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蒋介石派蒋鼎文接替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同时被免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务，1939年夏，杜斌丞亲赴洛阳与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商讨接收黄河花园决口处的数万河南难民到陕西黄龙、马栏等地安置屯垦的问题。归来不久，国民党特务便捏造杜斌丞勾结共产党为边区移民的谣言，大肆攻击，国民党中央即停拨经费，使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只在岍山、黎坪等垦区安置了部分难民。

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对杜斌丞极力拉拢，特派他的总参议李家鼐去杜斌丞家看望，表示仰慕之意，说：“杜先生是西北的人物，铭三（蒋鼎文字）非常敬慕，欢迎杜先生去洛阳游玩，铭三知道杜先生两袖清风，叫我送一点钱，表示一点心意。”说着，拿出钞票数千元。杜斌丞婉言谢绝，分文不收。

杜斌丞对共产党的文件、书刊，一贯注重学习。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善于独立思考。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林伯渠亲自送他一本，并两次约谈学习的心得体会。1940年春，张文彬由延安赴南方，路经西安，特地把一本还是党内文件的《新民主主义论》讲话稿送他阅读。

杜斌丞闭门谢客，精心研读，十分兴奋，到处宣传“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1] 他曾经把自己身边唯一的女儿杜瑞兰送往延安参加革命，自己独身留在国统区进行抗日民主运动。

1939年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了《防止异常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所“秘密”文件，规定各级政府人员一律集体加入国民党。杜斌丞接连收到省党部送来国民党党员入党登记表，要他填写。杜斌丞两次撕毁，拒绝填送。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共产党组织上决定加入国民党，可以是假的；如果我加入了，假的也被他们利用为真的了，不上他们的当。”^[2]

1940年6月，杜聿明到西安，杜斌丞向这位已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的学生，推心置腹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纪律严明受到各界人民拥护的情况，也指责了胡宗南驻陕部队纪律废弛、国民党特务为非作歹、破坏团结抗日的种种行为，杜聿明当时感到惊讶，说，这是在影射委员长呀！杜斌丞说：“对！搞独裁统治决不会长久。”

1940年7月16日夜，国民党特务闯入杜家，以搜捕共产党分子为名，抓走杜家的佣人和客人。次日，杜斌丞到蒋鼎文的家中，要出捕去的随从杜良明，后即写信辞退省政府委员和其他行政名义。他宣告从此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不上衙门，不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专心致志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1941年春，杜斌丞到湖南全州（现属广西）等地，结交社会名流，联络各方爱国人士进行抗日活动。夏季，他到桂林与两广抗日爱国人士广泛接触。经朱蕴山介绍会见了李济深，共商坚持抗战、坚持民主救国大计。并以游览为名，到广西参议会议长李任仁家中，和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秘密聚会，研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和推动民主、反对独裁等问题。

同年秋，杜斌丞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接触面更为广泛，有共产党员，有民主人士，也有国民党上层人士。他在重庆经王炳南、屈武介绍，加入了当时秘密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任陕西组组长，开始了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日民主活动。他在西安发展盟员十多人，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不断组织和介绍青年奔赴延安学习或工作。1945年春，杜当选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委员，代号是“湘”。

1942年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赴西安王曲参加蒋介石召集的一、二、五、八战区高级将领会议期间，曾在西安西京招待所，两次与杜斌丞秘密会晤，商谈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到底等问题。杜斌丞对李宗仁延揽各方面的人士，组织抗日力量，取得台儿庄大战的胜利，甚为称赞。李宗仁邀请杜斌丞到桂林，说：“我负责你的生活和安全，那里不是有很多进步朋友吗？”杜斌丞还提议和李宗仁建立了双方联系办法。 1944年秋，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尹冰彦飞赴西安时，李宗仁特地将银耳、猴头各一包交给尹冰彦，嘱咐他去看望杜斌丞。杜斌丞收到礼物后，特地写了一封简短的感谢函，由尹冰彦带给李宗仁。当1947年，杜斌丞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时，李宗仁慨叹地说：“杜斌丞是位有骨头、有正气的汉子。”^[1]

1943年秋，杜斌丞到昆明，住的时间较长。当时，民盟组织已经在昆明公开活动，杜斌丞由周新民介绍，与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华岗保持经常联系，参加了当地的民主活动。他广泛接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著名人士，与老同学张奚若深谈，还结识了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罗隆基、潘光旦、潘大逵、冯素陶、杨春洲、张天放等西南知名人士。当时国民党政府封锁舆论，西南后方消息闭塞。杜斌丞利用出席“九老会”^[1] 的聚餐会形式，向大家介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八路军的英勇抗战事迹，同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北的黑暗统治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事件的详细情况。“闻之者耳目一新，无不感奋。”^[2]。

当时住在昆明的国民党军事将领关麟征和杜聿明因同乡或师生关系，表面上对杜斌丞很尊重，以礼相待。杜斌丞深知要和彻底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不可能的，但出于爱国热忱，仍然耐心向他们讲述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的道理。杜聿明接受了杜斌丞向他提出接触社会知名人士、听取各方意见的建议，以他个人名义，在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昆明市翠湖公园，宴请了当时昆明的民主人士数十人，表示敬意。

同年冬，杜斌丞先后到成都、重庆和民盟主席张澜等会晤。针对民盟内部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状况，他向张澜明确表示：青年党不是民主党派中的一支力量，它靠不住，对他们不可信任；要很好地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推动民盟向正确的方面走^[3]。他的意见产生了积极作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派中央委员郭则沉为西北盟务特派员。10月，郭则沉持张澜主席致杜斌丞的亲笔信抵达西安，邀请杜斌丞加入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斌丞和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人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杜斌丞被选为主任委员。为了保证民盟组织上的纯洁，他提出发展民盟盟员的条件是“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4]，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为标准。到1945年底，西北民盟发展盟员近千人，在陕西的27个县市和甘肃、宁夏等地都建立了组织。他多次强调：“西北民盟唯一有利的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接近，可以取得友党有力的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中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1]

1944年冬，杜斌丞为躲避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到甘肃固原国民党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处暂避。毛泽东派曹力如接杜斌丞到边区，杜认为他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比到边区对革命作用大，毅然又回到西安坚持斗争。

杜斌丞按照周恩来的建议，积极从事大后方的舆论宣传工作，扩大民主救国的思想影响。1945年秋，他和杨明轩等共同努力，促成陕西进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西北民盟机关报。杜斌丞任发行人。

与此同时，杜斌丞支持李敷仁主编的《民众导报》和民盟盟员出版的《文化周报》、《新妇女》、《孩子报》等报刊。杜斌丞、杨明轩倡导创建了西北民主青年社，并对这一组织的壮大和活动，提供了许多帮助和便利条件。

1945年10月1日，民盟在重庆市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大会，杜斌丞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

同月，蒋介石电邀杜斌丞到重庆，多次接见，听取政见。杜斌丞直言不讳，建议蒋介石政治上要民主，整顿军队，选贤任能。蒋介石表面谦恭，表示接受杜先生的建议，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之职，进行拉拢。杜斌丞仗义执言，当面又痛斥时弊，畅谈民主乃人心所向，国命所系，不容抗拒。蒋介石对杜多方拉拢无效，对他从事的民主运动极为不满，从此寻找时机，设法加害于他。

1946年1月，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在重庆参加了旧政协。旧政协闭幕后，杜斌丞决心回西安。根据当时的形势，许多人劝他不要回去，约他到上海等地组织民主运动。他对章伯钧、韩兆鹗说：“你们为其易，我们为其难，这是斗争的分工。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周恩来听说杜斌丞要回西安，特约他会面劝他留下。周恩来说：“你是革命的教育家，如果从事革命的教育事业，在培养人才方面也能作出伟大的贡献嘛。”^[2] 杜斌丞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朋友们对他的关怀，但他仍坚定地表示：“国家到了这个关头，我怎能坐到后方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了敌人！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我应该回去。”^[3]

[1]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2]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　尹冰彦：《李宗仁与杜斌丞》。
[1]　“九老会”是抗战初期昆明部分年长的民主人士商谈抗日救亡问题的小集体，最初是九个人，故称“九老会”。
[2]　杨春洲：《回忆杜斌丞同志在昆明和重庆》。
[3]　马文瑞等：《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4]　杨明轩：《杜斌丞的一生》，1949年10月8日《光明日报》。
[1]　杨明轩：《杜斌丞的一生》，1949年10月8日《光明日报》。
[2]　李健生：《杜斌丞先生在重庆》。
[3]　李健生：《杜斌丞先生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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