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出生于农村，家境贫困，对于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地主的横行霸道，在童年时代就深有所感。随着生活经历的增长，他对农民的社会地位及其在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因而对农民问题就更为关注。在北伐途中，他不仅要求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要重视农民问题并注意做农民工作，他自己也十分注意调查了解各地农民生活、社会地位及土地占有等情况。随着北伐战争的深入进行，农民运动进一步开展，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进一步显示出来，邓演达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他认为成千上万“工人农民先后起来革命”，“民众力量的突飞膨胀”，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1]。邓演达在大革命时期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和发表的一系列演讲，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他对于农民问题的观点。

首先，邓演达认为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指出：一方面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摧残剥削，内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压榨，痛苦到了极限，所以迫切要求起来革命。由于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 于] 农民的解放。”^[2]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制度的基础”，而农民是主要生产者，因此，只有农民起来，“才能把封建的根基摧毁”，“才能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基础打碎”；只有“农民爆发了农村大革命，才能把中国革命的对象消亡。”^[3] 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4]。他一再告诫人们要吸取辛亥革命由于革命党没有组织农民铲除束缚人民的封建制度，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因而导致了失败的教训^[5]，要人们切实重视农民问题。

其次，邓演达认为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斗争，才能获得解放。他指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不少农民大暴动，但结果封建制度并没有摧毁，只不过是“新朝换旧朝”；新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迷信等手段麻醉欺骗农民，继续“钳制农民”，农民刚挣脱旧的锁链，却又换来了新的锁链，依然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今天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由工人和农民造成民主政治，崩溃封建制度，完成民主制度。”^[1]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不是在乡下静待便可以得来的”，而是“要组织起来，努力奋斗，才能够得到”^[2]。为此，他号召农民要打破封建宗族界限，“团结你们的力量，严密你们的组织，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情”^[3]。他还热情地赞颂“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4]。

第三，邓演达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步骤，首先是“要把封建的经济基础推翻”，把一切压迫剥削农民的官僚、土豪劣绅以及反动军队打倒，建立“乡村自治权”，建立一支“拥护自己利益的农民自卫军”^[5]。他特别强调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心问题的中心问题，“农民要根本解除痛苦，须不纳地租给地主，即是要得到土地”^[6]。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革命必不能成功”^[7]。在农民获得土地的基础上，然后把生产力提高，发展农业生产。

第四，邓演达认为对待农民问题的态度如何，是区别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之一。他认为：赞成农民运动的，便是革命的朋友；自觉参加这一工作的，便是革命者；反对农运的便是反革命。他强调指出，解放农民问题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很应注意的问题”^[8]，“我们要确定政治基础，必定要确定农民的利益。”^[9] 他批评国民党虽然通过了不少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但未见实行，因此，当前必须立即实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应该切实给农民以利益；^[10]，必须“拥护农民革命”^[11]，“去为农民工人奋斗牺牲。”^[12]

1927年2月，在邓演达主持下，总政治部成立了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聘请毛泽东、恽代英、陆沉、李达、施存统等人为委员，苏联同志为顾问，并请湖北省农民协会派代表参加。在2月18日召开的讨论会上，他明确指出：农民问题“实在是本党本军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特邀请各位参加这一工作，共同讨论有关农运问题，以便“能有良好的结果”^[1]。他说，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的宗旨，“是要讨论怎样才可解除农民的痛苦，把整个的中国农民完完全全解放。”^[2] 该会成立后，曾就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国际农民运动及其生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毛泽东亦曾在会上作过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3月4日，湖北省农民协会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邓演达、毛泽东、林祖涵等人被大会选为名誉主席，邓演达还被选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大会开幕时，邓演达发表演说，表示自己“不是拿大老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拿小兄弟的资格来讲话”^[3]，鼓励到会农民要向广东、湖南农民学习，要通过斗争来解除农民自身的痛苦。他还指出农民要与工人联合，拜工人为师，共同奋斗。13日，邓演达再次在大会上讲话，揭露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势力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赞颂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他分析过去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来领导”，农民缺乏严密的组织，更没有同工人及革命的军队联合在一起。他强调指出，今天“是我们整个的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世界，更是我们革命势力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世界”^[4] ；最近广东、湖南、湖北几百万有组织的农民，“都是向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进攻的伟大力量”^[5]。因此，只要吸取历史教育，同国内外一切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定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新的世界就在前面”^[6]。

3月19日，邓演达主持了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特别为湖北省农民代表举行了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说明人类的物质文明，“都是农民同胞的祖先日日夜夜辛辛苦苦造成的”，但农民却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残酷剥削，“穷到极处”，更没有钱去读书。因此，农民绝对“不要以为满身穿的破烂，便轻视了自己”，只要组织起来，努力斗争，用我们的“粗手笨脚”，就可以“造成我们的新世界”。他热情勉励代表们回去之后，要努力扩大农民协会组织，并强调“要有武装的自卫，才有伟大的力量”^[1]。

3月间，邓演达在武汉组织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作为农民问题“最高讨论的机关，规定种种进行的计划”^[2]。毛泽东、陈克文等人为该会委员。3月27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农民解放以及当前农村斗争等问题。他认为当前农民要得到解放的真正途径，在于切实贯彻执行国民党中央历次所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要扩大农民的组织斗争，发展农民的力量；要采取有效措施，打倒土豪劣绅和一切封建势力，实现农民自己管理一切的“民主政治”。对于当时湖北地区发生土豪劣绅和反动势力向农民发动猖狂进攻这一情况，邓演达认为，“消灭封建势力，流血的事是不可避免的”，“要农民能够打倒劣绅，各县农民便都要武装起来”^[3]。

邓演达还接受了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在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委托毛泽东、周以栗等人组成筹备处，具体负责农讲所的筹备工作。农讲所第一期共招收学员800人。他们来自17个省（以湘、鄂、赣三省人数最多），有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有农民武装的领袖，还有工人和青年学生。学员共分四个班，其中三个班培训期为四个月，一个班培训期为一个多月。邓演达亲自担任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4]，实际主持农讲所的工作。

1927年3月初，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上课。4月4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以所长的身份主持了开学式，并首先致词。他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及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农民讲习所的学生不是为求官而来，不是为求学而来”，而是为了“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毕业后“还是回到农间去”，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农村革命^[5]。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的深入进行，邓演达和毛泽东等人积极筹建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3月30日，在邓演达主持下，湘、鄂、赣、豫四省农协执委于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这四省农协的基础上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推选邓演达、彭湃、毛泽东、方志敏、谭平山等13人为委员，以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陆沉、谭延闿五人为常务委员^[1]，由邓演达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长，彭湃任秘书长。执行委员发表就职通电，表示“誓立于革命的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2] 联席会议还决定争取近期内举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农民协会。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提出了土地要求。 4、5月间，湖南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冲破了种种阻力，在农协领导下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开始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湖北农民也由减租减息、抗租抗息的斗争，进入要求烧毁田契、分配土地的斗争。邓演达热情地支持农民的要求，认为应该实现孙中山关于“耕者有其田”、“土地归于农”的主张。他指出：“土地问题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实为革命的生死问题”；“土地问题不解决，革命是会埋葬和沉没的。”^[3] 要求国民党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4月，经武汉国民党中央同意，由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徐季龙（徐谦）、顾孟余等五人组成了土地委员会^[4]。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演达强调土地委员会的成立，“便是要讨论怎样去解决农民问题中的土地问题。”他说，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必然会离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这样，不仅无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且革命军队的生活也无法解决，“所以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到农民问题，亦集中到土地问题了。”他还尖锐地指出，土地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不能用迂远的、官僚式的调查方法，应用一种革命的、敏捷的手段，定出确实的方案”。“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已经迫在眉睫了，等不得我们从从容容去调查统计”，必须及时“去解决这个严重紧迫的大问题。”^[5]

在邓演达的主持下，土地委员会曾多次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他还亲自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讨论并送国民政府。由于汪精卫集团颁布了一系列限制、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法令，土地委员会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实际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载《邓演达文集》。
[2]　《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载《邓演达文集》。
[3]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载《邓演达文集》。
[4]　《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的讲话》，载《邓演达文集》。
[5]　《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日的讲话》，载1927年2月23日《革命生活》。
[1]　《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载《邓演达文集》。
[2]　《在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邓演达文集》。
[3]　《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载《邓演达文集》。
[4]　《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载《邓演达文集》。
[5]　《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6]　《土地问题的各方面》，载《邓演达文集》。
[7]　《土地问题的各方面》，载《邓演达文集》。
[8]　《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的讲话》。
[9]　《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载《邓演达文集》。
[10]　《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的讲话》。
[11]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
[12]　《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的讲话》。
[1]　1927年2月28日《汉口国民日报》。
[2]　1927年3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
[3]　1927年3月6日《汉口民国日报》。
[4]　1927年3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
[5]　1927年3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
[6]　1927年3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
[1]　1927年3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
[2]　1927年4月5、6日《汉口民国日报》。
[3]　1927年4月5、6日《汉口民国日报》。
[4]　1927年4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
[5]　1927年4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
[1]　1927年4月2日《汉口民国日报》。
[2]　1927年4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
[3]　《土地问题的各方面》。
[4]　《邓演达文集》。
[5]　1927年4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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