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高崇民想去新疆营救杜重远，不料被掌握飞机批准权的戴笠骗到重庆，实行地区软禁。由于皖南事变后形势险恶，东北救亡总会的于炳然、于毅夫先后撤离重庆，组织上决定由高崇民接替他们的工作。1941年9月，高崇民主持“东总”，并接办《反攻》半月刊。从这时起到1945年11月受党派遣潜回东北，为时达五年之久。

周恩来和董必武曾多次强调，要坚持“东总”这个阵地，说：“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反攻》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以这样的团体和刊物跟蒋介石作斗争。”^[2] 高崇民自己也说，他在重庆“就地奋斗，一面作抗日宣传活动，一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这是民族民主双重任务。”^[1]。

但是，坚持《反攻》阵地是有很大困难的。首先是活动困难，有特务监视。在高崇民住所嘉陵江南岸猫儿石，即《反攻》半月刊社的周围，经常有三五个特务轮流监视，就连房东也被他们找去查问。他气愤不过，给戴笠写信说：“余一寒士，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戴复函矢口否认。此后监视虽稍松懈，但终未解除。尽管如此，他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开主张联苏联共。有一次他跟戴笠说：“任何省的人不主张联共抗日都可以，惟东北人不能不主张联共抗日。”他公开出入苏联大使馆和曾家岩50号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即使戴笠质问，他也直言不讳。其次是印刷困难。国民党特务机关知道得很清楚，《反攻》半月刊虽然有他们的设计委员王化一作发行人，公开承担责任，但实际上是进步刊物，因此密令各印刷厂一律不得承印出版。经高崇民的努力，才取得陆军经理杂志社印刷所主任陈彦之的帮助。他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余则每日爬山越岭，横渡嘉陵江或长江，到市内或南山，作救亡活动。有时阴雨，江水泛滥，淤没山脚达四十米宽。水退后泥泞深处几乎没膝。余傍晚由市内归来，须两手触地，如马上山状，爬行而过，此景始终不忘。”^[2] 再次是经济困难。1942—1943年，《反攻》半月刊经费欠缺，几乎难以为继。为了支持刊物继续出版，高崇民将自己已故夫人曾昭惠留下的金银首饰几乎变卖净尽。

高崇民接办《反攻》半月刊，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和团结救亡的宣传。他到处约请进步朋友和进步青年担任《反攻》的编辑工作，先后担任该刊编辑的有张兆麟、白振铎、苑士杰、秦笠、胡循、邹勇策、聂长林、孙汉超、刘砥芳（即绿川英子的爱人刘仁）等。高崇民自己实际上是《反攻》半月刊的发行人又兼主编和主笔。他既要负责联系出版印刷事宜，又要排版校对，还要组稿、审稿，同时自己还写了许多文章在《反攻》半月刊上发表。他的文章观点正确，旗帜鲜明，在当时的社会上很有影响。特别是他写的《冷言冷语录》、《希望于东北元老者》、《东北人自己应有的反问和认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等文章，都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消沉退缩；提倡团结救亡，反对摩擦分裂；宣传民主宪政，反对独裁专制的，代表了《反攻》杂志的主流。

[2]　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西安事变资料》第2集。
[1]　高崇民：《重庆软禁琐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4辑。
[2]　高崇民：《重庆软禁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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