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蒋介石加紧破坏国共“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一方面发动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一方面镇压屠杀爱国人士。
郭沫若回到上海后，即在各种场合呼吁制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针对6月6日蒋介石发布的十五天停战令，他揭露说，“十五天的停战令包含着十足的火药气，那分明是一纸哀的美顿书，限期十五个二十四小时，以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而已”。^[3] 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杀害，郭沫若著文愤怒地指出，“十一日李公朴遭难，十五日闻一多遇害，同在昆明，同是领导民主运动的朋友，同遭美械凶徒的暗杀。这里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白色恐怖的阴谋摆布”。^[1] 又说：“反民主施瘟使者们的幌子，今天是自行揭穿了。他们说：他们在反苏反共，但事实上他们是反民主反人民。”^[2] 他还用诗句喊出：

我要反抗!
我要反抗!
我要反抗!
我揩干了眼泪，
要驱除那万恶的豺狼!^[3]

11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单独召开“国民大会”，郭沫若被指定为“国大代表”。他对《新华日报》记者说，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指定“国大代表”，完全违背了政协的程序，因此名单中尽管列有自己的名字，但绝不承认自己是“国大代表”。他坚决拒绝参加非法的伪“国大”。
1947年，因为拒绝与国民党的合作，没有公务收入，生活很拮据，郭沫若就自订了一份润格，开始公开卖字，前后共四个多月。
11月，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为了保护郭沫若，党组织安排他全家乘船离开上海，转赴香港。在香港他著文说明他离开上海的原因，“消极地要摔破法西斯统治者的花瓶，积极地要恢复我的自由替中国人民服务。”^[4]
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公布首次遴选的81名院士名单，郭沫若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工作上的贡献，被选为人文组的院士。
5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郭沫若立即响应，与李济深等12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发出的号召，认为召开新的政协会议，完全符合人民的要求。在《华商报》的一次座谈会上，郭沫若说，中共中央“五一”的号召对于促进民主团结，促进胜利，具有历史意义，也正是全国人民所迫切要求的。又说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
11月，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党中央邀请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共商开国大计。在党的安排下，郭沫若乘船秘密离开香港，同行的民主人士有30多人。12月初，轮船到达了辽宁安东（今丹东）附近靠岸，他们又乘车转赴沈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们又来到北平。
为了迎接新中国，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开国前夕，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被选为常设委员会副主席。4月23日，当他在大会上发言时，恰好传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顿时会场一片欢腾，各国朋友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互相拥抱，高呼“中国万岁”，形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1949年9月，郭沫若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召集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至1954年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从1954年直到逝世连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此外，从1949年开始，还一直担任着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事着繁重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
解放初期，教育工作存在很多困难。1949年底郭沫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号召文教工作者将“有限的财力作最有效的使用”^[1]。1953年6月，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给予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即必须妥当地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出大量合格的建设人才”。^[2]1951年郭沫若提出爱国主义教育问题，指出“历史教学在教育工作中占极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普及并深入爱国主义教育上是基本的工作”。^[3]对当时教育上存在的问题，他都一一负责解决。1950年7月，他主持文化教育委员会专门研究了对失业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救济，以及对失学学生的处理问题。12月根据当时情况，又向政务院提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妥善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郭沫若对科学研究工作抱有很大期望，1950年1月，他在自然科学学会联合年会上说：“今日是中国自然科学最好发展的一个时期，是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的最好时机，也是全国人民向科学家期望最高的时候。”^[1]
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接收了旧中国的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既有重复，又有些重要学科是空白，很难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必须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研究工作进行调查和补充。在建院不满半个月的时候，郭沫若首先邀请原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进行座谈，向他们介绍筹建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和将来工作的设想，并希望他们多发表意见，共同做好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在院机关各级干部选定之后，郭沫若率领有关人员到研究所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确定了调整机构的方案。他身兼数种国家领导的职务，在政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每个星期都到院办公，主持实施研究所的改组和所长的选聘，部署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并从全国科学技术界中聘请著名的科学家担任中国科学院的专门委员参与科研的组织工作。
1950年6月中旬，郭沫若以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指出确定科学研究方向、培养与合理地分配科学研究人才、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是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6月下旬，又以院长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郭沫若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把这时期的中心工作概括为三条：一是确定方针，根据《共同纲领》中文教政策的规定，担负起推进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二是建立制度，制定了《中国科学院暂行组织条例》、《专门委员聘任暂行规程》、《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研究人员任用暂行细则》和《技术人员暂行细则》等等；三是要加强与全国科研机构的联系。有这三个方面，他认为：“本院大厦的骨髓已经建立起来。”
科学研究需要人才。中国科学院对旧中国留下的科研人才，做了妥善的安置，使他们发挥作用。一些海外学子，在新中国的感召下，表示愿意回来报效祖国，中国科学院千方百计地争取他们回国工作。1950年5月，地质学家李四光从英国回国，到达北京是早晨，郭沫若与于立群夫妇来不及吃早饭，就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并陪送李四光夫妇到下榻的六国饭店。
1950年4月，得到了在美国的中国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想回国工作的消息，郭沫若立即致电表示欢迎。赵忠尧要把在美国购置的物理学研究用的仪器带回国，郭沫若设法给予支持，并为其出具中国科学院的证明。赵忠尧在回国途中被驻日美军无理扣押，郭沫若立即与外交部协商，进行营救，并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致电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 居里，呼吁全世界科学家予以谴责。当得知因阻断了赵忠尧的国际汇款，其在南京的家属生活困难后，郭沫若立即决定，提前核定赵忠尧的月薪，发给家属，以解决燃眉之急。
解放初期，反复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旧作风，却滋生了另一种倾向，使得一些科学家不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郭沫若以高度责任感出来说话。他写了一篇题为《光荣属于科学研究者》的文章，刊登在中国科学院的指导研究工作的刊物《科学通报》上，表明他的观点：

我们应该尊重科学，尊重科学研究，尊重科学研究家。
科学研究自然是应该和实际配合的，但在这儿也有种种不同的历程。有的研究和实用的历程很短，研究的成果立即可以见诸实用。但有的却有相当长远的历程，一时是看不出成效来的。
对于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怀着急躁的心情期待，是不妥当的。眼光要看得远一点，算计要打得长一点。
中国的科学家们，应该说都是优秀的爱国主义者，正因为爱国，所以才从事科学研究，应用科学来实际建国。
但无可讳言，我们对于科学和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都还不够十分重视。我们的眼光有时太短，而算计有时打得太紧。因此我提出这点暗示来请大家注意。我是在为科学家呼吁，也是在向科学界呼吁。

随着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旧有的研究条件已远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稍有头绪之后，郭沫若即主持安排科研基地的建设问题，考虑到北京城里寻求基地已很困难，只有向城外发展。初选的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和北郊黄寺地区，因为遭到困难而被否定，随后又提出中关村方案。郭沫若偕同几位院领导亲往中关村察看，经过比较，选定了中关村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基地。1954年在中关村的农田里建起了中国科学院第一栋科研用楼房，供新建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使用，成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最初基地。后来又在中关村建起许多研究所的科研用楼，为建立中关村科学城打下初步基础。
1954年，郭沫若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对《管子》进行了整理和校注，完成了《管子集校》一书。《管子》是一部学术内容丰富的古代著作，但因年代久远，内容庞杂，简篇错乱，文字讹误，历来认为是一本难读的书。郭沫若在广泛搜集历代版本、汇集各家注释的基础上，订正了文字的讹误和脱漏，纠正了错简，使文气贯通。在整理过程中还有许多发现和创见。郭沫若在书中说：“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声、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而文字复舛误歧出，如不加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集，读者亦难周览。有见于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1] 经过整理，集历代校译之大成，文字多达170万，为前人注释的三倍。这是郭沫若在建国之后，用心最勤的一项历史资料研究整理工作。
从建国之前开始，郭沫若就一直为国际和平事业到处奔走，他多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华沙、柏林、维也纳、奥斯陆等地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作为和平战士，与各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了表彰郭沫若为国际和平所做的贡献，1952年4月9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典礼，授予他“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随后他将这笔十万元卢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
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间长达25天。当时中日尚未建交，是我国派出的第一个访日正式代表团，成员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到达东京时，机场上第一次出现五星红旗，代表团受到热烈的欢迎。郭沫若在机场上对记者说：“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中日两国人民特别需要和平相处。”
代表团到日本一些地方访问，会见了日本国会议长、日本学术会议的会长以及许多新老朋友。还到市川、冈山、福冈旧地重游。当人们得到郭沫若要访问市川市须和田旧居消息时，许多老邻居都来欢迎他。他到邻居家做客，用日语与老朋友叙旧，怀念在日本人民帮助下度过的艰难岁月。
郭沫若1937年回国时，在日本遗留了一些自己用的资料，如书籍、甲骨拓片等，约1500件，已全部捐献给日本。访问期间，日本日中文化研究所特别来当面表示感谢，并表达了要在日本建立“沫若文库”以保存这些资料的意向。郭沫若不同意这样做，他表示应该着眼于更大的范围。根据他的意见，日方建立了亚非图书馆，把他捐献的资料保存在该馆的中国室。
这次访问，在日本造成很好的影响，宣传了新中国，介绍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1956年初，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意见，由郭沫若主持向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他被任命为校长。从筹建到开学，只有半年时间，生源、校舍、师资、教学计划等都要尽快解决。郭沫若亲自出面联系解决校舍问题，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又主持校务委员会的工作，聘请了院内一批科学家担任教学工作。还为学校作了校歌歌词，请音乐家吕骥谱了曲。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所新型的大学很快就诞生了。
当时有的学生经济上有困难，郭沫若拿出自己的稿费给予帮助，并用稿费为学校修建了游泳池。“文革”前，他把15万元的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给中国科学院。在他逝世之后，中国科学院决定用这笔钱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建立“郭沫若奖学金”，这是我国首次在大学里建立的奖学金。后来又用他的稿费作了追加，奖学金基金已达到50万元。
解放后郭沫若创作了大量诗歌，其数量远在解放前之上，其中旧体诗词的比例也在解放前之上。50年代出版了《新华颂》、《长春集》、《骆驼集》等诗集，60年代初出版了《东风集》。这些诗作表现了诗人的高度政治热情，赞美新中国建设，赞美祖国河山，也有一些歌颂领袖，歌颂国际友谊的。其中不乏好诗，一些诗保持了《女神》时代的浪漫主义气韵，一些诗展现了诗人宽阔乐观的胸怀。但也有一些诗流于概念化，一些应酬之作更是缺乏诗味。
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郭沫若积极响应，于1958年出版了诗集《百花齐放》。集中共有101首诗，一种花一首诗，另外还一首《其他一切花》。诗集出了好几种，还有国画、木刻、剪纸等插图本，一首诗配一幅画，装帧十分精美。但其中刻板的描绘、概念化的诗句，已失去诗味，人们已寻不到他往日诗作的气韵了。
有一个学生向郭沫若提出意见，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听到孩子的这种直言，他非常高兴，感到“后生可爱”，虚心接受意见，并回答说：“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1]
1958年底，报纸公开了郭沫若入党的消息。这是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一些青少年以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的存在为榜样，认为入党入团是无关紧要的事，郭沫若说：“这些青年朋友当然无从知道，做一个共产党员，在我是长久以来的最大愿望。”^[2]
郭沫若爱作翻案文章，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和气度。1959年他说：“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3] 他不仅写了《替曹操翻案》的专文，还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中，充分体现了这种观点。
五幕历史剧《蔡文姬》，写于1959年初，仅用一周时间便完成了初稿，后来又多次进行修改。郭沫若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特别经过《三国演义》和舞台艺术的形象化，把曹操固定成为一个奸臣的典型——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对于曹操应该有一种公平的看法。”^[4] 剧本《蔡文姬》通过文姬归汉的历史故事，展现了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给曹操树立了崭新的形象。
剧本的主人公蔡文姬，是作为一个深明大义、才华横溢，却又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才女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塑造这一形象，倾注了郭沫若的全部感情。他说：“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1] 因此，剧中对蔡文姬在悲欢离合中的感情，描写得细腻入微，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按照惯例，《蔡文姬》排好之后，郭沫若请来周恩来观看，听取他的意见。
《蔡文姬》和《替曹操翻案》的发表，引起学术界的争论。郭沫若相继又写了一些阐明自己观点的文章，一时间各种见解纷纷刊于有关报刊，形成了一种热烈讨论的局面。
四幕历史话剧《武则天》是郭沫若花费时间最长的作品。从1960年1月开始写作，到1962年6月始告完成，历时两年半。剧中的武则天，一反凶狠淫荡的传统面目，成为一个广开言路、知人善任、为天下长治久安而费尽心血的女皇形象。剧本以武则天56～ 61岁，即她最成熟的时期为背景，以平定徐敬业策动的叛乱为线索，来发展故事情节，表现了武则天的政治抱负和杰出才干。郭沫若说，武则天“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特别在她晚年，她的缺点很难掩盖”。“但她是出身寒微的一位女性，这就使她能够比较体念民间的疾若，同情人民。她同情人民，故人民也同情她。”“她以一个女性的统治者，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她便不能取得胜利，她的政权是不能巩固的。”^[2]
1962年，郭沫若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是应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要求而写作的。但剧本只在刊物上发表过，既未投拍也没有在人们中间产生反响。
郭沫若一生创作了九部历史剧，重庆时期创作了六部，都是悲剧，那是悲剧时代的产物。解放后创作了三部，一洗悲剧气氛，《蔡文姬》则被标上“五幕历史喜剧”。^[3] 他的历史剧紧密与时代相结合，激励人们去抗争。他说：“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地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起了人民的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4]
郭沫若的剧作，表现了他的诗人气质，剧中对白注重感情的抒发，尤其长篇的独白，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诗情。郭沫若曾说，“广义的来说吧，我所写的这些剧本或小说或论述，倒有些确实是诗”。^[5] 解放后，郭沫若还出版了古代史研究著作《奴隶制时代》，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史中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断代问题。1956年，郭沫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的提议，成立了《中国史稿》编写组，郭沫若为主编。1959年，根据1956～ 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安排，成立了《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委员。他为这两部书的编纂，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由于“文革”的到来，编纂工作受到了干扰，以致直到他临终也未见到这两部书的完成。

[3]　《玩火者必自焚》，《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二十卷，第94页。
[1]　《悼闻一多》，《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二卷，第115页。
[2]　《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二卷，第119页。
[3]　《中国人的母亲》，《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二卷，第101页。
[4]　《我为什么离开上海》，香港《华商报》，1948年1月8日。
[1]　《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4日。
[2]　《人民日报》，1953年6月6日。
[3]　《致开封中国新文学研究会分会》，《郭沫若书信集》下集，第18页。
[1]　《人民日报》，1950年2月3日。
[1]　《管子集校》叙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五卷，第18页。
[1]　《读了〈孩子的诗〉》，《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0日。
[2]　《学习毛主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七卷，第278页。
[3]　《关于目前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三卷，第486页。
[4]　《蔡文姬》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八卷，第4页。
[1]　《蔡文姬》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八卷，第3页。
[2]　《我怎样写〈武则天〉？》，《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八卷，第233、234、236页。
[3]　《蔡文姬》，195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第73页。
[4]　《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七卷，第257页。
[5]　《序我的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九卷，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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