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冬，党派方志敏回乡开展农运工作。这时，方志敏于1917年在弋阳高小时发起组织的九区青年社，已发展成为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团体，改名为弋阳革命青年社。方志敏回乡以后，即领导“弋阳革命青年社”开展各种斗争。他们办起了《寸铁》旬刊，表示要以手中的方寸之铁，与敌人抗争。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方志敏在湖塘创办了旭光义务小学。这所学校，白天免费为贫困失学的小学生上课；晚上开办贫民夜校，教贫苦男女农民识字，灌输革命思想，使贫民夜校逐渐成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筹建农民协会的秘密场所。
与此同时，党和农民组织在漆工镇一带也得到建立和发展，赣东北第一个中共小组在漆工镇诞生。第一个农民协会也在湖塘秘密成立。
这年旧历年关，方志敏带领几十名农协会员，直奔离湖塘村三华里远的齐川源，向这里的两户财主“捆捐捆债”，然后将这笔钱分发给会员过年。这场斗争震动了整个漆工镇，大刹了地主豪绅的威风，鼓舞了贫苦农民的斗志，充分显示了农民协会的威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6年4月底，方志敏被推选为江西代表，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
会议期间，方志敏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彭湃，并“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1]。方志敏还利用会议空闲时间，到东江、大埔一带，实地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参观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石井兵工厂。通过这些活动，方志敏眼界大开，精神振奋，“渴望回到江西，大大的作一番运动”^[2]。
10月底，他抱病到南昌、新建等县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了数千农民为北伐军探送情报，带路筹粮，洗衣做鞋，慰劳伤员，有的直接参战，配合攻城，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攻占南昌城。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农民协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1926年11月19日，江西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方志敏任筹备处负责人。省农协筹备处在赣东、赣西和赣南三地设立了办事处，派出大批干部，以特派员的身份，分赴各县具体指导农运工作。顿时，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仅一个月的时间，全省农协会员由原有的6000多人，骤增到5万多人。到1927年2月，农协组织遍及54个县，农协会员发展到30多万。
1926年冬，以方远杰等几个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漆工镇农民协会，遵照方志敏关于“要设法夺取漆工镇派出所的枪支”的指示^[1]，举行了著名的漆工暴动，赶走了巡官余麻子，夺取了派出所的枪支。其中一条汉阳造，一条双套筒，还有一条截去枪托的九响毛瑟。这就是在赣东北地区广为流传的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由来。
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昌召开，方志敏被选为大会临时主席。改选执委时，蒋介石为排斥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假托中央党部的名义，采取事先“圈定”名单的手段，使反共分子段锡朋等人篡夺了省党部的大权。随之，国民革命队伍内部便开始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较量，方志敏领导的省农协筹备处成为反革命势力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2月20日在南昌隆重开幕，方志敏任大会主席，致开幕词并作会务总报告。选举的时候，段锡朋等人为争夺领导权，以省党部的名义向农协筹备处下令，省农协执委人选由省党部遴选干练人才“圈定”产生。经过斗争，方志敏仍当选为省农协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负责农协全面工作。
3月上旬，方志敏回到家乡贯彻省农代会精神。他目睹许多乡亲缺吃少穿的情况，便把自己家里的一头肥猪杀了分给大家，又动员亲友，拿出粮食济贫。然后，在湖塘召开农协会员大会，宣布减租减息。方志敏的五叔方高雨，是一个暴发地主，公开破坏减租减息，辱骂农协干部，方志敏召集全村贫苦农民面对面同他斗争，终于把方高雨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消息传开，震动很大，大大推动了弋阳农村的农民运动。
3月中旬，方志敏抵武汉，出席湘、鄂、赣、豫等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粤、湘、赣、鄂农民协会和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会议由毛泽东、邓演达主持，着重讨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以及武装农民，扩大政治斗争和建立全国农协组织的问题。30日，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毛泽东、彭湃、邓演达、谭平山、方志敏等13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方志敏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深感毛泽东的论述非常透彻。他在会上作了发言，分析了江西农民运动的形势，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农民运动的倒行逆施，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他还应毛泽东的邀请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员发表演说^[1]。
方志敏抵武汉前的3月6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惨遭杀害。此案引起江西全省各地民众义愤，革命团体相继派出代表到武汉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惩办凶手，改组非法的省党部。全国各界也纷纷声援江西革命民众的斗争。国民党中央举行了常委扩大会，对江西事件作出决议：停止江西省党部执监委的职权，听候查办；委派方志敏、刘一峰、邓鹤鸣、王枕心等8人为中央特派员，代理行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职权。
这一消息传到南昌后，给江西人民的反右派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4月2日上午，南昌各界革命群众在袁玉冰的率领下，聚集于钟鼓楼新舞台举行反击AB 团的群众示威大会。接着，捣毁了由AB 团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就在这一天，方志敏从武汉回到南昌，听取了省农协对这一情况的汇报，当即表示赞扬和支持。晚上，方志敏、郭沫若等分头带领武装人员搜捕AB 团头子。当时，段锡朋和省政府主席李烈钧等头目都已逃之夭夭，由他们把持了3个月的省党部垮台了。第二天，南昌市200多个团体，3万多民众，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四二”怒潮的胜利并热烈欢迎中央特派员方志敏等返赣改组省党部，朱培德改组省政府。大会决定成立由方志敏等8人组成的人民审判委员会。
这时，方志敏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在南昌系马桩创办了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并亲自讲课。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分赴全省81个县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县农协或农协筹备组织。同时，加强了农民自卫军的建设。省农协增设了农民自卫军部，组建了直属农民自卫军大队。当时，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送来了100多支枪，武装农民自卫军。
5月20日到28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南昌召开，大会选举方志敏、刘一峰、邓鹤鸣、王枕心、邵式平、黄道、罗石冰、涂振农等13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方志敏仍兼农民部长。
反击国民党右派斗争的胜利，并未能挽救整个革命面临的危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西的反革命势力也乘机抬头。6月5日，朱培德下令停止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的活动。收缴了自卫军的枪械，搜查了方志敏的卧室，强令袁玉冰、方志敏等24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限期离开江西境内。当时省委决定，方志敏不去武汉，先转移到省委机关暂住一段时间，然后到吉安去做农民运动工作。这时省委秘密交通机关在南昌市黄家巷31号，适逢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全国农协秘书长彭湃来到江西，也住在这里。方志敏与他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研究了斗争的策略和措施。
在这期间，在组织和同志的关心下，方志敏和缪敏结了婚。缪敏也是弋阳人，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学习勤奋，生活俭朴，为人真诚。她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经常和方志敏等进步学生在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结婚时，彭湃为他们写了贺联：
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
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牲^[1]
方志敏表示：“现在革命已到了严重时期，需要我们更大的努力，才能促其成功，所以我们要成为革命战线上的一对勇敢战士。……”^[2] 新婚之夜，他们以打麻将作掩护，研究了方志敏此行到农村去的任务和具体工作方法。几天之后，方志敏告别了缪敏和彭湃等同志，化名李祥松，搭乘小轮船，离开南昌，以全国农协特派员的身份，肩负视察党务和开展农民运动的重任，向赣西南一带农村进发了。
方志敏到达吉安后，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现“二五减租”未实行，便召开各种会议，“把地主剥削农民的实际情形，用通俗易懂的话，具体地说与他们听”^[3]，发动广大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二五减租”运动。方志敏还到吉水、莲花、安福一带开展减租运动，并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对吉安之行，他深有体会地说：“在吉安一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才算真实的实习了群众工作，我学得了怎样去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1]
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等公开背叛了革命，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全国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吉安、莲花、安福等县的反动派见时机已到，到处枪杀共产党员、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面对反动派的淫威，方志敏斩钉截铁地说：“杀了一个共产党员，还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新共产党员涌现出来，越杀越多，越杀越会顽强的干!”^[2] 形势突变，吉安的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方志敏在一位农民家里住了十几天，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深信“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3]8月中旬，“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吉安，方志敏精神振奋。他联系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实践，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考虑家乡是他多年从事革命实践的地方，有革命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同时，赣东北地处闽浙皖赣的结合部，敌人力量薄弱。因此，他决计回弋阳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农民暴动。

[1]　《方志敏文集》第26—27页。
[2]　《方志敏文集》第26—27页。
[1]　方志纯1985年6月7日致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公室《关于漆工暴动情况的来信》，《弋阳党史通讯》第4期。
[1]　方志纯：《志敏墓前的哀思——纪念方志敏同志牺牲五十周年》。
[1]　方志纯：《枫叶如丹访故乡——方志敏在弋阳县革命活动琐记》，《弋阳党史资料》1986年第3期。
[2]　李祥贞( 即缪敏) ：《纪念方志敏逝世十周年》，1945年《解放日报》。
[3]　《方志敏文集》第33、42、35页。
[1]　《方志敏文集》第33、42、35页。
[2]　《方志敏文集》第33、42、35页。
[3]　《方志敏文集》第3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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