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范文澜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主编《中国通史简编》，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等。范文澜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从不随声附和，是历史学家的楷模，知识分子的典范。

范文澜，字仲沄，号芸台，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的一户世代读书的家庭。他的祖父范城是绍兴府的名士，清道光年间曾在省内州县官府当过幕僚，隐居之后自编了一部大事记，称之为《质言》，叙述了1838年至1897年间，浙江省一些地方的社会政治情况，成为一部可供参考的地方史资料。他的父亲范锺（樾卿），少年时期在家熟读诗文，学识品德十分出众，壮年时期曾任职于京汉铁路郑州站，后因病辞职回家休养，居家时间常亲自教授子弟学诗词、古文、历史等。他的叔父范寿铭（鼎卿），致兴于研究金石学问，编著有《循园金石文字跋尾》、《循园石冢文跋尾》、《元氏忐录补目录》等书。清朝末年做过河南省辉县知县，民国初年当过河南省河北道尹。
范文澜自幼欢喜读书，五岁时，父亲送他入私塾发蒙，七岁时又专门聘请名塾师到家里教他读古文。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精华，为他以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少年时期，范文澜受塾师和家长的严厉管束，整日埋头在四书五经等故纸堆里。出于思想上要求得到一点自由和充实情趣，他常常背着塾师和家长，寻找些旧小说如《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书阅读。这些书籍，给他苦闷的书斋生活，透进了一点清新的气氛。
1905年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制度，变更学制，全国各省先后开办学堂。浙江绍兴府也有了徐锡麟等人创办的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这里也是革命党人培养革命力量和联络会党的据点之一。
1907年光复军安庆起义失败，大通师范学堂的秋瑾女士被绍兴县知县逮捕，不久又听到她被清政府杀害。这事件惊动了社会，绍兴府也掀起轩然大波，舆论强烈谴责清政府。守旧派的地方绅士，虽然不赞同推翻清朝政府，但是却同情被杀害的秋瑾女士，反对清政府的残暴。这个社会反响，第一次在范文澜心灵上播下辨别是非的种子。
1907年范文澜的父亲送他到县立高小学堂读书。县立高小毕业后，范文澜考入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上海浦东中学堂继续学习，1909年的下半年，范文澜转学到杭州安定中学堂，1912年从该校毕业。
1913年，范文澜在叔父及其他亲友的鼓励和支持下，报考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先入北大文预科。一年之后转为文本科国学门（即现在的文学系），受教于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黄季刚、刘师培门下。
清政府1898年正式开办京师大学堂，民国初年改称北京大学。范文澜入学时期，北京大学还处于过渡期，仍是旧的教育方法。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并推行“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1] 的教育主张，积极整顿校政，革除以往弊端。学术思想方面贯彻“兼容并蓄”的方针，凡在校学者、教授，只求其学识，不问流派，这些方针大大改进了北京大学的风气。学校旧貌改进的同时，一部分人走入另一个极端，对学术之外的社会政治抱超脱态度，事不关己只顾埋头读书，不过问社会诸事。范文澜在北京大学最后阶段，置身于上述境地，是专心问学、无暇他顾的学生。
1917年下半年，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文本科国学门毕业后，第一次步入社会，为职业事困惑过一阵。经亲戚的援助和推荐，当了蔡元培先生的私人秘书。秘书职业要求具有一定的社交经验、熟练的行文以及草拟文稿书信等等，这些都使他觉得难以应付，没过多久他就自行离去另寻出路。回到河南叔父家不久，和戴冠芳结了婚。
经许寿裳先生的介绍，范文澜到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员。他操一口绍兴地方口音，北方学生听不懂，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半年后他辞职回到河南。汲县中学又聘他当教员。在汲县中学三年间，他教古文、历史之外还做学术研究，编释古籍等，在训诂、辨伪、校勘等方面下工夫。
1921年，范文澜应南开学校的聘请，来到天津。先担任南开学校的古文、历史课教师，随后兼南开大学教师，仍讲古文、历史课。课余时间研究古文学，写了《文心雕龙讲疏》稿，受到我国知名学者梁启超的称誉，随后印成书正式出版。1925年受顾颉刚先生之邀，参加“朴社”工作，和几位有志于古文、古籍研究的学者，一道整理、编释和校注古典图书，印行出版过多种书籍。他自己编著的《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群经概论》、《大丈夫》等包括历史、经学、古文学评论等方面的图书，先后由朴社、北平文化学社、开明书店出版。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全国各大城市的人民纷纷举行反帝示威游行。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期间，不论是在南开校园的集会上，或是在市民的游行队伍里，都可见到他的身影。他和大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及学生运动的暴行。
“五卅”反帝斗争后，范文澜摆脱开只顾埋头书本，脱离现实的所谓纯学术途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宣传爱国主义，讲国民责任，提倡牺牲精神，鼓励青年发愤图强，创造祖国的美好前途。他自己经过长时期的社会考察与实践，增强了对社会变革的认识和信念，同情无产阶级，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当他觉悟提高、行动转变的时候，得到中共党组织的帮助，党组织有意识地介绍他读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并帮助他克服了乌托邦思潮的影响。1926年，他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负责中共南开学生支部的工作。当时，天津反动当局已注意到他的活动，白色恐怖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经组织设法，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协助，范文澜离开天津。此后，天津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他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7年下半年以后很长的时间，范文澜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同时还在几所中学里教授语文课。所有课程挤满了他的作息表。同时，他是“教联”负责人之一，兼理日常事务。还负责联络“左联”、“社联”、“互救会”等社会团体，组织文化界反对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策略。他担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不顾当局的干涉，聘请进步教师、学者到院任教，使学生有机会接受新思想教育。他的寓所也成为党组织联络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地方之一。
大革命运动失败，反动派在全国范围掀起残害中国共产党人、镇压革命人民争取社会进步的活动。反动派采用法西斯高压政策，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利，进步力量几乎被窒息。1929年秋天，范文澜著《水经注写景文钞》，书前描绘那时“社会好似黑压压一大片野生森林……越是不材恶木，凭著他所以为恶木的几种特质，……枝叶扶疏，独占雨露，根株布濩，广吸养料……”与纯朴敦厚的人民比较，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不正是所描绘的样子么! 辛亥革命过后十多年，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有名无实，人民从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民主，还肩负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枷锁。但是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斗争，“愤世嫉俗之士，不是数不清有多少么？小民呼号哀痛之声，不是震天动地响么？”^[1] 这都是出于他对反动派的激愤和反抗。同时，也警告反动派，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人民也必将一致行动起来，铲除掉那些危害社会进步、人民生存的“不材恶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国民党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妄想利用时局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实施独裁统治，剥夺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范文澜选编了中国历史上对祖国强盛、社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编辑成《大丈夫》一书出版，以启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
范文澜于1936年到河南大学任教，担任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经学、《文心雕龙》等课教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范文澜与王阑西、嵇文甫、姚雪垠等办起《风雨周刊》和《经世》月刊，动员河南人民积极参加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开封沦陷后，河南大学被迫从鸡公山迁到南阳、镇平一带。中共河南省委为动员和组织河南人民坚持敌后抗战，决定扩大抗日干部的培训工作，河南大学成立了抗敌工作训练班。范文澜参加了训练班的工作。以后，他又到许昌、遂平等地方组织训练班，自编教材，亲自授课。战火逼近、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和刘子厚、嵇文甫等组织起河南大学抗战工作训练班农村工作服务团、战时教育工作团。在开封组织光明话剧团、孩子剧团，宣传动员抗战。并组织起群众性的民先队、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等。
因战事的干扰，河南大学无法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范文澜决定离开河南大学投奔新四军。他在新四军中充当一名游击队员，随部队辗转在信阳游击区，奔驰于桐柏山间。游击队的领导机关，为让所有的游击战士和当地群众了解游击战术原则，着手编一本简单介绍游击生活的教科书。这个任务落到范文澜身上。小册子编成后，即在游击区流传开来，于是范文澜的名声也传遍四面八方，并被誉为“著名”的游击战术专家。豫南地方一些行政当局和学校，指名邀请这位游击战专家，讲授游击战术。范文澜深深体会到，“当了二十几年的仅凭出卖教书技术吃饭的‘教书匠’，现在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可以和群众彼此自由交换知识了”。^[1]
中共河南省委在信阳、桐柏一带积极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进襄樊、南阳地方军民的抗日救亡活动。范文澜根据省委意图，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到李宗仁管辖下的鄂豫边区和襄樊一带的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参加工作。省委为他在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从事工作的方便，推迟了吸收他入党的机会。信阳、桐柏游击区战斗紧张，游击队转战频繁，战斗生活十分艰苦，省委动员他转移到四望山游击区竹沟镇（省委所在地），负责干部教育工作。这时候党组织接受他为中共党员。
1939年冬，中共华中局领导机关决定送范文澜去延安。1940年春天，范文澜到达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有关负责同志的欢迎，随后安排他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以后马列主义研究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归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中央委派范文澜担任研究院副院长。
中央研究院下设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文艺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俄语研究室等，都以研究中国当前的实际问题为主要目标。范文澜兼中国历史研究室的主任，并开始新历史学的研究。研究史学首先要有图书资料，范文澜将自己从河南带到延安来的有限书籍，全部归历史研究室使用，为开展史学科研提供方便。
范文澜到延安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编一本供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用的历史课本。他组织研究室的同志分头工作，自己负责总编。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当时“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1]。为完成编书任务，他不得不独自再编写。1940年8月开始工作，到第二年的四五月间，完成了上册（五代、十国以前的历史），同年年底中册写成，下册拟写中国近代史。上、中两册写成后，用《中国通史简编》书名在延安出版。这本书问世受到广大干部和读者欢迎，毛泽东对这本书评价说：“在延安出版一部有头有尾、有科学体系的著作，这是一件大好事”^[2]。
范文澜的第二项任务，是编一本给工农干部学文化用的文化课本。编成的《中级国文选》第一册，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形式，阐述社会哲理、革命斗争生活，启发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参加编写这本书的都是在哲学、文学、历史方面具备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人士。书编成后，毛泽东特地写了序言，其中说：“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文化的大门……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写能看，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为从事工作的基础，工作才有希望，理论才有学好的希望。”^[3]
1940年9月，范文澜应延安新哲学年会的邀请，给与会同志介绍中国经学的历史，这是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中国文化遗产的一次尝试。范文澜对中国古代文化具备较深厚的基础，也力图用新的理论去研究和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这次经学史演讲，吸引了许多听众，毛泽东也到会听讲，还敦促他把提纲写出来。毛泽东读到提纲后给他写信：“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1] 此后，范文澜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总结中国文化遗产，逐步理解和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地总结学术研究工作的经验，做到有的放矢。
范文澜从立志追求真理起始，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到达延安后便获得了更充分的时间和条件。除日常工作之外他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于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原以为花上三五年时间，熟读马列的理论，便至少可以成为合格的马列主义教员，但在实际工作当中他逐渐认识到掌握马列主义，不能只靠书本知识，即使熟读了所有马列书籍，没有实际经验和解决问题的本领，也只不过是个空头理论家。
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为解决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思想作风问题，动员全党的干部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文风。中央党校系统组织起整风运动学习委员会，范文澜是委员之一，并负责中央研究院的运动。
在中央研究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同志，大都是抗日战争期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政治进步和社会解放，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虽然有高度爱国热忱，但缺乏社会实践锻炼。范文澜和他们一道投入整风运动，一起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动员同志们充分发扬民主，开展生动活泼的自由讨论。学习深入的时候，由于对民主与权利问题的不同认识，形成争论不休局面；极端民主化、忽视纪律、不讲集中等现象也有发生，随之而来产生一些要求不受约束的绝对自由、绝对平均等等倾向。这些问题成了讨论会、墙报上的中心议题，墙报的讨论从院内扩展到院外，墙报《矢与的》上的文章曾一度惊动了全延安。范文澜在《矢与的》上讨论民主问题，偏重于讲发扬民主，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不十分清楚。一位领导干部到中央研究院了解运动情况，参观了形形色色的墙报，指明院内极端民主化倾向严重，存在一股不要党的领导的思潮。经领导干部的指点，范文澜的思想受到震动，也得到启发，觉得的确在民主问题的认识上有片面性，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没有完全认识，存在糊涂思想，在讨论中无原则地附和了极端民主化的要求。一场争论使他提高了认识，后来在《民主与集中》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极端民主的危害，他说：“那时不懂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平时教条主义的学习，遇到实践，就不自觉地与所谓理论完全脱节。主观地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1] 他在运动过程中，提高了思想认识，获得了一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实践锻炼。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全国各族人民最大的希望，就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团结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共中央为争取国内和平与团结，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决定派代表团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代表团由毛泽东率领。全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欢迎与支持这个行动。中共中央这个决定传达给所有干部时，当时许多干部为毛主席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安全担忧。范文澜听了传达后，立即给党中央写信，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意见，其中说：……生平未反对过中央的决议，这次却要表示不赞成。还说：历史的经验证明，谁都知道蒋介石是个大流氓，虎狼成性，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此行危如累卵，不可不防。他还急急忙忙亲自去走访聂荣臻，请求聂荣臻在中央的会议上劝阻。同时催老伴戴冠芳前往吴玉章处，请吴老出面做说服工作。中共中央为这事特地派吴老给他解释中央的决定，讲明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争取和平民主的策略。尽管如此，他仍未完全放心，无时不牵挂着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安全。直到谈判结束，代表团的同志回到延安，他才卸下自己沉重的精神负担。
1946年8月，毛主席诗词《沁园春· 雪》发表，范文澜精心钻研，对诗词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赞叹不已，他请沛然将词谱成曲，教人们学唱。他则将词句译成通俗文字，刊于报端，让人们容易领会词的内容，增进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1946年，范文澜从延安到晋冀鲁豫边区，参加边区文教战线的工作，担任北方大学校长职务。在校期间，他保持着延安干部的革命优良传统，深入群众，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艰苦创业，受到学校师生员工的敬重。组建边区文联时，他被推选为文联副会长（陈荒煤同志为会长）。
同年冬天，蒋介石在其统治区鼓噪着召开“国民大会”，妄称自己是“孙中山嫡系信徒”、“奉行三民主义”，还打着“正统”的招牌，企图独霸统治中国的权力。蒋介石的手段，一时间蒙蔽了渴望和平安定生活的大多数人。为提醒人们正确对待“正统”概念，清除头脑里的糊涂思想，范文澜写了《论正统》一文，文章论述了正统的概念应当以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依据。不同的历史背景，正统包含着不相同的内容：辛亥革命前中国主权的概念，只包括汉民族的，统一的，政治稳定的三个基本要素，承认这些条件，就可以认定为代表中国主权。而辛亥革命后则不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组织起与封建统治不同的新的民主政府，主权起了变化，新的主权观念必然代替旧的主权观念。民主政府的国家主权，应包括：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反对封建制度的民主政治；人民的统一和团结。以上内容构成了和辛亥革命以前完全不相同的主权概念。相比之下，蒋介石所推行的方针，完全背叛了中国人民的意愿。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在国内施行法西斯主义、践踏民主政治，搞分裂破坏团结，完全违背了孙中山“主权在民”、“还政于民”等主张，是个地地道道的叛臣贼子，怎么能够以“正统”自居。在“正统”问题上，范文澜的文章彻底揭露了蒋介石欺骗民众、欺世盗名的伎俩。
1948年夏天，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成仿吾、范文澜为副校长。范文澜并兼华北大学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职务。华北大学迁到北平后，范文澜随校回到了几十年前生活过的地方。1949年9月范文澜受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的推选，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范文澜受政务院正式任命，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同年中国历史学会建立，当选为历史学会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历史学会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组织史学工作者编辑了近代史资料丛刊，按专题分集出版。这套资料丛刊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1954年范文澜当选为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他十分注意建国以来全国各地所取得的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也注意到各地反映出的一些愚昧落后现象，认为这些终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道路上的绊脚石。他以为立足于建设首先要克服愚昧落后，办法就是要敢于和落后现象进行斗争，并且克服思想上的落后状态，舍得放弃落后的东西才可能前进。大会发言时他还呼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总结中国近代、现代革命斗争极为丰富的经验，来促进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昌盛，并衷心期望将来的史学研究，必须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范文澜当选为学部委员。1956年9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50年代末60年代初，史学界掀起一场所谓“史学革命”，假马克思主义者煽起一股极“左”狂风，包括范文澜在内的一批史学家的一些史学观点受到批判。范文澜被指责为保护“王朝体系”，保护“帝皇将相”的二保论者。范文澜在他的一篇未刊稿里写道：所谓“二保论”，一是按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作为顺序编写历史；二是反映中国历史各朝代的统治者，作为政权代表的皇帝、大臣、名将等，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范文澜说：有人主张打破王朝体系，我不赞成，因为王朝体系打不破，也没有法子打破。历史上王朝体系是客观存在，这个问题郭老已经说清楚了。史学研究的全部工作过程，不仅注重形式，也注重历史真实。范文澜的史学研究，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中国的历史，形式和真实是统一的，《中国通史简编》可作为范例。他以为中国历史有其自己的特殊规律性，即“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特点，它不仅继承前朝代的东西，同时也增加些新东西，形成新朝代的特点”。介绍历史应当具备时间、空间的概念，历史上“朝代可以代表空间和时间，中国历史惯用朝代。比如汉、唐、元、清是大朝代，是兴旺的朝代；南朝（宋、齐、梁、陈），南宋不过是个小朝廷，是偏安的朝代；三国、五代十国，是分裂局面。中国历史从夏、商、周三代起，一个接一个的朝代，把它熟悉一下，便可以掌握中国历史的概况”。他还以马克思的历史著作《印度史编年稿》为例，说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历史，即强调历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但是要注意到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是处在被统治的地位，统治者掌握了权力，他们经常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写历史回避不了这些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机器是阶级的统治工具，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也是行使国家机器的职能，也应当是阶级统治。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了解统治者的地位和作用，并且适当地给予估计，而不应当把这些历史抹煞。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与他们在历史上的功和过，都要切合实际地加以评述。历史应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而不可写成枯燥无味的一般规律，那样的历史是不能够启迪人们的智慧的。
范文澜的学风，一直受人们称颂，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孜孜不倦，可称楷模。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他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提倡学术民主，坚持“双百”方针。他自己编写文稿，语言准确，文字生动，保持浓厚独特的民族风格。所引用的资料，无不是经过亲自调查核实，深入研究分析，推敲再三才应用到书稿中。所有历史问题都依靠对历史材料的调查分析，达到确凿可靠的地步。
新中国建国初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受苏联模式很大影响，学术研究也不例外。范文澜在科研领域，坚持自己的见解，决不随声附和，盲目追随。他以“中国古代史分阶段”问题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就受到斯大林生产工具决定论一些因素的影响，即铜器时代是奴隶制度社会，铁器时代是封建制度社会。范文澜不赞同用铜和铁作为区别、判断中国社会发展性质的标志，以为这种规定缺乏科学依据，是静止地看社会，而没有区别一个时期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以中国社会历史与欧洲社会历史作比较，不难发现生产工具决定社会性质，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何以铁在欧洲是奴隶社会已有，而在中国却成了封建社会标志呢!”
《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严格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编写的，其中记述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时期，霸占了中国东北、西北地区大片疆土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友好活动贯穿于各个领域，作为中苏文化交流，苏联要将《中国近代史》上册译成俄文版，并派学者和他商谈删去沙皇俄国侵略霸占中国领土的史实。范文澜坚决不同意，并强调史实不能删改，否则不能如实反映历史，也就不是他要写的《中国近代史》。这件事表明，他在任何情况下不愿抛弃原则。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始于1929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吴玉章则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为考察这两种主张哪一种更符合客观事实，范文澜参与对中国古代史怎样分期、封建社会究竟起自何时的探索。他研究了《诗经》、《尚书》等文字材料，也考察研究了考古发掘的文物，综合分析西周公田私田分封的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和这个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宗法制度，也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他以为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的残余，那时候或多或少保存一些痕迹，但终究要被新制度所代替。西周封建社会说只是个假设，作为历史分期的定论，还需要有大量的更充分的资料来证实。
范文澜对于中国历史一些具有独特意义和影响的问题，进行过有创见的阐述。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力发展迟缓，封建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破坏，使工业生产力发展迟缓，而以农村为主的整个生产力仍有发展的余地，新的生产关系似无变化必要，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旧遵循老的公式缓慢发展，所以封建制度得以长期延续下来，一直到了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旧的完整的封建制度才被冲破。
再如，范文澜论述中国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汉民族在秦朝时代逐步形成，由于中国疆域辽阔，首先要求政治上统一集中的局面，秦的统一给汉民族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中国对民族的概念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民族的形成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中国则不然，它在封建社会里或更早就存在。
当时，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1955年和1956年先后通过多次作学术报告、发表论文，阐述了他对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他支持以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的观点。从这一主张出发，他把中国近代史分为四个时期：1840—1864年为第一时期，一方面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势力完成了初步的结合，一方面农民阶级表现出巨大的反抗力量；1864—1895年为第二个时期，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愈益深入，一方面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感到威胁而被迫反抗；1895—1905年为第三个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无止境地继续深入，妄图瓜分中国，变中国为列强的殖民地，一方面中国人民爱国热情蓬勃地高涨着；1905—1919年为第四个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清政府那种工具也已经失去它的使用价值，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仅仅在推翻清政府这一点上取得胜利而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1]
四个时期以叙述各个时期主要矛盾为基础，综观主次要矛盾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范文澜以第一、二个时期为纲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论述了19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入侵，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过程，详尽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清统治阶级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三个方面不同的政治力量，深入探讨这三个方面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错综复杂关系，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叙述方法，使本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可称首创及最具特色的论著。1967年初，范文澜曾决心将《中国近代史》下册编写完，因种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
范文澜常以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鼓励和提倡大家精读几本与专业有关的经典著作。他要求大家要把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切忌空谈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注重掌握它的精髓，学会运用马列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不要“貌似”，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公式、教条，不顾实际、不问对象到处套用，这样学无助于解决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都是要不得的学习方法。50年代初他主持近代史研究工作的时候，亲自率领全所的干部学理论，建立了学习制度，推动了全所干部职工学理论的高潮，取得了一定效果。
范文澜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不仅发扬了祖国的传统文化，也剔除了一些封建糟粕，纠正了资产阶级学者编写历史的偏见和不科学的论断，澄清了一些历史著作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范文澜以“夹叙夹议”的研究方法，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整个工作过程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方针。
十年动乱期间，一切失掉正常秩序，范文澜有幸受到中共中央关怀，能继续他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卧病时期，周恩来总理百忙中还亲自过问治疗情况，并派专人监护医治，吩咐要尽最大力量抢救病人。周总理的关怀，使医护人员及范文澜的亲属深受感动。
1969年4月，范文澜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中旬因脑血栓症复发，住医院治疗，因病情严重抢救无效，29日与世长辞，享年76岁。遵照死者生前意愿，将骨灰送回故里，散洒于钱塘江，逐流漂向东海。

[1]　《蔡元培年谱》，第37页。
[1]　《水经注写景文钞》序，1929年朴社出版。
[1]　《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杂志1940年，第3卷，第2期。
[1]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
[2]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143页。
[3]　《中级国文选》第一册《文化课本序》。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
[1]　见《中共党史资料》（8），第38—39页。
[1]　范文澜：《略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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