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处在反革命的四面包围之中。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武汉政府决定对东、南、西三面采取守势，集中主要兵力首先讨伐北面的奉系军阀。1927年4月19日，国民革命军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邓演达在会上致词，阐述第二次北伐的重大意义。随后，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首先召集部务会议，“决定出发后工作进行之原则及其方法。”^[1] 同时组织了“政治工作考察委员会”^[2]，以便加强政治训练工作。考虑到北伐开始后，总政治部的前后方工作“必更紧张”，经呈请国民党中央批准，增设副主任，“并以政治部上海分部主任郭沫若充任。”^[3]

4月下旬，国民革命军从武汉出师，陆续开往河南前线。28日，邓演达主持欢送大会并作了动员讲话。他说：这次北伐是继续完成第一次北伐没有完成的任务，消灭封建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我们要坚决一致地负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以英勇奋斗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排除一切困难，为革命杀开一条血路。

总政治部除郭沫若等部分人员留守武汉外，其余人员分批随军出发。4月29日，总政治部部分工作人员到达信阳，立即开展“调查宣传等工作”，而且“成绩甚佳”^[4]。5月9日，又随总指挥部前进，翌日到达驻马店。邓演达也带领一批工作人员赶赴前线，因信阳铁路被土匪截断，交通受阻滞，于5月18日才到达驻马店。

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在驻马店开办了“各种训练班”^[5]，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邓演达往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总是不辞劳苦地认真检查各军政治工作开展的情况，抓紧时机对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教育。5月22日在西平、26日在张梁庄，他先后对政工人员发表了讲话，说明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军纪，增进作战的勇气”；“使军队革命化”；“使军队与民众深相结合，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认为这是检查政治工作好与不好的三条标准。他还强调指出：要达到这些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工人员“能够吃苦，勇敢，忠实努力地去工作。”他赞扬在战斗中献身的政治工作人员，对这些勇敢的革命战士表示敬意；同时又批评了政工人员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如不能与士兵共甘苦，就不可能得到官兵的信任，就不能根据具体的客观环境和官兵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要求政工人员越是在“艰苦困苦的时刻”，“就应该格外镇静，越发热心地去工作”^[1]，以自己的行动来增强官兵们的战斗决心和勇气；政治工作人员还要和军事人员一样，随时“都要准备着去牺牲”^[2]。

在二次北伐征途中，邓演达关心官兵疾苦，及时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困难，使他们保持旺盛的斗志。当他知道第四军的粮食被土豪劣绅控制的红枪会抢走后，便马上下令把政治部的大米全部拨给第四军，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则以杂粮充饥。在激烈的战斗环境和艰苦生活的条件下，部队的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演达“目击战地伤病官兵之疾苦，敬佩之余，悯念殊深”，特派出人员于5月21日在驻马店成立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从事救护与慰劳”^[3]。该委员会设总务、卫生、宣传等部，下有救护队、慰劳团等等。经过总政治部的宣传发动，“各团体参加者，异常踊跃”。仅商民协会就捐款一千三百多元购买慰劳物品。当地群众热情地为伤病员煮粥送水，协助护理^[4]。邓演达也亲自前往慰问伤病员，使他们受到很大鼓舞。

邓演达把发动民众、密切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作为总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反复教育政治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军队“不能离开民众而生存”，我们应该“站在民众利益方面”，“与民众打成一片，变成人民的军队”；同时又要“使民众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军队，我们的胜利，即他们的胜利，来极力帮助我们。”他尤其强调要发动组织沿途的农民，认为革命的成功，非靠“农民的起来”不可^[5]。4月29日，邓演达在武昌主持成立了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并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兼组织科长，该委员会随军“出发前方工作，为农民利益而奋斗”^[6]。总政治部工作人员亦积极向农民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在驻马店，“每日派数十宣传员前往附近各村庄，从事宣传。各村农友异常欢迎”^[7]。经过宣传发动后，农民着手组织农民协会，还派出一些农民参加总政治部的宣传大队，“担任向导”，协助总政治部进一步扩大农村宣传和组织工作。邓演达认为“河南的农民是革命的”，“河南农民的组织也正在发展中”，“一定会得到解放”^[1]。

邓演达不仅要指导总政治部的工作，而且还不顾危险地亲临前线参与指挥战斗。5月28日，革命军在临颍向奉军主力发动攻击。敌人兵力多于革命军数倍，且有良好工事及优越兵器，革命军虽勇敢猛攻，但官兵“伤亡甚众”。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共产党员蒋先云统率的第七十七团，更是奋勇当先，官兵伤亡过半，蒋先云身先士卒，“勇猛冲锋陷阵”，不幸“饮弹阵亡”^[2]。在这场严酷激烈的战斗中，邓演达“来往于火线上，表示与该军同生死，其勇敢负责，官兵无不感动”^[3]。

革命军占领临颖、许昌后，急需政治工作人员。邓演达随即派遣一批人员前往工作。随着革命军的胜利前进，“政治工作范围亦复扩大”，邓演达乃“电召郭沫若副主任前往协同指挥”^[4]。

6月初，革命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合，占领了郑州、开封。正当北伐前线胜利进展之际，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危机，随着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而日益严重。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徐谦、张发奎、孙科等军政要员，在郑州同冯玉祥举行秘密会议。邓演达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冯玉祥提出了“分共”的主张，与会者多数赞成，只有邓演达“极端反对”^[5]。

郑州会议之后，革命军陆续撤回武汉，邓演达也于6月14日抵达武汉，各地反动势力与汪精卫集团串通一气，大肆攻击和摧残工农群众运动，邓演达一如既往地热情支持工农运动。6月19日，他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一再强调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国民党要革命，就必须使工农获得“实际利益”，就必须“促进农民运动”。他深刻地指出：革命是以新的力量来推翻旧的力量，旧的力量自然会起来抵抗，现在有人对革命怀疑、非难，正是这种抵抗力量的表现。他坦率地承认工农运动中确实存在一些过火的行为，并诚恳地指出工农革命群众不应因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来妨碍革命大业的进行。但他同时又提醒人们注意：“目前是和封建势力短兵相接的时候，谣言甚多，封建势力极大，农运进行困难，是不能免的”。因此，“革命者总要站稳自己的立足点，认清革命的目标，去完成最重大的责任”。他要求农讲所毕业学员在今后的农运工作中，“必须考察当地的情形，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为困苦的农民谋解放、谋利益而工作。”^[1]

6月20日，湖北省农民协会召开扩大会议，邓演达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农民运动最近的策略》的演说。他首先指出：最近湖北的农运遭到了极大的反抗，“固然在革命中有些曲折，有些错误，但是不能容忍反动派来毁谤我们”。他建议大会应该讨论“怎样战胜敌人的进攻，解除穷苦农民的困苦”等问题。他要求大家明确认识搞农运的目的是要“解放农民”，而不是像蒋介石利用农民来取得个人的统治地位。因此，“我们要切实到农村中去，要了解农民的要求是什么”，并且“要使佃农雇农自耕农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去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他要求大家深入农村作真实的宣传，又把农村的真实状况告诉人们，这样才能打破反动派制造的谣言。他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不死，我们要进行革命”^[2]。他在演讲中还特别分析了河南红枪会和农民的状况，要求政府应该下决心把红枪会的农民群众从土豪劣绅控制之下争取过来，切实解决河南农民的生活和土地等问题。

6月24日，他在国民党湖北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又一次强调指出：要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就必须“发展农民运动”；“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接受为推进农民运动，实现总理三民主义的批评；拒绝反对农民运动的批评。”^[3]

邓演达维护大局，反对分裂，关心群众利益，反对摧残迫害农民运动的革命立场，引起了汪精卫集团及武汉政府中右派势力的不安与仇恨。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数次拍电报给汪精卫集团，攻击邓演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并要挟他离开武汉出国。汪精卫也要求邓演达放弃革命立场，跟他一道行动。邓演达严正劝告汪精卫，要他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指出只有依靠民众，才是唯一的出路，力图促使他回心转意。但汪精卫一伙却一意孤行，背叛行径日益表面化。

邓演达感到汪精卫集团继续进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已不可能，决定离汉出走。6月30日，在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议之后，他怀着“十二分痛切沸热”的心情，发出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信件，严正谴责汪精卫一伙曲解和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工农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再无法执行工作职责，所以只好离开了。但他同时又申明，此后自己“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革命的纲领，坚守着总理的策略，那我必立时受中央的命令立刻回来工作”^[1]。

7月3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邓演达写的《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文章提醒人们要注意“中国革命的最近趋向”，指出：现在有人一面要革命，一面又惊骇社会的变动，否认工农革命运动，这是欺骗群众，是假革命；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有可能断送在主张“一民主义或半民主义的蒋介石、戴季陶及其同类等等叛徒手上。”

7月13日，邓演达公开发表《辞职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欲使国民党终化为反革命团体”，这是与他的“素愿相违”的，因此不得不辞职。他再次表示：“倘将来诸同志能翻然觉悟，遵奉孙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那时候，他就回来“与诸同志合作”。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者，邓演达化装成检查电线的工人，沿京汉铁路至郑州，再转陕西潼关，乘坐苏联顾问回国的汽车一道前往莫斯科。

当汪精卫集团即将叛变的危急关头，有些革命同志曾主张拥护邓演达出来，带领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一道公开反对出卖革命的汪精卫，坚持革命斗争。但这一意见得不到重视。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过：“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2]

[1]　1927年5月28日《汉口民国日报》。
[2]　1927年4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
[3]　1927年4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
[4]　1927年5月28日《汉口民国日报》。
[5]　1927年6月7日《汉口民国日报》。
[1]　《对第十一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动《邓演达文集》。
[2]　《对西平各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载《邓演达文集》。
[3]　1927年6月1日《汉口民国日报》。
[4]　陈翥云：《我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时的一点回忆》。
[5]　《对西平各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及《对第十一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
[6]　1927年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
[7]　1927年5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
[1]　《对第十一军政治工作的讲话》，载《邓演达文集》。
[2]　1927年6月3日《汉口民国日报》。
[3]　陈卓凡、杨逸棠：《邓演达先生传略》，载《邓演达先生遗著》。
[4]　1927年6月2日《汉口民国日报》。
[5]　陈卓凡：《我所知道的邓演达》，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1]　《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载《农民运动》第29期。
[2]　1927年6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
[3]　《党的根本问题》，载1928年6月26日《汉口民国日报》。
[1]　载《邓演达文集》。
[2]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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