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攻克后，北伐军将主力转移到东南战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也随之迁往江西，另在武汉设立行营；总政治部则仍设在武汉，邓演达留在武汉，除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外，还兼任行营主任^[3]。他及时对总政治部进行了调查及扩充，出版《革命军日报》，并派遣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协助各军进一步健全政治工作制度。随着北伐军在东南战场的胜利，革命势力进一步扩展，不少旧军阀部队纷纷归附，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又及时给各新改编的部队派出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政治工作。他还委派郭沫若前往江西，代表总政治部主持政治工作。

为了适应军事方面的需要，邓演达极力主张从速在武汉建立军事学校，以培养训练军事骨干。他在同苏联顾问纳乌莫夫等人讨论今后培训国民革命军的干部计划时说，从广州到汉口的北伐期间，尽管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却“不负众望”，“大都表现极好”；为了适应革命需要，现在必须在武昌建立一个新的军校，尽快地使那些在北伐中表现突出的指挥官得到深造。他特别强调指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4] 武昌攻克后，邓演达委托包惠僧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筹备处主任，代表他负责筹备工作。

1926年11月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成立，邓演达亲自担任招考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包惠僧、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等14人为委员^[1]，“所有关于招生及考试诸问题”，“均由此会审慎周详然后决定”^[2]。在分校筹办过程中，邓演达特别注意挑选一批优秀的人员到校工作，恽代英、徐向前、沈雁冰等共产党员都曾被聘请到校任教；他同时指出要注意严格选拔学生。报考第一期的学生共6000多人，经初考和复试后，共录取了1181名，其中女生195名。

1927年1月中旬，邓演达被任命为武汉分校代理校长^[3]。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等人出席祝贺。邓演达在会上发表演说，回顾了黄埔军校创办以来的经验，指出军校的宗旨就是要“使军队接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要与民众结合”。他强调指出：革命军人必须得到民众的帮助，接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否则就不可能完成革命任务。最后，他勉励学员“要忠实地服从党的纪律，做革命的先锋。”^[4]

武汉分校开学后，邓演达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严格训练，指出学校的管理方针必须“取严格主义”，要求分校“各级长官应以诚恳的态度执行严格的纪律”^[5]。他经常过问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还经常出席军校纪念孙中山的周会，亲自作报告，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革命的道理。受到革命熏陶的军校学生，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因而在日后各项革命活动以至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等斗争中，不少人立场坚定，表现很好。

3月上旬，总政治部开办了一个宣传员训练大队，对学员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再派往各地，以应革命急需。不久，河南前线战事加剧，更迫切需要加强政治宣传工作，邓演达遂从训练大队中选出三十多人，“分发河南各军工作”^[6]。总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纷纷奔赴前线。“除长江下游一带已派定郭沫若副主任及第三、六各军政治部主任分头负责进行外，直隶、河南一带，拟由该部分出一部分人员前往宣传。”^[1] 总政治部还成立了一个宣传列车办事处，共设列车八十余辆，宣传人员一千多人，“利用铁路之便，灌输民众革命思想。”^[2]

武汉三镇攻克后不久，湖北政务委员会组成，由邓演达任主任^[3]。在他的领导下，湖北各地的各种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各项事业也陆续开展。在经济方面，采取了各项措施以恢复生产，统一财政，整理金融；在文化教育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使学校复课，并整顿及改革教育事业等等，1926年12月28日，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于武昌成立，邓演达、郭沫若、徐谦等人为筹备委员。经过他们的努力，中山大学于1927年2月间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到会并发表演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又“指定邓演达、谭延闿、吴玉章三人负责，审查省政府委员名单，及确定省政府成立日期。”^[4] 经过邓演达等人的一再努力，湖北省政府终于4月10日正式成立，邓演达、董必武、孙科、徐谦、李汉俊、宋子文、恽代英等11人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

邓演达在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他与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以及苏兆征、谭平山等共产党人，成为革命政府的中坚。

1926年底，发生了迁都武汉或迁都南昌之争，正是蒋介石分裂革命活动日渐表面化的一个征兆。这一年的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并派邓演达先赴武汉做准备工作。随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批北上武汉，决议在武汉先行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务。中央政治会议还决定在武汉设政治会议分会，选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董必武等13人为分会委员^[5]。曾经极力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此时见武汉已日益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深感自己无法控制：更不利于自己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因而出尔反尔地又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企图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以便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2月底，当第二批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赴武汉路经南昌时，蒋介石便将他们截留下来。

1927年1月3日，邓演达奉国民党中央之命，从武汉到南昌，向蒋介石说明迁都武汉的理由，劝他服从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并就此问题同蒋介石争辩了一天^[1]。邓演达此时对蒋介石大搞军事独裁、分裂革命的阴谋活动已有所觉察，他向别人明确指出，蒋介石此时是“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2] 但蒋介石一意孤行。

蒋介石为了窥伺形势，于1927年1月11日前往武汉活动，武汉数十万群众在邓演达等主持下，举行了欢迎大会。会上，“有许多蒋先生所不满意的口号和标语出现”^[3] ；不少群众还当场起来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4]15日，蒋介石在招待各界代表的宴会上，假惺惺地表示：“凡有意见，还希开诚布公。”邓演达当即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到会代表纷纷发言，强烈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总司令部“速迁武汉”。邓演达也在会上发言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机关，因此，我把今晚听到各团体代表所提出的愿望和要求归纳起来，“各界如认满意，请一句一和”。代表们于是跟随着邓演达一句一句地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蒋总司令前来坐镇武汉”^[5] 等口号，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1月18日，蒋介石溜回南昌，大肆攻击武汉联席会议的成立“没有根据”，应该取消，诬蔑说：“共产党员压迫国民党员”。他还致电第三国际，要求撤换鲍罗廷。

蒋介石分裂革命的行径，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1927年2、3月间，在邓演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带领下，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反蒋高潮。邓演达尖锐地指出：蒋介石不仅“想以军力挟持党和政府于南昌，破坏党纪和政府威信”，而更重要的是他“脱离群众，走向反革命途径，和旧军阀、官僚相勾结。”^[6]

2月17日，邓演达为《汉口民国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的代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革命的进展，因为有许多人心里头早已经不耐烦，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所以有一个新的反动局面，新的革命危机——第二个辛亥革命的危机。”文章还指出：帝国主义者和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一切反动势力，“必须是要我们灭亡，他们才能存在。”因此革命面临着一场新的斗争，只有通过斗争才能锻炼革命的力量，使大家看清“谁代表他们，谁反对他们。”文章针对蒋介石之流的分裂行为，郑重地提出警告说：军事指挥者“只有无条件的听从党（指国民党——引者）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才能够增进党的权威，才能拿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军队”。否则，他就会“失掉军事的权威，立刻自己丧失政治的生命。”文章最后要求人们要认清目前的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呼吁“大家要团结起来，努力奋斗！”^[1] 这篇文章反映了邓演达此时已经进一步敏锐觉察到蒋介石正加紧背叛革命的行径，并对此行径进行坚决的批判斗争的鲜明态度。文章的发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与支持。

2月24日，在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支持下，武汉二十多万国民党员及其他群众举行反蒋介石分裂革命、实行封建独裁的大会。邓演达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可是，现在我们的中央完全为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所以，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指国民党——引者）的指挥。”^[2]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迅速召开中央执委会，解决有关存在的问题，以便巩固中央权威，统一国民党的指挥机关，肃清国民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分子^[3]。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3月7日，三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10日，全会正式开幕。这是一个以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为中心议题的重要会议。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案、宣言和训令。《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由中央执委会行使最高权力；为了防止独裁，决定取消常委会主席制，采取主席团制，从而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职务。《中央执委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之一并对中央执委会负责。全会选举了军事委员15人，组成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采取集体领导，从而实际上免除了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邓演达出席了这次会议，与徐谦、吴玉章、恽代英等人被选为提案委员会委员。他坚决谴责蒋介石分裂革命的行径，在起草和通过各项决议中起了重要作用。大会选举领导机构时，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农民部部长等重要职务，还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1]，以后，又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2]。

蒋介石分裂革命和篡权阴谋遭到揭露后，力图采取欺骗和分化瓦解国民党中央反蒋力量的手法。3月间，他派遣亲信曾扩情等人到武汉活动，劝说邓演达放弃反蒋主张，并以邓演达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要职来作诱饵。邓演达当即态度鲜明地指出：如果“照他（即蒋介石）那样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要求蒋介石认真“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3]。蒋介石的收买阴谋完全破产。

3月间，国民党中央决定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由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并正式委任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徐谦、顾孟余等五人为委员^[4]。后来又指定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三人为常委委员^[5]。这样一来，蒋介石的校长职务也实际上被免除了。

“四一二”以后，武汉地区人民群众在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发动、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反革命叛变的高潮。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的背叛革命行为，决定开除其党籍，下令逮捕严惩。4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等人，联名发出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指出“蒋介石是（孙中山）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6]，号召全国人民共同起来，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进行严正声讨。

[3]　郭沫若：《北伐途次》。
[4]　《苏联顾问在中国》。
[1]　1927年2月23日《革命生活》。
[2]　1927年2月23日《革命生活》。
[3]　校长为蒋介石。
[4]　1927年2月23日《革命生活》。
[5]　1927年2月23日《革命生活》。
[6]　1927年3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
[1]　1927年3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
[2]　1927年3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
[3]　郭沫若：《北伐途次》。
[4]　1927年3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5]　1927年1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1]　参见陈公博：《苦笑录》。
[2]　《李宗仁回忆录》（上）。
[3]　参见陈公博：《苦笑录》。
[4]　转引自《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5]　1927年1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
[6]　转引自《李宗仁回忆录》（上）。
[1]　载《邓演达文集》。
[2]　1927年2月26日《汉口民国日报》。
[3]　1927年2月26日《汉口民国日报》。
[1]　1927年3月14日《汉口民国日报》。
[2]　1927年3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3]　转引自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4]　1927年3月27日《汉口民国日报》。
[5]　1927年4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
[6]　1927年4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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