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少年时代留下的双耳重听使他越来越感到学医的困难，内心很痛苦，认为自己选错了路，曾想改学文学，遭到安娜的激烈反对。安娜把医学当做今后生活的出路，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虽然没有改变学业，却也没有改变郭沫若的志向，他依然钟情于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占去了学医的大部分时间。
郭沫若在留日学生中，结识了一批文学爱好者。他们与郭沫若一样，虽然没有选择学文学，却对文学抱有远大抱负。早在1918年，郭沫若从冈山出来到福冈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的时候，就在博多湾岸边与同学谈论国内的文化现状，他们对国内出版的杂志既少，内容又杂乱，没有一个可读的文学刊物，颇为不满。郭沫若设想“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用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1]
以后，他们分别进行活动，与一些留日的文学青年进行沟通，联络了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田汉等人办了一种手抄本的杂志，取名《Green》，在他们之中传阅。刊登的都是自己的作品，文章之后还留有空白，供读后书写评论，共出了两期。可以认为这是他们办文学刊物的尝试和前奏。
正当他们为此而奔走时，获悉上海泰东书局要改组书局的编辑部，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个科。有人推荐成仿吾为文学主任，月薪100元。成仿吾立即决定回国，郭沫若也决定暂时抛开学业，同他一起回国。到了上海才知道，所谓泰东的改革只是一句空话。泰东迟迟不下聘书，他们的工作并无着落，更谈不上月薪100元。成仿吾感到两个人留在上海已无必要，考虑到郭沫若的生活困难，与泰东书局商量让郭沫若一人担任编辑工作，把来上海的使命留给郭沫若，自己则返回湖南故乡，到兵工厂任职。
郭沫若想出一本文学杂志的愿望得到了泰东书局的同意。他又赶回日本，向大家通报消息和商讨办法，在京都会见了郑伯奇等人，又与在东京住院的郁达夫见了面，提出把杂志取名为《创造》的设想。
1921年6月9日，郭沫若、郁达夫、孙资平、田汉等人在东京郁达夫的寓所聚会，郭沫若介绍了上海之行的情况，建议把刊物定名为《创造》，意思是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去努力创造一个光明的世界，大家都表示赞同。考虑到大家都很忙，决定杂志定为季刊，由大家分头为杂志准备稿件。
郭沫若又去上海，忙于创办《创造》季刊的工作。直到郁达夫来到上海接续工作之后，他才返回日本继续已中断了五个月的学业。
郭沫若对国内文化出版不满，追求出一本文学杂志，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经过这批有志青年的积极活动，一个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诞生了。它的出现并无明确的时间和形式，人们习惯上把6月在郁达夫寓所的集会，当做它诞生的标志。
郁达夫在上海报纸上以郭沫若等人的名义，发表了《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宣称“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二期的《编辑余谈》中说，“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
但从“创造社”的活动来看，他们主张打破社会因袭，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在艺术上则倾向于浪漫主义。“创造社”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外国作品等工作，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1923年3月，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留日生活。4月，他携妻子和三个孩子回到上海。在《留别日本》一诗中说：
十年的有期徒刑已满，
在这樱花烂缦的时候，
我要向我的故国飞还……

我的故乡虽然也是一座监牢，
但我们有五百万的铁锉，
有三亿二千万镰刀。
我们有一朝爆发了起来，
不难把这座世界的铁牢打倒。

完成学业，安娜盼望丈夫做个医生，过上安定的生活；大哥为郭沫若在四川谋得一个医务职位，还送来了路费；有人发来请帖，欲以高薪聘他为医生。这些都被他拒绝了，他认为医学不过是医活少数患者的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也必须创立新文学。
这个时期，郭沫若又创作出版了诗集《星空》、《瓶》、《前茅》。
《星空》是郭沫若的第二本诗集，收集了1921年至1922年间以抒情短诗为主的作品，诗风清雅，调子低回，一种排遣不掉的苦闷情绪笼罩着诗集，连星辰都带着血和泪。在开卷的《献诗》里说：

啊，闪烁不定的星辰哟!
你们有的是鲜红的血痕，
有的是净朗的泪晶——在你们可怜的幽光之中含蓄了多少沉深的苦闷!

“五四”时期所焕发的理想和朝气，在这里已经破灭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依旧是中国的现实。郭沫若彷徨于这些血痕和泪晶之间，找不到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天上的市街》里吟道：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美丽在缥渺之中，诗人的追求远在天上。

《前茅》的诗大部分写于1923年，反映了郭沫若在苦闷的彷徨之后的觉醒。当时中国的工农运动已经掀起高潮，在时代的影响之下，郭沫若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前茅》反映了这种重要的变化。在《力的追求者》诗中说：

别了，低回的情趣!
别要再来缠绕我白热的心曦!
你个可怜的扑灯蛾，
你当得立地烧死!

在《黄河与扬子江对话》时说：

人们哟，醒! 醒! 醒!
已经的美一法——是十八世纪的两大革命。
新兴的俄与中——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哟，
快起! 起! 起!
快在这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别演一场新剧!

在开卷的《序诗》里说：

这几首诗或许未免粗暴，
这可是革命时代的前茅。

1923年是“创造社”文学活动最活跃的一年，除《创造》季刊外，还办有《创造周报》和在《中华新报》上开辟的副刊《创造日》，季刊、周刊、日刊、创作、翻译、评论，大家为工作而奔忙。三种刊物风行全国，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创造社”的影响不断扩大，队伍也不断扩大。
1924年“创造社”的活动开始走向低潮，几个主要成员离去，三个刊物也被迫先后停刊了。他们所依托的泰东书局从来没有给过固定的工资。只像施舍一样给些饭食和零用钱，这样下去实难度日。
4月，郭沫若怀着一腔凄凉的情绪离开上海，重赴日本福冈。
在福冈，郭沫若开始翻译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时就接触过他的著作。几年来，文学活动的周折，郭沫若感到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了解。在家徒四壁的艰苦生活条件下，开始了翻译工作。从清晨到深夜，手执毛笔，边读边译，常常为书中精辟的论述而叫绝。用了50天的光景，把20万余万字的著作全部译完。
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系统学习。郭沫若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又说，“译了这部书，不仅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世间上所诬蔑为过激的暴徒其实才是极其仁慈的救世主”。^[1]
11月，郭沫若又举家回到上海。他曾设想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得到了商务印书馆朋友的支持，答应翻译期间供给一定的生活费。正当他雄心勃勃地拟订了五年翻译计划，准备付诸实施的时候，此事却在商务馆的编审会上遭到了否决，说是译其他任何名作都可以，《资本论》却有不便。
12月，郭沫若应邀到江苏宜兴等地去作战地调查。不久前这一带发生了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的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的悲惨景象和人民生活的困苦，使他“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1]“有一个吃的阶级，同时便有一个被吃的阶级”，“最奇怪是有许多睁眼瞎子的学者（？）竟忍心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没有地主和农奴的区分。这是怎样瞎说八道的混账话哟!”^[2]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郭沫若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他怀着满腔的怒火，把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凝于笔端，花了两周的时间写出了两幕历史剧《聂嫈》，这是郭沫若写的第三个历史短剧剧本。1923年郭沫若创作了《卓文君》和《王昭君》，这两个历史短剧歌颂了反封建的叛逆性格。《聂嫈》则针对现实斗争，歌颂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英雄，壮士为国捐躯，姐弟生离死别，引发了人民对黑暗势力的痛恨。上海美专的学生把《聂嫈》公演了三天，郭沫若收到700元演出费，尽管他生活很困难，还是把钱捐给了上海总工会，支援工人的斗争。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对社会现实的进一步了解，促使郭沫若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5年年底，在《文艺论集· 序》里说，“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风，在最近一两年时间，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由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文艺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26年4月所写的《革命与文学》一文，在分析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之后说，“我们更可以归纳出一句话来：就是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而革命的时期中总会有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出现”。文章最后号召青年“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1]　《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二卷，第47页。
[1]　《创造十年续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二卷，第205页。
[1]　《创造十年续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二卷，第205页。
[2]　《水平线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二卷，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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