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高崇民来到北平。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栗又文、刘澜波、李延禄、杜重远、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酝酿组织一个把东北人所办的各个救亡团体都包括在内的总的救亡团体。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工作，于1937年6月20日建立了以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为核心，包括各方面东北爱国人士和救亡团体，并吸收关外抗日联军参加的东北救亡总会。高崇民在“东总”担任主席团成员和负责组织部的工作。为团结更多的东北人开展救亡斗争，他以极大的努力从事建立分会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高崇民在北平参加了杨秀峰、张友渔等组织的华北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支援北平抗战。北平沦陷后，他立即在济南建立“东总”山东分会，后又赴太原建立山西分会，并参与组织西北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在太原时，他见到周恩来，并得到许多教诲。

上海失守，“东总”从南京迁往武汉。高崇民在武汉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去西安参加“东总”陕西分会的领导工作。在西安，他曾与陈先舟一道，通过西安的国民党上层人物王德溥（东北人）等，争得了张庆泰率领的“东总”战地服务一团在西安的大型演出。演出的剧目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宣传。

在西安，高崇民非常重视对东北流亡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他回忆说，“在一九三六年以后，一直认为内地旧的大学校，一方面是培植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帮凶，一方面是培养个人功名富贵、升官发财的思想，是误害青年的场所，故不赞成在内地入国民党的所谓大学。默中总是鼓动东北青年赴陕北学习，方能真正走到抗日的路上。”他以身作则，首先于1937年12月把已于黄埔军校毕业的长子高存信，经周恩来介绍送去延安参加革命，同时在陕西分会工作中，把教育东北青年参加革命作为最重要的工作。高桂林回忆说：“关于高崇民关怀东北青年的事迹，我在西安时就有所闻。一位和我要好的同乡对我讲，‘你要找着高崇民，我对你的将来就放心了’。后来他果然是在高崇民的帮助下才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卢广绩也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初我到西安。同年十月武汉陷落前，‘东总’迁到重庆。在武汉的东北学生和青年都来到西安。……这批青年先后约二三百人，崇民和我担负救济和收容的工作，并由张希尧同志负责培训，他们半数以上被输送到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1]

1938年8月，高崇民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谒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中共中央表达自己对抗日救国事业的意见和愿望，特别提出请中共中央重视东北，建立东北干部支队，挺进敌后和东北的意见。他认为如能在八路军掩护下，组成近几万人的挺进支队，对于收复东北将是一支很大的新生力量。党中央很重视高崇民的意见，于1939年夏即正式建立东北干部队，1940年挺进敌后冀中，为解放东北做准备。东北救亡总会也为东干队输送许多干部。这次来到延安，他还向周恩来、陈云诚恳地提出入党申请。陈云和他商量说，你是东北知名人士，又在国民党统治区搞抗战工作，是否不入党比入党更便于工作呢？高崇民以人民利益为重。从此，他更加明确自己的政治方向和目标。1953年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谈到自己思想的转变时说：“综合余之政治思想，从三五年到三七年已完全放弃三民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然此时的决心只是跟着共产党走，而且还带点盲目性的信仰共产党，虽然也丝毫未动摇过。自从三八年谒见毛主席，由延安出来后，才下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这个决心就更坚定不移了。”

[1]　卢广绩：《回忆高崇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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