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后，他先后结识了著名的爱国人士胡愈之和刚从海外归来的《生活周刊》主笔邹韬奋。特别是经过杜重远的介绍，他又结识了地下党员宋介农（后改名孙达生）。他在《上半生简述》中说：“宋介农年纪虽轻，马列主义很熟，此为我第一次正式见到共产党人。宋为我介绍马列主义小册子看，使我初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应走的政治道路。宋可算我启蒙的老师。”^[2]杜重远本是高崇民的挚友，九一八事变后一直积极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如今因《闲话皇帝》一案而身陷囹圄。后来他回忆说：“当时非常痛苦，自己是老国民党员，过去参加国民党是为了救国，而今天眼看着国民党当局背叛了国家，对国民党的信心愈来愈差了。”^[3] 在上海，高崇民经常与胡愈之、邹韬奋等进步人士一起研究救国大计，感觉到革命高潮来临的形势，更认识到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胡愈之回忆说：“那时我曾与高崇民同志畅谈过两三次。开始时高还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很不理解，但很快彼此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了。”^[1] 正是在党的教育下，他认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国民党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他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毅然把国民党党证焚毁，表示坚定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高崇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高崇民与张学良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由于他工作干练、品格高尚、刚直不阿、思想进步，在东北颇有名望，并曾多次支持过张学良的爱国进步行动，对张的缺点错误也敢于直言，因而深得张学良的重视，被视为畏友。

1935年10月，高崇民接受了由孙达生转达的党要他去西安促进张杨联合，实行联共抗日的任务。他与孙达生约定，到西安后孙做秘密工作，他做上层工作，互相配合。孙由海路经天津、北平到西安；高由陆路经南京、北平去西安。过南京时，他见了时任东北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阎宝航，说明去西安的使命。阎宝航极为赞成。又同高一起回上海与杜重远等讨论工作的具体步骤，逐渐明确了在西北实行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联合，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为此，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等又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沉痛的信，说明上述意见，由高崇民带往西安。途经北平时，他与地下党负责人王梓木又进一步研究了去西安后的工作。11月下旬，高崇民抵西安，对张学良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在与张的交谈中，首先揭露了蒋介石要东北军“剿共”是搞“一箭双雕”的阴谋，企图使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接着他又说明对共产党只能“联”不能“剿”的道理。他说，共产党是真正革命的党，和张献忠、李自成等绝不相同。由于它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所以“红军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如鱼得水，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剿’不完，因为国军不能把老百姓消灭净尽。”^[2]最后，他劝张学良权衡轻重、斟酌利益，争取与共产党合作，保存东北军实力，以便将来能够打回老家去，复土还乡，千万不要在内战中把东北军和自己一起毁掉。高崇民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和那为朋友披肝沥胆的精神，都对张学良有所触动。张学良请他帮助促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消除彼此之间由于国民党特务的挑拨而产生的某些隔阂。高崇民就不辞辛苦地几次会见杨虎城，说明张学良的诚意，希望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扭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杨虎城也欣然赞同，表示服从张的领导。从此，张、杨两人的思想更加接近，增进了两军之间的相互了解。张学良后来曾说，“由于杜重远和高崇民等人的教育，给他指出了前途和出路，使他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1]

高崇民于1936年上半年与栗又文、孙达生合编了一本题名《活路》的小册子，其中他写的《抗日问答》，详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沦陷的经过；指出由于蒋介石一再退让，纵容暴敌侵略，致使冀东不保，华北政权特殊化，至今仍然坐视东北义勇军的苦战牺牲，三千万同胞横遭涂炭；敬告全国军民，如不急起自卫，亡国灭种即在目前。《问答》还着重批判了“唯武器论”、“长期准备论”和“七日亡国论”等谬论；驳斥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揭露了南京政府贪污腐化，文恬武嬉，鱼肉人民，自相残杀，卖国求荣的丑恶面目和爱国志士蒙受冤狱，救亡学生横遭镇压的惨景。《问答》最后提出东北军是东北人民的子弟兵，一定不要辜负全国人民和东北父老复土还乡的期望，而要走上抗日战场，人民群众定会到处以箪食壶浆喜迎王师。这才是我们唯一的一条“活路”。在《活路》小册子中还明确提出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三位一体”思想。《抗日问答》在两军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后来被红军总政治部翻印，作为对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的通俗教材。

《活路》发到东北军和西北军后，被特务发现，国民党再次对高崇民实行通缉。在张学良的帮助下高崇民逃往天津。在天津，南汉宸帮助他继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后来他回忆说：南汉宸是他“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学教师”^[2]。

1936年8月，张学良派袁晓轩（以后叛变当了特务），杨虎城派梁蔼然，先后去天津接高崇民回陕西，参加筹划逼蒋抗日大计。西安事变爆发后，高崇民被任命为张、杨两将军的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参与起草了张杨联署的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著名八项主张。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西安后，高崇民坚决拥护中共关于顾全抗日大局，坚持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卢广绩回忆说：“高崇民同志当时完全同意周恩来先生的看法和主张，并表示一定要按照周先生所说的三位一体，坚持和谈方针，坚持抗日立场，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争取张副司令回来的正确方针。”^[1] 叶剑英说：“崇民同志对西安事变是有功的啊！”^[2]

[2]　高祟民：《上半生简述》。
[3]　程之平：《高崇民先生在松哈各界和平民主促进会上的讲演》，1946年6月13日《东北日报》。
[1]　胡愈之：《从新生事件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资料》第2集。
[2]　高崇民：《上半生简述》。
[1]　杜毅：《我的爸爸杜重远》，1979年12月12日《文汇报》。
[2]　高存信：《高崇民同志年谱》，《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
[1]　卢广绩：《回忆高崇民同志》。
[2]　转引自李延禄、栗又文、孙汉超：《可使寸寸折，不做绕指柔》，1979年3月27《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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