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向各红色区域派遣中央代表，推行王明路线。1931年4月，万永诚、倪宝树来赣东北召开特委扩大会，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并改组特委。中央指定万为特委书记，倪为红十军政委。他们批评赣东北党组织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主义”、“富农路线”。7月又加派曾洪易来赣东北。曾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对苏区的各项工作指手画脚，全盘否定，再次改组特委，由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组成主席团，把方志敏排斥在党的核心领导之外，剥夺了方志敏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9月1日，赣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葛源召开，正式成立赣东北省委。会上开展了“反对右倾”、“反对调和”的斗争。会议通过了由曾洪易授意并亲自修改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等决议案。大会还改选了省委，由万永诚担任省委书记，对省委其他成员也再次作了调整，曾洪易实际上完全控制了省委和红十军的领导权。11月7日至14日，赣东北省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当选为主席。方志敏在省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和曾洪易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
曾洪易提出“明确阶级路线，反对富农路线”的口号，修改土地法，大举清查阶级和重新分配土地。方志敏竭力进行抵制，及时制止了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向。曾洪易取消敌占区的“白皮红心”的斗争策略，企图断绝苏区与白区群众的往来，方志敏却始终重视白区工作，派出许多忠实积极的同志到白区去建立革命工作基础。
敌人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中，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碉堡政策，曾洪易推行“持久围困碉堡”的作战方针。方志敏主张以游击方法，少打堡垒多占地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皖浙边发展。但曾洪易一意孤行，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苏区也只剩下纵横二三百里的地盘了。
1932年3月间，曾洪易在苏区和红军中大搞肃反扩大化，把一大批持不同意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打成“AB 团”、“第三党”和“改组派”，加以残害。方志敏认为：这次肃反的严重错误表现在：一、肃反中心论，认为一切工作中的毛病，都是反革命在捣鬼，把主要力量都集中在肃反上，放松了最中心的战争任务；二、肃反工作扩大化，认为到处都有反革命，把工作上的错误，也当作反革命的阴谋，用肃反的眼光来观察一切事和人，引起了“人人自危”的恐慌；三、肃反工作简单化，凭口供捉人，乱供乱捉，牵连无辜。方志敏不仅在党的会议上与曾洪易的错误展开了斗争，而且抱病深入到弋阳、横峰、万年、乐平等苏区调查肃反情况，制止乱捕乱杀现象，保护了部分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弋横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吴先民，由于对曾洪易的错误有所议论，被诬蔑为“改组派”。方志敏认为吴先民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实党员，绝不可能是“改组派”。曾洪易则以权压人，给方志敏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大帽子，强令方志敏写检讨，并给了党内处分。这样，苏区的很多领导骨干被错杀，给赣东北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方志敏后在狱中回忆时写道：“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1]“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2]
蒋介石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后，党中央决定红十军二进闽北，扩大苏区，打通赣东北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令方志敏“负领导军事行动的责任”^[3]。
方志敏于9月10日，率红十军从横峰出发，渡过信江，第三天到武夷山北麓的铅山县紫溪镇，与闽北特委书记黄道，独立团团长黄立贵、政委薜子正研究了作战计划。当时，盘踞在闽北的反动军队是福建军阀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和省防军钱光玉旅，其中，驻守赤石、星村的有1个团，驻守浦城的有3个团。方志敏决定先吃掉赤石、星村小股之敌。15日清晨，红十军包围了赤石街，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迫使敌军举旗投诚，俘敌1个团，缴获电台1部。从此，赣东北红军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同中央苏区建立了电讯联系。19日，红军乘胜强攻浦城守敌。敌军依仗城墙和碉堡顽抗，方志敏当即召开战地会议，命令各团组织敢死队，选择突破口，晚上发起强攻，闽北独立团长黄立贵率先登上城墙，用猛烈的炮火击溃了西门的守敌，我军蜂拥而入，敌人乱作一团，慌忙从南门逃窜，有400多人掉进江中溺死。在浦城战斗中，歼敌400多人，缴获步枪700多支，机关枪3挺，迫击炮3门，无线电台1部。几天之后，方志敏得知敌七十九师从赣东北尾追而来，便决定返回铅山，出敌不意给予痛击。29日，红军日夜兼程，赶到分水关，正遇敌一个团从紫溪往崇安出发，方志敏立即抓住战机，命令部队抢占敌军的必经之地马鞍山，居高临下，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在山头打伏击，一路迂回敌后夹攻，切断敌人退路。经过三天激战，敌全团被击溃。10月4日，红十军凯旋回到葛源镇，苏区人民兴高采烈，举行隆重的祝捷大会，送来了大批慰问品，掀起了拥军的热潮。方志敏率红十军二进闽北，历时22天，歼敌4个团，使闽北苏区发展到浦城、建阳、建瓯、松溪、政和、邵武、光泽一带，成为连结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桥梁，为红军筹款50万元，黄金1000多两，采办了一批医药、布匹等军需物资，给了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以沉重打击。
红十军二进闽北的胜利，使赣东北的形势有了转机，根据地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了扩大。
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赣东北省改称闽浙赣省。方志敏继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方志敏在领导赣东北苏区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学习中央苏区的经验。1932年冬，方志敏组织了一个60多人的军事参观团，赴中央苏区学习。这些同志回到赣东北以后，为方志敏筹建新十军和地方武装，发挥了骨干作用。
方志敏还派出雇农工会参观团、儿童参观团等，到中央苏区学习。与此同时，中央苏区也多次派参观团到闽浙赣传经送宝，对方志敏创建的闽浙赣苏区给予了高度赞扬。赞扬闽浙赣苏区军民“有创造性，创造了很多新式武器”，以及“坚决耐劳”，“勇敢打击敌人”，不怕牺牲的精神。
1933年1月中旬，中央电令周建屏、邵式平、方志纯率红十军南渡信江，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方志敏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命令，叮嘱他们“一切听从中央指挥”。红十军4000多人南渡信江后，到达贵溪县上清官与中央红军会师，改编为红十一军，不久扩编为红七军团，此后一直留在中央苏区。
红十军一走，方志敏立即在闽浙赣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组建新十军。从各县独立营、团抽调了一部分人和枪，又从省、县两级抽调了一批干部到新十军工作，仅工会组织就抽调了90多名巡视员到新十军担任排、连基层干部。经过整编，组建了二十八师、二十九师和三十师。经过补充兵员，新十军由赤色警卫师的1500多人，扩大到2500多人。
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后，3月18日至23日，方志敏在葛源主持召开了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了新的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方志敏继续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会后，政权建设日臻完善，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有了新的发展，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农业生产1933年比1932年增长了20％，超过了中央苏区增长的速度，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兴办和发展了造纸、织布、制糖等群众生活需要的工业，并较早地实行了对外贸易。尤其是取得了“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的基本方针的经验。在 1934年1月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又一次表扬了赣东北的同志，说他们和兴国的同志们一样，“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方志敏用毛泽东的这段评语，勉励战友说：“苏维埃模范省，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赣东北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保持这个可宝贵的荣誉啊!”^[2]
这时，王明的追随者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曾洪易于1933年7月召开全省党支部书记大会，以反“罗明路线”为名，大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使局势已经好转的闽浙赣根据地又陷入严重危机。广大干部、群众极为不满，纷纷要求中央撤换曾洪易。方志敏将这个情况如实报告了中央。11月20日，方志敏主持召开了闽浙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号召苏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五次“围剿”的斗争。仅一个来月的时间，就动员了2500多人参军，新编4个团，使新十军的兵力扩大了一倍。
12月，党中央电调曾洪易出席六届五中全会，由方志敏接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六届五中全会补选方志敏为中央委员。^[1]
1934年1月25日至28日，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全省中心区域乡苏主席会议；2月18日，方志敏又主持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军事部长、政治部主任参加的省一级积极分子会议；3月20日，方志敏主持召开了“省级活动分子大会”，进行战争紧急动员，号召“好的干部到红军中去”，“每个同志都要随时准备到红军中去”。到会的100多名乡苏主席，当场有57名带头报名参加红军，20多名报名到白区去工作，在全省掀起了一个扩大红军、支援战争的热潮。1934年3月10日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以显著的位置报道：“闽浙赣苏区本来决定在两个月之内扩大百名新战士，结果经过25天的努力，不独达到了原定数目，而且超过了。这一次扩大红军最显著的特点，是党、团、苏维埃的负责同志协同的报名到红军中去，造成了扩大红军的热潮。”
为了建设好红军，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刊《突击》，发表了方志敏撰写的重要文章《建设我们铁的红军》，文章分析了曾洪易等人在军事上的错误观点及其危害，科学地论述了军政训练的目的、方法，以及军事和政治的相互关系，强调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地位，要“十倍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红色战士的政治觉悟与战斗情绪。同时，坚决反对削弱部队军事训练的偏向，强调要“提高战士学习军事技术的热情”，“以政治工作保障军事技术的提高”。在方志敏和他的战友共同努力下，新十军和地方武装的政治、军事素质都有了显著提高，敌人的“围剿”一度被打乱，苏区得到一些恢复和扩大。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从3月到10月，闽浙赣的广大军民在“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流最后一滴血”、“以血和肉保卫基本苏区”的口号下，成千上万的群众被动员参加建筑赤色碉堡，新十军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各个战场都涌现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集体和战斗模范。方志敏后来在回忆老鸦尖战斗时无比悲愤地说：“总计敌人攻我这个赤堡，打了1000余发炮。我15支枪的守备队，竟坚持抵抗了5天，最后以身殉堡，比较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济南城和沈阳城，还没有打几十炮，而十几万大军，即无抵抗的溃窜，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无愧的了。”^[2] 虽然方志敏领导闽浙赣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由于“左”倾路线导致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未能取得胜利。
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疯狂“围剿”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愈加严重。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号召，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由红军第七军团改编，寻淮洲任军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央代表随军。1934年7月6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大田、闽清、罗源、宁德、福安等县，转入浙西，向皖南进军。一路遭国民党军队堵截，边走边打，短短3个月，6000多人已损失过半。11月初，先遣队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南返闽浙赣苏区，进入（开）化、婺（源）、德（兴）县重溪苏区进行补充休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闽浙赣省委和新十军主要负责人方志敏，将红七军团和新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军团，组成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方志敏偕同闽浙赣省党政军的负责人赶到重溪，一面慰问红七军团战友，一面与红七军团领导人共商改编大计。方志敏还出席了红七军团的“政治委员会议”，会上批判了曾洪易悲观动摇的右倾错误，并将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复电批评了曾洪易的错误，并决定将曾洪易调离红十军团，留闽浙赣省委主持工作（不久，曾洪易逃离苏区，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同时还确定由刘畴西任红十军团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原七军团改编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原新十军改编为二十师和二十一师，二十师师长由刘畴西兼任，二十一师师长为胡天陶。
方志敏从重溪返回葛源，一方面具体部署保卫闽浙赣苏区的工作，另一方面对新十军北上抗日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11月24日，红十军团二十师、二十一师，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等率领下，告别了闽浙赣红色省会葛源和苏区父老兄弟，北上抗日。12月10日，二十师、二十一师经德兴、浙江开化、江西婺源、安徽休宁等地，抵达黄山山麓的歙县汤口镇，与先期出发的红十军团十九师会合。历时17天，行程数千里，红旗指处，所向披靡，攻下敌堡百余座。在兰渡，截击国民党军二十一旅，缴获军用汽车4辆，枪支百余条，迫击炮2门，弹药一批。
在汤口，红十军团接中革军委电令，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闽浙皖赣边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军政委员会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方志敏带病继续率部北上，翻越黄山，到达苦竹溪。蒋介石调集重兵，分三路向先遣队扑来。军团领导决定以主力部队伏击尾随我部的王耀武补充旅。红军在太平县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与敌王耀武补充旅激战8小时，终因军团长刘畴西指挥失策，红军伤亡300多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光荣牺牲。部队被迫撤离乌泥关，经旌德到达泾县茂林镇。方志敏决定将干部团李步新等一部分同志和枪支留下，开展泾（县）、旌（德）、宣（城）、宁（国）、太（平）5县边区的游击战争。部队继续向太平县柯村前进。柯村，是刘毓标、陈直斋等半年前开辟的一块新苏区，部队在这里休整了3天。休整期间，方志敏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分析总结了谭家桥之战失利的原因和教训，研究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为保存抗日力量，再图北上，方志敏向中央报告，将部队带回赣东北苏区休整。
1935年1月10日，中央电令军团转向浙西南行动。方志敏召集军政干部会，决定率部离开皖南，在赴浙西南之前，先到赣东北苏区作短暂休整。军团出发时，方志敏、乐少华、刘英、粟裕等率先头部队800余人，由浙江开化的杨林，翻过几座大山，于十六日到达江西境内的港头村。不料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一个团和地方靖卫团尾随而来，将先头部队和主力部队割断，使刘畴西、王如痴等率领的2000多人，陷入敌人重围。方志敏等军团领导为此十分焦急，决定派少数干部留下接应主力，先头部队继续前进。方志敏感到大部队落在后面，陷入重围，自己身为全军最高指挥员，应当留在陈家湾接应主力。
这时，敌14个团，约7倍于我的兵力，四面八方，将我主力部队围困在纵横不过15里的怀玉山区。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方志敏冒着生命危险，趁天黑钻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自己的部队。这时形势越来越严重，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缩小，步步逼进。方志敏与军团其他领导人多次研究突围，但都没有理想的方案。后来部队转到源头附近，但又错失了在金竹山强行突围的良机。
回源头的第三天，方志敏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命令乔信明任团长，准备继续从高竹山方向突围。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方志敏与刘畴西等带着机要、警卫人员冒着雨雪，忍着饥饿疼痛，避开敌人的搜索，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有人劝方志敏化装到白区去暂避一下，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方志敏此刻挂念的是已回赣东北的先头部队，想到的是坚决执行中央交给的北上抗日的任务。28日方志敏等人行至高竹山丛林处，由于敌人搜山，无法再跑，大家便分散隐蔽。这时，警卫员魏长发逃下山回家。被敌人抓住后叛变告密。敌四十三旅得知方志敏就在山上，立即倾巢出动，连续搜查了6个小时。29日，方志敏不幸被俘。

[1]　《方志敏文集》，第79页。
[2]　《方志敏文集》，第79页。
[3]　《方志敏文集》，第80页。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6页。
[2]　《方志敏文集》，第88页。
[1]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5年5月版。
[2]　《方志敏文集》，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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