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爱国进步人士的迫害，在重庆已有进步人士被秘密逮捕或暗杀的事件发生。国民党在高崇民的住所周围增加武装特务的巡逻，加派叛徒、特务袁晓轩专门对他进行监视。高崇民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乃设法分三步与监视的特务进行斗争。首先故意每天到市内，有时归家，有时不归，使特务摸不着他的活动规律。接着，又将全家搬到戴笠的设计委员王化一家中居住，以减少戴的怀疑。他搬去后，果然监视他的特务只剩袁晓轩一人了。对袁，他又以朋友和长者的身份有意关怀和劝告，使袁颇受感动，在监视上也就有所松懈。11月间，高崇民得知，东北解放区已经任命他为安东省主席。经周恩来指示，党为高崇民潜回东北解放区作出周密的安排。

1945年11月21日晚，高崇民与韩幽桐假扮夫妇，乘坐美国新闻处包租之民生公司大船，离开重庆去上海。此船不受国民党军警检查，甚为安全。他的夫人王桂珊带了三个孩子于次日清晨乘公路汽车去陕西再转北平。高崇民潜离重庆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出通缉令，并在上海进行堵截而未获。他在上海下船后，在闵刚候安排下停留七日，改乘招商局为国民党往东北运军火的轮船，并假扮船上司账员以避过检查。行至葫芦岛，因国民党大员聚集锦州，又多与高相识，为免暴露，他随船返回北平，住在孟用潜家。北平、沈阳通车后，由杜超杰弄到国民党接收人员的护照，他于1946年2月下旬乘车回到沈阳，又潜伏七天，在党的掩护下秘密进入解放区，随即来到抚顺。在抚顺，他会见彭真、林彪、林枫、吕正操、张学思、邹大鹏等人。住12日后，途经本溪，于3月16日来到安东，就任安东省主席职。

高崇民就任安东省主席后，3月27日国民党被迫下达东北停战令；为继续争取与国民党合作，我党曾准备派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高崇民作为东北地区的代表，曾与陈先舟一道经通化、吉林，到达长春，准备赴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可是，正在这时，蒋介石一手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定，发动了对东北解放区的新进攻。高崇民为揭露蒋介石的独裁内战的政策，即以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名义，在长春筹办《民主新报》。

5月下旬，高崇民从长春到哈尔滨。8月9日，他在哈尔滨参加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会上，他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属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安东省主席。

同年7月，经张学思、刘澜波介绍，高崇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先锋战士。

高崇民从1946年3月起到1947年初，曾在安东、通化、长春、哈尔滨等地多次发表演说和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卖国投降，胜利后又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真相。其中，尤其是《惨胜归来》、《要和平必须加强民主力量》、《解答一个疑问》、《俺们家的民主》等篇章，在东北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国民党特务董显光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切齿咒骂说：“杜斌丞之恶暴方除，高崇民之魍魉又起。”并企图把他除掉。1947年10月，蒋介石军队向东北大举进攻，高崇民在《东北日报》发表题为《蒋贼垂死前之疯狂》一文，对蒋介石集团疯狂发动内战的罪行进行揭露和声讨。他还曾为杜斌丞被害写诗：“蒋贼疯狂早见端，杜公为国以身捐，革命垂成偏遇害，长留悲愤激人间。”

1948年8月至1954年8月，高崇民在沈阳先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审理案件时，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他曾给哈尔滨市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写信说：“哈埠有我的亲戚故旧，难免有人假借我的名义或口气唬事。倘遇此种人，不论男妇，你们不但不应为他们所唬，而且要严格处治。因为我们是革命者，事无大小，均不能离开政治原则。”^[1] 他有一个盟侄叫杨予，系伪国防部特务武装绥靖大队上校副大队长，作恶多端，民愤极大。高崇民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在其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

[1]　李延录、栗又文、孙汉超：《可使寸寸折，不做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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