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年初，郭沫若到达日本东京。他省吃俭用，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学日语和复习功课上，每天往返于补习班和寓所之间，此外就足不出户了。经过半年的努力，郭沫若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是当时以最短时间考上官费学校的中国学生之一。日本的高等学校大体相当于我国的高中，不同的是它与大学直接衔接，毕业后不经考试即可升入相关的大学。所以同大学一样，也是要分科的。郭沫若回忆说：“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缘故。”[1]
1914年9月，郭沫若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在紧张的学习之中，并没有抛弃对文学的偏爱。1915年春，他偶然发现同宿舍的同学带回来的油印英语课外读物，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新月集》中的几首诗。那分行写的散文式的诗，没有韵脚，读来清新隽永，如沐春风，对他习惯了的中国旧诗形式是很大的冲击，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也是诗! 后来又看过很多泰戈尔的诗，当时日本正流行着泰戈尔热，他也陶醉于泰戈尔的诗作之中。不仅喜欢泰戈尔的诗，而且在哲学上也受其影响。“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的思想接近了。”[2]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妄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7日，又提出最后通牒，限令48小时内答复，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和抗议，留日学生也纷纷参加这一斗争。郭沫若卖掉了自己的书籍和用品作路费，与同学一起到上海参加抗议活动。他愤然写一首七律：
哀的美顿出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到上海后，袁世凯已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他感到中日交涉已得“和平解决”，在上海住了三天，即返回日本东京继续上课。
1915年7月，郭沫若读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转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开始了三年学业。日本的医学受德国影响很深，他们除了学习基础课、英文、拉丁文外，还要学习德文。教外语的老师又喜欢直接把原文的文学作品拿来当做教材。这使他接触到海涅、歌德的作品，他把海涅《归乡集》中的第十六首翻译成中文：
洋之水
缥渺映斜阳；
阿侬双坐打鱼房，
情默默，意凄凉。
暮霭升，海潮涨，
白鸥飞渡来而往；
自卿双爱眼，
玉泪滴千行。
千行玉泪滴卿掌，
而我跪在膝之上；
自卿白玉掌，
饮泪入肚肠。
自从那时消瘦起，
灵魂已为钟情死；
不幸的夫人呀!
将泪来毒死我矣。这是郭沫若第一次翻译外国诗，也是第一次使用新诗的形式。
1916年夏，郭沫若在东京与圣路加病院的护士佐藤富子相识，在接触中使他对富子肃然起敬，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到冈山后，两人开始通信，他并为富子取名安娜。
由于安娜在感情上的发展，郭沫若内心充满激情。为了表达这些情感，他摈弃了自己十分熟悉的文言和旧诗格律，开始用白话新诗的形式，写了一些爱情诗，献给自己的情人，如《新月与白云》：
月儿呀!
你好像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位海上的松树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云呀! 你是不是解渴和凌冰？
我怎没有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样的焦心？他借月儿和白云，把自己内心的情感无拘无束地宣泄出来。这是郭沫若最早的新诗作品之一。
1916年年底，郭沫若与安娜结合，两个人靠一个人的官费生活，不能不感到紧张。他选了一些泰戈尔的诗，翻译成中文，用英汉对照加以解释，辑成了一本《泰戈尔诗选》，先后送到国内两家出版社，均遭拒绝。一年之后，长子降生，三口之家的生活压力，使他又翻译了海涅的诗，辑成《海涅诗选》，又遭出版社的拒绝。
1918年夏，郭沫若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升入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一家来到福冈，栖身于一个当铺仓库的楼上，低矮的斗室，简陋的家具，靠节俭来维持生活。万般无奈，只能光顾近在咫尺的当铺，而可当的只有参考书。
1919年，北京学生掀起“五四”爱国运动，很快波及留日学生。郭沫若与几位同学为响应国内运动，搜集日本报刊上宣扬侵略中国的资料，译成中文，同时自己也写一些文字，大家刻蜡纸油印，把材料寄到国内的报馆和大学，宣传抗日爱国。
为了搞好活动，他们成立了一个社团，因为是在夏天，都是华夏民族，遂取名“夏社”。为了了解国内情况，“夏社”订阅了一份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这份报纸有一副刊，叫《学灯》。有一次郭沫若发现《学灯》上刊登了康白清的一首新诗，也是分行写出来的白话，他感到很新奇，原来这样的作品也可以拿来发表。他想到自己也写过一些这样的诗，找出《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鹚》两首，试着投寄给《时事新报》，没过几天居然在《学灯》上刊登出来。前几次为了生活而奋力编译的诗稿都遭到失败，此次偶然一试却获得成功，他心中的喜悦自是不可言喻的，这就更激起他写诗的欲望。
首次发表新诗作品，用的是笔名“沫若”。沫与若是他家乡四川的两条大河的古称。取这个笔名表现了他对故乡的思念。从此，郭沫若这个名字逐渐为人们所熟知，此前所使用的郭开贞就逐渐被湮没了。
这时，宗白华
[1] 开始担任《学灯》的编辑，他对郭沫若的诗很赏识，他们开始通信，加深了了解，两个人在哲学上都倾向于“凡神论”，更使他们投缘。宗白华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
[2]“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Natural 的清芬。”
[3]郭沫若又在无意中见到一本书，里面介绍了美国诗人惠特曼，又促使他阅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他本来为泰戈尔清淡平静的诗风所陶醉，现在感到“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
[4] 使他已经“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
[5]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
[6] 他把对国家的、个人的、现实的、未来的种种不满和焦虑、痛苦和希望，都用火山爆发式的诗句狂泄出来。《立在地球边上怒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充满“男性的粗暴的诗”，
[7] 都是受了惠特曼的影响，应宗白华之约而写出来的。
郭洙若在1919年秋写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中，对大自然满怀深情，一扫旧式写景诗的纤弱。他用“北冰洋的情景”来形容白云的怒涌，以“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来讴歌大自然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和创造力。
1919年冬天，郭沫若“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
[1] 从而写出了《地球，我的母亲!》。诗中表达了他对“地球母亲”的赤子之情，也就是对祖国和大自然的赤子之情。
他还怀着诚挚的感情，歌颂了“地球母亲”的宠子——农人和工人，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情感和希望，这在当时中国的诗歌作品里是绝无仅有的：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
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2]
原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既憎恨又害怕，他们把参加“五四”运动的中国学生诬蔑为“学匪”，激起了郭沫若的愤怒，1919年写了《匪徒颂》。在是非颠倒的世界上，强权和掠夺不是匪徒，真正的革命者反被污为匪徒，公理完全被践踏了，郭沫若以叛逆者的精神，为“匪徒”大唱赞歌。诗前有小序，说“匪徒有真有假”，“身行五抢六夺，口谈忠孝节义的匪徒是假”，照实说来，他们实在是军神武圣们和外国的军神武圣们赞美了。“小区区非圣非神，一介‘学匪’，只好将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来赞美一番吧”。诗共分六段，赞美了六种匪徒。
对社会革命匪徒唱道：
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对学说革命匪徒唱道：
倡导太阳系统的妖魔，离经畔道的哥白尼呀！
倡导人猿同祖的畜生，毁宗谤祖的达尔文呀！
倡导超人哲学的疯癫，欺神灭像的尼采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学说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对文艺革命匪徒唱道：
反抗古典三昧的艺风，丑态百出的罗丹呀!
反抗王道堂皇的诗风，饕餮粗笨的惠特曼呀!
反抗贵族神圣的文风，不得善终的托尔斯泰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文艺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此外他还对一切政治革命、一切宗教革命和一切教育革命的“匪徒们”三呼万岁。
《凤凰涅槃》写于1920年年初，“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年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乍寒乍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
[1] 诗中寄托了渴望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以凤凰的更生象征着中国的再生。诗中的凤凰诅咒了旧的世界：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暗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宇
宙呀! 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我们走在这样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凤凰衔香木到丹穴山上自然，火光熊熊，香气蓬蓬。死后而又更生了的凤凰高唱：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 翱翔!
欢唱! 欢唱!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 翱翔!
欢唱! 欢唱!这首长诗在《时事新报· 学报》上用整版登了两天，在当时也算是创了个新纪录。
郭沫若在写诗的同时，他与宗白华、田汉三个文学青年经常通信，交流对文学的认识。给宗白华的信中，他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像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花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的本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的时候，它就体相兼备。”
[1] 田汉给郭沫若的信中则说：“我对于你的诗的批评，与其说你有诗才，毋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
[2] 他们的通信也在《时事新报· 学灯》上刊载，引起许多文学青年的兴趣。后来他们把这些通信结集出版，取名《三叶集》。
1920年5月，宗白华辞去《学灯》的编辑职务，到德国去留学。此后《学灯》对郭沫若很冷淡，就像给他当头淋了一盆冷水“以后便再没有为《学灯》写诗，更把那和狂涛暴涨一样的写诗欲望冷下去”。
[3]1921年，郭沫若把这个时期的诗作，结集为《女神》在上海出版。并为诗集写了《序诗》：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
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
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
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同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此时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只是处在朦胧时期，这和要用《女神》去点燃青年们的智光一样，都是他的美好愿望。
《女神》的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开一代诗风，是我国新诗运动的第一个里程碑。
1923年闻一多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1] 又称郭沫若为“现代第一诗人”。
[2]《女神》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人地位。
[1]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二卷，第65页。
[2]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二卷，第66页。
[1] 宗白华（1897—1980），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曾在《时事新报· 学灯》编辑，后留学德国，历任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从事中西美学比较研究。
[2] 《三叶集· 宗白华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五卷，第10页。
[3] 《三叶集· 宗白华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五卷，第12页。
[4] 《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六卷，第216页。
[5]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二卷，第67页。
[6] 《序我的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九卷，第408页。
[7] 《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六卷，第216页。
[1] 《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六卷，第216页。
[2] 《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六卷，第216页。
[1] 《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伞集》文学编十六卷，第217页。
[1] 《三叶集· 郭沫若致宗白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五卷，第14页。
[2] 《三叶集· 田汉致宗白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五卷，第72页。
[3] 《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六卷，第218页。
[1] 《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6月，第四号。
[2] 《给家人信》（一）《闻一多全集》第三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