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下旬，方志敏化装成贫苦农民，独自从吉安步行出发，途经波阳、乐平、德兴回到弋阳。这时的漆工湖塘村已遭“靖卫团”洗劫，方志敏回来后被家里人秘密安置在莲家坞的一个看山棚里。他设法把星散潜伏在磨盘山一带的邹琦、彭皋、方远辉、黄镇中、雷夏等召集起来，分头到各个村子发动群众，七天中就组建了二十几个党支部，群众团体也恢复起来了，“第一件事，自然是打土豪劣绅”^[4]。由于当时武器太少，方志敏决定去波阳要枪。方志敏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存放在一个革命同志家里的十支枪取了回来。可喜的是，方志敏在波阳会见了省委特派员刘士奇，得知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十分振奋。回到漆工后，立即召开了九区农民代表会，进行传达，准备秋收暴动。

10月底，方志敏化装成店老板，由皇坞村抵达波阳。当时弋阳设党的区委，受波阳县委领导。县委机关设在波阳县城边的城隍庙2号，缪敏前不久调来这里，担任机关文印工作。方志敏到达波阳后，向县委汇报了弋阳九区的工作情况，商议决定：争取时间，努力发动群众，组织好暴动队伍，扩大暴动范围。决定方志敏回弋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之后，即到横峰任区委书记。

方志敏遵照县委的指示，匆匆返回弋阳九区，准备召开邻近几县党员骨干会议。方志敏赶到漆工时，九区的农民团300多人，在方远辉、黄镇中等人的领导下，已经行动起来，缴了敌人两条枪，攻打了张念诚的老窝——烈桥，拉开了武装暴动的序幕，九区成了红色堡垒。

11月25日，方志敏在窖头村祠堂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 缺席) 五县党员会议^[1]，到会的有邵式平、黄道、方远辉、方志纯、邹琦、邹秀峰、吴先民等10多人。方志敏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和大家一起拟定了暴动纲领：“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2]

会议决定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农民革命团，秘密发展团员，3人一班，10人一排，30人以上为一个团，还制订了农民革命团团员公约：“1．绝对保守机密，不得走漏消息；2．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团员；3．利用打猎名义，各人准备武器；4．大家齐心努力，听从上级指挥。”^[3]

这时波阳县委机关，由于叛徒告密，遭到破坏，缪敏和两位负责同志被捕。弋横等地党组织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于是成立了中共五县工作委员会，作为五县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方远辉、邵棠等人为委员，方志敏为书记。同时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由方志敏任总指挥。

会后，方志敏遵照党的决定，化名汪祖海潜赴横峰工作。他以楼底蓝家为中心，在琯山、青板桥、姚家垄、葛源等地秘密发动组织农民革命团。在20多天内，弋、横两县就建立了上百个农民革命团。群众革命热情极其高涨，大家纷纷以打猎为名，购置长矛、大刀、鸟铳等武器，武装暴动的条件日趋成熟。

这时，旧历年关迫近，地主豪绅向贫苦农民逼租逼债日紧一日，12月10日，横峰县衙门派人到楼底村向蓝长金逼收煤税款，态度非常骄横，蓝长金气得把来人打得四脚朝天，来人边逃边扬言：“蓝长金结党造反，要派兵捉人，血洗楼底村。”蓝长金等人一急之下，便敲锣集众，立刻集合了四五百人，手持大刀长矛追赶那两个税官。回来以后，大家聚集在蓝家祠堂，准备大干一场。方志敏正在弋阳九区开会，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赶回楼底。这时，祠堂已聚集了1000多人，大家问方志敏怎么办? 方志敏考虑，虽然准备不够充分，但事已临头，就对大家宣布：“照往日开会所讲暴动时应该做到的事，努力去做，暴动吧。”^[1] 他立即召集楼底周围九个村庄农民革命团团长开会，布置暴动事宜。顷刻，大家拿着刀枪绳索，抄了当地豪绅地主的家，没收了他们的财物，烧毁了他们的田契债据。接着，方志敏又以暴动总指挥的名义发出通令：凡是组织了农民革命团的地方，立即统一行动，举行暴动。几天之内，黄道、方志纯、邹琦等在弋阳燕坞黄家、丁山窖头、漆工一带；雷夏、舒翼等在樟树墩一带；吴先民、黄球、项春福、钱壁、黄立贵等在横峰青坂桥、上坑源、茗山岗一带；程伯谦、滕国荣在葛源一带，都举起了义旗。暴动范围纵横百余里，参加暴动的农民达六七万人。暴动中各地扩大了农民革命团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以楼底蓝家、青坂桥、漆工、樟树墩、杨树坞为中心，兵分五路继续向周围发展。弋横地区100多个村镇，到处是红旗，捷报频传。当时，弋横一带流传着歌谣：湖塘塌塌岭，出了方志敏，领导共产闹革命，都是为穷人。

方志敏后来回忆说：“横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箱，我毫不讳言，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峰，把这个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革命的暴动很快就爆发起来了。”^[2]

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持续了两个多月，敌人增兵一个团，以铅山河口镇为据点，兵分两路进驻弋、横两县，向暴动区域进剿。农民军集中上万人，分五路会攻葛源，与进剿敌军作战。农民军虽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但由于刚刚组建，没有作战经验，加上总共只有20多条枪，多数人用长矛、大刀、鸟铳之类的武器，因而不久就遭受挫折。

事后，方志敏认真总结了暴动暂时失败的原因：第一，当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红军。

第二，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

第三，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建立健全，形成了个人的领导。

第四，领导者的幼稚和缺乏斗争经验。

[4]　《方志敏文集》第36页。
[1]　“窖头会议”, 即五县党员会议召开日期，目前一些文献资料的提法不一。1930年6月8日信江特委给江西省委关于《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的报告称“民国十六年阴历十二月初十日召集五县联席会议，布置暴动”；1945年3月邵式平等在延安编写的《闽浙皖赣( 赣东北) 党史》中写道：“于十一月召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1958年2月28日邵式平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诞生前赣东北初期农民运动的概况》一文中写道：“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方志敏同志召集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的共产党员开会，这就是有名的弋阳窖头会议。”1980年3月，方志纯在《赣东北革命斗争的回忆》中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通知开会的人基本到齐了”，“二十五日会议正式开始，由方志敏同志主持”；1985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文集》将“窖头会议”定为“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笔者认为，邵式平、方志纯都是会议的参加者，而且到会同志都是由方志纯通知的，他们所回忆的时间是可信的，故采用1927年11月25日。
[2]　邵式平等：《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邵式平等：《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　《方志敏文集》，第48页。
[2]　《方志敏文集》，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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