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蓄意捏造一个莫须有的“彭真、林枫和吕正操等阴谋策划叛党投敌集团案”，并在中央二办成立吕（正操）、解（方）专案组，搞所谓“东北叛党集团”。划为这个集团的还有张学思、高崇民、阎宝航、刘澜波、贾陶等。从1967年6月开始，先后把他们关押“审查”。林彪、康生硬把1946年2月吕正操、张学思等联名通过新华社播发给蒋介石并政治协商会议诸代表，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通电当作罪证。这个通电是经过东北局同意，为了配合周恩来在旧政协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而发出的。林彪、康生之所以蓄意制造“东北叛党集团”，是企图借此整倒周恩来，扫除其篡夺最高权力的障碍。经过长期查证，他们搞不出来这个所谓“东北叛党集团”的罪证，在康生指使下，又于1968年春编造一个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员名单供给沈阳军区，让他们深挖“东北叛党集团”的所谓罪证，从而滋生出来一个90人的所谓“‘东北帮’反革命集团”的大假案。这样，就使大批革命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备受摧残，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高崇民本着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同这种诬陷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1968年3月初，专案人员到高崇民家，追问：“你四六年到东北时，吕正操、张学思对你说了什么？”他很气愤地说：“你们问这些干什么？他们还能说反党的话吗？”过了两天专案人员又到高崇民的办公室，进一步追问：“吕正操和张学思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释放张学良是什么意图？！”他很生气地说：“这是正义的要求，组织上的意见，有什么企图？！”他们对高崇民说：“吕正操、张学思是想在东北搞独立王国，让张学良回东北主持大计。”高崇民极其愤慨地说：“不知道。”于是专案人员按自己的想法整理出“访问材料”，让高崇民签字。他断然拒绝，说：“你们要的证明只能按我的意思写，不能按你们的意思写。”专案人员大为恼火，说：“你这个老头真顽固，你以为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高崇民气得浑身颤抖，他说：“你们还能砍我的头吗？”这帮家伙凶狠地说：“怎么？你以为我们不敢吗？”他面对这伙暴徒立即把头伸过去说：“你们砍！你们砍！”回到家中他仍然怒气未消，说：“我宁肯被砍头、蹲监狱，也不能容忍他们诬陷好人！”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越来越使高崇民不理解。他不相信关山复是走资派，他对团中央“造反派”把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这样深入实际的好干部揪出示众，很觉痛心。对于把张学思打成“特务”，把刘澜波打成“叛徒”等事，他都要挺身而出，写材料证明他们不是特务、叛徒。特别是当听到南汉宸和邹大鹏已被害致死时，他痛心至极，珠泪夺眶，说：“唉！他们都是我的知心朋友，几十年来忠于革命、忠于党，怎么能是走资派、特务呢？”

1967年秋，吉林省某高校的一个战斗队，在一张题为“东北救亡总会是什么货色”的小报里，把“东总”诬蔑为“特务外围组织”，其领导成员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把高崇民诬蔑为“军统专员”。高崇民联想到南汉宸曾告诉他说，康生问过南汉宸“高崇民跟戴笠是什么关系？”由此他感到问题并不简单，意味深长地说：“这（指小报）不是青年人搞的，这和一九四三年搞‘东总’如出一辙，是有来头的。”

由于康生指令郭玉峰写了“高崇民是特务予以逮捕”的报告给中央，1968年10月1日，高崇民没有接到上天安门的邀请。他预感到问题的严重，就跟儿女们讲：“你们记住三条：一是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的信仰我决不会动摇；二是你们的爸爸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三是我这个人什么时候死都行，怎么死都行，在那儿死都行，但决不自杀。”这时高崇民面对即将来临的残酷迫害，已经作了为人民而死的精神准备。他拿出七十五周岁时写的诗留给儿女们，诗句是：“三十年来沐党恩，追随革命作新人；光明伟大千秋业，期与儿孙步后尘。”^[1]

1968年10月8日凌晨2点钟，高崇民被抓进监狱。专案组把国民党档案中保存的一份由叛徒、敌渝特工组长袁晓轩制定的对高崇民进行策反的计划（此计划高崇民并不知道，袁晓轩被我军俘虏后又一再申明此计划并未实行），以假做真充当罪证，无中生有地诬陷高崇民是“军统特务”；他们又把抄去的有高崇民和吕正操、张学思、邹大鹏、冯仲云等的一张照片作为罪证，硬说高祟民是“东北叛党集团”的成员，进行残酷迫害。

高崇民在狱中坚贞不屈。当时的专案组成员就曾说：“高崇民在监狱中，只是骂人，这辈子出不来了。”“对高崇民审讯了很长时间，审问过多次，高崇民都坚决不承认。”1970年12月高崇民写的《自传》，也可以看出他那坚贞不屈的性格。他写道：“无论什么时候，有理就不要怕，不要被势力吓倒。”“以后（指‘文革’中被捕后）竟有误以我为国民党特务所派遣，打入我党，实行破坏革命者，好在久而自明，亦无所谓。”“久而自明”反映了他坚信真理，无所畏惧的精神。在《自传》的另一个地方他连写“伤、伤、伤、伤”四个伤字，表示他对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凭空捏造罪状，诬陷革命者的伤心和痛心。

1971年7月29日，高崇民终于在狱中被迫害致死，饮恨含冤离开他所热情歌颂的人世，终年81岁。

1979年4月20日，经党中央批准，在首都政协礼堂举行高崇民平反昭雪大会，乌兰夫、宋任穷、刘澜涛、胡耀邦、谷牧、朱蕴山、杨静仁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政协常委的同志参加大会。宋任穷在讲话中指出，高崇民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襟怀坦白，刚直不阿，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他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1] 周恩来生前也曾说过：“高崇民同志是东北人的榜样。”^[2] 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给高崇民做出的切实的评价。

[1]　白竞凡：《长流悲愤激人间》，1979年9月5日《辽宁日报》。
[1]　转引自李延禄、栗又文、孙汉超：《可使寸寸折，不做绕指柔》。
[2]　转引自李延禄、栗又文、孙汉超：《可使寸寸折，不做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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