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原名丕功，字斌丞。1888年5月10日（清光绪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城内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杜自敏，母马氏，兄弟四人，斌丞排行第三。

1895年，杜斌丞七岁时入私塾读书。1905年，随姨夫高又尼到绥德中学堂读书。1907年，杜斌丞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他阅读《民报》^[1]、《夏声》^[2] 等进步的秘密刊物，虚心向进步老师请教，与王复初、张熙若（即张奚若）同学结为挚友，互勉互进。1912年，因家庭困难，在绥德中学堂任教一年。1913年夏，杜斌丞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历史书刊，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思想和学制，探索救国道路。杜斌丞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惠又光^[3] 联络各方武装力量反对封建军阀的活动，深表赞同。但他还是选择了从教育着手，首先培养人才的“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常以陆游的“人才泯灭方堪虑，士气峥嵘未可非”的诗句说明他的主张，要改造社会，救国救民，必须从兴办新的教育、培养英才做起。

1917年夏，杜斌丞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谢绝了许多朋友的挽留，放弃北京、天津就业的机会，接受陕西督学袁刚的聘请，毅然回到偏僻、落后、艰苦的陕北，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杜斌丞1918年接任榆中校长。他力除陈规，锐意革新，选贤任能，招聘名师；各方联系，筹措经费；扩建校舍，增加设备。循教育救国之路，求拯救中华之道。

杜斌丞十分重视选聘教师。他不顾学校内外旧势力的反对，延揽优秀教师。他不仅聘请杜斗垣、李鼎铭等学识渊博、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任教，还聘请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森然、朱横秋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

杜斌丞在榆林中学开学典礼上宣布：榆中的办学宗旨内容是德智体三育并重。“德”的基本要求是，现在努力读书，将来致力于救国救民。他教育学生要有“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自强报国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智育方面，他要求学生既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又学习世界近代的科学技术，主张“兼容并蓄”。他特别. 注重引导学生了解、探索和掌握现代先进的知识和思想。教师魏野畴、李子洲给学生讲授《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向学生介绍阅读《新青年》、《向导》、《共进》等革命刊物；王森然讲授新文化运动及鲁迅、陈独秀的一些文章；杜斌丞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他经常在课堂上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他提出“博学、审问、明辨、笃行”^[1]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要求学生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他提倡科学实验，注重社会实践，购置仪器，采集标本，进行教学实验。在他的倡导下，校园里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学生会、多种科学讨论会、讲演会、文艺演习会等各种进步社团和学术团体竞相成立。王森然与进步学生创办了《榆林之花》和《塞声》等刊物。

1921年7月，第一届学生（即甲乙两班）毕业，杜斌丞向他们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希望同学们毕业以后，多关心政治，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人^[2]。后来，这一届毕业的52人中，18人考入北京等地的大学，7人进入军事学校，其余都从事地方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榆中的教育质量在陕西名列前茅。

杜斌丞在陕北从事教育工作十年，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其中如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曹力如、王子宜、武开章、李力果等，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开创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保卫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周恩来称他是一位“革命的教育家”^[3]。

[1]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
[2]　陕西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
[3]　惠又光，陕西清涧人，同盟会会员。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北京，主张秘密联络反对袁世凯人士进行斗争。
[1]　姬伯勋、张光远、叶瑞禾：《缅怀杜斌丞烈士在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
[2]　姬伯勋、张光远、叶瑞禾：《缅怀杜斌丞烈士在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
[3]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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