙、胡愈之、田汉、洪深、徐悲鸿、冯乃超等，分别担任处长、科长。此外还有许多影剧界、音乐界、美术界的人士参与工作，差不多都是各界名流，这样的阵容，使陈诚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三厅又组织和接收了一些下属的宣传单位，有孩子剧团、抗战宣传队四队、抗敌演出队十队、漫画宣传队一队，还有制片厂和电影放映队五队，人数在2000人以上。
三厅成立第一件事，是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用歌咏、美术、电影、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内容感人，形式活泼，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批队伍活跃在前线和后方，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正在三厅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政治部的一道训令：“查三厅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贴。‘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报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提出这种无理指责，说明三厅工作已深入人心，使他们害怕了。郭沫若毫不客气地备文予以反驳：“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用‘国民’与‘国家’？”
接着在政治部的部务会议上，有人借口政治部的部门多，所有一切文件应求内容统一，提出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并把草拟的审查委员会条例拿出来讨论。这用意很明显，是害怕三厅工作的影响，要绞杀三厅的工作。郭沫若发言说，政治部内各级都有负专责的人，成立这样一个超越的机构，岂不是在政治部之上有了太上政治部？再请问，这审查委员会是不是都是万能者？一切对外文件包含各国语言和各种艺术部门，如绘画、音乐、电影、戏剧等，请问究竟有哪几位是这样万能的专家？照我看来，拟这条例的人根本就是外行，这位先生的头脑首先就值得审查审查。
1938年10月，日军进攻武汉，三厅人员开始向长沙撤退，又撤退到衡阳。年底，到达重庆。
国民党觉得三厅人员不好控制，从1938年起，不断威逼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还限令三厅人员“要抗日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作离厅处理”。遭到三厅人员的抵制。郭沫若愤而提出辞职，厅内40多人也联名提出辞职。国民党怕这些有影响的文化界人，离开三厅更加难以控制，更怕他们投奔延安，于是下令筹建文化工作委员会，把三厅人员转入文化工作委员会，限令文化工作委员会只作文化学术研究，不得从事政治活动。
1940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郭沫若被任命为主任。
回国以后，郭沫若以全部身心投入抗日宣传工作，以致多年来所从事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被搁置起来，引起许多同志的关心。1941年，郭沫若把在抗战中发表的言论和杂文，收集起来结集为《羽书集》，在香港出版。在序文中他说：

抗战以来，关于学术研究的工作是完全荒废了，但我也并不引以为憾。在目前这样的天翻地覆的时代，即使有更适当的环境让我从事研究，我也不会有那样静谧的心境。我始终是一个“人”，那种“超人”式的行径，的确是超过了我。
有好些朋友问我：四年来为什么少写文艺上东西？这个问题，我也苦于解答。不过这个《羽书集》，我想，或许也不失为一个答案吧。在大动荡的惊涛恶浪中，我这些小船固定在一座珊瑚礁上了。我不仅没有工夫写，甚至没有工夫看。

1941年10月，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提出为郭沫若举行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祝贺活动。并强调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从11月16日开始，重庆各界为郭沫若50诞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当天举行了庆祝茶会，会场高悬一支模型大毛笔，笔杆上写着“以清妖孳”，这是青年送的寿礼。茶会由冯玉祥主持，老舍报告了郭沫若的生平与业绩，黄炎培、沈钧儒、周恩来等，致了贺辞。郭沫善在答辞中说，“回首五十年，深感惭愧。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
当晚，周恩来、董必武、老舍、梅贻琦等文化界人士举行聚餐会，向郭沫若表示祝贺。
《新华日报》出版了祝贺特刊，发表了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沈尹默等人的贺词、贺诗。在第一版上发表了周恩来的《我要说的话》，把郭沫若与鲁迅相比较，作了高度的评价：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一道奋斗到底的。^[1]

在重庆还举办了“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展览会”，用图片、书稿等介绍了郭沫若的生平和贡献。在延安的纪念活动上，演出了根据郭沫若的《凤凰涅粲》改编的大合唱。在桂林、香港、新加坡等都举行了庆祝会，报纸上发表了祝贺文章。
作为庆祝活动之一，郭沫若在四年前创作的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在重庆演出，引起强烈的反响。剧中所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郭沫若在演出后写的文章中说，“《棠棣之花》的政治气氛是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这不用说是参合了一些主观的见解进去的。望合厌分是民国以来共同的希望。也是中国的有历史以来的历代人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是古今共通的东西，我们可以据今推古，亦正可以借古鉴今，所以这样掺和我并不感其突兀。”^[1]
周恩来对这次演出十分关心，先后看了七次，并指导《新华日报》出专刊进行宣传和评论。《棠棣之花》是郭沫若第一个结构完整的历史剧，演出的成功使话剧工作者受到了鼓舞，他们纷纷向郭沫若提出为他们再写一个剧本，并针对他多次发表研究屈原文章，提出就写屈原。屈原是郭沫若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对屈原的正义感非常景仰，对其不幸的遭遇寄以无限同情，就慨然答应了朋友们的要求。
1942年1月，郭沫若用了十天的时间，完成了五幕历史剧《屈原》的写作。他把屈原因爱国抗秦而遭到卖国的统治集团诬陷和迫害的一生，凝聚到从清早到夜半过后的一天时间里来表现，使矛盾集中，情节感人。
在写作期间，周恩来特地来看望郭沫若，并说屈原这个题材好，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郭沫若则在后来的文章中说：“我写这个剧本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的……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1]
4月，《屈原》在重庆公演，轰动了整个山城，尤其是最后一幕屈原的独白《雷电颂》，撞击着每个人的心扉，使人热血沸腾：

风! 你咆哮吧! 咆哮吧! 尽力地咆哮吧! 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转来，不能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至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地大声咆哮呵!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大海，那浩浩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 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 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 爆炸了吧!

《屈原》共演了17场，场场客满。在重庆的街头巷尾，时常可以听到人们模仿屈原的台词，怒喊“爆炸了吧! 爆炸了吧!”
周恩来对《雷电颂》非常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句，也不能写得出来，这是郭沫若借着屈原之口说出他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
《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祝贺《屈原》演出成功的评论文章。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却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说《屈原》对历史是歪曲，对艺术欠忠实。又说，什么是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别有用心，是借演出搞不当活动。几天之后，《屈原》被禁止演出。
为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周恩来专门举行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缺口，郭先生和诸位都立了大功!
此后，郭沫若又以很大的激情投入历史剧的创作，在完成《屈原》剧本之后仅一个月，又用了十天工夫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虎符》。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宣扬了维护正义，反对独裁的精神。剧中魏安厘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些与现实相似。如姬临死前对暴戾的魏安厘王的怒骂，听来就好像是在骂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国民党对《虎符》的审查迟迟不予通过。戏都已排好了，经过斗争才只准演出一次，就再也不准上演了。
6月，郭沫若又创作了五幕历史剧《高渐离》（又名《筑》），剧中揭露了作为统治者秦始皇的残暴。郭沫若本来认为秦始皇是对中华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写这个剧本时，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存心用秦始皇来暗示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1] 剧本因之触动了当局，审查未通过，被禁止演出。
在1942年的半年时间内，郭沫若连续创作了三个历史剧，连同1937年创作的《棠棣之花》，四个历史悲剧的背景都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时代，我们的先人努力打破奴隶制的束缚，想从那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主要的并不是想写在某些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要想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向前进展，还须是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聂、聂政姐弟的血向这儿洒了，屈原、女须也有这样，信陵君与如姬，高渐离与家大人，无一不是这样”。^[2]
9月，郭沫若又用了六天工夫，创作了四幕历史剧《孔雀胆》，描写元代云南大理国总管段功与阿盖公主相爱的悲剧。此剧上演场次最多，产生了轰动效果，但对剧本的评论却毁誉不一，舞台上悱恻的故事感人至深，却与时代的氛围相去较远。周恩来评论说：“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3]
1943年3月，郭沫若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五幕历史剧《南冠草》，剧本取材于明末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坚持民族气节，慷慨殉国的故事。其反清复明的斗争，固然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一面，剧中表现的关心国家的存亡，揭露卖国者的屈膝投降，无疑是与当时的时代气氛融合在一起的。
郭沫若在短短的时间里，连续创作了六部历史剧，形成了他文学生涯中又一个丰收期。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里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1944年3月，郭沫若写出了历史研究的长文《甲申三百年祭》，剖析了明朝土崩瓦解和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
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为了给第三次反共高潮舆论准备，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目的就是要反共反人民，实行独裁统治。还举出明朝灭亡的历史为例说：“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这里所说的“党派倾轧”、“流寇横行”，都是在影射共产党。
在重庆的共产党人，根据中央发动宣传反击的指示，专门在郭沫若家中进行了研究，决定通过甲申300年的纪念活动来向国民党进行反击。一些进步人士为此而写了文章。明史并不是郭沫若的专长，他广泛查阅文献，收集资料，积极参加了这项斗争。文章写后，又送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进行审阅。
300年前（1644年，亦即甲申年）的3月19日，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于景山，史学家习惯上把这一天作为明亡的日子。《新华日报》选择了300年后的这一天，开始连载郭沫若的文章，共用了四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研究甲申最有影响的文章。
文章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说：“内部已腐败不堪。”“无论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总结了李自成骄傲自满、丧失纪律、屠戮功臣等招致失败的经验教训。
文章显然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中央报》立即发表《纠正这一种错误思想》的社论，进行了围攻。与此相反，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沫若的文章，并加了长篇按语，其中说：

郭先生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沫若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等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不过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与时局》里指出：

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

在这时期，郭沫若还写了大量历史研究的文章，在学术上多有建树，也配合了现实的斗争。这些文章先后辑成《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三种书出版。《十批判书》偏于批判，《青铜时代》偏于考证，《历史人物》则是人物研究。
在抗战期间，本来是有很多宣传工作要做，但自三厅撤销之后，国民党规定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许进行文化学术研究，不得从事政治活动，这倒给了郭沫若从事著述的时间。他说：“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于无的事。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的蠹鱼。然而时工毕竟善于调侃，回国以后转瞬八年，时局尽管是怎样繁剧，国内国外都是一片烽火连天，而我在最近的两三年间却又得到了充分的闲暇，使我走起回头路来”。^[2]
对于郭沫若的研究和创作工作，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做了许多年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3] 又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1]1945年3月，国民党借口机构重复，裁撤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重庆舆论界对此普遍表示惊异和愤慨。
6月，郭沫若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2周年纪念大会，赴苏访问50天。回国后出版了《苏联纪行》一书。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月底，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同重庆各界见面时，对郭沫若谈起他写的《反正前后》，说“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郭沫若以“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出席会议。2月，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群众大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惨遭毒打，郭沫若起而阻止，也被打掉眼镜，打伤眼角，推倒在地。郭沫若向记者披露了事情的经过，指出这是事先策划的阴谋。在政协代表邀请国民政府代表座谈时，郭沫若说“打了我的人怎么呢？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了我。那种心怀内疚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2]
郭沫若在重庆生活了六年多，为抗战宣传写了大量杂文，还写了一些研究文章，除《羽书集》外，还结集出版了《蒲俭集》、《今昔集》、《沸羹集》等。
1946年5月，郭沫若举家返回上海，结束了在重庆的抗战生活。

[1]　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1]　《我怎样写棠棣之花》，《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六卷，第277页。
[1]　《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郭沫若全集》文学集十七卷，第250页。
[1]　《〈高渐离〉校后记之二》，《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七卷，第127页。
[2]　《献给现实的蟠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九卷，第341页。
[3]　张颖：《领导、战友、知音》，《光明日报》，1980年1月27日。
[1]　《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二卷，第466页。
[2]　《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二卷，第466页。
[3]　1944年1月9日致郭沫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页。
[1]　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
[2]　《南京印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四卷，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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