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是东北军和西北军搞好团结的重要搭桥人之一。1935年夏，东北军奉命开赴西北。他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命令你和汉卿‘剿共’，意在三方对立，互相残杀。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友军，联合红军，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变互相残杀为联合抗日。”^[2]1936年1月，高崇民持杜重远的信到西安结识杨虎城和杜斌丞，陈说张学良愿与西北军联合抗日之意。杜斌丞遂代表杨虎城与高崇民建立经常联系，探讨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救亡的大计。他们二人的密切配合，对改善和加强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团结做了不少工作。杜斌丞对车向忱先后在西安创办东北竞存小学、竞存中学，都给予热情支持和大力资助，还极力赞助卢广绩等筹措解决东北军随军家属生活困难的工作。

杜斌丞受杨虎城的委托，和谢华、徐彬如联系，积极支持他们开展西北抗日救亡运动，并在生活上给予资助。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杜斌丞组织翻印“全救会”的章程、宣言和传单，扩大宣传。7月，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当时西安各行各业救国会已有23个，转为半公开活动。杨明轩从上海回西安后，杜斌丞即推荐他担任“西救会”负责人。“西救会”和“东救会”共同组织过许多群众性的救亡活动，都得到杜斌丞的积极支持和赞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被迫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变行兵谏，活捉蒋介石。西安事变后，杜斌丞受命任政治设计委员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后又代表杨虎城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方所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

12月12日上午，杜斌丞以省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召集省政府职工人员照常上班，迅速恢复正常工作。在接管省政府的工作中，他严格要求遵守法令。有一位团长借收缴原政府宪兵枪械之机，将原省主席邵力子的汽车开走，杜斌丞立即查处，原车追回，并对邵的夫人及随从人员多为照顾。杜斌丞还任用一批进步人士和秘密的共产党员担任省政府的参议、秘书等职，加强和活跃了省政府的工作。

杜斌丞积极参加筹备和组织十万人群众大会，请张、杨发表讲话，说明实行兵谏的经过和目的，阐明八项主张的重大意义。杜斌丞按照这次讲话的精神和内容，以省政府代主席王一山的名义发布省政府布告和《告各县长书》等，要求各地“凯切晓渝各界民众，务必随分报国之精诚，各安生业，勿听谰言。”^[1] 并训令调整专署、县政府人员，广泛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杜斌丞始终信任共产党，依靠共产党。捉蒋以后，西安民众要求杀蒋。当政治设计委员会第一次讨论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杜斌丞认为，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祸国殃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从大局出发，从联共逼蒋抗日的角度看问题，要听听共产党的主张后再做决定。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周恩来和他谈话，提出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应实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杜斌丞当即表示：“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喊出了“跟着共产党走”的肺腑之言。周恩来建议杜斌丞重视群众工作，广泛宣传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杜斌丞即和杨明轩商定请周恩来在西安青年会给西安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和省政府各厅、局的代表作报告，全面讲解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报告结束后，杜斌丞要求省政府各代表回厅、局后广为宣传，俾众周知。杜斌丞还同韩兆鹗一起，多次与武念堂、崔叠生、刘文伯等开明人士联系，举行各界人士座谈会，阐明张、杨八项主张，有时邀请中共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解释中共的抗日主张。在12月 23日的政治设计委员会上，讨论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和放蒋问题时，杜斌丞极力主张要有具体保证以后，才能放蒋。当听说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回南京时，杜斌丞捶胸顿足，连声说：“大势去矣！”“天地间竟有这等事！”周恩来、徐彬如赶到他家做解释，鼓励他要继续坚持三位一体的原则，多做解释和团结工作。杜斌丞听了后振作精神，立即在省政府主持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和省政府各厅、局科长以上的职员开会，请杨虎城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的报告。杜斌丞也即席讲话，要求大家尽职尽责，坚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方针，务使和平协议得到实现。他还在上层人士中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1937年三、四月间，杜斌丞发动西安“八大士绅”联名具柬宴请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借以联络感情，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

[1]　张文彬1936年9月8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　周梵伯：《杜斌丞先生与杨虎城将军》。
[1]　陕西省政府1936年12月16日《训令》，《陕西省政府公报》，存陕西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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