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民给中共做情报工作是从1936年同孙达生在西安一起工作时开始的。《活路》事件后，孙去陕北苏区向周恩来汇报在西安工作情况，周恩来根据孙提供的名单派李克农、朱理治与高崇民等联系。从此，高崇民即为中共做情报工作，并具体与李克农、张文彬、徐彬如等发生联系。1945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到阎宝航家，召开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在重庆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向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投降了，可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地回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留在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按周恩来的意见，10月23日，高崇民找白振铎、陈彦之、杜弘如和吴一凡等，在张元善家中秘密集会。高崇民告诉大家：“我们已决定有二十一人，要分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尽快地离开重庆回到东北去。其中有我、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先到东北解放区；由你们——陈彦之、杜弘如、吴一凡、白振铎，仍投向东北的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和掩护工作，这是经周恩来先生同意了的。”会议接着研究了具体行动方案和遇到的困难。大家都表示要克服困难，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散会时，高崇民很兴奋地说：“这是在重庆最后的会见，争取在东北胜利会师吧！”

1945年11月，高崇民秘密潜回东北。在途经北平时，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通过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设计委员王化一，得到了蒋介石秘密部署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军事计划。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与我党进行谈判，搞和平欺骗，他立即将这份军事计划交给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李克农。李见到这个重要情报后说：“太好了，王化一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身家性命党包了。”李克农随即将这份计划送交中共中央。高崇民这次旅经北平时，还通过张兆林转告胡圣一设法打入蒋政权内部，搞内应工作。到沈阳后，他又同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是一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民主战士，日本人，原是一位世界语学者，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毅然来到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在重庆时，是《反攻》半月刊的积极支持者和撰稿人）一起，做了许多有益于党的工作。

1946年3月，高崇民抵东北解放区后，即在我党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指导第二条战线的情报工作和敌工工作。陈彦之回忆说，他到东北后，通过伪政府的接收人员徐箴，得到沈阳市教育局长的职务，即以此为基地做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八月，白浩（即白振铎）带着他的爱人高凯同志，从解放区的哈尔滨来到沈阳，在教育局同我接上了工作关系。当时他告诉我，我们的工作是直接由东北局社会部负责领导的，实际负责的是社会部副部长邹大鹏同志。以后给我们书面通知时，都是由高崇民和邹大鹏二人联合签署的。”^[1]他还回忆说，国民党特务在沈阳活动得很厉害，他与张兆林等搞起的中美学会被特务捣毁后，工作受到挫折，感到在沈阳继续工作很困难，想去解放区。针对这种思想，高崇民和邹大鹏曾于1947年7月联名写来指示，告诉我们解放战争形势大好，仍叫我们安心在沈阳进行工作，并说，争取存在就是胜利，告诉我们一定能在1948年在沈阳同我们胜利会师^[1]。

高崇民在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通过陈彦之和胡圣一，分别在沈阳市教育局和沈阳市警察一分局建立我党地下交通据点，给党的来往干部提供许多保护；协助陈彦之、张兆林、吴一凡、杜弘如等建立中美学会，扩大进步思想的宣传；协助李维民、白浩等在沈阳建立地下工作系统；并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在沈阳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下，促使王凤起、许赓阳、秦祥征等国民党将领起义。

王凤起原是黄埔军校十期毕业生，在东北军工作期间受到张学良的重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他对蒋介石之背信弃义非常愤慨，曾筹组国民党青年将校团，力求推翻蒋介石等的腐朽统治，拟代之以少壮有为的军官。他的这一计划曾暗中受到陈诚的支持，后被军统特务侦知，于1943年10月下旬被捕，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等处三年半之久。在押期间，他与黄显声、宋绮云、韩子栋等结识，受到地下党的教育。黄、宋等劝他出狱后去东北解放区找高崇民、阎宝航联系，参加反蒋斗争，为人民作好事。1947年3月，王凤起被释放。他带着中美合作所地下党组织的信息和黄显声、宋绮云的嘱托，以探亲为由，携同富平，于10月来到沈阳，后至哈尔滨，受到高崇民的接待。高以东北同乡之谊，用解救东北父老倒悬之苦的大业，对他进行教育，坚定他参加革命的决心。他终于在高崇民等的教育下决定接受任务，经东北局社会部邹大鹏、陈钟的派遣，与富平一起到沈阳从事策反工作。沈阳解放过程中，王凤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作了总队长秦祥征的工作，率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一个师的建制）与许赓扬师长所率新一军五十三师同时起义。许赓扬在回忆起义经过时说：“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间，从哈尔滨释放回来的战俘的谈话中，特别是陈家珍（原长春防守司令，一九四六年“四一八”被俘）把始终不与蒋介石合作的高崇民对我的希望作了较为恳切的转述。高崇民的主要意思是：一、共产党打内战是被迫的，是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蒋介石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是真正地要救中国。二、共产党人既不杀人放火，也不共产共妻；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起义来归，保证一视同仁，既往不咎，并且量才录用；对于俘虏还要优待释放！三、共产党真正是为国为民，前途光明；蒋介石违背民意，失尽人心，眼看就要垮台，跟着他走下去是死路一条。希望我认清形势，找机会起义，千万不要给蒋介石殉葬……。从这时起，我解除了种种顾虑，下定了决心……，找机会起义，投向共产党，绝不给蒋介石殉葬。另外，在一九四八年夏，我见到富平同志，她是由哈尔滨接受任务到沈阳作策反工作的。她也曾把高崇民对我的希望作了概要的转达，更使我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信心和决心走弃暗投明的道路。”^[1] 经过策反工作，许赓扬师长在这期间与我辽北军区负责人取得联系，献出沈阳布防图，宣布起义退出防区。

在沈阳解放过程中，高崇民还写信给胡圣一，指示他做好原东北军军官的工作。1948年底，高崇民还在社会部的领导下，派王化一、王佩卿、冷庆元等六人到北平做马占山、傅作义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

[1]　《陈彦之回忆录》。
[1]　《陈彦之回忆录》。
[1]　《许赓扬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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