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虽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被迫出走，但并没有悲观失望。他仍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所追求的革命理想。在全国被黑暗所笼罩的情况下，不少人“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1]。

1927年10月，邓演达到达苏联莫斯科。他与先行抵达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叛变。要继续进行革命，为农工的解放奋斗，就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领导机构。经过反复研究后，他们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向人民揭露南京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罪行；尽快筹备召开国民党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解决革命的有关问题；待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之后，临时行动委员会随即取消。根据上述原则，邓演达受大家委托，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并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

《宣言》首先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一切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公开支持下，“对工农群众加紧其杀戮和剥削”，但是革命的民众必然要起来反抗，去进行“新的解放自己的工作”。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有责任领导民众的革命斗争。《宣言》接着叙述国民党内历来存在着的斗争情况，指出孙中山在世时，为了实现革命三民主义，“即一面与敌人奋斗，一面更须与党内的叛徒决绝”；孙中山逝世后，“敌人的进攻愈甚，本党之叛徒阴谋愈张”，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并“联合构成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无论南京或武汉反动集团，“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因此，要解除民众的痛苦，就必须继续进行革命。《宣言》最后号召革命的国民党人应本着这一使命，“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2]。这个《宣言》的发表，表明了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继续奋斗的坚定决心。

邓演达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多次就中国的形势及革命任务等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讨论。邓演达认为：“中国是封建经济占主要成分的半殖民地国家，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地农有，是当前一个主要的革命任务”，故不适宜于进行“共产主义革命”^[1]。于是他决定离开苏联到德国，打算通过学习研究有关理论，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途径”。

1927年12月，邓演达到达德国柏林。他决心要以“左手执革命纲领，右手拿机关枪”^[2] 的态度和行动，为改造落后的旧中国而奋斗。他认为要制定好革命纲领，必须从自然现象的解释上，尤其是从社会发展的因果律上，作有系统的研究。因而他专心致意地博览群书，学习社会科学，特别注重研究世界和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近百年史，因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条件，“都是在近百年内才急剧的发生和变化的”^[3]。他认为只有学习历史，才能了解中国社会变动的原因，以及以往的成败得失，并且可以了解历史的行程，“由何处来往何处去”^[4]。他还注意研究经济史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以便了解“人类社会的生活要求”，“现时各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要了解“各国变动过程中的方法和结果”，并由此“推测中国将来所需的政治制度”^[5]。总之，他学习研究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宋庆龄给季方的信曾说：“邓演达非常认真学习，不游山玩水，专在德国图书馆看材料，研究经济、历史等，使人非常钦佩”^[6]。

邓演达在柏林期间，除了经常同宋庆龄（后亦从苏联抵德国）等人继续交换对中国革命问题意见之外，还和一些外国学者、政治社会活动家通信或交谈，研讨有关问题，有时还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他还召集部分在德国的中国国民党人，“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常在这个学会宣讲有关革命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他相互间的关系，是好般的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他“渊博的知识及明锐的识断”，使大家“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还不断的激励大家“共同致力于国事”^[7]。

1929年9月，邓演达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进行考察；以后再到法、英、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1930年3月回国途中，又顺道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国的一些地方参观考察。

他在考察途中，注意了解各国历史和参观古代遗迹，以作为研究历史问题的参考，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在德国南部考察了一些中世纪著名的城市，如纽伦堡等。那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很早就争得市政管理权和其他一切权利，并组织自己的武装“市民军”来维护这些权益，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同封建统治者进行不断斗争取得的。他还了解到，宗教支配社会生活的现象在德国南部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大地主经济的普遍存在。他认为只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权，才能打破中古时代的宗教权威。他从考察罗马的古建筑遗址、附近凋敝的农村和中世纪由商人组织起来的佛罗棱斯市府，进一步了解罗马文明是千千万万奴隶们用鲜血铸造出来的。他还特地参观了古罗马文化艺术保留比较完好丰富的米兰，赞叹地说：“这城确是欧洲美术的中心，一切在德在英的仿效只是徒然！”^[1] 路过伊拉克时，他赶往巴比伦参观古代美术品，从中了解到古巴比伦的文化艺术特征以及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他把考察到的情况同中国的历史情况作了对比，认为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看，封建主义在中国都是根深蒂固的，它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推翻封建反动势力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邓演达还注重调查了解各国的现实情况。他全面地考察了土耳其的政治、农业、商业等方面的情况，并且从统计局得到了许多新而可贵的资料。他赞赏土耳其“模仿欧洲式的民主政治”，肃清了旧时代的官僚政治，因此经济、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在反动政治统治以及在“孔教的窒塞人欲”的情况下，不但经济落后，由于人民为“经济力量所束缚”^[2]，文化也十分落后。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以革命手段，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

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各国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也是邓演达所要考察的主要课题之一。在德国南部时，他特地深入调查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从衣食住行、工作时间、文化教育、卫生状况以至各种细微生活“都一一看到”，还对一家农民的收入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发现这里农民生活与中国广大农民相比还是较为富裕的，中国的广大农民、工人真是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因此，他认为如何改革这种地狱生活，“是我们目前必须负责解答的实践的课题”^[1]。1929年10月他到伦敦之后，又与丘哲一起到苏格兰等地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到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时，也去附近农村考察；经过土耳其，又到几个极小的乡村考察。1930年4月，他途经印度的德里和加尔各答时，还是不放过一切机会，“走进农村里去，详细和各阶级农民谈话，知道他们的一切状况”^[2]。

他十分赞赏保加利亚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良好秩序”，认为是“中国将来最好的模范”^[3]。他非常同情处于“极深地狱中”的印度农民，而又坚信他们必然会起来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通过上述农民问题的实地考察，更加丰富和充实了邓演达对于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主张。

邓演达这种不辞劳苦地长途跋涉，深入细致进行实地调查的精神与态度是十分可贵的。其友人丘哲曾感慨地说：“观其研究事物之精细，叹为不及，此固精力过人，抑亦唯物辩证之实践所致。”^[4]

邓演达在国外流亡期间，生活艰苦简朴，“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5]。他认为刻苦是革命者的“伦理”，常说自己的生活不应和农工平民大众相差太远，否则便会腐化、脱离群众，只有在农工平民大众生活提高之后，我们的生活才有提高的权利。他在柏林住的是房租便宜的公寓；到图书馆看书时，只带上几个面包充饥，每月生活费不超过中国货币150元。途经土耳其时，他想考察的问题本来很多，且能得到一切考察的方便条件，但因生活费昂贵，每日仅住旅馆就花去四元，因此他只好匆匆地离开了。

邓演达时刻准备着回国工作。1929年5月23日，他在给丘哲的信中表示：“只要有在国内工作的可能就要回去”^[6]。他还曾对宋庆龄说过：“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而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曾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7]。不久，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他遂于1930年春毅然动身回国，投入新的斗争。

[1]　宋庆龄：《纪念邓演达》，1941年11月28日香港《华商报》。
[2]　《革命行动》第1期。
[1]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载《邓演达的道路》，1946年1月出版。
[2]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载《邓演达的道路》，1946年1月出版。
[3]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载《邓演达的道路》，1946年1月出版。
[4]　陈卓凡、杨逸棠：《重印邓演达先生遗著序言》，载《邓演达先生遗著》，1949年出版。
[5]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载《邓演达的道路》。
[6]　转引自季方：《宋庆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戴1981年6月1日《光明日报》。
[7]　宋庆龄：《纪念邓演达》。
[1]　1930年2月8日给丘哲的信，载丘哲编：《断金零拾》。
[2]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1]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2]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3]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4]　丘哲编：《断金零拾》。
[5]　宋庆龄：《纪念邓演达》。
[6]　丘哲编：《断金零拾》。
[7]　宋庆龄：《纪念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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