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冯玉祥，他出身贫寒，历经磨练，从幼年起萌发了仇恨地主老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思想。在辛亥革命大潮的推动下，冯玉祥参加领导了滦州起义、讨伐张勋复辟和反袁斗争。1924年，他率所部发动了北京政变，杀李彦青，赶溥仪出宫，其后五原誓师，举兵北伐，直至张垣抗战。他在失去兵权以后，仍坚持抗日立场，骂汪精卫，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呼吁全国军民团结；日本投降以后，他又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1]。在长期错综复杂的历史漩涡中，冯玉祥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曾支持反动，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
一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竹柯村。据冯氏宗谱记载：冯氏第15世祖冯彩明，即冯玉祥曾祖父
[1]，生有四子，分别为云士、连士、玉士、邦士。云士无子，过继连士二子有茂为子。这就是冯玉祥的父亲。冯家祖祖辈辈都是佃农，到冯有茂时家境仍很贫苦，以做泥瓦匠兼做雇工为生。1861年10月冯玉祥祖父去世，冯有茂为了逃避兵荒，流落外乡， 在张姓地主家做长工， 有幸从张家武术教师习练拳术，很有成效， 竟考中武秀才。1868年，冯有茂考入武学堂，后投军，转战济宁、青县、保定等地。1871年10月，冯有茂升为哨长，后在山东济宁与游姓女子结婚。1882年11月6日在青县兴济镇生冯玉祥。1892年冯玉祥母亲病故。同年，冯玉祥因得到父亲所在营苗管带的帮助，递补一名兵缺，即列入士兵名册，可领到一分军饷，补助家用。冯玉祥的乳名叫科宝，苗管带为抢先给冯玉祥补缺，但又不知道他的真名字，情急之中，随意给填上了“冯玉祥”三字。就这样，“冯玉祥”就成为他终生大名。
[2]冯玉祥父亲所在军队中的很多军官是依仗同乡、亲戚关系接任军职的，不懂军事技术，连喊操也不会。因此，每哨里设一名喊口令的练习，代理官长喊操。教习的薪俸比士兵高出一倍。冯玉祥为了当个教习，多挣几两银饷养家，拼命练习喊操，每天早晨天未亮，即到教场放大喉咙，喊“立正”、“稍息”、“托枪”……一直喊了四年，连过年过节也不间断。有人笑冯玉祥，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外国点心”，意思是说，如此卖命，迟早要被洋鬼子打死，吃洋鬼子的弹丸。冯玉祥听后，欣然接受。他说：“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我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冯玉祥还特意刻了一颗“外国点心”的图章
[3]。
1895年，冯玉祥随父修筑大沽炮台，目睹对岸日本军舰侮辱中国老百姓的丑恶行动，非常气愤。后得悉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迫使中国政府割地赔款，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他发誓：“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绝不许从我手里让日本人夺去。”
[1]冯玉祥自小参加劳动，家中无钱供他上学，1891年秋天，冯玉祥哥哥要去补骑兵缺额，停止私塾学习。由于这一年学费已缴给先生不能退回，于是让冯玉祥顶替，补满三个月期限。冯玉祥把这个机会称之为“天外飞来的福音”。“得到入学读书的幸福”，他一连高兴好几天
[2]。念了三个月，就到了放学时期，冯玉祥回到他父亲的营房自修功课、写字、温习旧书。当时有位贾少书，书法好，知识渊博，成了冯玉祥学习的榜样。此人对冯玉祥学习的指导也热情认真，教他练习书法，给他讲解诗文，逐渐引起了冯玉祥读书写字的浓厚兴趣。练习字，买不起纸笔，开始用竹管顶端扎一束麻，蘸稀泥液在洋铁片上涂写，后来改在方砖上，效果更好。接着冯玉祥又读了一年私塾，知识有较大的长进，认的字多了，开始读《士兵教范》等类军人学习教材，间或看小说，如《封神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第一遍未全读懂，再读，逐字逐句细读。接着又读《纲鉴易知录》、《古文释文》，每篇都读到能够背诵方罢手。后又攻读《论语》、《孟子》、《左传》、《古文观止》等。读了这些书，提高了冯玉祥的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观念，使他认识到做人应刚正不阿，扶正除邪；为官应清廉公正，为国为民；担当大任必须刻苦、自励、博学，以及为人子尽孝、为人臣尽忠的道理。
1902年3月，冯玉祥放弃淮军的教习岗位，改投袁世凯新建的新军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当一名正兵。1903年升正目，不久升第二营右哨哨长。1905年升第三营后队排长。这期间是冯玉祥求知欲旺盛时期。他参加当时部队主办的军事知识学习班，讲授课程的都是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学习课目有高等战术、兵棋、战时国际公法、率兵术、图上战术、应用战术等，要求甚严，课外有作业，并经常测验。冯玉祥学、术两科的成绩都是最好的。他还以能背诵课本达七册，获奖47元。通过三四年的艰苦学习，他基本掌握了战时军事指挥的有关理论和应用战术，后来陈宦主持考军官，参加的有军校学生，但冯玉祥总是名列第一。
冯玉祥积极上进的表现，受到当时的标统（相当于团长）王化东的赏识。在他的撮合下，冯玉祥与协统（相当于旅长）陆建章侄女刘德贞成婚。此后，冯玉祥便官运亨通。婚后不久，冯玉祥考第二十四标第二营后队队官（相当于连长），1909年调任第一混成旅督队官（相当于营副），次年升第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管带（相当于营长）。
二
冯玉祥自小受着忠君思想的宣传，他的抱负也只想当一名正直的忠于清王朝的军官。1908年10月，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时，他竟然悲痛不已，一连哭了几天。这期间，革命党人孙谏声
[1]、戴锡九
[2] 等从日本留学回国，潜入新军任下级军官，宣传革命。一天，孙谏声到冯玉祥卧室串门，见冯玉祥正专心阅读曾国藩家书，便开玩笑地问：冯长官，你如此认真攻读曾文，是想当忠臣还是做孝子？冯答：两者我都赞成。孙说，当孝子可以，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当忠臣可不好。一会儿，他拿两本书送冯玉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孙告诉冯：“没有人的时候，你拿出来认真阅读，要保密，这是禁书。”冯读完这两本书，才了解清军入关后屠杀同胞的惨状，十分痛心，誓死要报仇雪恨。从这时起，冯玉祥忠君思想转变为“反满灭清”思想，倾向同情革命。
青年军官中许多人对朝廷昏庸腐败愤懑不平，他们之间反清情绪溢于言表。冯玉祥在青年军官中找到几位同情革命的挚友，经常在一起交流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发泄对清廷贵族的不满情绪。在此思想基础上，组成了一个六人秘密团体，他们是：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石玉清、岳瑞洲。这个团体定名为“武术研究会”（又叫武学社），推选冯玉祥为会长。武学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联络部队中志同道合者以扩大组织；提供反清材料，进行反清宣传；如何运动军队；研究会成员互通讯息，报告自己得到的时事新闻；印刷宣传品。不久，武学社的青年军官已达一百多人。为了表示反清决心，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张秉贤四人“首先剃去发辫”，随后韩复榘等人也剃了发辫
[3]。
武昌起义后，冯玉祥、郑金声、王石清、戴锡九等积极准备响应，分头秘密串连鼓动。
1911年11月12日，王金铭等发动滦州起义。1912年1月3日，正式成立北方革命政府，王金铭被推举为大都督，施从云为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通电全国，正式宣布独立。1月4日，举行誓师，发布檄文。同时，向各国公使发照会，要求他们“严守局外中立”。起义军未肃清内部叛徒，七十九标第三营管带张建功率军叛变，起义军遭到突然袭击，损失惨重。王金铭率军放弃滦州城，乘火车直攻北京，因铁路被毁，军至雷庄下车，受王怀庆欺骗，遭王怀庆伏兵袭击，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等五十多人壮烈牺牲，滦州起义失败。
在王金铭等发动滦州起义前一天，王、施派周海文去向冯告知起义计划。张建功密告范国璋，范迅即在海阳将冯拘捕。王怀庆本来要处决冯玉祥，因冯在队伍中人缘关系好，前来营救的人很多，加上冯是北洋高级将领陆建章的侄女婿，二十标许多领导曾是陆的部属，坚决要求对冯从轻处理，只押回原籍，交地方官看管。在路经北京时，陆建章执意将冯留下，让冯返回保定暂住。不久，溥仪下诏退位，冯即返回北京陆处，时值袁世凯扩军，令陆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陆委冯当第二营营长，令其自行招募新兵。冯到景县亲自审定新兵，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佟麟阁、冯治安、韩占元、孙连仲、曹福林等，都是这次招募的新兵。
冯玉祥制订的新兵训练计划，得到陆的赞同和鼓励。这个计划，包括军事技术和文化精神两方面。除按陆军正规训练外，加设拳击班、器械体操班，编800字课本，使士兵学文化；编精神书（包括道德、爱国、军纪三篇），战斗精神和国耻歌。冯还总结百灵庙战斗经验，从实战需要出发，编写出使士兵易于通晓记忆的战斗动作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经过冯的严格训练，士兵战斗力大为提高，在驻京各营会考中，冯营名列第一。
次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升左翼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到郾城招募新兵。他规定新兵标准为工农良民，身无暗疾，年在18岁至25岁，身高4尺8寸至5尺者为合格。吉鸿昌、梁冠英、田金凯等都是这次招募来的新兵。冯对新兵要求严，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照顾，为他们准备好饭菜、住房，甚至厕所，深得兵心。这时，冯玉祥由刘芳牧师介绍入基督教。他曾听过耶稣教义、圣经的宣传，以为信基督教的人都放足、讲卫生、不吸大烟、教人平等博爱，都是好事，便把基督教引入军中，作为练兵辅助的方法。他允许士兵加入基督教、信耶稣、设教堂、作礼拜、讲圣经，引导士兵做好事，反对坏人坏事。
1914年4月，陆建章督陕，并令冯玉祥入陕，改编所部为第七师第十四旅。10月，第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混成旅，冯仍任旅长，名义直属中央。这时，冯部官佐良莠不齐，混进一批品质坏、军事教养低的军官，难胜任带兵重任。为了解决基层军官的问题，冯成立一模范连，以李鸣钟为连长。该连训练科目除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外，还有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由宋子扬（参谋长）、刘郁芬（上尉参谋）、何乃中（第二团团长）等任教官，全连130人。通过训练，军事素质、精神素质均得到提高，成为军中骨干，有不少的人后来成了高级将领。
1915年5月，袁世凯命陈宦督川，调第十六混成旅由汉中入川。由于陆的反对，冯只能率一个混成团随陈入川，进驻川东。8月中旬，冯接连收到陕西和成都发来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电文，由王士珍
[1] 领衔，北洋军旅长以上军官均署名，要求冯签名。冯表示他反对帝制，不予签名。他自谓：“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
[2] 当即发出拒绝签名的电报，并招集混成团官兵讲话，宣传反对帝制的道理，鼓励士兵为参加反对帝制斗争做好准备。
1915年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于云南组织护国军，率部入川。冯玉祥奉命防守泸州。当时北洋指挥系统极其紊乱，成都的陈宦、北京的统帅部办事处、陕西的陆建章，不断给冯来电，发布不同命令。冯玉祥借此向各方请示，驻守内江迟迟不进，避免和护国军冲突随着形势的发展，冯玉祥一面致函陈宦劝说勿与护国军作战，应相机谋合并作独立的准备，一面派人与护国军前梯部队联系。经过反复交涉，与护国军刘云峰部达成局部停战协议。
3月中旬，蔡锷致信冯玉祥和刘一清，嘱其加紧促成陈宦独立，否则以武力驱陈。当时成都危急，陈宦致电冯玉祥：“务请中止入陕，速来成都共挽危局”，并派刘一清前去促冯向成都开拔。陈宦是袁世凯的亲信，然亦知帝制不得人心，他的部下也分两派，对反袁独立，一直下不了决心。刘一清是陈的总参议，反袁派。冯部开拔不久，即遇到刘一清，他建议冯：这次部队开往成都，你把部队驻在城外10公里的地方，同陈谈判，促他立即宣布独立，若他还是犹豫不定，你就声言成都军情紧急，难以维持本地的治安和秩序。冯同意。当部队开至离城25公里的龙泉阳，即停止前进。刘先进城，向陈转达冯的意思。随后，冯进城面谒陈宦，陈述说：“袁世凯利欲熏心，背叛民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我们万不能丧失了天良，帮着他干。您现在若还不通电独立，表明态度，那么不但我的官兵全要哗变，即你的部队也难以维持。不但我的性命不能保，即您的生命也难安全。这是大势所趋，非常显豁，丝毫也不容犹疑的。”
[1] 陈听后，答允冯的要求，当即电告北京，劝阻老袁推迟帝制；接着发出了四川宣布独立的电报。冯的部队改编为护军第五师，分驻成都陈南一带。
陈宦是袁世凯视为心腹的将领之一，西南一带的局面全指望他维持。袁世凯接到陈的电报后，气愤万分，顿时昏迷不醒，不几天就死了。
三
袁世凯死后，冯部驻川北剑阁，致电陆军部准请“病假”，回京医治，未准。又致电段祺瑞，要求撤离四川，又未准。7月下旬，冯率部由剑阁南下，抵达汉口，招集留陕旧部恢复十六混成旅建制，取道汉水，经襄樊到汉口，转火车北上，直抵廊坊。
冯玉祥擅自率部北撤，使北洋军阀失去控制西南兵力，为段祺瑞所忌恨。1917年4月6日，段祺瑞下令免除冯玉祥的旅长职务，任命杨桂堂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调任冯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冯部全旅官兵发电反对。经陆建章调解劝说，全旅官兵才挥泪送行。
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废帝溥仪登位，复辟帝制。冯所部全体官兵一致反对，派代表请冯回部支持大计。冯一面派人送信给第十六混成旅的将领们，要他们火速安排眷属回原籍，准备讨伐张勋；一面去天津联络讨伐张勋事宜。在天津，冯接见了第十六混成旅张之江，商定了“讨逆”计划，并派人到北京典押了自己的房子，筹集了5000元，分发给全旅官兵作薪饷。
7月3日，浙、赣、湘、鄂等省通电反对张勋复辟，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通电全国讨伐张勋。7月6日，冯玉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发表了讨伐张勋通电。7日凌晨，冯即接到旅部急电数份，请他速回旅部指挥。晚，冯返廊坊旅部。立即召开动员会，反复说明讨伐张勋的意义；同时派出侦探队了解敌情，得知先头部队仅5000人，当即下进攻令，刚一接触，就把张勋部歼灭。11日，讨伐张勋各将领在丰台开会讨论攻城计划。会后，各部向北京推进。当时，各路“讨逆”军约五万余人，而张勋辫子兵仅三千人。冯率所部趁夜间由丰台出发，攻至城下，遂派队登梯，鱼贯入城，将敌兵一部及警察缴械；随后，同陈光远部合力在天坛猛攻，从午后战到次日凌晨，张勋部队才挂出白旗投降。13天的复辟丑剧到此结束。
讨伐张勋战役后，段祺瑞正式命令冯玉祥为十六混成旅旅长，送给冯两万元。冯用这笔钱买了120支手枪，成立了手枪队。反张之役，冯玉祥立了大功。1917年7月19日，上海《申报》曾转译《大陆报》一文，称：讨伐张勋之役，段祺瑞得到冯玉祥十六混成旅的支持，是打败张勋的关键，并认为段不应以英雄自居，“实际英雄乃冯玉祥也”。
10月，段祺瑞调冯玉祥部南下，去福建，援助李原基。冯以劳师远征、兵力不足为理由，要求补充一个团，得到允许。旋即派李鸣钟赴河南归德一带招募3000人后率兵南下，到浦口后停止前进，就地练兵。
段祺瑞催冯部南下，冯摆出一副愿率部南下的姿势，乘机充实部队装备和补充官兵的薪饷，不断地致电陆军部索取。11月12日，冯致电陆军总长，请求拨发薪饷。12月，冯又致电陆军部，请求拨发子弹。12月间，冯又几次致电陆军部催促解决运兵船问题。后因形势变化，段祺瑞改令冯部溯江西上援湘。
1918年1月24日，冯玉祥致电陆军部，称：全旅分七个梯队分乘七艘船，须继拨款六万元船费，弄到船后出发。次日，又致电要求由北京、保定拨给库存杂色步枪2700支，子弹135万发。以后几天，冯部电催开拔费、车辆、补拨手枪和补拨开拔费。拖至2月间，冯才率部溯江西上，途经安庆、九江等地，一一停留，故意拖延时间。2月5日，抵达武穴驻下。冯致电陆军部称：武穴前方员石港水浅，所有笨重物件及骡马等无法通过，只能在武穴上岸，改由陆路前进
[1]。其实，冯玉祥决定在此按兵不动，不再西上了。14日，冯玉祥发表了主和通电，指责段政府“视同胞为仇，以国家为孤注”，“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人之私忿，战败得失不难立辩。”18日，冯玉祥又发出第二次主和通电。提出“唯望国会早开，民气早申，罢兵修好，时局早安。如仍有不以国家为前提，而以破坏为能事者，窃愿为国捐躯，万死不辞，祸迫眉睫，不堪再误”
[1]。为了拖延时间，冯于第二次通电前夕，以“脑痛头晕”为理由，致电曹锟“请假十日”
[2]。
孙中山在报上看到冯18日通电后，写信给冯。热情赞扬冯“为爱国军人模范”，希望他继续“以恢复旧国会之主张明白宣示全国”
[3]。段祺瑞看到通电后，极为愤怒，于1918年2月25日免除了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之职。武穴商民听到因主和被撤职，联名致电政府，要求收回成命。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于3月1日通电质问冯国璋、段祺瑞，强烈要求收回成命。段祺瑞委任张之江接替冯的职务，张是完全听冯的，不肯上任，实际上段祺瑞撤免冯玉祥职务的命令难以贯彻执行。
曹锟奉命查办冯玉祥。他为了拉拢冯玉祥扩大自己的实力，致电政府，请准冯玉祥免职留任，戴罪立功。3月20日，由大总统下令，宣布将冯玉祥“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暂准留任”
[4]。1918年春，北洋政府催冯部渡江开赴前线。冯为了应付北洋政府，故意在一次骑马时坠地负伤，只得就地养伤，全旅暂停开拔。3月下旬，冯部奉命开赴湘西。
5月中旬，冯进驻湘西津市。6月初，冯部接到北洋政府进攻常德的命令。10月，冯部出兵进攻常德。14日，冯部各支队同时用猛烈炮火袭击守城部队，敌力不能支，数十分钟后，纷纷往桃源方向溃逃，9时收复常德。6月22日，冯部进驻常德。北洋政府为嘉奖其战功，立即取消了对冯的革职处分，并任命为湘西镇守使。
四
冯镇守湘西期间，拥有步兵四团、炮兵一团有骑兵、工兵各一营。全体官佐都是冯的亲信。冯玉祥军事集团开始形成。他自己动手制订练兵计划，开始系统地训练部队。组织教导队培养干部，内分军官、军士两班，以鹿钟麟为大队长，选拔优秀勇敢的士官为学员，每三月一期。军官队课目有战术原则、野外勤务、筑城学等，军士队有战术原则、应用战术、简易测绘、射击教范、数学等。设官佐体操团，教器械操、劈刀、刺枪、拳击和跑障碍等切合实战需要的动作。比赛行军，每八小时120公里。每周阅兵两次。还组织读书会，编了若干小册子，如《军人读本》、《精神书》、《义勇小史》、《战阵一补》、《告往来篇》、《国耻歌》等。还设妇女培德学校及军官子弟学校，以教育官佐眷属和子弟。以1.2万元资本，创办官佐工业团，内分木工、铁工、织袜、织布、照相、绘图等科，拟要全旅官兵能精一艺，等到退伍后不至无技谋生。规定士兵每人随身只留一元，余款储蓄，按时汇集寄家。注意军民关系，规定军人不入民房、不借民物、公平交易、禁烟禁娼；令军队整理街道、修筑桥梁和公路，加固防洪堤坝。
常德是湘西重镇，日本垂涎三尺，派有军舰停泊沅江。日舰士兵经常闯进常德城内，行凶抢劫，无人阻挡。有次，几名日本兵摇摇摆摆进城，拒绝冯军守城士兵检查，并动手打检查士兵，中国士兵用刺刀与之搏斗，打伤三名日军士兵。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军舰长找到冯玉祥，要求把行凶的中国士兵监禁起来。冯质问高桥新二根据什么？那个日舰长掏出一本《日本海陆军刑法》说，根据这个。冯玉祥一听，眼睛瞪得溜圆，猛的抬起脚，脱下一只鞋，又站起身来，高桥新二忙问：干什么？冯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士兵的刑，这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要用鞋底打他十个嘴巴，教训教训他。日舰长的脸霎时变得焦黄，慌忙把那个小册子收起来，语气温和地问冯，照你说怎么办？冯说：“我有我们的军法。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匪徒。我们的士兵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匪徒，我要大大地奖赏他们。”
高桥新二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交涉去了。此时的高桥，七窍冒火，拉起日军舰长往外走……他们认输了。
1920年6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北京政权落于直奉军阀手中。吴佩孚离湘北撤，湘军乘机北上进占长沙，又从两面包围湘西，冯部处境十分危急。冯几次致电中央政权，请求“增援、增兵、增饷、增械”
[1]。国务院、参陆部多次复电：准由该总指挥部审时量力办理。7月4日，冯部离开常德向北撤退，进至武汉，暂驻谌家矶造纸厂。
冯玉祥驻军谌家矶期间，写信给孙中山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有先生一人”
[1]。孙中山得信后，派徐谦和钮永键二人带着孙的亲笔信，于9月底来到汉口，对冯慰问。11月间，孙由上海返回广东后，冯派秘书任右民谒见孙中山于越香楼。
11月，冯玉祥奉北洋政府命令率部移驻河南信阳。
半年来，冯部无处领饷，军队已处于饥饿状态。官兵每日两餐，常以盐水佐食，吃的都是杂粮粗粝。冯玉祥心中非常痛苦。他在1921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梦中，为筹饷事，不觉涕哭，醒来泪痕沾枕。”
[2] 恰在这时，刘德贞从保定来看冯，冯动员夫人将金银首饰变卖，所得之资发给士兵当菜资
[3]。为了解决军饷问题，冯玉祥赴保定见曹锟，后又跑到北京见总统徐世昌、总理兼代陆军部长靳云鹏。他们设宴招待冯，但不谈拨款。这时实权掌握在吴佩孚手里。吴认为冯部并非直系，不肯支援。一连数日，毫无结果。直到1921年5月，阎相文奉命督陕，令冯玉祥率部向陕进军，这样冯部饷项问题才脱离了困境，随之得到解决。
五
1921年5月下旬，阎相文电令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开驻河南阌乡、灵宝。5月29日，冯率部取道渑池、陕州直入潼关。途中，冯收到陈树藩驻邻州部队郭金榜密函，报告陈各部驻地、人数、虚实。这一情报极重要，是冯制订作战计划的主要根据。入潼关后，冯便将所属部队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张之江率领在杨猇镇击败陆军姜宏谟；第二纵队由李鸣钟率领击败陈军于灞桥；第三纵队由张维玺率领于蒲阳镇打败姚振乾部，并在韩信冢以东与陈军激战，陈军败退西安城内。冯部直追陈部至西安城，并向督军署开炮，陈先逃咸阳，后逃陕南，冯部占领了西安城。
阎相文非常感激和赞许第十六混成旅，正式接任陕西督军后，屡电曹锟呈请冯部改编为师，通电八九次之多，方被批准扩编为第十一师，任冯为师长，但限制冯部以不加饷、不加械为附加条件。为了肃清陕西西部匪患，阎派冯兼任陕西西部剿匪总司令，进驻咸阳，随后又调冯部参谋长刘骥到督军署军务课任课长。阎对冯颇为信任，冯对阎的知遇之恩深为感激。此时冯在军饷问题上虽存在困难，但对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
8月24日，冯忽然接到西安电报，说阎督暴病死亡。冯急忙返回省城，与吴新田、阎治堂等追查死亡原因。在阎衣袋中发现亲笔遗书，说：“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局，无颜对三秦父老！”阎相文面临陕西重重困难，无力解决，服毒自杀了。
阎死后，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冯认为陕西问题太多，困难太多，无力解决，不肯就任，举荐张绍曾担任。曹锟、吴佩孚不同意。8月27日，冯宣誓就任督军职。
冯上任后，正视陕西存在困难，图谋整顿，采取诈多相应的措施，改变陕西面貌。冯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缓和财经困难，迅速将曹、吴送陕的800名“顾”、“参”、“谘”大员遣送保定，以节省开支，每人送盘费分别为40、30、20元；实现陕西境内军政统一，任命张锡元为潼关镇守使，稳定陕西东部局势；采取不同的有效办法，改编杂牌军。杂牌军中以胡景翼部势力最大。胡部是靖国军主力，胡为靖国军总指挥。经过多次协商，将胡部改编为陕军第一师。对陈树藩残部采用武力解决办法，派军进剿，收复被占领地；整顿和训练军队，改编卫队团、组织军士军官教导团，整顿军风纪，提高官兵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选派为民办事的地方官，推荐薛笃弼为长安县知县、邓鉴三为临潼县知事，任右民为渭南县知县。这些县官，多半清廉公正，深得百姓爱戴；建筑简朴公署，选择西安东北的新城空地建筑督署。冯亲自带领官兵参加劳动，仅雇了两个泥瓦匠指导，利用旧署几间小屋的材料，不出两个月，即盖成二百多间房子。西安交通不便，冯玉祥发动部队修了一条从东城到西城长达十公里的宽阔大道，并以西安为中心，建筑了四条公路。工业上，冯玉祥令蒋鸿遇创办了罐头厂、肥皂厂、机织厂、铁工厂。
冯玉祥所做的种种努力，取得一些政绩。但陕地贫瘠，财政困难始终难以解决，冯盼望有一个向外发展的机会。1922年4月14日，奉军开始入关，直奉战争即将爆发，吴佩孚想调刘镇华参加直奉战争，让冯玉祥镇守陕，但刘军战斗力差，不得不改变初衷，急电冯玉祥出兵。冯接电后只三个小时，即准备就绪。4月19日，冯率第十一师全部、陕西督署卫队团、中央第四旅、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和陆军第一、三混成旅，由陕出发，向洛阳集中。冯为了激励士气，每个官兵的臂章上写有“害民贼，瞄准打！”醒目字样。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而告终。冯玉祥因作战有功，被任命为河南督军。
5月上旬，冯玉祥颁布《治豫大纲》十条：赈恤战区灾民，俾免流离；清理财政各税，期除苛敛；彻办户口登记，以清盗源；整饬巡缉各队，以维治安；查拿贪官痞棍，以安善良；筹设实业工厂，以纳游民；普遍浚河修路，以利交通；推行义务教育，以开智识；严禁烟赌娼妓，以淳风俗；厉行剪发放足，以除陋习。颁布施政大纲后，冯玉祥又采取了下列措施：（1）没收赵倜的全部家产和惩办贪官劣绅。在赵倜所设的军装局里，抄出价值20万元的铜元，将这笔款项拨办平民教育；（2）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商业，以身作则，提倡勤俭，改良社会风尚。冯玉祥每次外出，自己骑着自行车，随从的学员和卫队也骑自行车。吃饭时只用一菜一汤，有客人来时，也只添一菜，不设宴，不备烟酒。（3）重视教育和发展教育事业。冯玉祥划契税收入为教育专款，另设专门机构使教育经费独立，并没收赵倜的巨款私产划为各类教育经费，成立了中州大学、第一女子中学等，并征收了一些庙宇开办学校。（4）扩充部队，增加实力。冯驻开封后，招募新兵，编练了两个补充团，每团2000人，由门致中、佟麟阁分别任团长。政卫队为学兵团，招收一部分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充实进去。又由手枪队中挑选有文化的士兵，组成三个营，以石敬亭为团长，张自忠、张凌云为营长。设立高级战术研究会，由段其澍、张云江、鹿钟麟、蒋鸿遇等为讲堂监察官，讲授高级战术、欧战新战术，以提高中、上级军官的军事知识。
冯玉祥军事势力的发展和强大，引起了吴佩孚的忌恨。他认为冯部近在河南，终成心腹之患，北洋政府于1922年10月31日，正式发布命令，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并授予扬武上将军。
在冯玉祥离开河南之前的一个月，上海一家英文周刊举行了一次中国当代名人选举，由读者3.5万人投票选出当时“最伟大的中国人”12名，结果，孙中山名列第一，冯玉祥获第二名
[1]。
六
冯玉祥接受命令，即先率随员及手枪队北上，驻守保定。当时冯玉祥已拥有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吴佩孚只许冯率领原有的第十一师离豫，其余三个混成旅留豫由豫督张福来收编。吴还令京汉路段不准多给车，各县不得解款，仅拨给冯五列火车和三万元款。冯令全军轻装出发，一律佩带十一师符号，于11月3日将一师三旅的队伍统统挤在五列火车上，等吴佩孚发觉时，全部兵力已载运走了。
陆军检阅使是个有职无权的虚衔，除检阅自己的部队外，无权检阅别的部队。冯在检阅使任内二年，利用这一时机，大力练兵，训练了三万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具有一定爱国思想的精兵。南苑练兵是冯治军的鼎盛时期，成为冯军历史性转变的开始，为他以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冯玉祥主张全军“智德体”三育并进。他练兵内容丰富，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从组织上讲，设教导团，除原有的军官、军士两政班学员已达一千余名外，还举办高级教导团；设学生团，招收中学生、高小生，按军队序列，实战要求，教给他们初步军事知识；设电学传习所，分有线电话、无线电话、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四班，挑选优秀士兵学习。他练兵的内容，分术科、学科两大方面：术科，即军事技术技能，主要项目有刺枪、劈刀、器械体操、应用体操、八道栏阻、沟垒比赛、挖掘起伏地等，其中最要紧的是体力锻炼、射击训练和夜战训练。
为抓好“智德体”三育，冯部开展军事、文化知识的思想品德教育。军事方面，正副目学的是：《军人教科书》、《各种兵教科书》、《简明军纪》、《军人教育》、《军歌》、《军士战术》、《军事勤务》、《八百字课本》等；初级军官学的除正副目学的内容外，还增加：《初级战术》、《军人宝鉴》、《军人读书》、《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左传摘要》等；中级军所学的内容再加：《高级战术》（聘请日、法教官讲授）、《兵器学》、《欧洲战史》、《国文》、《易经》、《书经》、《子书》一、二种。思想品德和文化教育内容相当广泛，最主要的是四方面：（1）爱国教育。冯玉祥早上赴操场检阅时，集合部队头目问：“你们为何当兵？”答：“保国卫民，捍御外侮！”
[1] 冯玉祥提出的《当兵宗旨》即是“守本分，吃劳苦，救国家，保人民”
[2]。冯根据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等历史事件和强迫中国割让领土的史实，亲自编写《爱国教育》的小册子和《国耻歌》，教官兵讲解和歌唱，勉励全军洗雪国耻，发愤图强
[3]。（2）提倡为穷困百姓做好事。他向部队提出，军队“以保民为天职，以利人为人为主义”
[1]。冯令军医为百姓施诊，令部队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修建马路、道路，改善交通，为地方打扫垃圾；带头无偿地向医院献血，供抢救无钱医病的贫民使用。冯经常教育全军，我们军人是从农村来的，父母亲戚都是老百姓，我们吃的穿的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不要忘记老百姓，不能欺压老百姓
[2]。冯经常组织部队将骠马借给农民耕地、拉车、收割，深受民众爱戴。驻地附近老百姓曾编了一首歌谣：“冯玉祥驻南苑，替俺收麦和种地，不喝俺的水，不吃俺的饭，这样的军队真少见。”
[3]1924年8月，永定河水暴涨，河情险恶。冯即派两团部队护堤，抢救百姓，并以军粮供灾民喝粥解饥，在河务局人员指挥下，令部队以麻袋盛土、打木桩堵决口。冯还亲率各旅长、团长到现场参加抢险，军民协力抗洪，终于战胜了洪水，堵住了决口。部队在防洪抢险中有百多人受伤。永定河两岸百姓，对冯军无比感激，提倡将堤名改为“冯军堤”
[4]，（3）提倡爱兵，官兵同甘共苦。冯常对下属官佐说：“古今带兵之道，千言万语，一句话概括之，要以带女子的心肠去带兵。”冯要求士兵遵守纪律，官佐尤应带头遵纪守法。他规定：士兵未吃食物，长官不要先吃；士兵未睡眠，长官不能先睡。要求长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5]。南苑练兵中，冯带头献血抢救一位生命垂危的士兵，激起了官兵争先献血，使奄奄一息的士兵重获新生
[6]。（4）重视文化学习。冯提倡官兵自学、互教互学。不少士兵入伍时目不识丁，几年后能够写信。对官佐设军官讲堂，举行春秋考试。还明确规定：“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因此，当士兵的升头目，便更加主动的学习文化。对军官子弟设求知学校，对家属设培德学校，教官佐眷属文化，并附小学和幼稚园，教育随军子女。
冯玉祥严格要求官兵日常生活条理化：早晨起床唱国歌、跑步，整理室内清洁。吃饭前唱歌、识字。长官先在黑板上写字，教士兵识字，然后就餐。晚上睡觉时，衣服、鞋袜都按一定的顺序放好，早晨起床或晚间集合在无灯的情况下也能做到：一袜，二裹腿，三穿上衣，四背水壶、饭盒，五系皮带，六背子弹，七戴帽，八穿鞋，九取枪。
冯玉祥练兵存在着专擅独断、封建家长式的作风，难免形成一个包办和指挥的弊端。
冯玉祥驻兵南苑时，国内“废督裁兵”运动形成高潮，结果是“国家多裁一兵，即民间多增一匪，兵愈裁而匪愈多。”冯玉祥提出解决裁兵出路的四个方面，即“工、路、矿、农”
[1]，就是要裁下的兵学做工、修路、开矿、务农。
1923年12月15日，冯的元配妻室刘德贞患产科病，医治无效去世。曹锟拟将女儿嫁给冯为妻，曾托人向冯说媒。冯提出配偶的条件应是：有文化教养、生活俭朴、能抚养和教育前妻所生的子女，能够过艰苦生活并会料理家务者。冯不为这位“大总统”的权势和曹小姐的显贵所动心，婉言加以谢绝。后冯玉祥和李德全结识。李当时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会，任北京惠文女子中学数学教师，曾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冯在教堂听李讲经，爱上了李，随即托和李家有亲戚关系的唐悦良说媒
[2]，于1924年2月，在南苑举行婚礼。
七
1923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驱逐总统黎元洪后，曹锟主演了贿选总统丑剧。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代价当选为总统。曹锟坐上总统宝座后，挟中央政权号令各方，妄图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控制全国，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的反对，也为奉系、皖系所痛恨。冯玉祥看到报纸上披露的《贿选丑剧》消息后，气愤地挥拳说道：“真是贻笑世界，触怒全民，不把这群家伙推倒，死不瞑目！”
[3] 但当时吴佩孚拥有20万人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冯只有三四万人，深感力量单薄。1923年12月，冯的基督教教友马伯援去粤前来到南苑看望冯，冯即委托马代向孙中山致意，并说：“目前直系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必归失败，稍待则济，不必着急，我终必行动，请转语孙中山先生及季龙（徐谦）等”
[4]。冯一面加紧军事训练，一面竭力与各方联系。由高馨庭介绍与奉军代表谈话，以奉军不入关为主要条件，约定共同反直。又派刘之龙赴津与段祺瑞接洽，约定将来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
1924年6月，冯玉祥在南苑等筹建的昭忠祠落成后，当时任十五旅旅长的孙岳前来致祭，乘机和冯玉祥详细讨论了打倒曹锟、吴佩孚的计划。他们商定，由孙岳亲自去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那里共谋起事。两星期后，胡派岳维峻见冯玉祥。冯提出：第一，反对目前一触即发的直奉战争；第二，我们应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如果成功，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政；第三，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岳维峻答应回去完全照办。几天后，胡景翼前来见冯玉祥表示，岳转达的三条意见，他们完全依从，今后“打仗拼命，你不要顾虑，看着哪里险，就派我们上哪里。你只管给我命令，我们愿意赴汤蹈火！”
[1]1924年9月4日，皖系军阀浙督卢永祥与直系军阀苏督齐燮元混战爆发。这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9月16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接触于朝阳。17日，吴佩孚从洛阳北上抵达北京。18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对张作霖的讨伐令，以吴佩孚为讨逆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兵分三路：由彭寿华任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出发；王怀庆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平泉，朝阳；冯玉祥任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胡景翼为援军第二路司令，调孙岳保卫北京。
第一、二路都乘火车运兵，唯独第三路只能步行。这一路山路崎岖，人烟稀少，行军极感困难。吴佩孚令胡景翼率部跟随冯，并嘱咐：如冯有什么异动，即就近解决。吴不知道，胡和冯早已有密约，胡将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冯，更增加了冯倒戈的决心。
战争开始后，冯按兵不动，经吴佩孚再三催促，才于21日派出先头部队。冯令部队每日行程只需二三十里，司令部也慢慢移动，10月3日，才抵达古北口。冯部在古北口借筹措给养为名停留下来，一面督饬各县修路，作回师的准备，一面令鹿钟麟部每日从驻地向北京方向练习行军。在古北口，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来见冯，当面递交张给冯的信，表示“只要推翻了曹、吴，奉方的目的即已达到，决不向关内进兵。”
[2] 双方还约定，如两军相遇，均应向天空鸣枪
[1]。
奉军因与冯已取得停战协议，即将原进攻赤峰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转移到山海关方面作战，从而加重了对吴佩孚亲自统率的直军第一路的压力。吴得知冯军与奉军在热河停战，十分气愤，被迫抽调三个师的兵力前往热河战场。王怀庆指挥的直军第二路，在喜峰口、平泉方面，一与奉军接触，即溃不成军。整个战局已使直军陷于不利地位。冯玉祥早已布置给留守北京的蒋鸿遇向总统府及有关方面搜集吴佩孚情报，以便及时报告。当时参与总统府的机要人员中也有人与冯联系，暗通消息。为了证实吴在前线失利的消息，还给吴发报，吴的参谋长张方严复电：“此间形势危急，没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
[2] 蒋鸿遇告诉冯：一定要等待吴的精锐部队第三师从丰台全部调赴山海关前线，班师回京的时机才算成熟。不久，蒋电告冯：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他的第三师悉数调往前方增援。
冯玉祥见起事时机已成熟，于10月19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骥、刘斌等举行紧急的秘密军事会议，郑重宣布班师回京，推倒曹、吴的计划。会议决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由平泉赶来参加会议。到会各将领一致拥护起事决定。最后，冯命令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赴北苑，再与蒋旅会同进城；命令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命令胡景翼率领开往喜峰口及通县的队伍，星夜南下，攻占粮城、滦洲一带；命令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回京。又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还令封锁京热大道，扣留有关人员，以防走漏消息。冯亲率刘郁芬旅直奔北京。
10月19日，部队开始行动，徒步行军六七百里，每日行程200里左右，22日，鹿钟麟率先头部队抵北苑。鹿与蒋鸿遇会商后，派一团人以接运供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所有武器均藏大车内。当日8时，部队由北苑出发，12时抵安定门。孙岳令城防军大开城门，迎军入城。鹿命令部队接收了全城防务，又把全城电报电话线割断，封锁曹锟与国内外联系，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缴械，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与外界接触。次日清晨，北京城贴满国民军安民布告，主要街道上布满了国民军岗哨，站岗士兵臂上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的白袖章。
10月23日，冯玉祥到达北苑，立即发表由他领头的“主和”通电：反战主和，一切政治善后问题由全国贤达协商解决。随即下令逮捕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等贪官污吏。李彦青克扣军械，勒索公款，贪赃枉法，集聚巨资，受到军政各界的怨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曹锟批给冯部3000支步枪、18门大炮和几万发子弹，冯多次派人去领取，李彦青借故刁难不发，冯部送去十万大洋才准领出去，冯得悉此情，气得牙齿格格作响。冯拘捕李彦青，李拒绝交出赃款，随即关进监狱，后枪决。
24日，冯玉祥召集胡景翼、孙岳开会，王承斌、王芝样、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列席会议。会上公推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任副司令，分别任第二、三军军长。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同时又电请段祺瑞入京，企图切断吴段联合，威胁京畿，实则招致北京政变打开的新局面复杂化；会议鉴于曹锟贿选祸国，不能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强令曹锟接受三项条件：下停战令，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自动退位
[1]。曹锟被迫下停战令；并免除了吴佩孚的职权，任命吴为“青海屯垦使”。25日，冯、胡、孙继续开会，讨论改组政府问题。会议决定，推翻曹锟的统治，成立摄政内阁，代行大总统职权，作为政府的过渡形式，并商定了参加内阁人选。对内阁施政方针，冯玉祥提出了五点建议：打破雇佣体制，建设廉洁政府；用人以贤能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务，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有设施，务求民稳；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本，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信尝必罚，财政公开
[2]。会上，孙岳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系联络，俾使鲁督郑士琦出而截击直军北上。冯、胡同意了孙的提议。
11月2日，以黄郛为总理的内阁组成。摄政内阁组成后，冯玉祥提出张勋复辟失败，对清室叛国罪未加惩处，清室仍盘踞故中，以小朝廷自居。在中华民国的首都，竟然保存一个清朝的小朝廷，这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现宜趁新的政治形势，先驱逐溥仪出宫，修改优待条件。11月4日，摄政内阁会议通过冯玉祥的建议。次晨，首都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偕同清廷内务府绍英前往促溥仪自废尊号，出离故宫。鹿问溥仪愿做皇帝还是做平民？溥仪表示愿做平民。当日，溥仪带着他的嫔妃和生活用品离开皇宫，宫中财物由吴稚晖、李石曾等组织一个保管委员会接管。冯玉祥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1]11月6日，冯致电段祺瑞称：国民军“大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日就职”
[2]。11月10日，张作霖抵天津，段邀冯前往会晤。张矢口否认奉军不入关的诺言，并反对冯以前提出的为段、张所同意的“中山先生主政，段主军”的主张，改推段入京组织临时政府，以段任临时执政，并威胁冯：如不同意，则鲁督郑士琦、晋督阎锡山皆可转向吴佩孚，从京浦、京汉夹击国民军。冯权衡利害得失，乃署名推段任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的通电
[3]。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北京，24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此后，一批批安福系余孽联袂入京参政，政局“急转直下”。冯后来对拥段出山这一错误非常痛悔，称其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功”。
11月25日，冯至段宅，向段告辞下野。自段宅回到家中，即上辞呈，并发通电。随后到旃檀来，召集团以上军官讲话：此次班师回京，推翻恶劣政府，除去宣统，推倒拥有重兵的吴佩孚；现在孙岳有兵一师六旅，胡景翼有兵二师四旅，我军有十五旅，安徽国民军尚在外。重兵在握，将来再生战乱，何以对吾国民？故吾决计下野，以表退让而免冲突也。同日，同张作霖谈话表示：兄弟下野，一为吴佩孚通电讨吾，倘吾下野，则吴将无所用其讨矣；二是政客捣乱太甚，前日吾未见焦乃堂，伊即造谣谓吾为两帅扣留等语
[4]。
26日，冯玉祥写信给张之江、李鸣钟等，谓“兄此次下野，诚千载一时之机，从此静养山林，不问国事。遂我生平求学之愿，留备将来救国之用。倘有不谅苦衷，强兄出山者，誓将自戕，藉明心迹，绝不为害国残民之军阀也
[5]。
段不同意冯辞职，只准他一个月病假，并决定冯军13旅驻京不动。12月5日，冯再致函段祺瑞呈请辞职。冯表示：“此刻负责有人，当乘机留学欧美，以备他日效忠国家，况政客居间挑拨，尤须退让，以免意外之虞也。”
[6] 此时冯玉祥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不愿作第二个吴佩孚，他说：“试观历来作坏事之军阀，有谁善终？”
[1]“吴稚晖以前因吾为大军阀不愿见，现吾下野，伊极愿来见。可见军阀人人恶之。”国民军有兵十几万人，我若拥兵自重，“岂不是打倒一个吴佩孚，又来一个吴子玉吗！”“如若不走，将来不知为何人驱逐。”
[2] 他认为段祺瑞比曹锟好，“确信伊爱国，就以三造共和论之，可断伊能收拾（大局）”。“吾与张雨亭若均住北京，岂不叫段公有事均来问吾二人？！”“事事请示张、冯两大军阀，何能治国？”表示愿“将队伍交于，一定下野”。
[3] 对张作霖以诚相见，他向部属说明：“张云，以后若不同我作救国救民之事，非人类也。”“焕章老弟直接救国，间接救我，今后凡我力量所及，不能不帮助老弟。”
[4] 他认为“吾与张、段均无意见，若不乘此下野，必为一般无赖政客所挑拨”
[5]，“非生意见不可”
[6]。“吴佩孚与我为良友，我既将其推倒，张雨亭何能放心于我，”若不放心“将来心形成段、张推冯或冯、段推张”
[7]。他向张作霖代表申明：他的队伍，全归段执政与张司令指挥
[8]。他说：“曹锟上台不做好事，故推倒之，以警告后之当总统者。”他相信以后的总统不敢再胡作非为，蹈曹锟的覆辙。他表示“将来若有战事，我非出来不可，且仍指挥队伍”
[9]。对吴佩孚，他愿化干戈为玉帛，主动发电致吴，称已代兄除宣统，推倒罪恶政府，料兄早已赞同，不可自相残杀，愿同他一起往欧美求学
[10]。冯玉祥不同意曾经有人说他支持曹锟、黎元洪，也不赞成说他同孙中山合作，同张作霖合作。对待孙中山采取若即若离态度，他对张作霖说，“如何对待孙中山呢？就是不得罪他。”
[11]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离开广州北上，到天津后，肝病发作。12月31日，扶病到北京。孙中山病重时冯玉祥曾让其夫人李德全持亲笔到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看望孙。孙将6000本《三民主义》、1000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赠送给冯，由李德全带回，冯将这些书作为国民军官兵教材。
在天台山这段时间，冯玉祥每天除接待军政要员外，还阅读《易经》、《群书治要》、《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论语》、《大学·衍义》、《十三经》、《东方杂志》，他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敢自暇耶。”
[1] 他还同天台山寺庙和尚观山赏景，论古道今，同警卫战士开荒种地。他还练习书法、刻字、题对联，以抒发情怀。他写“耕读、淡泊、灵镜”，拟刻于后山坡上。他为玉宗和尚书一对联：“松蟠福地千山翠，月到天台万里春”；为黄延初书一对联：“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难好作人”；为刘砥泉书一对联：“无怠无荒惩逾豫，不矜不伐喜劳谦”；为唐悦良书一对联：“义洽同人无睽隔，行坚苦节自咸宜”；为自己写一对联：“穷经安有息肩日，学道方为绝顶人”。
八
1925年1月，段祺瑞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日记》记载：1924年12月7日，会新任财政总长李思浩，法制院院长姚震等谈话中，批评倪丹臣挑选最坏之人派往西北开垦，后来致于事败。吾与段公言，为西北之事，将来非挑优秀文武官员不可
[2]。段祺瑞派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可能与他关心西北地区发展建设有关。1925年3月，冯玉祥赴张家口就职，成立了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冯玉祥兼甘肃省督办。冯接受了蒋鸿遇的建议，把甘肃作为西北发展的中心。因他不能长驻甘肃，派刘郁芬代理甘肃省督办，随即命令刘率第二师入甘。为争取甘肃地方势力五马（马福祥、马鸿逵、马鸿宾、马麒、马麟）的合作与支持，请马福祥担任西北边防督办署副督办，派蒋鸿遇为帮办。国民军改称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
冯玉祥任督办后，首先整顿军务。当时国民军一军共改编为六个师、两个炮兵旅、一个混成旅、一团交通队。因西北幅员辽阔，兵员不足分配，冯玉祥采纳了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向苏联政府争取军事援助、扩充军事编制的建议。1924年底，通过李大钊、徐谦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见面协商，从冯军和胡景翼军各选派25名青年军官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不久，冯又从学兵团中挑选了15名优秀连排长，去苏入基辅军官学校学习。1925年3月21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随之派来两个顾问组，34名顾问，有步、骑、炮、工、战车、交通、政治等项专门人才，分在国民军训练班任教。“两方均无条件”，“随来随去，没有拘束”
[1]。冯玉祥唯恐苏联顾问控制他的军队，只接受苏联顾问在军事技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不让顾问有任何实权。后来顾问组组长普特纳提出意见并辞职回国后，才同意顾问担任几项教官工作
[2]。政治顾问福林特，专门给冯玉祥讲政治课。福林特在对苏联政府和苏共的秘密报告中，指出冯玉祥有农民的反抗性，封建意识浓厚，可争取为同路人，不能希望做革命主力军。这个报告，曾由顾问团翻译高兴亚译交李大钊参考。
1925年5、6月间，冯玉祥在苏联军事技术专家的帮助下，采取了一系列提高部队军事建设的措施：在丰镇，建立骑兵学校（教导团），由苏联顾问采用哥萨克骑兵教授法，所有骑兵战术，皆为苏联革命后的新战术；每期四个月，轮流训练。还在张垣下堡设立高级骑兵战术班，学员为团长以上军官。在平地泉，建立炮兵学校（炮兵教导团），专门从事野炮、重炮的实战练习，并附设枪关枪训练班。教官全系苏联顾问。在张垣建立钢甲车学校（钢甲车教导团），按照苏联蓝图，在张垣铁路工厂自制新型钢甲车，无论制造、改装和训练，皆由苏联顾问担任指导，其教材，均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此外，在张家口，建立了高级军官学校、机枪学校、青年干部学校，在张垣下堡建立了小型交通学校、反间谍学校、工程学校。这些学校共接受了七百多军官、军士和上等兵
[3]。通过训练达到整训全军的目的。苏联顾问为西北军培训军事人才，成绩显著，冯曾通电嘉奖他们
[4]。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间，苏联给国民军援助一批步枪、子弹、大炮、山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
[5]。到1926年10月底，国民军根据协议又从苏联得到了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这期间，苏联支援冯部军火的数量，并不算多，这主要是苏方对冯的政治倾向还在观察之中，还不大放心
[6]。
经过整顿扩充，冯军步兵编为12个师：第一师师长韩复榘，二师师长孙良诚，三师师长郑金声，四师师长佟麟阁，五师师长石敬亭，六师师长石友三，七师师长马鸿逵，八师师长谭庆林，九师师长唐之道，十师师长刘汝明，十一师师长蒋鸿遇，十二师师长张维玺；两个骑兵师：一师师长张树声，二师师长孙连仲；还有两个炮兵旅，一个交通团。这是冯玉祥西北军的强盛时期。
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期间，“以爱民为第一主旨”
[1]。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拨款五万元，设立救恤机关养老院、孤儿院、残废院、平民医院、乞丐栖留所。他针对察绥一带民间吸鸦片盛行的情况，厉行禁烟，设立禁烟所。针对察绥地区人烟稀少而土地肥美、资源丰富的情况，他下令山东贫民千余户，作为第一批移民运至绥远，拨款万余元贷给移民作为安家费。
在开发西北的措施中，冯玉祥尤其重视教育、实业、财政、交通等项。冯责令察绥两地教育厅改良中小学教育，对于大学及平民教育，由省督办筹巨款办理。委任沙明远（字月波、山东人）等计划设立西北大学，并拟聘北大教授李泰棻为校长，因战事起未实现。加强平民教育：督办设立平民教育处，管理平民教育，各地设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根据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于夏天设立露天学校。在包头、张家口居民家中，中年男女参加文化学习的很快达数万人之众。在归化设立民族学院，招考蒙回各族学生，除设普通中学课程外，另设蒙、回、藏、满各文化课。冯重视社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主张演新戏和改革旧戏，设电影院，拍制有益于民众的影片，还扩建图书馆，经常举办音乐会。
冯玉祥针对西北工业落后的情况，先后设立了面粉公司、煤矿、皮革厂、纺毛厂、水泥厂。经过财政的整顿，察绥收入较前增长到一至二倍以上。在张家口设西北银行，于绥远、北京设西北银行分行。西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冯派张维玺率部疏浚五原一带的沙泥淤塞，疏通洋河，建筑一座极坚固的清河铁桥，费用达五万余元，改善了清河两岸的交通。派张秋白为张奉线督办，修筑张家口至库伦的铁路。派王湖为包宁铁路督办，修筑包头至宁夏的铁路线，因北京执政府交通部不拨款，计划未实现。包头到宁夏的汽车路，从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修筑极其艰难，石友三带着一旅人修了四五个月，吃了很大的苦才算竣工。
冯玉祥了解到军队干涉铁路行政，是造成交通混乱的原因之一。他推荐宋良仲为京绥铁路局局长，“下令无论任何军队，概不准扣留车辆，干涉路政。”
[1] 又备有军人乘坐的专车，以免军人任意滥入客车。经整顿后，不仅交通秩序良好，而且每月运输收入增加二百余万元。
冯玉祥命令张之江在张家口修建一个面积百余亩的公园。园内台阁亭榭，碧水青山，供民众免费游览。还修建一工人俱乐部，冯捐献了一部分修建费。俱乐部中有书、报各种游艺物品。俱乐部建成后，工人接踵而来，铁路工人尤其多。张家口一带往来旅客很多，平时他们都住俄国饭店，价钱昂贵，冯玉祥又下令修建一个旅社，供旅客食宿，经济实惠。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称赞冯玉祥“是一个杰出的行政官员”，他治理张家口市的时间虽不长，但是一年之内“眼看着它已变得难以识别了。”
[2]1925年5、6月间，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工人、学生，制造了“五卅”惨案，冯玉祥万分愤怒。他联合岳维峻、孙岳、张之江、李鸣钟等将领致电段执政府，敦促他们“严重对外，不必顾虑”，表示“为国赴难，愿效前驱”
[3]。此后，冯多次通电全国，并召集军官，集合部队亲自讲解“五卅”惨案的详细情况，以“策励兵心，誓死爱国”
[4]。“要求把死难者灵柩送往全国各地，停放在各城市的广场上”，把惨死同胞的照片，另印数十万张分给全国各地并寄到外国
[5]。
6月13日，冯玉祥下令西北军全体官兵一律左臂戴黑纱，为上海爱国运动中的烈士志哀。他号召西北军捐款援助“五卅”罢工工人。14日，冯部全军官佐合捐洋一万元，冯个人自捐洋一万元，派顾问彭程万携款送沪，并代表西北军慰问死伤者。17日，冯属下的督办署及警卫司令部及各师旅军官，共捐洋1.2万元汇到上海。为了帮助因投入爱国运动而被封闭的学校和被开除的学生，冯主张将上海遭迫害的各校移到西北，愿为这些学校建造房舍，如学生愿到西北来，帮助解决上学和工作问题。在张家口成立了西北军干部学校，将投奔来的七百多名学生编为五个中队，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上海商会曾致电冯玉祥，请求将上海因参加“五卅”运动而失业的工人迁移到西北去屯垦，冯于7月2日复电表示接受这一要求
[1]。
“五卅”运动期间，冯主张以武力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表示：中国军队对于反抗帝国主义战争“确有把握，堪为一战”，国民军“皆有敢死的精神，必死的决心，满腔热血，准备为国而流”，“国存与存，国亡与亡”
[2]。继“五卅”惨案之后的汉口惨案、沙基惨案，更使冯感到中国人民实在忍无可忍，建议全国军队和文武机关一致积极备战。6月28日，冯在通电中声明要对帝国主义来个“机关枪对打，放起开花炮”，“以血肉为干城，非战至全军无一人，永不畏缩”。宣称：国民军现有二十万之众，“悲声动地，哀痛莫可抑，我辈誓流20万人之血，以求被压迫民族之生。”
[3] 伦敦、美国联合报馆通讯社，曾来电询问冯对解决沪案之意见，冯于7月7日报以长电，指出“不平等条约实为中国一切祸乱之源”，此次“五卅”运动“亦与不平等条约有关，故应废止不平等条约为解决风潮之唯一办法”
[4]。
“五卅”运动后，日、英、德、意、美等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革命力量。中国各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支持下相互妥协，结成反赤大同盟。他们把同情革命的冯玉祥视为“赤化”人物，视西北军为“赤化”武装。到1925年底，北方形成了直系、奉系、直鲁联军合进攻西北的形势，西北军各部并未形成统一指挥，也未能协调行动，紧密配合，易于被敌分割、围攻，以至各个击破。
鉴于当前严峻形势已极为不利，冯玉祥遂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2月，冯至平地泉。段政府拟委任冯为直陕豫宣抚使，冯坚辞不肯就任。段政府便委派冯为考查欧美实业专使，并根据冯的意见，委任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冯决定西北军撤出北京、热河，集中于察东、晋北一带。他的战略意图是对奉直联军暂取守势，坚守察东；对晋军取攻势，攻取雁门关及其以北地区；另一部进驻甘肃、绥远，作为后方根据地，保存实力，注重形势变化，相机而动。冯在做好这一些周密的具体安排之后，便安心下野了。
九
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由平地泉出发赴苏考察，随行人员有魏风楼、邓树屏、王登瀛。冯的子女冯洪国、冯弗能、冯洪志、冯弗伐，也先后到达莫斯科。冯玉祥一行乘汽车经张家口、商都等处，22日午后到达库伦。冯夫人李德全等也从包头经平地泉到达库伦。鲍罗廷率领于右任、陈友仁、顾孟余、徐谦和陈启修赶到库伦，同冯玉祥讨论国民军和国民党合作的细节问题。鲍对冯说：“你拥有中国最强毅的军队，你口称救国，但不知你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如何实现？假若你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开国民党来帮你；假使没有，就请你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冯说：“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办法，耿耿此心，只知道仰慕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主张的。”
[1] 冯经过一夜的考虑，决心加入国民党。
4月27日，冯玉祥离开库伦，5月9日抵莫斯科。在车站，冯受到红军总参谋长普加切夫、莫斯科卫戍司令雅可烈夫、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司负责人米尔尼柯夫的热烈欢迎。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四五百名中国男女青年学生也到车站迎接。他们热情地高呼“中国国民军万岁”等口号，使冯很受感动。他在车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高兴在这儿，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
[2]在莫斯科，冯玉祥会见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陆海军人民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外交委员长契切林，以及季诺维也夫、拉狄拉克、托洛茨基和列宁夫人。冯未见到斯大林，因他有病在黑海休养。斯大林给冯写一封信，表示病愈返回莫斯科后，再行约会。5月11日晚，冯步行到中山大学，参加那里为冯举行的欢迎大会，校长狄拉克热情致词，称赞冯出身农民，父亲是工人，他将成为工农利益的保护人。冯在答词中，指责了日、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和吴佩孚、张作霖甘作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丑恶嘴脸；讲述了他率部发动北京政变，赶溥仪出宫等义举；并盛赞苏联政治制度、兵士生活、工人生活。冯的讲演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5月13日，冯到克里姆林宫同狄拉克长谈。冯请狄拉克给他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以狄拉克学生自居，接受了中山大学学生证，获“名誉学生”称号。冯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好感，将原在德国读书的儿子洪国、女儿弗能转入中山大学学习，12岁的二女儿弗伐入飞机制造厂当学徒工，半工半读。
冯在苏期间，曾两次派代表赴广州和国民政府联系。第一次于6月中旬派刘骥、李鸣钟两人，主要任务是商定国民军与广东国民革命军合作的办法，并催促广东方面早日出师北伐。不久，冯又派徐谦抵广州，向国民政府报告冯在莫斯科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协商冯部今后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通过刘骥、徐谦与谭延闿、孙科等人交谈，商定：冯国民军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按国民革命军待遇标准，供应国民军。刘骥将此决定电告冯玉祥，冯复电完全同意
[1]。
冯在苏期间，每周有两个下午请朱务善、周达文讲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课，蔡和森讲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问题。冯听后认为很有启发，当面邀请蔡和森做他的老师，一起回国，帮他做政治工作。蔡有任务不能离开，向冯推荐刘伯坚到冯部做政治工作。
7月21日，冯抵列宁格勒参观。26日返回莫斯科。当晚11时，接到张之江、刘骥、张悦良电：冯部国民军同吴佩孚、张作霖联军在南口鏖战。不久，又得知国民军从南口败退。冯十分担心和焦急，“无论如何不能在莫斯科住下去了！”当即与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商量，立即回国。8月17日，冯秘密离开莫斯科，随行的除乌斯曼诺夫、中共党员刘伯坚外，还有中共党员蒋挺松、曾晓圆、穆济波，邓小平也是其中的一个
[2]。随后，苏联答应支援冯部40万军队的军事装备。冯满怀信心对人说，这趟回来“有了办法。”
[3] 火车到达乌金斯克，即转乘汽车，向库伦进发。9月8日抵库伦，10日起程赴包头，16日晚8时到达五原。
17日上午，国民军各部将领召开联席会议，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当日中午12时，举行就职誓师授旗典礼，冯发表了就职宣言。宣言宣告奉行孙中山的主张，决心服从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阐明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主张国民军要与民众结合，贯彻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扶助农工政策。五原誓师宣言是冯代表国民军联军宣布的政纲，标志着冯正式宣布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
誓师后，即组织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以鹿钟麟为总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担任全军党务、政治、宣传、组织、训练等工作，聘请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在各部队中，均增加政治工作人员，在各军成立政治处。1926年9月27日，召开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成立最高特别党部，选出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赵守钰、王一飞、张绍丰、续培模、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等11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宗法等5人为监察委员。30日，举行最高特别党部授旗典礼。冯以联军党代表兼联军总司令身份接受党旗并宣誓：“本孙中山先生之主义（即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促成国民革命之完成。”接着，冯带头高呼：“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全军齐声回答：“为革命服务！”大有气壮山河之概
[1]。
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商讨战略方针时，曾出现两种意见，一是沿京绥线向南反攻，回师南口，由南口攻北京，这样则转战数月，粮弹两缺，难于取胜；另一种意见是攻入陕西应援西安，后出潼关。正在此时，李大钊派人送来密函，建议国民军出兵长安，会师郑州。冯与各部研究后，决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
冯命令援陕各军：方振武部于1926年10月8日自五原出发；孙良诚部自陇东前进；孙连仲部出宁夏；马鸿逵部由固原出发；驻天水的张维玺部，进取陇县、汧阳，以掩护大军右翼。11月23日，孙良诚部进至兴平、礼泉，围攻咸阳，敌逃，孙部占领咸阳。当时包围西安的敌刘镇华部已有八万之众，数倍于援陕部队。西安城中的杨虎城、李虎丞部被包围八个月以上，无力出击，援陕部队孙良诚部正苦战之际，刘汝明、孙连仲两师相继赶到，包抄敌后。26日拂晓全面发起总攻，刘镇华部全线动摇，分向潼关、同州一带溃退。27日，西安之围乃解。冯玉祥于1927年1月26日进驻西安，命令冯治安、韩德元两师同赴关中，其余部队继续向东开拔，准备出师潼关，声援鄂豫，力图尽快与武汉国民革命军会师。
1927年3月11日，冯玉祥发布出师文告，并以于右任、刘郁芬分任驻陕驻甘军总司令，坐镇后方。此时，刘镇华已接受冯玉祥改编，被冯委任为东路军总司令进军河北，其余部队分三路向鄂、豫、晋、绥四省开拔。4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将冯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五一”节，冯在西安新城召集军民大会，宣誓就职。誓词说：“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一’劳动节日，在西安新城，整率全体革命将士，为大多数被压迫国民，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誓于青天白日之下。”
[1]5月30日占领郑州。31日，冯骑兵进驻开封。6月1日，唐生智部也到郑州。2日，南京方面北伐军攻下徐州。至此，冯玉祥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计划，即告实现。
郑州会议在郑州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公园举行。6月10日开会，武汉方面与会的二十余人。会议在汪精卫主持下，分析了形势，就党务、政治、军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武汉方面的大员，除对冯和国民军一致赞扬外，还谴责了蒋介石独裁专横、目无国民政府，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权控制下；指责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认为这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诬蔑共产国际5月指示，鲍罗廷执行的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要求解除他的顾问职务。会外谈话中，他们肆意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把一些在武汉发生的个别事件加以夸大，耸人听闻地加以渲染，进行诬蔑。何键对冯说：现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了；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还被拘捕去当土豪劣绅惩办。冯听多了这些话，联系到他在陕西时，农会带领农民拒缴租税、拘捕土劣的情况，对武汉的工农运动更加反感。
[2]会议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取消国民党西安、北京政治分会，另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由开封政治分会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冯玉祥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政府委员会；决定在河南的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裁撤河南保卫军，归冯编组，所有在河南的国民革命军，一律撤回武汉；决定将冯之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汪精卫集团召开郑州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拉冯”以“讨蒋”、“反共”。会议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会上亦未提出任何制裁蒋介石的议案。会议于12日结束，两天内进行了六次会议。会后，冯还想把有关问题与武汉方面再讨论一下，但汪等对冯十分戒备，急忙南返。原来有人给他们拍了电报，说冯与蒋已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
[1]。
郑州会议后，蒋急于了解冯对南京政府的态度，特致电冯，要求在开封会晤。冯回电要蒋改约地点相会。冯于6月16日到开封后致电蒋：“弟于早七时安抵开封，专候我兄晤谈一切，未知大驾现在何处？请即飞电指示，以便早日趋候。”
[2] 此后，冯蒋又多次函电联络，最后才确定在徐州会晤。
冯玉祥从郑州乘火车赴徐州。车过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蒋介石迎接冯的专车赶到。当冯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一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领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然而出人意料，冯所乘的是“花车”后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只见一布衣敝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门口，向欢迎者招手，大家才知道这位大汉是冯总司令。“冯氏穿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的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这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一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
[3]6月20日，徐州会议正式开始，会址设在花园饭店。吴雅晖主持会议，主要讨论党务、目前政治建设、对付共产党之办法、继续北伐、关于武汉政府、政治部改良、国民会议筹备、军事等问题。会议开了两天，最主要的要算双方达成的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之协议。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答应
[4]。会议第二天（21日），吴稚晖代拟一电稿，经再三修改后，由冯署名发出，即《劝汪谭诸氏速决大计电》
[5]。电文主要内容有三点：即反对工农运动，反对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加速分共；宁汉合作；继续北伐。
21日中午12时半，冯玉祥向蒋介石辞行。下午1时半，冯乘火车西行，次日凌晨1时抵开封。冯到开封不久，下令写标语、撤传单骂共产党，在他管辖的地区实行“清党”。随即将军队中200名共产党员和管辖区内中共地方党员干部40人调至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了话。他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吧！”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罐子车皮把240余人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后来多数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
[1]6月28日，冯玉祥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主席的名义致豫、陕、甘省政府密电，指示“清党”。电称：“兹遵照中央最近训令意旨议决办法数条如下：不准跨党；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到必要得严重监视；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的名义活动，亦不准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
[2] 6月30日，冯玉祥致石敬亭、李兴中电令，指明“反共”问题是“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中晤商一致者。他说“联苏联共”固然是孙总理决定的政策，“惟政策与主义不同，政策有时可变，主义则不可变”，“联苏联共，系视其有利于国民革命与否，既非永久之政策”。并暗示部下：前者上海之事，赖白总指挥崇禧，以眼明手快之手腕，转瞬底平，余亦以此嘱吾弟。事在必办
[3]。10月间，冯“厉行清党，不辞劳瘁”，在多处作反共讲演，会“豫、陕、甘三省政府，通饬各县，严防共产党”。要各军长官于最短期间，查明所属，其有共产党，已经知名者分别切实劝导，即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即行停止职务。至于共产党之未知名者，应随时留心考查，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严惩，切勿瞻徇玩忽，以致酿成巨祸”
[4]。
8月6日，冯玉祥公开发表了《敬告全国同胞及革命同志书》，指出：“在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断无阶级斗争！”由此开始，冯在军队中进行名为“整顿党务”的“清党”活动。冯玉祥、蒋介石、汪精卫在反共“清党”上取得一致，并同时在其部队和下属地区开展“清党”，但冯在反共程度上、方式上仍与蒋、汪有所不同。有位基督教牧师浦化人，将冯拨给的3000元经费，全部分给工人，留下信说冯“头脑陈旧，思想顽固”，不堪共事，走了。此人走后，检查遗留物件，发现其为共产党员。冯下令通缉，但令中将浦化人写成蒲化人，最后为“此人下落不明”，遂不了了之。后浦被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拘捕，冯又派人将其保释。鲍罗廷被迫离开武汉回国，途经郑州时，汪精卫曾秘密电冯，要冯将鲍杀害，冯不仅不加以杀害，反而“以礼待之”。当鲍乘火车离郑州西去，冯率高级官员亲到车站“欢送”。冯双手递给鲍一个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请鲍为“高等顾问”的聘任书，送上大红绉纱一匹，一时，军乐大作，各人一一与鲍握手道别
[1]。冯还派了高级官员张允荣和李连山直把鲍等（包括乌斯马诺夫等）由潼关经兰州送至库伦，使他们“平平安安地回返苏俄”
[2]。
十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在反共问题上一致起来。冯利用这个机会，派兵消灭了陕西的土匪，围歼了归顺部队的叛乱，肃清了甘肃境内的土居军阀，巩固了陕、甘、豫三省地盘。随后，冯指挥20万大军，先后在豫东、豫北与直鲁联军鏖战，时胜时负，进展极其艰难。主要原因是曾一度联合的宁汉又对立起来，将“北伐”的军队从战场上撤退下来，汉方向江西进兵，宁方在安徽布防，双方剑拔弩张。这种政治军事形势，使冯玉祥万分焦急。冯部所处地理位置正当奉军和直鲁军攻击的要冲，只有继续“北伐”，打垮北洋军阀，冯玉祥才能在黄河流域站稳脚跟，冯部军事集团才有出路。冯认为讨伐张作霖、直鲁军阀，消灭他们的军事力量，不是第二集团军所能胜利的。只有宁、汉合作， 统一国民党的军事力量， 才有可能取得“北伐”的胜利。因此，冯十分卖力地出面调解宁汉纠纷。
1927年8月， 中共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宁汉双方在反共前提下，党争暂时缓和。冯致电宁、汉双方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党争。但汉方仍以蒋下野为宁汉合作的主要条件，宁方桂系由于对蒋不满愿与汉方妥协，逼蒋下野。8月13日，蒋离宁赴沪。14日，在沪发表下野宣言。蒋下野后，最积极请蒋复职的就是冯玉祥。冯得知蒋下野初期，致电蒋介石称：“我兄一身，系党国安危，为民众之救主”，“务请克日还宁，主持大计”
[3]。9月25日，他再次致电蒋请蒋复职，表示“非蒋复职，无以唤起军民，北伐更谈不到”。11月中旬，冯分别致电熊斌、孔祥熙转请他们早日求蒋出山，称：目前战局，连兵数十万，战线四五千里，对于军令上下不统一，势如一盘散沙，“余盼望者，蒋公克日出山，诚以中枢军事，须有才望如蒋公者，主持其间，则全局呼应，处处皆灵，而不致为敌人各个击破也。”
[1]12月1日，冯又致电蒋称：“自蒋下野后，党事军事日益纠纷，二者比较起来，军事更为紧急。”“为今日计，惟盼吾兄东山即起，主持一切，各方军事有统一办法”
[2]。12月2日，冯又致电阎锡山，请一致拥蒋复职，称：“拟约吾弟，一致推戴介石同志复出，我辈听其指挥”
[3]。
11月间，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12月上旬，召集国民党在沪部分委员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1928年2月2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期五天。会议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会议主席。从此，党、政、军大权都落到了蒋介石手中。这次会议作出了继续“北伐”的决定。
1928年2月9日，蒋介石到徐州，整顿军队，电邀冯玉祥、阎锡山等到徐州开军事会议。冯、阎只派代表出席。蒋感到拉冯最关紧要，于2月16日，屈驾前往开封与冯相会。17日检阅了冯的军队。由老将马福祥建议，18日，蒋、冯在郑州交换兰谱，“义结金兰”，“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
[4]。冯玉祥写的帖子是：安危共仗，同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比蒋大五岁，蒋称冯为大哥，冯也以兄长自居。在这里，他们还商定了“声西击东”的作战方针，在彰德、大名及山西方面，均取守势；先集中优势兵力，解除山东方面之敌。用于东线山东战场的部队，有第一集团军的四个军团，第二集团军的五个军；用于西线河北战场的有第二集团军四个方面军，用于北线山西方面的有第三集团军。
当时奉军正集中攻击第三集团军，意欲乘“北伐”大军尚未进攻之前，先陷山西，以图各个击破。冯玉祥于1928年3月7日进驻新乡，指挥部队白天运兵北进，夜则运回，故作进攻之势，来牵制攻晋的奉军，诱主力于彰德方面，使“北伐”真正主攻方面，易于进展。奉鲁军阀果然信以为真，在北京、济南分别开会决定在津浦线韩庄一带建筑工事固守，以相当兵力在偏关、娘子关、雁门关等地，对晋军阻隔包围，以主力向曹州、大名及京汉路联合进攻，先攻占河南，截断“北线”各军的联络，并摧毁第二集团军的主力。
4月初，“北伐”各军调齐，蒋介石至徐州，冯玉祥至兰封，约定以微山湖为界：刘峙、陈调元两部在湖东地区作战，由蒋直接指挥；贺耀祖、方振武、孙良诚、马鸿逵、吕秀文、席液池部在湖西作战，由冯玉祥指挥；4月10日全线总攻。11月，吕秀文部占郓城；12日，刘峙部进驻滕县。但贺耀祖部，12、13日接连失败，孙传芳乘机率主力军向徐州方面猛攻，接连攻下丰、沛两县，先头部队进至陇海路黄口集附近，徐州危急。冯急调右友三驰援。17日进攻丰县，击毙孙部军长袁家骥，18日收复鱼台。孙良城于15日击溃李宝章部两万余人于巨野，同日复克嘉祥，16日占领济宁四关。孙传芳回师增援，企图与鲁军包围孙良诚部。孙良诚部避实就虚，退至安居镇。石部、贺部、方部急驰而至，大破鲁军及孙传芳军，随即占领兖州、济宁。
4月21日，冯约蒋会晤于野鸡岗，将前线各军重新作了部署。各军均以济南为目标，于4月26日开始攻击。27日占领泰安，又连克界首、张夏等隘，直鲁、孙传芳军北溃，4月31日退出济南。“北伐”军各部于5月1日占领济南。日本帝国主义看到它所支持的奉鲁军阀即将崩溃，使调遣大批日军到胶济路一带。在蒋、冯联合继续“北伐”时，更以重兵驻济南。“北伐”各军占领济南时，日军借保护侨民，在商埠一带布满哨兵。5月3日，借故向“北伐”军挑衅，用重炮轰击济南城。交涉署特派员蔡公时前往交涉，亦被日军处以极刑，交涉署全部职员，均遭惨害。当时，前敌各将士义愤填膺，欲与日军死拼，而蒋借口如与日军冲突，则“北伐”大业必然中断，不准抵抗。5日冯到达党家庄，坚决反对对日妥协，认为以我们的兵心民心，绝对能打败日本在济南的侵略军。然而此时，蒋已令各军撤退。6日上午，蒋与冯在党家庄清真寺举行会议，黄郛、王正廷、杨杰、杨永泰、蒋作宾等参加。会上，蒋提出放弃“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分“南北朝”。与会者多数人不同意蒋的意见，冯玉祥更是激烈地反对蒋介石放弃“北伐”的主张，坚决要求继续“北伐”。蒋介石无可奈何。会议最后决定：以一部分部队在济南以南监视，由长清以西渡河追击，济南问题以外交方式办理，蒋介石自谓需返南京主持党政事务，将第一集团军作战事宜一并交由冯统一指挥。
冯急令方振武、贺耀祖、孙良诚渡河过黄河，以方为总指挥，贺、孙副之，追击前进，限期攻克德州。5月13日，冯电令方、贺、孙：“我渡河各军已近十万，后背大河，粮路未通，给养困难。敌人在德州者，皆系屡败之旅，早思溃退。后因日军扰乱，我军后方空虚，故迟迟未退。我军为自救计，为谋与后方联络确实计，为出敌不意计，均宜迅速直攻德州，才能转危为安。昔项羽破章邯于巨鹿，破釜沉舟，与敌搏斗，卒成大功。今日之事，我军所处地位，进战则生，退后则死，各将领当深知也。”
[1] 方、贺、孙部于17日攻下德州，直鲁、孙传芳部节节败退，济南方面的安全，才有了保障。
在京汉线方面，4月6日，冯令鹿钟麟为北路军总司令，以孙连仲、郑大章、庞炳勋、刘镇华、韩占元等部，分别向磁州、大名出击，以分散奉军主力。奉军于是转移目标，以其第三、四方面军的精锐部队为主力，向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猛扑，激战于彰德以北。冯玉祥急调刘骥军自洛阳、刘汝明军自禹县，张维玺军自潼关移师北上，电请李宗仁部到漯河接韩复榘部防，调韩部星夜驰往河北。第二集团军所守的村堡房舍，全部为奉军炮火炸平，韩复榘部伤师长三人，旅长二人，血战八昼夜，冲锋肉搏达数十次，双方死伤万人以上。17日，夺回三十余个村堡。但观城失陷，刘镇华、韩占元军放弃了南乐、濮县，樊钟秀部又向陇海线冯部后方骚扰。第二集团军前线兵力使用净尽，无可增援，情况危急。冯玉祥命令各部固守待援，相机出击，迷惑敌军。28日宋哲元军击破樊钟秀部于龙门，毙其军长李万如；石友三军由济宁急驰回师，29日攻克巩县并解孝义之围。彰德方面，28日全线反攻，激战至5月1日，冲破奉军阵地，乘胜追击，收复濮阳、观城，3日收复顺德，5日攻克大名。同时，豫西战场捷报频传，收复了临汝；密县，并解登封、禹县之围。奉军全线溃退。孙传芳看到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通电下野；张作霖于6月2日发表出关通电，于孙传芳下野的当天夜间离开北京，逃回东北。
5月30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同阎锡山会晤，秘密达成一桩政治交易，即蒋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似换取阎对蒋“统一”领导的支持。6月2日，蒋又返回新乡与冯会晤。蒋借口列强各国对冯无好感对阎有好感，宜由阎接收京、津地区。冯表面上同意蒋的安排，但内心极不愉快。蒋虽已要阎接收北京、天津，但冯却认为自古以来攻城掠地总以“先入关者为王”。因此，冯急令韩复榘自彰德率两万人，兼程“追击敌军”。韩部仅三昼夜徒步行程400公里，于6日，完全占领南苑，北京市各界代表前来欢迎。这时阎部尚未到达。蒋介石急电称外交使团抵制第二集团军，严令韩部不许入城。8日，阎部赶到北京。10日，阎抵北京，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到此时为止，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个政权覆灭了，尚存在东北的奉系政权，属于地方性的政权。南京蒋记中央政府宣告了完成“统一”。国民党政府四个集团军的联合“北伐”，至此基本结束。
长期以来，冯玉祥把奉张当作他的主要敌人，在指挥部队与奉张作战中，“不分日夜”，“早已达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当冯得知张作霖退出关外被日军炸死的消息后，精神一下子放松了，“疲劳病困一时全部发作起来！忽然病倒了，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后来躺在床上，沉睡不醒。”病愈之后，接到孙岳在上海因病逝世的消息，又哭了一整天，沉睡多日
[1]。
十一
在蒋桂阎冯四派联合打倒北洋军阀的全过程中，冯军最强，承担了两个主战场的作战任务，付出的代价最多，起了主力军作用。阎部最弱，兵力不过几万人。桂系投入战场较迟，投入的兵力也少。蒋介石为了制止冯部力量的增长，采取了以阎制冯的办法，将接收北京、天津的大权交给毫无战功的阎锡山。冯部经五原誓师，转战千里，历尽艰辛，打到了北京城下，蒋不准他们入城。他们仅分得北京特别市长和崇文门税局一所之职，每月收入约20万元，这对拥有40万大军的冯部来说，有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2]。对此，冯表面虽不表示不同意见，内心却愤愤不平。
6月下旬，国民政府正式通过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并决定于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冯玉祥“托病复电不来参加”。冯“此时坐拥重兵，虎踞西北陕、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战之区”。他的消极态度不仅使蒋面子上极为难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国即将统一之时，遭受极大的阻力，尤损威信。”蒋请李宗仁“居中调处”。李宗仁也认为冯的埋怨心情，“情有可原”。但又劝冯“顾全大局”，“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冯复电李，同意参加。李电告蒋。蒋乃绕道武汉约李经郑州邀冯北上。7月1日，蒋与冯密谈，特加安慰。当日下午冯启程，6日抵北平。途中发表通电，主张统一军权、政权、财权，厉行兵工政策，提出裁兵标准，即枪支不全者裁，老弱不堪者裁，纪律不佳者裁，训练太缺者裁，还可令各集团军比例裁汰；对党须整齐理论，统一意志；对人民第一步须小康生活；对外要卧薪尝胆，以大无畏精神，废除不平等条约等。6日，到会大员往西山祭奠中山灵后，参加阎锡山宴会。席间，蒋介石讲话称“北伐”“告成”，诸同志“相聚一堂，非常欢慰”。冯即席发言与蒋大唱反调，他说：“蒋总司令谓今日事大快乐，余则不胜悲痛。余以革命尚未成功，其证有三：第一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日不除，即革命一日未成”。“第二，旧军阀之残党，尚未完全消灭，今天仍将打倒反动”。“第三，各军裁兵，未见实行”，多养一兵，即使人民多所负担
[1]。
当晚，国民党军政要员在碧云寺旁李石曾住宅开座谈会。与会的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李烈钧、戴季陶11人。这就是汤山军事善后会议。会议承认各集团军原有地盘，又根据“北伐”胜利所取得的新地盘作了分配，决定：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占有鲁、豫、陕、甘；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占有晋、冀、察、绥及平、津直辖市；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祟禧占有桂、湘、鄂及汉口市；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占有广东、华中、东南。蒋的地盘最为富饶，交通也最方便。而桂系李、白感到地盘太小，又无海口，甚不满意；冯玉祥因没有得到河北地盘，也不满意。但因北伐刚结束，都不好意思公开争夺，暂时隐忍相安。会议开了四天，“毫无结果可言”。最后，大家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继议裁兵。
会后，原政学系杨永泰向蒋献“削藩策”：以经济方法瓦解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奉张
[2]。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建议，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集权于中央，实行“调虎离山”和“离窝毁巢”之计，即请各集团军首领到中央任高官，以夺其兵权；遣散各实力派赖以安身立命的军队，由中央统一整编全国军队。
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蒋介石极力主张取消政治分会，因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派和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李济深反对，政治分会暂时保留下来。五中全会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成立了编遣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军事案，准备裁减全国兵员。任命冯玉祥为军事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要冯、阎、李三人长期驻南京。实际上是要这三位实力派首领脱离他们的军队。这正是“调虎离山”之计。
蒋知道冯喜欢受人吹捧，爱听恭维的话，于是就投其所好说：“希望大哥首创入京供职，以后中央的事，我当一切听大哥的，只有大哥先到南京供职，阎、李不敢不来，大统一的新中国等于是大哥造成的！”并向冯保证：“大哥只要到了中央，绝对办到一律平等待遇，第一集团军吃什么，第二集团军也吃什么！”并随即补助冯部一部分军饷。冯部从7月起，每月将官可领到60元，校官40元，尉官20元
[1]。蒋的甜言蜜语加上补助军饷，使冯就范了，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军事部部长职务，并到南京供职。蒋将冯骗到南京后，便不肯实行诱骗时的诺言。关于军饷问题，蒋说：“国家虽说统一了，财政的统一和收入的增加，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哥的军队训练有素，纪律是好的，多年不发饷也不发生兵变。我的部队复杂，不发饷就会发生事故。因而还要委屈第二集团军一个时期。”冯为军事部部长，但无权过问军需署的账目，更无权监督第一集团军的粮饷。蒋、冯矛盾逐渐明朗、尖锐化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开幕。会前，冯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据此，他又提出一个具体方案；第一、二两个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四两个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部队，共编8个师。蒋把冯案束之高阁。事后，蒋派何应钦去疏通阎锡山，授意提出新的方案。阎召集部下，几经研究，决定：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6至8个师，由中央掌握。当时，4个集团军中冯部人数最多，有40余万人，蒋部近40万人、李部约20万人、阎部不足20万人。按照阎提的方案，冯部裁减得最多，阎部裁减得最少，由于有六至八师由中央处理，实际蒋又可以增加6至8个师。这是个抑冯、拥蒋、利阎的方案。
会议开始后，到会成员相继发言，冯的提案被否定，多数人赞成阎的提案，冯怒气冲冲地走出会场，称病请假，派代表出席。通过这场编遣会议的纠纷，使冯看到想通过与蒋合作，求得保存实力是不可能的。在宁期间，从李烈钧处得知关于蒋排斥冯的种种阴谋，并述山东方面蒋暗中对第二集团军多方扼制。这时，冯才认识到蒋的阴险用心，并感到迫害的箭头已指向自己，怒不可遏，急欲离宁，李亦认为冯长住宁，凶多吉少。冯遂于2月5日以养病为名，离开南京，6日凌晨3时抵达开封。蒋冯间的矛盾公开了。
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对冯秘密推行四项措施；第一是收买冯部下的主要将领，如韩复榘、石友三；第二是通过特务机关制造谣言攻击冯，挑拨冯与阎的关系；第三是制定对冯的作战计划，并进行军事部署；第四是诱骗冯到南京“就职”，加以软禁或扣押。消灭冯的军事力量是蒋介石筹谋已久的，但蒋从全局考虑，认为当时桂系所占地盘对蒋的统治中心地区有威胁，且其内部不和，战线长，易于腰击、分割，成为地方实力派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蒋首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桂系。
蒋介石为了防止冯、桂联合，派邵力子、贺耀祖携带重金到华山，许以行政院院长及两湖地盘为条件，请冯出兵援助。3月30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表示可出兵13万，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实际上进驻武胜关，按兵不动，坐观形势变化。不料桂系李明瑞被蒋收买，突然倒戈，不几天功夫，桂军溃败，战事迅速结束。冯的投机，完全落空。桂系被打败后，蒋介石以为肘腋之患已除，又谓冯军并未参加战斗，完全不肯履行以前许诺的条件，而且对冯虎视眈眈，倍加压迫，甚至陕甘大旱的赈粮，也被扣于徐州和保定。
这时，冯已清楚看到，冯蒋之间兵戎相见已是无可避免了。5月19日，冯在陕西华阴县召开军事会议，列举蒋的四大罪状：（1）党务方面，蒋私自圈定和指派国民党“三大”代表，违反党章；（2）日本占领济南，我国奇耻大辱，日本既决定如期撤军，蒋竟然反请其延期，丧权辱国，没有比此更严重的了；（3）各军待遇不平等，且挑拨离间，拆散了革命战线；（4）豫、陕、甘灾情严重，蒋氏不问不闻，反将丰台、保定、徐州等处赈粮，悉数扣留，坐视并加速灾民饿死。因此，不能不兴兵讨伐。冯以“护党救国”为旗号，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
华阴会议后，孙良诚等将领，服从冯的命令，遵照冯的战略计划，迅速率部队由东向西撤。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他的心腹将领韩复榘、石友三接受蒋的重金，被蒋收买，背叛他投靠蒋介石了。5月22日，韩复榘将20师集中于甘棠附近，联合石友三由洛阳发出“养”电，声称“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次日，又致电表示拥蒋。蒋接电后，惊喜若狂，当即复电嘉奖，并许所有驻陕、甘部队概归韩指挥，立即送现款500万元（又说是1000万元）作为犒赏，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把列名于韩的通电中的石友三委派为安徽省主席，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送去300万元；马鸿逵为第十五路总指挥，也送去300万元。23日，蒋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24日，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下令查办冯玉祥。25日，蒋又用国府命令讨伐冯玉祥。
冯玉祥得知韩、石倒戈，沉痛无比。“他日夜哭泣，咒骂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从此，冯军集团声威大落，虽然其他嫡系头目没有继续叛变，但冯对自己的部队的信心，没有从前那样坚强，而感到困难重重了。
5月26日，韩正式就任蒋委任的西北军总指挥职。在冯、蒋两军间隔着韩、石军，这两支新叛离冯的部队，不敢与冯部作战，战事遂告中断。5月27日，冯通电下野入华山。“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服；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
[2] 蒋、冯战争的第一回合到此暂告结束。
阎锡山得知冯玉祥下野信息后，即电冯“愿附骥以去”，一共出外考察。阎告知冯派到山西的代表，希望与冯面谈。在李书城的劝说下，冯偕妻女离开华山，过黄河，赴山西，下榻于太原西郊的晋祠宾馆。5月26日，阎、冯通电出洋。阎另电南京政府作出将全部军政大权归蒋之姿态。蒋认为这意味阎、冯结合在一起，引起蒋的重视。蒋派吴稚晖、孔祥熙到山西劝阎不出洋，随后他们又一同去北平，蒋又赶到北平与阎密谈，并赠给2000万元和一些军物物资，重价收买阎锡山。
冯初到山西时，阎接待热情，三五天便偕夫人及公子前往晋祠探望，商谈反蒋办法及出洋事宜。但阎自到北平同蒋密谈后，就不再谈反蒋和出洋了。冯提出单独出洋，阎以大哥不顾我“人格”为借口备加挽留。冯只好在那里住下去，哪能知道这是阎锡山一套软禁他的勾当。冯在晋祠住了三个月，至9月28日，将冯移至五台县建安村。冯住屋前后、屋顶都有武装把守，村外围有铁丝网，村外公路，挖有壕沟，阻挡冯乘车逃跑。
冯部见阎软禁冯从中取利，十分不满，便自行恢复了与蒋的往来。蒋派鹿钟麟当了军政部部长，宋哲元也从蒋处弄到了一些给养补充。蒋与冯部队关系有了缓和。阎见到此种情形，深为吃惊，害怕冯军与蒋接近，失掉他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恐蒋、冯两部联合对付他。恰在这时，8月1日，中央编遣会议第二阶段实施会议在南京开幕，6日会议结束，发表了《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强调“欲谋国权的统一，应由军队的统一始，坚决实行化私人军为党国军，化地方军为中央军……”
[1] 阎对中央编遣实施会议的结果极为不满，乃于这年中秋节去看望冯。在冯面前，大骂蒋介石，极力鼓动冯再次举兵反蒋，他愿与冯部“忠诚合作”，负责军需后勤供应。冯见阎如此热心合作，马上答应举兵。阎信誓旦旦，答应对冯军粮秣等方面“充分供应”
[2]。在阎的鼓动下，冯立即电令宋哲元、刘郁芬举兵。
10月10日，冯部将领通令讨蒋，宣布蒋介石毁党、误国等六大罪状。蒋一方面准备对冯用兵，同时派大员到山西拉拢阎11月，冯宣布命令，分头出发，蒋军分三路迎战。双方开战之后，冯部将领宋哲元、孙良诚攻势猛烈，蒋方军队被动，支撑不住冯军进攻。蒋求助于阎。阎为了讨好蒋，便将冯部的军事机密向蒋报告，并接受蒋的委任。正当冯军大举进攻时，阎锡山突然于26日声明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并劝冯军各部停战。冯军反蒋战争因受阎方牵制，全线被动，逐渐败退，处于阎、蒋夹击之下，粮饷弹药非常困难。蒋因需要回京处理广西战事，电请阎锡山赴郑州坐镇处理西北军事，冯军一部分已退回陕州，反蒋战争暂告一段落。冯部上下对阎锡山的反复无常、两面三刀，无不痛恨。
十二
反蒋战争失败了，冯玉祥还被阎锡山软禁在建安村。冯得知因阎背约，使西北20万官兵“陷于绝地”时，“愤而绝食”
[3]，以示抗议。后“经李书诚、王瑚（冯的顾问）等力劝，冯才复食”
[4]。但冯始终不了解他为什么被软禁。直到他看到12月13日天津《益世报》上“载有蒋阎往来电文四则”，才得知阎和蒋拉得火热，这一下子使冯打破了闷葫芦，明白了自己失去自由的原因
[5]。
1929年12月至1930年1月，当时住在天津的鹿钟麟奉冯玉祥之令回陕，途经大同，秘密赴建安村与冯面商。冯嘱咐鹿迅速采取措施对付阎。鹿潜赴潼关，代理总司令职务。鹿等遵照冯的指示提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派人与蒋方联系，企图联蒋倒阎。蒋方代表何应钦说：“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鹿与南京接上关系后，便开始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鹿表示：阎好用奸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不会太平。石对打倒阎，更为积极。鹿、韩、石的往来电文被阎锡山的电台截译出来，阎大为恐慌。冯密托简又文向中央大员报告蒋冯战争第二期的真相，使蒋得知阎是阴谋挑起冯军第二次反蒋的祸首
[1]。国民党中央通电各地党部说：“阎锡山阴险诈伪，不顾信义，所辖兵力，又极薄弱，”“不惜骗出冯玉祥，以增厚他的反动声势，阎自谓与冯相偕出洋，不过遮掩听闻而已。”
[2]阎对蒋已再无法施用两面手法，再扣留冯有害无益，一旦冯军各部联合起来进攻山西，他将陷于极为不利地位。
1930年2月27日，阎锡山到建安村看望冯玉祥。冯“迎至大门。过去误会随欢笑声涣然冰释。”
[3]28日上午9时半，阎乘车接冯。下午1时半，阎宴请冯夫妇。即日参加各方反蒋代表34人所召开的军事会议。3月7日，阎到冯处一再检讨过去的对不起的地方，保证以后冯军与阎军同样待遇，当即交给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作为欢送礼物。3月8日，冯玉祥及其随行人员秘密离开太原，冯夫人李德全和冯的儿女实际上作为人质仍留住太原。14日，冯抵达潼关，同日，二、三、四集团将领57人，发表请蒋下野的通电。15日，通电推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司令。4月1日，阎锡山与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太原、潼关、桂平就任陆、海、空军总、副司令职务。4月6日，南京中常会议议决永远开除阎锡山党籍，同时发布《告第三编遣区武装同志书》。“中原大战”正式开始。
战争开始后，反蒋联军连连取胜，冯部占领洛阳、郑州、开封，基本控制了河南局势。陇海东线蒋军攻势很猛，且有空军配合，反蒋联军一度陷于被动。但冯玉祥派孙良城、吉鸿昌两部猛攻蒋军精锐陈诚部，陈部死伤很大，激战十余日，蒋军全线动摇。5月31日，冯部郑大章率领骑兵部队1000余人，夜行40余公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12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50余名，蒋的航空司令张惠长几乎被俘，蒋介石险些束手就擒。
6月上中旬，在东线作战的西北军勇猛顽强，使蒋军产生了畏难情绪，士气低落。蒋为了改变蒋军在陇海线的被动局面，亲赴柳河督战，令高峙、蒋鼎文、陈诚等部三万余人，并配备炮兵，由杞县、太康偷袭开封。冯令孙良诚、吉鸿昌等闪开杞县、太康一线，诱敌深入；令孙连仲、张自忠部兜抄蒋军左侧，形成一个口袋，包围、伏击蒋军。蒋军由于获悉孙连仲参战的密电，临时改变了部署，但蒋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地仍被冯军截成数段，发生白刃战，损失惨重，尤以掩护退却的张治中部损失最大。这一历时三昼夜的战役，使冯军缴获汽车一百余辆和大批辎重。
8月初，冯玉祥为了减轻蒋军在津浦线对晋军的压力，争取全局主动，组织了大规模的8月攻势。冯通电各将领强调：“本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敌作最后之角斗。”亲自坐镇博爱村指挥全局。冯军一连奋战七昼夜，蒋军岌岌可危。但时逢夏季，连日大雨不停，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困难，阎又违背前约，不供应军火和给养，攻势受阻，未能给蒋军以重大杀伤。
正当冯军作战条件十分艰苦、处境艰难时，蒋介石方面的韩复榘部因蒋光鼐十九路军的有力助战，于8月中旬从晋军手中夺回济南。晋军退向黄河北岸，接着又退到山西境内，蒋介石得以从津浦线抽出兵力用于河南战场。而且把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上，进扰陇海西段，威胁冯军后方，截断冯军后路。从此开始，蒋方全局处于主动地位。8月24日，蒋悬赏各军：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各赏100万元。9月6日，蒋军开始总攻，冯坐镇民权村，沉着指挥各路军退却，还盼望阎给予协助挽回被动。但阎为了保护自己的实力，早已密令陇海线晋军全部退到黄河以北，使冯军孤立难支。
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促成统一”。9月19日，东北军两个军陆续入关。至10月初，平、津及河北省政权，全部被东北军接收。反蒋联军形势急转直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部立即脱离战场后撤；石友三部秘密向张学良表示拥张反阎，趁冯、阎军退却时拦路截击，危害极大。10月14日，晋军已逐步退入娘子关，不作任何抵抗。
在这种形势下，冯玉祥决心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固守郑州”。不料吉鸿昌被蒋介石收买，委以河南省主席，“首先倒戈”。而梁冠英、张印湘等通电附和
[1]。张维玺指挥的南路军八万精锐部队遭蒋包围。河南军事陷于不可收拾之境地，不能不全线退却
[1]。10月3日，蒋军从陇海路攻占开封。10月6日，蒋军攻占郑州。冯军一部分由鹿钟麟统率，继续退往河北，转入晋南；另一部分由宋哲元退往潼关以西。10月下旬，战争基本结束。蒋介石坚持要阎锡山、冯玉祥、鹿钟麟下野。阎锡山于11月30日，化装逃到天津转大连隐居。鹿于11月3日通电下野，秘密赴天津。冯玉祥隐居在绛县，不久迁到汾阳峪道河山村隐居。至此，冯玉祥经营历时二十余年、能征善战的几十万西北军全部瓦解。
十三
冯玉祥退居峪道河山村，头脑逐渐清醒，愿意客观地思考过去经历的一些问题，检查自己的过失。他在日记中写着：“古诗有云：枣花虽小能结实，桑叶虽粗能作丝，唯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他把自己比做牡丹，空有几十万大军，终不能使人民解除苦难，安居乐业。他继续写道：“大有何用？老有何用？”
[2] 他忏悔1927年徐州会议追随蒋介石反革命的过失，说：当时对蒋介石本质认识不清；阎锡山、岳维峻、蒋介石合谋共同威逼我，使我一时承受不了来自奉鲁军阀和北伐军内部破坏者诸方面的压力，缺乏理论指导，方向不明；对当时武汉政府内部真实情况不了解，听信了谣言；款项太艰，粮饷械弹太困难
[3]。他对中原大战的失败，很不服气。他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阎锡山不遵守诺言，在战事紧张时刻，阎锡山答应的枪、弹、粮、饷不给，贻误了战机。他认为，这些错误是由他读书太少造成的。许多事理分析得不深透，凭感情冲动就作出决定，实则是蛮干。
1月中旬，李德全携带子女来到汾阳，冯从峪道河村来汾阳城与家人团聚。李劝冯说：你虽然这次失败了，但与吴佩孚、曹锟，张作霖等人不同。你曾经为国家为民族做过许多好事，将来纵然不能流芳百世，也称得上一代风流。往年你整日带兵打仗，空闲时间极少，难得有个学习条件。如今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系统地读些书，将来总会有用。李的这些话，给冯带来了安慰和鼓励。冯在日记中写道：“为苦人谋利益，如无合理之理论方法”，单任你拼死拦活地去实干，也往往事与愿违，“理论极为重要之事也。”
[1] 因此，冯加紧读书。1931年一年中，他读的社会、政治、历史、文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达六十余部，其中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花的时间更多。《资本论》商品这一章，他一连读了几天，每天记下笔记。为了加深对《资本论》一书的理解，冯还专门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传和有关参考书。当他读完《资本论》，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后，高兴地写道：“到那时才算是真平等，真自由，真快乐。这样将完全开展一个国际新局面。”
[2]冯玉祥文化基础差些，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很多，除了依靠自己刻苦努力外，又请了当时在汾阳军校当教官的高兴亚、汪导予当辅导老师，为他作些讲解。在这段时间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科学的宇宙观》、《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辩证唯物论》、《科学的社会主义史》、《新政治学》、《政治学纲要》、《新政治学大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社会原理》、《中国社会问题之理论与实践》等政治理论书籍，还订阅了《大公报》、《庸报》、《京报》、《新东方》、《青年使命半月刊》等报刊，大大增长了见闻，开阔了视野。他说：“不看新书、新报，如何不落后！”他懊悔自己过去看《圣经》等，浪费了大好光阴
[3]。认识到“教会与教皇之罪恶极多”，“无非以人民为剥削对象”罢了。对革命阶级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他说：资产阶级被封建社会压迫的时候，就站在最前线上和封建势力斗争，这本是革命的。一旦得到政权，转化成压迫阶级之后，又一变而为革命的对象了
[4]。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普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者”，其实质是“反对国家，反对战争，反对一切组织与暴力”，因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敌”
[5]。
在这一年中，冯玉祥还读了中外史学专著：《武昌革命真史》、《中国农民暴动史》、《政治思想史》、《法国大革命史》、《俄国革命史》。对《俄国革命史》，前后读了多遍，作了大量摘抄和笔记，盛赞革命成功之后的苏联，把“土地交给农民是件大事”。他总结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时说，为什么各朝代创业英雄们终不能成其大业？就在于他们多数人不是始终为老百姓的，而是“为己”，后来走到了“害民”的路上去。他提出应以史为镜，吸取历史教训，探索新的道路。
冯在山西这段时间，勉励自己应“多同农民、工人、兵士及苦人谈话”，这才是有“长进之人”
[1]。他的日记，几乎天天有接触农民、记载农民困苦生活的事例。5月15日记载了在山洞内的山东避难者，女人生重病，却无力请医，常每日一餐不能入腹的情景。他叹息道：农民“其功太勤，其食太苦”。《申报》上登载“陕西武功县人市”上标出价格，一个妇女最高只卖40元的消息。他看后，“心如刀割”
[2]。4月以后，冯到晋南几个县城小住，看到一个富商家办丧事，一连多天，大摆宴席，出殡那天，仪仗队排列长达半条街；而他后院邻居是户穷人，搬家时所有家当“一担挑尽”。他感叹道：“经济平等之可恨，莫此为甚矣！”他写道：“在这个万恶的世界活着”，痛心万分，想到自己不能给周围穷苦百姓排忧解难时，感到“惭愧万分”
[3]。
在这种思想感情的支配下，冯玉祥采用作画写诗等文学艺术形式进行战斗。他画画“尤以画苦人、画乞丐、画农夫、画工人格外有味”，目的是将“吾苦同胞之生活状况如实写出”，在无形中“可能增强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
[4]。山西煤矿工人多，劳动又苦又累，受到的剥削最深重，冯作《挖煤》诗：“夜半蜷曲冷炕上，有病无医待死亡。哀求辞工决不准，欲想逃去锁门房。”
[5] 劳苦农民的生活是“稼穑年年无温饱，号寒叫苦不忍闻。”
[6] 冯玉祥无力解救整个劳苦大众的苦难，但仍尽个人的力量，给周围群众以救济。当春荒严重威胁到他住地穷人时，他就派人送粮、送钱，对年老体弱都分外予以照顾
[7]。在经济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冯玉祥出钱，在山西峪道村办起了一座小学，专收附近贫困农民子弟入学。晋中山区水源缺乏，干旱严重，春天更甚。冯坐卧不宁。在他的日记中，几乎天天都记载农村禾苗枯黄的严重景象。他疾呼：“青苗枯旱的不得了了！如何！如何！非大兴水利不能救国！”
[8]1931年初夏，山西省主席商震派军队到汾阳，为摆脱窘境，讨好蒋介石，逼迫冯玉祥离开山西。此时冯计划出国，终因“出洋无钱”，未能成行。在紧急形势下，冯于1931年4月5日晚10时，被宋哲元派车接往驻地绛州（现新绛县）。8月上旬，张学良在北平召开华北高级将领参加的军政会议商讨逼阎、冯离晋问题，由于宋哲元在会上极力为冯开脱，称冯终日读书写字、绘画、写诗，不与外界往来，才使冯免遭了两次被逐出的危险。半年之内接连两次被人驱赶的事实，对失去兵权和地盘的冯玉祥刺激很大。严峻的事实震撼着他萌发起重掌兵权、夺取地盘，重建自己根据地的设想。他在写给邓哲熙和李炘的密函中表示：“今后……应在边远区域另找根据地，……与贼（指蒋介石）作持久之战”，“在政治上树立坚固不拔之基础”
[1]。
6月，冯玉祥支持石友三起兵反对张学良，失败，石六万余人损失大半。8月，他又支持雷中田起兵反对蒋介石。雷中田为原西北军孙连仲部旅长，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将该旅改编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雷任师长。8月中旬，雷派人密告冯继续反蒋态度。冯听后，精神为之一振，对雷表示敬佩不已。8月16日给雷回信，分析了当时形势，鼓动他积极反蒋。8月25日，雷中田在兰州兵变，扣押了省主席马鸿宾，组织临时省政府，马文东担任省政府主席，雷中田任甘肃省保安总司令。冯玉祥得知雷中田扣押马鸿宾、政变成功的消息，喜出望外。9月1日、2日，两次电告邓哲熙、李炘转告广东国民政府，承认甘肃政变后政府。2日，冯又急电参与政变另一关键人物、他的旧部高振邦、李朝杰，下达了九条密令。冯在经济极端困难条件下，以巨款支援政变。11月2日，冯又给雷一封长信，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如何治理甘肃和开发西北的方略。但雷等并未采纳冯的远大计划，又错误地迎接吴佩孚由川人甘，招致蒋介石进兵甘肃。冯玉祥精心策动的甘肃政变，至此完全失败，建立西北根据地的设想付诸东流。
十四
1931年12月，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中，蒋介石被迫下野。冯玉祥得知这一消息后，惊喜不已。蒋下野后，冯连续收到胡汉民、孙科、邹鲁等电，邀冯与阎锡山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18日，冯从峪道河起程到汾阳县城，22日乘车往太原。此时，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正在南京召开，冯对这次会议寄予幻想。25日一天之内议定了三个提案，均以“十万火急”电报发出：主要提出“实行武装收复东北失地”；建立“民众组织，监督政府及军事机关并各地军队”，奖励历年在革命诸战役及抗日战争阵亡及有功之官兵，以坚定官兵信念。26日晨，冯离太原，取道石家庄、丰台，转津浦路南下。29日早9点到达南京。他不了解汪精卫邀他到南京开救国会议的目的不是救国，而是借此夺取权位。一到南京，他急于去找汪精卫、胡汉民共商救国大计。但汪、胡此时在上海。次日上午，冯赶到上海。不料，胡已去了广东，汪称病不见，冯吃了闭门羹。冯在沪十多天，未见到汪，只得悻悻回南京。1932年1月中旬，冯得知蒋、汪合作，联袂登台。冯还以为只要汪在朝，便可放心，决心继续支持蒋、汪政府。1月20日，日本特务在上海寻衅闹事，联合日侨烧毁三友实业社，捣毁四川北路中国商店。22日，李济深、冯玉祥为此事见蒋、汪。蒋大谈广东如何不与南京统一的问题，而汪对日本滋事问题不表态。冯这时才认识到汪“不是革命党人的态度，实与政客无异”
[1]。通过这段接触，冯已看出南京政府“决做不成一件好事”
[2]，遂打算离开南京，“不与蒋、汪为伍”
[3]。
1月28日，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指挥下，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坚决抗击日军的入侵，打响了闻名中外的淞沪抗战。冯称赞十九路军的英雄，“实抗日之先锋队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大声疾呼：赶快派遣军队前往应战，全国各方大力支援，保证淞沪抗战能坚持下去，由此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他与李济深等为淞沪抗战问题致电国民党留沪中委：“请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
[4]。冯一次又一次地呼吁抗战，蒋、汪、何应钦等无动于衷，冯又致电蒋汪，应许他带领军队上前方打仗杀敌。他的请战电文如石沉大海。冯焦急万分，他不明白：为何不抗战？为何不援助十九路军？为何军事委员会不负责任？上述诸问题不解决，怎么不误国殃民呢？ [5]3月初，日军进占闸北，十九路军忍痛撤离上海。江山的破碎，国土的沦丧，使冯玉祥五内俱焚，在徐州病倒了！ 3月17日，他以特急电致李济深道：“唯有迅速辞去一切，以谢不敏耳！”当他得知蒋、汪政府决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淞沪协定时，认为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他在日记中写道：“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的反对！即或病愈，亦不到南京去！”
[1]冯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于1932年3月23日离开徐州，愤然前往泰山。
24日上午11时，冯玉祥一行抵达泰安车站，受到县长及当地军民的欢迎。然后，“即赴普照寺住下”
[2]。
冯到泰山隐居的消息不胫而走，猜测和谣言纷起。不少记者纷纷到泰山找冯采访，均被谢绝。但为使那些关心他的朋友了解真情，他于4月4日和7日，分别派黄少谷和邓哲熙代表他到北平和济南，回答记者提问。记者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冯玉祥到泰山后对国事的主张，冯对职务的看法，现在之病况及今后行止。黄、邓转达冯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说：冯走出山西的目的只有“精诚团结，抗日救国”八个字。他的主张可概括为对内主张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对外主张武力抗敌，以收复失地。在回答冯对职务的看法问题时，他们首先驳斥了“冯因欲任军职而感到失意”的谣言。他们转引冯的话说：“绝无利用旧部为自己之打算”，“试问外侮这么厉害，如何还肯怀私心，拉军队，拓自己之势力，争个人之地位？！”谈到今后行止时，黄说，应视病状和本人之旨趣而定
[3]。
冯玉祥来到泰山，在他的生命旅途中是个大转折，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爱国主义，密切注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平民化。为此，他特意制定了十条准则，以鞭策勉励自己：（1）思想信仰无神论，无神即唯物也；（2）除少数机械、医药、文具等为中国所不能制造者外，一律不用外货；（3）过平民生活；（4）持己谨严，勤俭朴实；（5）对人要有礼貌，要十分和气；（6）努力修养，健强身体；（7）手不释卷；（8）不言人非，不夸张；（9）不畏危险；（10）为真理而死
[4]。
4月9日，汪精卫给冯密电：“曾与介石兄商量，请子文兄汇款二万元，为先生医药之资及随从犒劳之费。”4月12日，冯复电汪：“外患日深一日，人民日苦一日，吾人之费用不可特别撙节。年来国家财政之困难，已达极点，只以发公债，增税目而度日，其原因固多，而大因则半出于不为民生之建设，半出于百万数十万之随便赠人。得款者以为来路太易，不免任意挥霍之举，致成今日奢风；赠款者不免锱铢必较，竭力搜括，致成今日不堪之政治。”“一文钱都是人民血汗，不准滥用之风，不可不力事提倡而实力之。款不敢领，谨谢之至！”
[1] 同日，汪又电冯：“顷接子文兄电，款二万元，已直汇泰安，敬祈晒收为感！”冯于15日复汪急电：“款项二万元”，“当即璧还，只能心领。倘先生谅其微忱，而移用于其他有益事业，则尤为私心所企祷也。”
[2] 冯写道：蒋、汪两人的意思“是他们不抗日”，想用钱收买我，“用钱堵住我的嘴，也不许我抗日。”
[3] 但冯为了对汪的好意领情，表示“弟养疴泰山，鲜用巨款，留500元足矣！”
[4] 收下了500元，给汪留一点面子。
上海停战协定签字后，蒋介石、汪精卫实行“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力进“剿”红军和苏区人民，不抗日，也不准宣传抗日。冯玉祥却利用多种形式，在报刊上宣传他的抗日主张，丘八诗成了他战斗的有力武器。他在一篇丘八诗里写道：“外侮日侵，上海大战，不增援兵，袖手而看。日兵调走，去增满洲，杀我同胞，日进不休。他们平安，去媚国联，玩乐跳舞，已忘国耻。我不甘心，要都说出，打倒国贼，复我国土。”
[5]为了激励人民抗日救国，冯玉祥在泰山关帝庙西厢房内设立“六贤祠”，供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王瑚、朱子桥六人的“神位”。每个“神位”上分别标明“抗日救国的活神仙”，“真心爱民的清廉好官”等字样。冯每次到六贤祠内必肃然起敬，并在关帝庙里亲自书画东三省地域、人口、物产等项，十分详细，还在墙上贴满标语，如“誓死救国”，“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强盗赶出去！”
蒋介石对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采取武装镇压政策，被拘捕、坐监、杀害的很多。冯玉祥考虑到蒋介石对他下毒手，对此，他已作了充分准备。6月14日，冯玉祥写好遗嘱：“我是当兵出身，我是个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我的尸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此嘱。”
[1]6月初，冯玉祥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常务委员顾维钧电，告知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要到泰山来看望他。冯当即复电给顾“不见”李顿等人。6月10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致冯电称，李顿等希望届时拜访他，请予接待。冯立即回电称病谢绝。诗曰：“帝国主义诚狠毒，压制工农衣食无。弱小民族亦被欺，彼此又要毒攻毒。国联即是毒集团，吞并弱小视当然。来到中国为太皇，卖国手段不值钱。”
[2]6月11日，冯被告知国联人员抵泰山。他一大早到三阳观躲了一天，至午后6点，见国联人员所乘之轿北去，对老百姓说：“这是一班着洋服的强盗啊！他们是来强迫我国政府接受卖国条约的。”
[3]冯玉祥闲居泰山，有时间回忆过去。回忆，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真要做一个实践的革命者，光有一颗赤子之心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渊博的学问，正确的理论，对于人类历史，对于社会制度，均须有深刻的认识。必须这样，才能在实践上表现他们生命力量的伟大和革命彻底性；相反的没有认识，没有正确理论的人，在革命行动上，常常是表现着他的盲动、幼稚，甚至动摇、游移，成为一个离开革命阵线的机会主义者。冯到泰山不久，先后请著名的哲学家李达、政治学家陈豹隐来泰山讲学。他对部属左右说：“我是行伍出身的人，故所学太少，所知太浅，遂致历年革命，多不彻底。”
[4] 他表示“今后我要切实地充实起来，健全起来，把握着正确的革命理论，去向反动分子、妥协分子、机会主义者及一切劳苦大众的敌人，作剧烈的斗争，以争取大多数人们，特别是劳苦同胞的幸福、自由与平等，使得被压迫的、被奴役的人们获得完全、彻底地解决。这是我今日的目的，也是此生唯一的任务。”
[5]冯玉祥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书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卢森堡的《新经济学》、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高桥龟吉的《实用经济》、拉皮多斯的《政治政治学》、高昌素之的《资本论大纲》、石滨知行的《经济史大纲》等。哲学书籍有伏尔佛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吴理屏编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吴理屏译的《反杜林论》、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德波林的《伊里奇的辩证法》和《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卢波林尔的《社会科学之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问题》、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之基础》、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等。7月17日，冯请著名历史学家陶希圣到泰山，讲授了一周中国历史，“行前赠川资五百元、土绸二匹”
[1]。8月15日，冯请宋斐如先生到泰山教他学日语。“要了解日本情形，必须从日文下手，这是很重要的工具。”
[2]经过刻苦学习，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有了认识，并写了《不同》诗：“一国机器太发达，制造物品放不下；到处堆满价低落，物扔河内人饿杀”；“又一国家正发达，所有物品属国家；生产物品平均分，全国人民笑哈哈。”
[3] 针对国家“今天的情势”，他提出“革命方案”：铲除帝国主义之势力，没收外国银行之资本；没收大地主土地归国有，并给农民免除一切苛捐杂税；国家财政要真正公开；民族自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打倒军阀买办及—切妥协投降分子。为了实现这一“革命方案”，他提出：“我们要领导他们——被压迫的群众，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把全国所有的革命组织、抗日团体都联合起来”。为此，他广结联盟，派代表与反蒋实力派联络，全国各派系的代表，也经常到泰山活动，一时泰山之巅成为抗日反蒋基地之一。
在泰山闲居期间，冯玉祥受到他周围共产党员的直接影响，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斗争表示关心和注意。7月2日，冯收到朋友从河南的来信，谈到张在豫、鄂、皖围攻红军遭到惨败的消息后，曾作诗赞曰：“遍地是红军，到处为人民。张钫去打仗，一败不成军。”“谁是害民贼，黑白早分明。作恶与骗人，深入大众心。”
[4]十五
韩复榘是冯的老部下，为了避免给韩带来麻烦，冯决定离开泰山。他说：“我要另找一个地方住一住。一个人身和心不能只局限一个地方，犹之一个人的舌头不能只尝一种滋味一样。”
[5]8月21日，日军大举进犯热河，占领南岭，宋哲元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冯决意离开泰山转到抗日前线——察哈尔暂住。10月7日凌晨5时，冯玉祥离开泰安北上。车至南口，他下车凭吊了国民军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9日上午8时，车过宣化，宋哲元率二十九军各旅长登车谒冯。10日，车至张家口，宋哲元又偕察省各厅长在车站欢迎。在宋陪同下，乘汽车到博爱医院暂住。
1933年1月1日，日军侵犯山海关，东北军守军何柱国部奋力抵抗，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但终因孤军无援，使山海关失守，何部安德馨营三百余人壮烈牺牲。2月初，日伪军联合进犯热河。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尔后，日军长驱直入，纷向长城各口和察哈尔进犯，华北和平津危在旦夕。
1月5日，邹鲁等从广州密电冯玉祥称：“榆关已失，华北危机，抗日救国，万难刻缓。请公力为提携并示方针，以便一致动作”
[1]。7日，冯分别密电广州、上海李烈钧、徐谦、程潜等国民党中委，呼吁：“现在已至最后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决心“与暴日作殊死战”
[2]，以示他将组织抗日军事武装。因“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
[3]，急需向西南和上海求援。
当时的塞外高原，“凉风透骨”。冯玉祥念及“前方官兵无皮衣在冰天雪地中，心中焦急万分！”
[4] 毅然决定把自己在张家口的房产抵押出去，为前方将士做了“一万件皮坎肩”
[5]。并分别于1月22日、23日运往东北义勇军各部。冯有感于东北军何柱国部之抗敌精神，于1月19日致电张学良，并赠长皮背心3000件。随后，广东、上海等地纷纷募捐，响应冯的爱国行动，使这次抗日义勇军御寒防寒的鞋袜衣被募捐活动圆满结束
[6]。
山海关为日军占领，全国震惊，许多爱国人士、热血青年、群众团体，都寄希望于冯玉祥。1月29日，章太炎致冯玉祥函：“自榆关陷后，弟私念今日可与敌人决一雌雄者，唯兄一人。”力促冯与张学良联合抗日
[7]。2月28日，章太炎又派代表龚镇洲持函前往张垣，力劝冯迅速率军杀敌，函称：“兄忍辱负重，得之天性，但求立功报国，何计委任之出谁手乎？”
[1]4月3日至22日，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等爱国团体，纷纷函电冯玉祥，请求树立抗日大旗，率领抗日志士奋勇杀敌，挽救国家危亡。时不我待！要他义无反顾。
但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对冯以武力抗日的举动，十分恐慌，屡电冯进京。1月21日，孙科电冯称：蒋敦请冯等“齐集首都，协谋御敌，表示甚诚”
[2]。次日，冯复电孙：“倘介石先生有决心抗日，就应立即兴师，以未死之人心，复已失之国土。”
[3]23日，国民党中委再电冯回京，“共图大计”
[4]。冯于25日复电南京，提出“当前最为切要”的十二条办法，以纾国难。从1月至4月，南京政府先后派王法勤、李烈钧、马伯援、黄绍竑、熊斌等到张家口劝冯进京。3月中旬，蒋介石驻保定，派员请冯到保定会晤，冯提出五条意见：（1）不可与日妥协；（2）补充前方饷械、弹药；（3）抚恤伤亡官兵；（4）请蒋大军出关收地；（5）政治刷新，与民更始
[5]。请陈希文交蒋。3月24日，孙科再次电冯到保定晤蒋，次日冯电孙：五条意见“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使，亦不敢辞。”
[6]3月29日，黄绍竑、熊斌到张垣劝冯南去，冯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
[7]冯玉祥在与南京周旋的同时，加紧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派出亲近人员多人代表他去各地联络。经李兴中、徐维烈等活动，张人杰、鲍刚两部响应。方振武离开南京潜回山西领导张、鲍部，并毁家纾难，组成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5月16日抵达察境蔚县，5月19日到达张家口。山西汾阳军校系冯旧部，3月16日，冯令该校校长支应遴，率领“汾阳各队，早日北来”。4月底，经过长途行军，全校师生三千余人，如期到达张家口。到5月中旬，冯筹建的抗日同盟军，已初具规模。
5月1日，多伦失守，24日沽源沦陷，日军已进入察省腹地。各地人民热烈希望冯玉祥出面组织抗日军队，文、电、代表纷至沓来。5月26日，齐集张家口的各军、各地区、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商议组织抗日同盟军，推冯为总司令。冯于当日发表通电，宣誓就职。电文指出：“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谨依各地民众之愿望”，“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抗日战士及民众，“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
[1]6月15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为期五天。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为代表，共产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也参加大会。大会通过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和军事问题、财政政策等决议案，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并决定：盟军第一军军长佟麟阁，第二军军长吉鸿昌，第五军军长阮玄武，第六军军长陈凌云，第十六军军长李忠义，第十八军军长黄守中，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蒙古军第一军军长德穆楚特栋鲁普，第二军军长卓特巴扎普，自卫军军长富龄阿。总兵力数达十万人。
6月20日，冯玉祥统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1日，光复宝昌。同日，刘桂堂在沽源通电反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六路军总指挥。同盟军大军直指多伦。多伦为察东重镇，日军茂木骑兵旅团三千多人和伪军李守信部驻防，城外建筑32座炮台及各项坚固工事，并有飞机助战。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爬城三次，均未奏效，战斗剧烈，伤亡惨重。冯玉祥向前线发出以死报国电，称：“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为国而死，虽死也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愿“与将士共勉之”
[2]。7月12日，吉鸿昌派精兵潜入城内，里应外合，又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巷战肉搏，方将残敌击败。失守72天的多伦，终被同盟军光复。冯玉祥指挥全军将士乘胜前进，察东被日伪占领的各县完全收复。这次战役，击毙日伪军一千余人，抗日同盟军也伤亡一千六百多人。
攻克多伦后，冯玉祥决心“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
[3]。7月17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任委员长，并发通电称：“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4]。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作战计划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连日来，全国各地抗日组织和民众团体纷纷发来函电，并赠送慰问物品，祝贺收复失地的胜利。
正当同盟军奋力为收复东北四省流血牺牲之际，蒋介石、何应钦调集16个整师、15万余人，在铁甲车8列，飞机2队（在怀柔设机场已到达18架飞机）配合下，包围张家口，封锁平津线交通。7月28日，蒋、汪向冯发出四项最后通牒电。7月31日，冯回电一一驳斥后表示：“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应得之罪，亦所甘心。”“祥自兴师抗日，迄今已六十七日矣，究竟赤化察省与否，与确保察东失地与否，事实俱在，容有见谅于国人者。”
[1]冯玉祥为了不使察哈尔省落于蒋介石、汪精卫之手，引起旧部对他的不满，多次电请宋哲元回省主政。8月5日电称：“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归之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
[2] 事宜。8月7日，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12日，宋哲元由宣化到张家口，冯玉祥到车站迎接，“含泪与之握手”。下午3时，冯玉祥主持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烈士祠、烈士墓落成典礼，冯为塔名——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纪念塔。14日凌晨4时半，在宋哲元等陪同下，冯玉祥乘火车离开张家口。
十六
1933年8月17日下午3时，冯玉祥离开济南抵泰安，6时到达五贤祠，住西院。冯到泰山后，成天忙碌，主要任务有三：第一，聘请国内知名的学者、教授、专家到泰山讲学。李达、陈豹隐、邓初民、陶行知、苏秉琦、薛德育、王漠等都到泰山讲过学。他的学习内容广泛，由原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到自然科学，主要有经济学原理、政治学概论、辩证唯物论、国际政治、古典文学，以及物理、化学、地理、外文。冯玉祥听课极认真，坚持做笔记，课后还写读书心得，宋斐如为他整理《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报告书批判》、陈定民整理《读春秋左传札记》，以及《我的读书生活》、《现代政治斗争原理笔记》等，都是在这时整理成册的。
第二，接待来访者。孙科于8月19日到泰山请冯进京，遭冯拒绝。月底，伍朝枢到泰山看冯，继而陈公博到泰山询问冯的去向，冯答以“既不慕官，又不降贼”。此后，李烈钧、王懋功、王绍鏊、刘孚若、王造时、曾琦等先后进访。还有全国各地要求抗日的学生向冯玉祥请教，仅1935年4月2日这一天，接待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师大、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学生，就有二三十人。
第三，关心泰山周围群众疾苦，为他们做好事。1933年冬，冯派人给穷苦各家送两袋面、20斤肉，百余斤白菜。1934年除夕，给当地最穷的25户，每家送一袋面，五斤肉，两盒茶食。泰安城里孤贫院老弱残病四百余人，生活难乎继续，冯几乎每月捐赠150元，1935年中秋节，冯还派人送去一百多个月饼。1935年7月13日，黄河在山东决口，鲁西十余县受灾，灾民多达200万人。冯玉祥了解此情况后，即组织力量蒸馍，救济灾民，半斤一个，每天1200个，供应三天。8月25日，冯又派人往济南“为灾民做棉衣2000件”。泰山贫苦农民子女无钱上学，冯以小王庄为中心，陆续办起15所武训小学，学生读书全部免费，并供应书、笔、纸、墨等文具。为了绿化泰山，仅1935年，冯组织人新栽茶树1.7万株，杨树、榆树、柏树1.2万株，核桃树20多万株，栗子树10万余株。冯还设想为泰安县筑15道坚固的水坝，种“500万株好果木树”，“1000亩材料树”，建“五所完全小学、二所中学，一所大学”。但因参与南京政府商讨抗战事宜，离开泰山，未能实现。
1935年11月1日上午11时，冯玉祥离开泰山乘专车抵达浦口。住下后，蒋介石、林森随即拜访。晚上，蒋介石在陵园四方城寓所设家宴，为冯接风洗尘，谈话诺诺连声，彬彬有礼。当晚，冯住蒋介石家中。2日至6日，冯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被指定为宪法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提案审查委员会政治委员。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大会，冯亦出席，被大会选为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在12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冯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冯到南京后，几乎与蒋介石朝夕相处，共商国是，气氛之和谐融洽，可谓空前。冯提出的问题，蒋介石都一一应允，对冯问寒问暖，毕恭毕敬。冯心里很高兴。他在日记中赞道：“蒋先生所答之话，最为谦下，最为和平，最为诚恳，我极为满意，以为此次并未白来也。”
[1] 初到南京的十天中，蒋宴请冯五次，平均每两天一次。冯玉祥被蒋介石的假慈悲感动了，他忏悔道：“是灰热似土，这话一点不假，为国相忍，只看见日本人之混账，不看见自己兄弟之过错，便是我的学识大进步，否则，仍是愚昧无知之人。”
[2]1935年12月18日，冯玉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6年1月6日就职。蒋介石还在南京大行宫头条巷设副委员长办公厅。冯玉祥为蒋介石的虚情假意所蒙骗，竭力促进国民党内各方反蒋势力服从蒋介石。他以个人名义致函、电给胡汉民、李宗仁，以及他的旧部宋哲元、韩复榘，说明蒋介石诚心抗日，要他们服从中央，勿生他虞。6月初，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电蒋，“迅予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
[1]。6月8日，西南联军进入湖南祁阳、郴州境内，蒋军又于6月10日占领衡阳，双方均急速调兵遣将，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冯为制止内战再起，马不停蹄，四处奔走，竭尽全力劝解，终使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电冯感谢，称“吾兄苦口劝导，终以完成团结，党国是幸，不仅私衷感慰已也”
[2]。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于8月15日在苏州就职。16日，冯赴上海郊区的南翔指挥作战。但前线指挥官表面敷衍冯，实际上事事请示蒋介石，将冯的指挥权架空。9月，平、津沦陷，蒋介石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任冯为六战区司令长官。9月12日，冯奉命由无锡行营回南京，13日北上，17日在沦州桑园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津浦线上的军队大都是西北军旧部，蒋一面想利用冯对西北军的旧关系，阻挡日军南下，另一面又害怕冯重新掌握对旧部的指挥权。蒋在任命冯的同时，又命一战区总参议萧振瀛先冯北上，一路宣扬：“拒绝冯玉祥，罢免张自忠，推倒宋哲元，拥护冯治安”，挑拨离间，损害冯的威信，致使六战区的军队不服从冯的指挥，战场失利，冯被迫南撤。10月20日，冯回南京被免职，第六战区取消。
11月中旬，沪宁线战情恶化，南京危在旦夕。南京政府决定迁都，先移武汉，后到四川。蒋介石命令冯玉祥去平汉线南段视察国防工事，然后赴武汉。21日早，冯离开南京转陇海线，为防日机空袭，到卡楼小学稍停。冯应小学校长请给全体师生讲话，痛述日本侵华的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只有一致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才有出路
[3]。下午5时半，冯等一行继续西行，有冯的旧部吴清旺报告赴山东组织抗日游击队的经。冯为了嘉奖其志，以壮其行，每人发川资200元。有义勇军首领陈耀德下车，冯给川资200元，冯的参谋孟昭进回青县组织抗日武装，冯赠路费400元。25日中午，冯在旧部属吴清旺家中与旧属多人会餐，鼓励大家“有一支枪干一支枪，有十支枪干十支枪，如拔铁路、炸桥梁以断其交通，焚粮仓、烧弹药以断其供应，是皆抗战之亟要工作”
[1]。27日晚9时，冯在码山应邀为广义中学全体师生讲演。由于该校是教会学校，特意指出：“希望在座的各位，一方面是恳求上帝给我们精神上的安慰和援助，一方面也要竭尽我们的人力财力，为国家、为民族，努力奋斗。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2]30日上午9时，冯为信阳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讲演，要求地方父老兄弟们，尽量照顾好由前方运来的大批伤兵，希望学校教育要适应战争环境和抗日需要，应给学生们以相当的军事技术，使其能在敌人后方，作游击战斗和破坏交通等工作
[3]。冯一路上边视察边参加各种群众集会，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春夏之际，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9月，蒋介石委任冯玉祥为督导长官，负责检阅和督练新兵。冯一行乘夜车南下时，因汪蒋知道冯开车时间，冯很机警，天一亮就令停车，要大家远离火车，果然日机几十架飞机，对准火车丢炸弹后又以机枪低飞扫射。由于冯等一行躲在掩蔽沟内，无一人伤亡。冯怀疑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勾结日本人干的。
冯视察湘、桂、黔、川期间，深入机关、学校、部队，发表讲演，宣传抗日，检查新兵训练、医院伤病员情况，及时向蒋介石报告。本来蒋委任冯的督导长官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散差事，但冯却认真对待，检查出许多问题，不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面，引起国民党军政要人的震惊。在何应钦等人的阴谋活动下，1939年5月，即停止了对冯的督导工作。
冯回到重庆，住在上清寺街康庄院里，同周恩来过从甚密。周常到冯住处，冯有时留周吃午饭，四菜一汤，没有大荤。两人边吃边聊，谈兴很浓。周恩来考虑到冯玉祥在国民党中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影响，经常代表中共中央委以重托。越南革命领导人胡志明被蒋介石的特务逮捕入狱，冯受周恩来的委托设法营救。冯偕李宗仁一起找蒋介石。冯质问蒋，我们有什么权力逮捕外国共产党呢？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该是朋友，怎么成了罪人？这样会失掉国际间同情的。李宗仁接着问蒋，为什么在广西抓人，这不是嫁祸于广西省吗？蒋介石无言以对，不久便释放了胡志明。1942年廖承志在广东乐昌县被捕，何香凝致电冯玉祥营救。冯即复电称：“令郎承志事自当竭力营救”
[1]。同时致电蒋介石称：“仲恺先生襄助总理尽瘁革命，不惜以身殉国，而香凝女士宣传抗战不辞劳苦，其令郎事似可准于所请，交李任潮或余幄奇先生，就近训导，俾香凝女士便于探视。”
[2]为了救济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的农民，冯玉祥倡议开展募捐活动。1942年12月19日在重庆成立了全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总会，各地逐步成立分会，献金活动由基督徒扩大到全体国民，献金用于救济灾民、慰劳抗战将士和充裕国库。冯以身作则带头卖字鬻画，作为抗日献金。凡是向他乞字求画的，一概索取笔资，对于达官贵人、巨商大贾，售价千金，贫穷人少收，学生乞字收费5角。冯在四川省大力宣传献金运动。1943年11月8日，他从重庆出发，于1944年1月18日返回重庆，周游了川西南十余县，历时两个多月，平均每日讲话四次，共讲了约300次话，献金总数一次约为2400万元
[3]。1944年，冯又周游了川南十余县。3月19日，在江津白浊镇，学生一次捐献就达220万余万元；银行家、工商界人士，在广大群众抗日热情的推动下，也捐献了200万元。冯到隆昌县讲演后，乞丐胡新正受感动，献金20万。一高小学生蓝小昆，家境贫穷无力捐献，听完冯讲话后“一宵不寝，打草鞋三双，次晨到市场变卖20元捐献。”
[4]冯玉祥在重庆期间，痛感国民党腐败黑暗，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没有前途，中国出路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他想到陕北去，同共产党合作，发动和领导在华北的旧部起兵抗日。他积极准备，并请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董必武支持他的行动。董必武从抗战全局利益出发，劝告冯：以你身份，稍有行动，就会被特务发现，甚至有生命危险。若乘苏联飞机，会“牵涉到两国之间的关系”。董建议他继续留在重庆，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逼着蒋介石抗日，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说，这种贡献不能低估，它的影响和作用胜过上前线
[5]。冯玉祥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董必武的意见。
十七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冯玉祥眼看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国共友好合作即将实现，从心底里感到振奋和欣慰。但不久，蒋介石撕毁《协定》，命令国民党军在华北、东北战场进攻八路军和解放区。1946年初，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接连制造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下关事件，镇压群众，迫害民主力量。冯玉祥实感难以在国内呆下去，遂决定出国远行，向蒋介石提出到美国考察水利。冯玉祥留在国内有碍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他要求出国考察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蒋介石批准冯以“水利特使”的头衔去美，同时又指使国防部不经冯本人同意，即按抗战后所下的复员令，使冯办了退伍手续，逼冯离开了军界。
1946年9月2日，冯玉祥在上海乘船赴美国。行前，他于8月26日，以临别赠言的形式上书蒋介石，晓以大义，劝他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他说：“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国内要和。和了一切有办法，打了必有至痛至惨之结局。”9月21日11时半，冯玉祥夫妇偕女儿理达，参议冯纪法，英文秘书汪衡，中文秘书吴组缃，水利专家刘宅仁、章元羲一行八人，动身到公和祥码头。孔祥熙、鹿仲麟、张之江等百余人赶到码头送行。下午4时，冯等乘美琪将军号轮离开上海。
为了活跃船上旅客的情绪，一些热心肠的年轻人几次组织联欢会。5日晚上的那次联欢会上，邀请冯讲话。他首先分析了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说：当前“是我们中华民族脱胎换骨、新生降临大时代，一场矛盾与冲突”，“都是这一变形的反映，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要悲观，不必灰心丧气，“唯有自励励人，自助助人，自主主人，自达达人”，“各尽其长，以求中华民族的新生”。在另一次联欢会上，唱歌咏诗，情趣很浓，冯朗诵了《出国之歌》中的两段：
离开祖国到美洲，要勤学习多研究；不可只是学洋派，要把国事记心头！要把国事记心头！
这次远去美利坚，时刻不忘我国家；德智体群都进步，回来建设新中华！回来建设新中华！
9月14日，船抵目的地旧金山。有人送上船来一个又长又大的盒子给冯，里面是大红缎带扎束的玫瑰花，名片上写着“中国民主青年团敬献冯玉祥将军及夫人”。冯下船后，受到码头上华侨代表的列队欢迎。然后乘车到中华会馆，在那里举行了盛情的欢迎会。散会后，华侨安排冯住加利福尼亚街马克贺普金斯大旅馆。
到美国后，冯玉祥开始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大学区罗德明教授家租房子住。生活安定下来后，他开始学习英语，每天到一处英文补习学校听一位老女士教课。经过一段时间勤学强记，冯终于可以看报，说简单的英语了。
1947年1月13日，冯玉祥偕吴组缃、刘宅仁、章元羲、冯纪法出发到南部参观考察，参观了18个州的水利工程和水利机关，来回78天，行程1.5万余公里，观感很多。他说：“美国的各项事业，昼夜不停地在那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自己呢，就是“苟日旧，日日旧，又日旧”。“不是旱灾，就是水灾；不是天灾，就是人祸。”“水利是关系全民族的性命的根本大事。美国水利建设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不说空话，注意实干精神，我们更应效法，他们利用机械的各种方法，我们更应迎头赶上。”
[1]1947年5月4日开始，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各大城市的学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发表“整饬学风，维持法纪”的谈话，国民党军警对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冯玉祥得悉后，于5月26日就国民党军警特务打死打伤请愿学生的法西斯暴行，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严正指出：“青年学生是中华民国的青年主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诚恳地向仆人们说：‘你们不要打仗！’这是他们的本分，他们应该有这种权利，仆人杀主人，仆人打主人，这是彻底地反叛行动。”“在国际上，美国的报纸没有一天不说：南京是坏政府，南京是独裁政府，南京是最贪污的官僚集团”；又说：“世界不和平完全由中国打内战惹出来的，非共管中国不可”。“抗战胜利以后，又随便征粮，随便征兵，粮征走了，人民吃什么，儿子抓走了，他这一家怎样过呢？违背了民意，就是违背了天意，还有能不失败的吗？”特务横行，“比明末时候的东厂西厂还厉害多少倍”。“这几年来，死在特务手里的青年男女，有多少千万！”冯玉祥大声疾呼：国民党政府“若不马上改悔，马上对大众认错，彻底和平，中华民国的国格，就要向下落”。
[2]《告全国同胞书》的发表，是冯玉祥公开反蒋独裁斗争的开端。
1947年下半年以后，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加紧对冯的监视，使冯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冯玉祥夫妇为使留在国内的三个儿女尽早脱离蒋介石的魔爪，多方设法，几经周折，直至1947年9月底，颖达、晓达、洪达及理达的未婚夫罗元铮抵达美国，这使他反蒋斗争无后顾之忧了。冯玉祥非常高兴，在日记里勉励自己写道：“要敢说，要敢作，要为人民受难，要为人民死，不要东西，不要钱，不为自己，不怕一切，不为自己活着。”
[1]在颖达等抵达美国不久，冯玉祥接到纽约的爱国进步人士赖亚力、吴茂荪等五人快电，请他即刻迁居纽约，领导旅居美国东部的中国青年，开展反美援蒋斗争。他们在信中写道：“刘陈渡河，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如入无人之境。欣江南健儿亦闻风响应，行见金陵王朝，颠覆不远。此间友人正积极准备新局势之随时来到，唯苦领导乏人，群龙无首。”“何日东来，请赐好音以慰喁喁之望。临电不胜翘企之至”。当时在美国东部的爱国青年，团结在中共美东支部负责人唐明照主编的《华侨日报》周围，为配合祖国解放战争，迫切要求发动一个有声势的反美援蒋运动。他们认为，冯玉祥是领导这场斗争最理想的人物。
冯玉祥当即回电：“双十节”前一定赶到。9月28日早8时，冯玉祥从柏克莱出发，理达、元铮倒换开车送他前往。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10月9日——“双十节”前夕，准时到达纽约。
10月10日下午，冯玉祥在旅馆举行了记者执行会，向舆论界公开表明了他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美国扶植蒋介石打内战的态度和决心。他指出：中国人民对于贪污腐败、惨无人道的蒋介石独裁政府，已不再存一点好感。任何国家支持它，都会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他希望美国不要再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再以任何足以增长中国内战的物资接济独裁政府。冯讲完话后，一位美国记者问道：你这样讲话，不怕蒋介石谋害你吗？冯微笑道：“我如果怕死，就不这样说了。”记者们为冯的勇敢坚定精神所感动，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
当晚，冯玉祥出席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中国留学生、华侨和关心中国的美国各界人士以及美国记者约五百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冯玉祥发表了《国庆演词》。他追忆孙中山赤诚革命、创立民国的丰功伟绩；回顾中国近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和革命党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猛烈抨击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财政劣绩，揭露和控诉他们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和掠夺，造成国困民穷的累累罪行；他分析国内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指出： 民主中国的前途光辉灿烂，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期不远了。他号召大家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在美国睡洗衣馆熨衣板的吃苦精神，要有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不畏牺牲的精神。大家携起手来，团结一致，为真正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次日，纽约各大报纷纷以“中国基督将军公开谴责蒋介石，呼吁美国不支持蒋”、“基督将军说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等大字标题，详细报道了冯将军的讲话。《国庆演词》还以专稿形式发往新加坡、河内、马尼拉、曼谷等东南亚各地，影响波及国内外，给蒋介石反动政府以当头棒喝。
为了更好地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开展工作，在冯玉祥指导下，经过短期筹备，11月9日，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纽约成立。冯玉祥被公推为主席。联盟一出现，受到旅美华侨的拥护和支持，很快拥有二百余人，并先后在旧金山、华盛顿、明尼苏达等地成立了分部。冯玉祥的家，成为联盟活动的中心。联盟召开定期和临时会议，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为联络在美爱国华人，指控蒋介石政府独裁专制、黑暗腐败，揭露美国给蒋提供武器弹药、屠杀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做了大量工作。
在美期间，冯玉祥多次应华侨行业组织——衣联会、华侨青年团和美国基督教组织美以美教会之邀发表演讲。他讲的内容牵涉的面很广，包括蒋介石集团政治黑暗，勾心斗角，任人唯亲，派系斗争，特务统治，经济困难，物价猛涨，法币贬值，广大人民群众缺衣少食；战场节节败退；师出无名，军心涣散，整师、整团的部队投奔共产党等等。他认为蒋介石与人民为敌，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政府援蒋是走的是条错误之路，破坏中美友谊之路，是最不聪明的办法。他独出心裁给蒋介石加上三个头衔：他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教授、学生、青年和老百姓，因此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他残酷地掠夺、剥削人民，迫使人民加入共产党，所以他是制造共产党工厂的总老板；他把美国人送给他的坦克、大炮、枪支、弹药转送给共产党，他又是个运输大队长。
冯玉祥的演讲，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一次美国国会下院拨款委员会下的一个调查小组得知冯玉祥强烈地反美援蒋态度，又深知国民党政府贪污的内情，故在这次作出经济援助之前，清冯玉祥出席作证说明。冯为此作了认真准备！开会那天，他带去很多资料，一口气谈了两个多钟头，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蒋介石将美元作了不正当的用途。他当场指责美国政府中个别人的糊涂看法，妄图以大量美元作血浆，注进蒋介石政府这个已经腐烂的躯体，希望起死回生。他说，这是梦想，结果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在这次会前，美国已通过紧急援华拨款6000万美元。经冯据事力阻，拨款委员会一个折扣就打成了1800万美元。美援大量削减，国民党政府在大失所望之际，对美国发出一片愤恨之声
[1]。
随着斗争的日益激化，促使冯玉祥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告和蒋介石彻底决裂。1947年11月15日，冯在《民族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与蒋决裂》的檄文，对美国政府和蒋介石进行指控说：中国全面内战未开始前，“如美国不是将几十亿美元倾注于中国，而是利用那种良好条件促成一项新协议，那这场内战是可以防止的”，“使人感到遗憾的，三十余亿美元在中国被用来扩大那场摧毁民族之战火了”。文章揭露蒋介石排除异己，培植个人势力；破坏民主，迫害进步人士；特务横行，草菅人命，使“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一个杀人场”。最后说：“蒋政权是所有中国坏政府的顶点，无论多少外国金钱也不能挽救他的垮台”。他说，上述种种，就是我“要与蒋决裂原因”
[2]。
冯玉祥一系列反蒋活动激怒了蒋介石。他开始采取组织措施，迫害冯玉祥。1947年12月27日，冯玉祥接到大使馆转来的蒋介石手谕，停止了他考察水利，令他12月底回国。冯玉祥当即在纽约举行招待报界会议，就被召回国一事发表声明，指出：“惟余不久之前，奉到行政院张群院长命令，令余继续在美考察水利一年，并预发明年头半年经费。”“余来美考察水利，系行政院委任，并直接对之负责，今蒋不循正常行政手续，竟下手令着余立即返国，实使余莫名其妙。”“余固不能予以承认。”冯玉祥向到会记者宣布，他将和所有要推翻蒋介石的人合作，号召更多的人起而支持他的反蒋斗争。
蒋介石要冯玉祥回国的命令没有生效，自感难堪，便以“冯玉祥在美诋毁元首”的罪名，撤销了他水利特使的职务，进而串通美国政府，吊销了他的护照。紧接着，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复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等罪名，开除了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1月15日，冯玉祥在美国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我被控告为对党不忠，如果这是指我反对他（指蒋介石）进行内战和独裁的罪恶政策而言，我就得认罪。但是，忠于蒋介石专制独裁的任何行为都意味着对中华民国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的背叛。”因此，“必须像对待清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一样，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中国能最终实现和平和民主
[1]。2月8日，冯玉祥又在《纽约下午报》以显著地位发表了《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迹。他要蒋介石立刻下台，把一切主权交还人民
[2]。
2月29日，美国移民局派两名官员到冯玉祥住地检查他的护照。几天后，冯的几个孩子在不同地方接到移民局的通知：护照即将期满，不得继续留在美国。这一切暗示冯玉祥：美国政府要驱逐他出境的时刻临近了。冯玉祥想到，国内形势发展迅速，胜利在即，他在美国的斗争任务也已结束，再长期呆下去，也无多大必要，决定绕道苏联回国。
7月31日，冯玉祥一行八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国民党特务的阻拦破坏，登上了苏联“胜利号”轮船。经过一个月的航行，9月1日，轮船离开巴统，横流黑海向敖德萨驶去。突然，船舱起火，冯玉祥和小女儿晓达遇难，夫人李德全负重伤。9月7日，苏联政府派专机到敖德萨接运冯玉祥遗体，在莫斯科机场上，举行隆重的迎灵仪式。遗体火化前，举行告别仪式，由苏联陆军高级将领主持，哀乐声起，仪仗队鸣枪致哀。11月，冯夫人伤愈出院回到东北解放区。1953年10月，冯玉祥骨灰安葬在泰山。
[1] 周恩来：《祝冯玉祥将军六十大寿》。
[1] 《冯氏宗谱）卷2，《世系》，宝善堂刻本。
[2]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37页。
[3] 冯理达：《我的父亲冯玉祥将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1] 冯理达：《我的父亲冯玉祥将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2]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1页。
[1] 孙谏声，字鼎臣，山东诸城人，滦州起义前为革命党人铁血会成员，滦州起义时牺牲。
[2] 戴锡九，名纯龄，辽宁人，保定速成小学毕业，滦州起义时牺牲。
[3] 《辛亥滦州革命纪实》，载冯玉祥：《在南京的第二年》，三户图书社印行。
[1] 王士珍，河北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与冯国璋、段祺瑞同为北洋骨干分子。
[2] 冯理达：《我的父亲冯玉祥将军》第27页。
[1]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26页。
[1] 冯玉祥：《由九江抵武穴致参总部密电》（1918年2月5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 冯玉祥：《在武穴上政府主和巧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第1卷第9页。
[2] 冯玉祥：《忽生疾病请假暂停前进致总统府参陆部电（1918年2月17日），原件存中国第二次历史档案馆。
[3] 《孙中山全集》卷4，第372页。
[4] 冯玉祥：《被免旅长后致电参陆办公处电》（1918年3月22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 冯玉祥：《组建湘西总指挥部及应敌计划致国务院参陆部电》（1920年6月11日），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 《冯玉祥日记》，民国史料编辑社版，第1—2页。
[3]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版，第7页。
[1] 简又文：《冯玉祥》，第125页。
[1] 《冯玉祥日记》（1922年12月12日、1923年1月6日）。
[2] 《冯玉祥日记》（1922年12月12日、1923年1月6日）。
[3] 张知行：《西北军练兵的一些特点》。
[1] 《冯玉祥日记》（1923年1月11日）。
[2]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第28-29页。
[3]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第28-29页。
[4] 《冯玉祥日记》（1924年8月13日）。
[5] 张知行：《西北军练兵的一些特点》。
[6]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75页。
[1] 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档案。
[2] 张冰天1986年1月9日口述。张乃张克侠的女儿，其母亲李德璞乃李德全之妹。
[3] 冯理达：《我的父亲冯玉祥将军》第51页。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 冯理达：《我的父亲冯玉祥将军》第54页。
[2] 马炳南：《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1] 马炳南：《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2]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04页。
[1] 1924年1月26日《民国日报》。
[2]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08页。
[1]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0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第57页；但在《冯玉祥日记》这一天，对此事并无记载。
[4] 《冯玉祥日记》第662、663、671、662、672页。
[5] 《冯玉祥日记》第662、663、671、662、672页。
[6] 《冯玉祥日记》第662、663、671、662、672页。
[1] 《冯玉祥日记》，第662、663、671、662、672页。
[2] 《冯玉祥日记》，第662、663、671、662、672页。
[3] 《冯玉祥日记》，第671—672、672、665、661、660、661、672页。
[4] 《冯玉祥日记》，第671—672、672、665、661、660、661、672页。
[5] 《冯玉祥日记》，第671—672、672、665、661、660、661、672页。
[6] 《冯玉祥日记》，第671—672、672、665、661、660、661、672页。
[7] 《冯玉祥日记》，第671—672、672、665、661、660、661、672页。
[8] 《冯玉祥日记》，第671—672、672、665、661、660、661、672页。
[9] 《冯玉祥日记》，第671—672、672、665、661、660、661、672页。
[10] 《冯玉祥日记》，第671—672、672、665、661、660、661、672页。
[11] 《冯玉祥日记》，第671—672、672、665、661、660、661、672页。
[1] 《冯玉祥日记》第658、672页。
[2] 《冯玉祥日记》第658、672页。
[1]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421页。
[2] A.B.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1月版，第58页。
[3] 《与普里马科夫座谈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5日上午11时）。
[4] 〔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第204页。
[5] 《冯玉祥与国民军》（前言），第10页。
[6] 从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公布的的苏与冯的关系的文件可以看出。
[1] 1925年11月25日《民国日报》。
[1] 《西北军纪实》第155页。
[2] 《与普里马科夫继续座谈》（1926年2月15日晚9时30分）。
[3] 1925年6月9日《民国日报》。
[4] 《冯玉祥奋起力争沪案》1925年6月10日《农报》。
[5] 1925年7月1日《民国日报》。
[1] 《冯赞称沪工屯垦》1925年7月7日《晨报》。
[2] 《冯玉祥之状悟》1925年6月13日《晨报》。
[3] 1925年6月30日《民国日报》。
[4] 1925年7月11日《民国日报》。
[1] 《西北军纪实》第301页。
[2] 1926年5月11日苏联《真理报》。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2] 邓小平于1982年9月15日会见冯玉祥亲属时回顾说：“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一个。”《党史研究资料》第10期。
[3] 毛以京：《俄蒙回忆录》第193—203页。
[1] 《冯玉祥日记》（1926年9月30日）。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2] 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第4辑第70—71页。
[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59页。
[2] 1927年6月21日《时事新报》。
[3]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77—478页。
[4] 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5] 《徐州特别会议》《资料二则》，《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
[1] 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2] 冯玉祥：《关于清党措施致豫、陕、甘政府密电》（1927年6月28日）。
[3] 冯玉祥：《致石敬亭、李兴中电令》（1927年6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4] 李泰棻、宋哲元：《西北纪实》，第380—381页。
[1] 简又文：《西北军记》第69、70页。
[2] 冯玉样：《我的生活》（下），第563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1] 《分致熊斌、孔祥熙电》1927年1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2] 《致蒋介石电》（1927年12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3] 《致蒋介石电》（1927年12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4]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91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609—604页。
[2] 《李宗仁回忆录》，第575—576页。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2] 英旭初：《北伐完成后的第一幕悲剧》。
[1]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第128—129页。
[1] 凌勉之：《中原大战前的冯玉祥》，《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37页。
[2] 《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第63页。
[1] 1929年8月7日上海《申报》。
[2] 简又文：《西北从军记》。
[3] 《冯玉祥日记》（1929年10月23日、12月16日）。
[4] 《冯玉祥日记》（1929年10月23日、12月16日）。
[5] 邓哲熙：《韩、石叛冯和阎冯联合反蒋的经过》。
[1] 简又文：《冯玉祥传》第338—339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 《冯玉祥日记》（1930年2月27日）。
[1] 《西北军志略》，第53、59页。
[1] 《西北军志略》，第53、59页。
[2] 《冯玉祥日记》（1931年3月29日、1931年1月21日）。
[3] 《冯玉祥日记》（1931年3月29日、1931年1月21日）。
[1] 《冯玉祥日记》（1931年1月19日）。
[2] 《冯玉祥日记》（1931年1月19日）。
[3] 《冯玉祥日记》（1931年10月20日、1931年7月22日）。
[4] 《冯玉祥日记》（1931年3月21日、1931年6月20日、1931年3月7日）。
[5] 《冯玉祥日记》（1931年3月21日、1931年6月20日、1931年3月7日）。
[1] 《冯玉祥日记》（1931年3月21日、1931年6月20日、1931年3月7日）。
[2] 《冯玉祥日记》（1931年3月21日、1931年6月20日、1931年3月7日）。
[3] 《冯玉祥日记》（1931年3月21日、1931年6月20日、1931年3月7日）。
[4] 《冯玉祥日记》（1931年2月21日、1931年2月16日、1931年3月4日）。
[5] 《冯玉祥日记》（1931年1月20日、1931年2月15日、1931年4月16日）。
[6] 《冯玉祥日记》（1931年1月20日、1931年2月15日、1931年4月16日）。
[7] 《冯玉祥日记》（1931年1月20日、1931年2月15日、1931年4月16日）。
[8] 《冯玉祥日记》（1931年1月20日、1931年2月15日、1931年4月16日）。
[1] 冯玉祥致邓、李函（1931年8月9日）。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 《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2日）。
[2] 《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2日）。
[3] 《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2日）。
[4] 《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2日）。
[5] 《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2日）。
[1] 《冯玉祥日记》（1932年3月18日、1932年3月24日）。
[2] 《冯玉祥日记》（1932年3月18日、1832年3月24日）。
[3] 冯玉祥：《由泰山到张家口》。
[4] 《冯玉祥日记》（1932年3月30日）。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3]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4] 《冯玉祥日记》（1932年4月11日）。
[5] 《冯玉祥日记》（1932年6月13日、6月14日）。
[1] 《冯玉祥日记》（1932年6月13日、6月14日）。
[2] 《冯玉祥日记》（1932年6月11日）。
[3] 《冯玉祥日记》（1932年6月11日）。
[4] 《冯玉祥日记》（1932年5月25日、1932年5月31日）。
[5] 《冯玉祥日记》（1932年5月25日、1932年5月31日）。
[1] 《冯玉祥日记》（1932年7月24日、7月19日）。
[2] 《冯玉祥日记》（1932年7月24日、7月19日）。
[3] 《冯玉祥日记》（1932年7月24日、7月19日）。
[4] 《冯玉祥日记》（1932年7月2日）。
[5] 冯玉祥：《从泰山到张家口》，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4] 《冯玉祥日记》（1933年1月31日、2月12日）。
[5] 《冯玉祥日记》（1933年1月31日、2月12日）。
[6] 《冯玉祥日记》（1933年1月31日、2月12日）。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7] 冯玉祥复电孙科（1933年3月25日），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 电文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材料。
[3] 《四周报》第4卷第29期。
[4] 赵谨三编：《察哈尔抗战实录》。
[1] 赵谨三编：《察哈尔抗战实录》。
[2] 赵谨三编：《察哈尔抗战实录》。
[1] 《冯玉祥日记》（1935年11月26日、1935年11月1日）。
[2] 《冯玉祥日记》（1935年11月26日、1935年11月1日）。
[1] 阚文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六一”事变过程》，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期。
[2] 《冯在南京第一年》，1936年7月22日蒋给冯电。
[3] 《冯玉祥日记》（1935年11月22日、11月25日、11月27日、11月30日）。
[1] 《冯玉祥日记》（1935年11月22日、11月25日、11月27日、11月30日）。
[2] 《冯玉祥日记》（1935年11月22日、11月25日、11月27日、11月30日）。
[3] 《冯玉祥日记》（1935年11月22日、11月25日、11月27日、11月30日）。
[1] 冯玉祥致何香凝电（1942年8月2日）。
[2] 冯玉祥致何香凝电（1942年8月2日）。
[3] 冯玉祥：《川西南游记》，1944年8月初版《自序》。
[4] 冯玉祥：《川南记游》第185页。
[5] 《董必武与冯玉祥的一次秘密会见》，1984年3月20日《报刊文稿》。
[1]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第80页。
[2] 文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 冯理达、余华心著：《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第110页。
[1]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第154页。
[2]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第169页。
[1]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附件（六、七）。
[2] 《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附件（六、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