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雇秋白到郭沫若住所访问，两人谈话意趣很相投。不久，瞿秋白到广州，将郭沫若推荐给林伯渠，经林伯渠安排，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聘请郭沫若为文科学长。
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员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3月，他派弟弟林祖同把聘书和路费送到上海，郭沫若把“创造社”的事务委托给别人，即乘海轮赴广州。
到广州后即去拜访林伯渠，不巧林已外出，却在林的书房里与毛泽东邂逅相遇。当时，毛泽东正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向郭沫若介绍了广东的现状。后来毛泽东邀请郭沫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还聘请他兼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林伯渠回来后，介绍郭沫若与广东大学接上头。这时，成仿吾、郁达夫也来到广东大学，学生对他们的到来极为高兴，文科学生特别召开大会，表示欢迎。会上对学生要求革新文科，郭沫若表示要竭力去做。
广东大学刚成立两年，是由几所专科学校合并而成，文科的课程设置、教学力量都存在不少问题，一些留用的清末举人、贡生等八股先生使教学毫无生气，学生反应强烈。郭沫若到校时，已经开学，课程都已排定，不便进行大的改革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准许学生改造科目和选满意的教师听课，得到校长的同意，却激恼了一些教师，联名鼓噪罢斥郭沫若。郭沫若表示，“沫若行事，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文科学生都起来支持郭沫若，影响所及，全校各科都开展了择师运动。郭沫若还在“五四”运动纪念会上，鼓励学生为革命而发愤读书，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奋斗。
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推动下，工农革命蓬勃发展。郭沫若与先后到广东大学活动的刘少奇、周恩来相识，又结识许多进步人士。广东大学有共产党的总支部在活动。在学生中很有影响。此时郭沫若已加入国民党，在进步思想影响下，他向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总支立即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区学生运动委员会报告，党组织很重视，专门进行研究，认为郭沫若还应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接受考验。由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出面与郭沫若谈话，建议他到军队中去工作。郭沫若在自己的文学活动中，已经认识到深入实际的重要性，多次提倡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党组织的意见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愉快地接受，并决心投笔从戎，参加北伐革命军。
周恩来特地约他到家里谈话，并安排北伐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出面，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推荐郭沫若为政治部宣传科长。蒋介石正在筹组人马，立即表示同意，还任命郭沫若兼任行营秘书长，军衔为上校。
郭沫若到广州仅仅四个月，人生道路却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一个文化人，一跃而成为北伐战士。他在北伐誓师大会誓言：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广州。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出师北伐。兵分三路，向盘踞湖南、湖北的吴佩孚部和江西、浙江、福建的孙传芳部进军。郭沫若跟随总政治部出发，在这约一千人的队伍中负责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活动等工作。他们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然后徒步行军，跋山涉水，一直到长沙。
离开长沙时，郭沫若已升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军衔为少将。在部队行军作战过程中，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经常与司令部一起行动，参与军事谋划，无暇顾及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总政治部工作已压到郭沫若的身上。
北伐军战斗节节胜利，军阀一路败退，打到湖北后，北伐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前锋攻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吴佩孚部队被迫退守武昌。
北伐军连日攻打武昌城，遭到敌人的顽抗，决定组织敢死队强攻。北伐军中没有工兵，准备登城云梯的任务就落到总政治部身上，郭沫若组织队伍向民间收购梯子和麻绳，和大家一起把两三架梯子扎接起来，供部队使用。
两次攻城均遭失败，一路同行的战友纪德甫在武昌宾阳门外的战斗中牺牲。郭沫若为战友处理后事回想起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禁不住从内心吟出几首诗：
患难想随自汨罗，
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
死到如君总不磨。
汉口是在武昌之前攻下的，那里的政治工作吃紧，总政治部决定在汉口建立办事处，并决定由郭沫若主持办事处的工作。汉口的旧势力还很嚣张，商家多不敢开门，许多人持观望态度。办事处为了控制舆论，查封了两家反动报纸，并对新闻实行检查。加强了各种工会组织的工作，民众情绪为之高涨，使汉口改变了面貌。
码头工会的工人发现一名破坏工人运动的工贼，抓起来送到政治部。为置这名罪恶昭著的工贼，郭沫若与蒋介石、邓演达第一次发生正面冲突。郭沫若认为革命势力在汉口还不巩固，正好借此雷厉风行地做些行动来示威，以争取广大群众，却被指责为乱抓人、不懂策略，是“感情家”。郭沫若愤而写信提出辞职，邓演达出面进行挽留。郭沫若表示：“目前革命的胜利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像我们政治部对于民众发出了许多的口号，但是一点也不能兑现。军事上的胜利一半是得到民众的帮助，但是对于民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却万事都讲‘策略’。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太顾忌，太妥协了。结果民众是受了欺骗，我们自己会能转化成旧势力的继承者，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
[1] 邓演达承认郭沫若的见解是正确的，表示今后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他的意思去做。
北伐军在围城40天之后，终于攻破了武昌城。当时郭沫若正在汉口组织庆祝双十节的群众大会，他立即宣布了这一胜利消息。与会的十万群众举旗欢呼，狂热的程度有如山呼海啸。继而举行了群众大游行，群众欢呼高歌，形成了对反动势力的大示威。
快到黄昏的时候，活捉军阀、武昌守将刘玉春的消息又传到汉口，为了尽快让群众知道，办事处马上印传单散发。又拿来一块白布，用红笔在上面写上“刘玉春被活捉了”几个字，把它围在汽车周围，一边向前开车，一边散发传单，使整个汉口都沸腾起来。
攻下武昌之前，郭沫若已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为中将。武昌的工作才有些头绪，他又被调到刚刚攻克的九江，北伐军攻下南昌后，郭沫若又转赴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一直极力笼络郭沫若，要拉他到自己身边，为自己工作，多次对郭沫若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到了长江下游，有多少宣言是要请你做的。
1926年除夕，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宴招待部直校以上军官，席间有人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听之任之，欣然接受，引起郭沫若的警觉，看出蒋介石存有野心。
1927年3月发生了赣州惨案，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害。几天后，暴徒又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数人。郭沫若先后向蒋介石提出派兵弹压，蒋介石只是虚与应付。对蒋介石的这些做法，郭沫若已产生了几分怀疑，但还是认为这是坏人在作怪，蒋介石的态度只是不坚决而已。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郭沫若在总司令室外遇到一个不相识的人，那人自得地夸口说他们这次工作做得还算不差，还说青红帮都和我们老头子联络好，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至此，事情已大白于天下。
就在这一天，暴徒袭击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合法工会等民众团体，打伤了六个人。暴徒把他们的外衣剥了，打得半死之后又拉去游行，说他们在省党部白昼宣淫，这就是共产、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样。暴徒还高喊“打倒赤化分子”、“蒋总司令万岁”。
在此情况下，郭沫若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决心脱离蒋介石，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家中。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他在3月31日从早晨到晚上，用了一天的时间，奋笔疾书，写出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指出：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文章在历数蒋介石的阴谋犯罪事实后说：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 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 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 反蒋!文章写好之后，派人送到武汉，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又印成小册子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人们争相传阅，推动了革命群众的反蒋斗争。
这时，邓演达在武汉多次催促郭沫若去上海开展工作。他只得去上海，但采取了秘密前往方式，以观察情况。船还未到上海，4月12日，上海就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查封了上海总工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已暴露无遗了。
14日，郭沫若到达上海，会见了周恩来，认为上海不可久留，即于次日离沪返回武汉。
郭沫若的行动，使蒋介石恨之入骨。4月21日，勒令停止郭沫若北伐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权。5月7日，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提出“郭沫若平日趋附共产，其言论举措时有危害本党情事，据最近所作《请看今日之蒋中正》一篇，尤属甘心背叛，肆意诋诽，甚且捏造是非”，“实属罪大恶极，无可宽假”，“对于该反动分子郭沫若应予以严厉处分，除4月21日起停止其执行委员职权外，敬恳党部开除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中央立即批准照办。
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之流也公开背叛革命，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一场大革命，“好像放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散了……”
[1]7月底，郭沫若辗转到了九江，眼看着许多共产党人都向南昌汇集，他向中共九江市委表示了去南昌的愿望。党组织劝他视形势发展再定行踪。
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3日，郭沫若在九江得到消息，当晚即出发赴南昌，4日晚到达，见到了贺龙、周恩来，大家高兴得拥抱起来。
“八一”南昌起义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郭沫若不仅是委员，还是由宋庆龄、邓演达、贺龙等七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并兼总政治部主任。
这次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恐慌，调集了兵力向南昌围攻。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开除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国民党籍，并通缉拿办。这是继5月份对郭沫若的通缉之后的又一次通缉。
起义军决定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待机再度北伐。8月5日，郭沫若参加了起义军进军广州的誓师大会，即随总指挥部南下。
8月下旬，起义军到达江西瑞金。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所小学里举行入党宣誓，同时宣誓的还有贺龙。
起义军在瑞金、会昌连打胜仗，击溃了敌人的阻截。到了潮州、汕头地区后，起义军在战斗中失利，撤退到普宁县的流沙。在流沙举行的前敌委员会上决定，武装人员向海陆丰地区撤退，去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下的，由物色好了的当地农会会友做向导，分别向海边撤退，再赴香港或上海。不愿留下的，就地遣散。
在流沙突围中，总政治部被敌人打散。郭沫若一行仅剩四人，在农会主席的帮助下，在一个草仓里躲了七天之后，又赶路到了惠来县的神泉。在当地农会的帮助下，隐蔽了十天，等风向转过来，才登上载货的帆船，顺风到达香港。
10月下旬，郭沫若秘密从香港回到上海，隐居在一个普通弄堂里。从广东出发又回到广东的一年战斗生涯，使他把文学创作活动搁置起来，现在又开始重操旧业。他把过去未完成的译稿找了出来，重新补译和润色整理，完成了歌德诗剧《浮士德》第一部的翻译工作。在《浮士德· 第一部译后记》中说：“十年以前的旧稿，而今又重新补缀整理，我的心情和歌德在‘献诗’中所歌咏出的他隔了多年又重理他的旧稿时的那种心情实在相差不多。我好像漂泊了数年又回到了故乡一样。但我这故乡是怎么样呢？这真是田园荒芜，蟏蛸满屋了。”
上海并不是他可以久留之地，国民党的报纸都登出了通缉郭沫若的命令，还有悬赏三万元的赏格。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准备携全家搭乘苏联撤离领事馆人员的轮船去海参崴，再取道西伯利亚去莫斯科。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开船日期的到来。没有想到郭沫若突然患了斑疹伤寒，高烧40度，病得不能起床，不得不秘密住进日本人开的医院。在医院里他完全不省人事，医生已通知家属准备后事。然而两个星期之后，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住进医院是在1927年12月初，出院时已是1928年1月初了。苏联接撤退人员的船只早已驶离上海。
在病后的休养中，郭沫若身体虚弱，头脑却非常清醒，思绪万千，诗兴时常向他袭来，便记到了笔记本上，经过整理，完成了他的第五部诗集《恢复》。
《恢复》共收24首诗，都是躺在床上或坐在藤椅上写成的。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战斗生活的洗礼、政治斗争的考验，此时郭沫若思想已经成熟，《恢复》标志着他已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大革命失败，面对白色恐怖，他不悲观，不惆怅。在以《恢复》为题的诗中，表现了他的这种情怀：
我现在是已经复活了，复活了，
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我虽然三个礼拜都没有睡眠，
但我一点也不忧虑，也不熬煎。
在《述怀》一诗中，则表现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今后的半生我相信没有什么阻挠，
我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慢地引领高歌。
我要唤起我们颓废的国家、衰残的民族。
我要歌出我们新兴的无产阶级生活。
在《我想起了陈胜吴广》一诗里，他满怀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
可我们的农民在三万二千万人以上，
困兽犹斗，我不相信我们便全无主张。
我不相信我们便永远地不能起来，
我们之中便永远地产生不出陈胜、吴广!
更何况我们还有五百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会给我们以战斗的方法，利炮、飞枪。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
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这场大病改变了郭沫若的人生历程，去不了苏联，祖国又不可久留，他只剩下一条不愿走，但又是别无选择的路，就是去日本。“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尤其要自己去走!”
[1]党组织同意郭沫若旅居日本，继续为党工作。周恩来到寓所来看望了他，一起叙谈和共进午餐。朋友们也为郭沫若饯行。党组织考虑到他拖家带口，决定在经济上给他一些资助，他知道党组织也有困难，就谢绝了。
此时上海卫戍司令部已侦查到郭沫若的住处，就要前来缉拿。朋友们得到信息，及时告诉了他，于当天晚上他移居到日本人开的旅馆。
次日，郭沫若孤身一人乘日本的邮船悄然离开上海。为便于行动，化名为吴诚，身份是南昌大学的教授，前往东京考察教育。他的家属则乘另外一只船赴日。
待到上海卫戍司令部去寓所要把郭沫若缉拿归案时，他已漂泊在东海之上了。
[1] 《北伐途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三卷，第101页。
[1] 《神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三卷，第267页。
[1] 《跨着东海》，《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十卷，第3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