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17日，孙蔚如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继任省政府秘书长。

6月下旬，杨虎城被迫出国，杜斌丞带着西安学生们采集的花草标本纪念册到上海，亲手交给了杨将军。杨虎城看了纪念册很激动，热泪盈眶地说：“陕西人民没有忘记我杨虎城。”他还对田一民说：“杜先生带来的纪念册我都看了，太好了，代我向陕西的同学们致谢！”^[1]

是年秋，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和上海等大片国土沦陷；9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形成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中共代表林伯渠到西安时，杜斌丞热烈欢迎，还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拜访林伯渠，两人亲切交谈，共商有关抗日事宜。他们彼此精诚团结，肝胆相照，紧密配合，促进了国共两党在西安有关问题的解决和工作的顺利进行。他们个人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杜斌丞按照杨虎城的意思，同中共陕西省委磋商，委任马豫章、苗紫芹、张执庵、宋宾三、李志洁、艾善甫、王正身、李腾芳等人，分别到边区和接近边区的十个县担任县长，以利同中共的团结合作关系。其中有个县长初到任时，想插手管农村的问题（农村大部分是原来的苏区），引起人民不满。杜斌丞闻讯，派人告诉那个县长，你在那里当县长，要听延安的，不能听西安的。那个县长听了杜斌丞的话，立即改变态度，并亲自赴延安拜会了毛泽东主席，回县后，很快改善了关系。

当国共两党代表会谈陕甘宁边区管辖的范围界线时，国民党顽固派处处作梗刁难。杜斌丞利用省政府秘书长的合法身份，多方设法，帮助和维护革命利益，他提出把洛川县划分陕甘宁边区，洛河为界，此议虽未实现，但争得了以界子河为界将富县划归边区范围。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杜斌丞去三原找到马文彦，说：“南京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我和孙蔚如商量准备派你去南京找于右任，了解国民党人士对国共合作的反映。”马文彦到南京，见到于右任了解了情况，并把情况写信告诉了杜斌丞。如于右任谈他对国共合作的看法时说：“这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一样。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等年老人反对的多，这次，国民党元老多拥护。国难当头，年老人读书多，经历深，他们知道亡国之苦。”杜斌丞将于右任的话转告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对马文彦说：“我来南京路过西安，见到杜斌丞秘书长。你搜集到的反映我看了，很有用处，你要继续和于先生保持联系。”^[1]

杜斌丞按照杨虎城将军出国前的嘱咐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建议，为十七路军的生存和进步，苦心思虑，不断和十七路军的将领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人共商部队的建设和教育问题。他一再叮咛三十八军要加强和八路军的团结，要坚持抗战到底，不要辜负杨先生的期望。他说：“保国卫民是军队的天职，否则就不成其为军队，而是害民的土匪。”^[2] 告诫十七路军的军官，为国为民尽职尽责。

当太原失守陕西河防吃紧时，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战散布悲观言论，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杜斌丞在一次省政府举办的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的讲话中，大声疾呼：“党派（指国共两党）已经形成了坚强的抗战阵营，作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决策。这个阵营、这个战略是不允许破坏的，也是任何人破坏不了的。”鼓励大家坚定联合抗日的信心。他还引用宋之亡，亡于汉奸弄权，明之亡，亡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教训，要大家警惕汉奸亲日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

东北军调离陕西后，高崇民留在西安领导“东救会”工作，杜斌丞在各方面给予援助。东北军留在陕西的人员和家眷不少，杜斌丞以深厚的感情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他对省政府的视察员们说，东北军和我们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是同我们共过患难的朋友。现在，张学良将军被扣，东北军也已东开，留下的人员和家眷都是背井离乡的人，我们要尽量照顾他们。高崇民曾讲：“我的家眷在西安总是交给性命相托的老友杜斌丞照顾的”。

日本侵占平津后，华北的大批流亡学生来到西安，杜斌丞以陕西省政府的名义，组织接待，安排食宿，资助路费，将千余名流亡学生分别送往延安、汉中、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学习或到敌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平津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日剧团和宣传队到西安，杜斌丞也都给予支持和资助。

西安各界妇女抗日将士慰劳会为抗日募捐时，杜斌丞提供了一份中上层人士名单，帮助她们搞募捐工作。当慰劳品准备好后，杜斌丞以省政府的名义向陇海铁路局发出公函，为妇女慰劳会要到车皮运往前线。

杜斌丞十分关心进步人士和流亡西安的难民。1938年7月中旬，杜斌丞将国民党顽固派准备陷害侯外庐教授的消息，转告八路军办事处，使侯外庐得以及时脱离险境。华北沦陷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逃亡陕西，生计无着，饥寒交迫。杜斌丞一方面筹措经费，指派专人，协助救济委员会解决难民食宿衣服等问题，一方面建议省政府设立垦荒机构，自己兼任副主任，设法扩大黄龙垦区，积极创办岍山、黎坪等垦区，安置部分难民垦荒生产自救。

杜斌丞对陕甘宁边区在物资方面也尽力给予支援。当运往边区物资的驮骡、车辆被扣、被阻时，他总是通过沿途专员、县长排解阻碍，予以通行。他还发动西安各界人士为边区捐赠了大批书籍，雇了五六辆马车送往延安。毛泽东见到书后，十分高兴。

1939年春，南汉宸的妻子王友兰到西安，为中共中央机关俱乐部筹买设备。杜斌丞到处托人为延安采购了各类乐器，同时还对王友兰说：“只要你看我家什么东西有用的话，都可以带上走。”王友兰将杜家的汽灯、留声机、挂钟等都带回延安。有一次王友兰对毛泽东讲，杜斌丞这个人根本就不像党外人士。毛泽东笑着说：“我们把杜斌丞就没有当外人看待，和他共事，我们是放心的。”^[1]

1939年年底的一天，博古、徐彬如、刘少文到达延安，毛泽东请他们一起吃晚饭。毛泽东边吃边对博古说：“杜斌丞是我党的好朋友。”^[2]

[1]　田一民：《怀念尊敬的前辈杜斌丞先生》。
[1]　马文彦：《纪念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杜斌丞》。
[2]　孔从洲：《回忆杜斌丞先生对我的教诲》。
[1]　王友兰：《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杜斌丞》。
[2]　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269.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