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蒋介石控制甘肃后，命令驻甘肃天水的孙蔚如部和驻陕南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互换防地，把杨虎城在甘肃的军队全部赶到“剿共”前线。在此严峻关头，杜斌丞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博得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也得到杨部不少高级将领的同情。

1933年2月，杜斌丞从西安到天水，与孙蔚如商谈大计。孙蔚如部参谋、共产党员武志平，2月2日赴马跑泉迎接杜斌丞，途中杜和武志平交谈了对局势的看法：第一，蒋介石与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蒋借口“追剿”红军，将嫡系胡宗南部派进甘肃，利用饥民扩充军队，这对杨虎城是一个威胁。第二，蒋介石电催川陕军合围红军，企图利用杂牌军打头阵，达到两败俱伤、消灭异己的目的。第三，十七路军必须避免与红军作战，需要和红军打通关系，取得联络^[2]。杜说，他正向杨虎城、孙蔚如征询意见，如被采纳，将推荐武志平进行联络。武志平于 3月间，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向中共上海组织汇报了此事。

杜斌丞与孙蔚如商谈后，同回西安。4月2日孙蔚如由西安去汉中，5月上旬武志平接到杜斌丞的一封密信，暗示杨虎城已确定和红军进行友好的联络，当时用语是：“叫开门”。王宗山同时带来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一封信，要武志平“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1]5月11日，孙蔚如找武志平密谈，亲笔给红四方面军总指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写了一封绫书，交给武志平。武于13日化装动身，通过巴山，到达苦草坝，会见了张国焘、傅钟等负责人。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中共川陕省委军委研究认为，和十七路军建立联系，“不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整个川陕根据地的发展上考虑，都是一个有利的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2] 于是决定派徐以新代表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与孙蔚如会谈。6月24日，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设立交通线，给红军提供一定的物资。”^[3]从此以后，近两年间，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部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前线小的冲突，则是为遮掩秘密“协定”的举动。

1933年，徐彬如第一次到西安，住在杨虎城部宪兵营营长金闽生处。有一天，杜斌丞来看徐彬如，说：福建事变后；杨虎城本想联络新疆、甘肃和察哈尔方面，响应福建事变，实现“大西北计划”，可惜现在情况变了，闽变已经失败，“大西北计划”也不能实现了。杜斌丞建议徐彬如找办公厅主任陈子贤。后来，徐彬如离开西安到南京时，杨虎城托陈子坚赠送200元^[4]。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争取十七路军共同抗日，毛泽东于12月初派原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为代表，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联络。行前，周恩来嘱咐汪锋到西安后，应通过杜斌丞先生从侧面了解杨虎城将军的思想动态。汪锋到西安后，先将三封信交给了杨虎城；在一个晚上，秘密地去拜访了杜斌丞。汪锋告诉杜：毛主席有亲笔信给他，信中说：“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5] 并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杜斌丞听了，非常激动，深深感谢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他询问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和补给问题，询问了杨虎城接到毛泽东信后的态度，接着详尽地介绍了西北军当时的处境。他说：“十七路军是杂牌部队，国民党中央军极不信任，蒋介石指使他的特务机关经常对十七路军造谣生事。陈立夫、陈果夫攻击杨先生周围有赤色分子包围，指责某某人为共产党等。部队发展也有困难，装备差，也没有来源，主要靠自己在西安的一个小兵工厂制造一点步机枪。杨先生部队的骨干以及他的幕僚都对蒋介石不抱什么幻想。”他还详细分析了十七路军的人事构成、军事素质和政治情况，介绍了杨虎城本人的情况。他说，杨先生不像是一般人所说的在政治中没有涵养的人。杨先生在政治上有见解，有爱国思想，敢干，刚直，有主见。他自己决定的事情，别人不易改变。杨先生对蒋介石没有什么信赖。目前，蒋介石极力限制、削弱、瓦解杨的势力，使杨忍无可忍，对蒋介石更加戒备。所以，蒋、杨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无法调和程度^[1]。

杜斌丞还指出：杨先生对红军有过怀疑，担心红军只珍惜自己的部队而削弱十七路军的力量。他对汪锋热情地说：“你这次来是合时机的，毛主席派你来，人选很恰当。和杨先生谈话要讲实在的，他喜欢直爽，经过认真谈，是可以谈成功的。”^[2] 杜斌丞还详细地介绍了杨部和东北军的关系，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热情诚恳，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对杨虎城和西北军的将领做工作，尽力促进西北军和红军合作抗日。

同年10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领导开展西北群众救亡运动。杜斌丞和特别支部的徐彬如、谢华等联系密切，积极支持和掩护他们的活。

杜斌丞在各方面所进行的活动，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派张文彬^[3] 到西安筹建红军联络站，携带毛泽东1936年8月 13日亲笔致杜斌丞的书信，面交杜先生。毛泽东在信中对杜斌丞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殷切希望。信中写道：“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杜斌丞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很受感动，更加主动地帮助和配合张文彬做好各方面的联络工作。

张文彬于9月8日向毛泽东的报告中写到：“我已与杜见过一面，他表现良好，除愿向杨方推动外，并可向孙等尽力推动。……我又观察他同我谈的态度均很诚恳。”^[1] 杜斌丞建议杨虎城委任张文彬为西安绥靖公署秘书。此后，杜斌丞协助张文彬、谢晋生、金闽生建立红军联络站，接送干部，运送物资，作了大量工作。

[1]　常黎夫：《回忆杜斌丞与谢子长在兰州会晤》。
[2]　武志平：《杜斌丞与西北大联合》。
[1]　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信，原件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2]　徐以新：《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3]　徐以新：《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4]　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1年8月第1版。
[5]　汪锋：《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革命英烈》1983年第1期。
[1]　汪锋：《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革命英烈》1983年第1期。
[2]　汪锋：《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革命英烈》1983年第1期。
[3]　张文彬（1910—1944年），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派驻杨虎城部队的联络代表。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44年在国民党监狱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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