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合作。邓演达忠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热情坚定地进行宣传贯彻。在他的建议下，当时的粤军第一师曾邀请有关人士演讲国民革命的意义和讲解新三民主义；他自己也多次发表演讲，并在军官中组织学习活动，对三大革命政策的贯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国共合作前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建议、支持下，积极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由邓演达代理李济深为教练部临时主任，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军校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邓演达任委员，参加考核学生和录取工作。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到校主持，宣告黄埔军校的正式成立。该校最高领导机构为校本部，由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组成。校本部下面分设六部，邓演达为教练部副主任。兼任该部属下的学生总队长。为了集中全力办好黄埔军校，邓演达于同年8月奉孙中山之命辞去粤军一师三团团长的职务。他经常深入学生之中，既对他们严格要求，又对他们爱护备至，而且注重对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深为学生所爱戴。

蒋介石排斥异己，重用亲信，妄图把黄埔军校变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因而对工作积极，作风正派，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的邓演达，日益嫉恨。邓只好于8月间离开黄埔军校，准备到国外求学深造。12月间，他在给友人张难先的信中说及自己的心迹：“达之解除校职，系值俄械（指苏联援助军校的军械——引者）运到之时，初时以时局危难，负责缺人，以故徇蒋（介石）意再为冯妇，迨械到则人脚已齐，个个垂涎做官，达遂可以拔脚去矣”，“今值太宗纵囚之会，安得不两步并成一步走耶。”他在信中还说：“救国之道，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工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达两月来观察所决定。”^[1]

邓演达离开黄埔军校后来到了上海。他深感军阀统治下之中国，国事日非，人民受压迫，社会黑暗落后，孙中山手创的国民党“至今飘摇”，是因为“无真实人才”。他想为改变这种局面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便决定到西欧去，以便“速阅近日社会科学书籍”，等学有成就，即“挺身而出，为国尽力。”^[2]

1925年初，邓演达到达德国柏林。在德期间，他集中精力阅读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门学科的著述，并常与一些进步人士交谈，共同探讨。当时在德的共产党人朱德、孙炳文、高语罕等都与邓演达有交往，对他的思想起到一定影响。他与孙炳文等共同组成国民党旅德支部，后来还负责支部工作。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邓演达十分悲痛，他参加了留德中国学生追悼孙中山的大会，并在会上致了悼词。

1925年冬初，邓演达离开柏林，取道莫斯科回国。在苏联，他亲眼看到这个“已走在革命成功的道路的国家”，是“很热心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3]的；同时也了解到苏联在革命前后的巨大变化，以及联共（布）党员和人民群众如何遵守党的纪律，同心协力建设国家的情景，受到很大鼓舞，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同年年底，邓演达回到广州。1926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邓演达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游欧的报告。他以亲身的见闻说明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殖民地和破坏镇压中国革命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但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却热情支持中国的民族革命，海外广大华侨也都关心和同情祖国，因此中国革命并非没有希望，“而是更比前猛进”，“革命的运动，任谁也不能把它停止”。他号召代表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奋斗，并表示要和大家一起，“做牺牲苦斗的工作”^[4]。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

随后，黄埔军校解除了王柏龄教育长的职务，由邓演达接任，主持校务。2月初，黄埔军校改组，改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七人为改组筹备委员^[2]。在军校工作期间。邓演达锐意整饬，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他办事认真，坚持原则，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在学生中威信很高”^[3]，广大进步师生和苏联顾问都喜欢接近他和尊敬他。当时军校经常开会交流情况和布置工作。会议若由蒋介石主持，就开得死气沉沉，公式刻板，大家都噤若寒蝉，不敢吭声。但当邓演达主持会议时，气氛就十分活跃。“他善于发挥与会者的积极性，引导人们披露胸怀”^[4]，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蒋介石等人，他则以大局为重，“遇事直陈，不稍顾忌。”^[5]

1926年1月21日，军校全体师生集会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邓演达担任纪念大会主席，由政治部主任熊雄、苏联顾问等发表演说，介绍列宁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理论等。邓演达也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勉励大家“为民族解放奋斗，继承孙中山、列宁遗志。”^[6] 在邓演达等的支持下，军校学生还积极参加了广东各界人民援助省港罢工工人的活动，走上街头为罢工工人募捐；还参加工农群众的各种集会等等。由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军校的政治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革命队伍的不断扩大，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为此，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曾于 1925年底提出了在黄埔军校增设政治科，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干部的建议。邓演达重返军校工作后，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与中共广东区委有关领导人以及苏联顾问等就此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讨，并向蒋介石交涉，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在军校增设政治科。政治科于1926年2月正式上课，招收学生500名，大多是来自各方面的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

当时在军校工作的苏联顾问曾对邓演达在这方面的态度作过如下评价：“他是一个十分厌恶军阀主义的人，是一个抱有民主思想，热爱祖国人民的人”，而且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反动军阀的极端憎恶”，“实际上领导着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国民党进步分子。”^[1]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邓演达虽身处逆境，仍不顾个人得失，极力劝告蒋介石要以革命大局为重，查明事件真相，同革命力量一起，认真贯彻执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蒋介石在邓演达面前，也假惺惺地表示“内疚”，但骨子里却更加嫉恨邓演达^[2]。

4月间，蒋介石借故将邓演达调往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

[1]　《邓演达致张难先信》（1924年12月），载《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邓演达致张难先信》（1924年12月），载《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关于游欧的报告》（1926年1月1日），载《邓演达文集》。
[4]　《关于游欧的报告》（1926年1月1日），载《邓演达文集》。
[1]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8号，1926年1月9日。
[2]　1927年1月1日《黄埔日刊》。
[3]　王世英：《我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及白区工作的回忆》，载《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苏联顾问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页。
[5]　杨逸棠：《邓演达先生传略》。
[6]　1926年1月25日《工人之路》。
[1]　《苏联顾问在中国》第122页。
[2]　据杨逸棠、陈卓凡等的回忆资料，并参考陈公博的《苦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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