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后，隐居于上海。

邓演达目睹人民群众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陷于恐怖、饥饿、死亡的境地，革命的中国变成了“昏暗无光的地狱”^[1]，因而迫切地感到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起来革命，“要整个的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不但是要反对南京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挂名反对南京的军阀政客。”^[2] 但他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性质任务等并不理解，甚至持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现时正在第三国际的舞弄下面，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际是使中国成为第三国际的属邦，苏联的附庸。”^[3] 并错误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与南京反动政权相提并论。他还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游击战争，认为“决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4]。虽然如此，邓演达仍然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且曾主动找中国共产党商谈。可是，当时“左”倾错误正在党中央占据着统治地位，对邓演达提出的联合反蒋要求，“没有理睬”^[5]。在此情况下，邓演达决定同国民党中要求反蒋和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人士，如季方、朱蕴山、黄琪翔、章伯钧等人，为“复兴”中国革命而自行活动，积极筹建新党。

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表示要担负起孙中山未完成的革命事业。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带纲领性的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下设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工作等几个委员会，负责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行动委员会还出版了《革命行动》杂志和《行动日报》，以传播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个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也不赞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企图在两者之间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形成第三种政治势力，故被人们称为“第三党”，它是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在当时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邓演达白天便不公开露面，多数是“闭户作文”。上海的盛暑天气，闷热难忍，他处在斗室内，赤膊赤足，汗流浃背，但仍专心致意地工作，“似乎不知有大暑天”^[1]。到了晚上，他就外出活动，“指导或接洽工作”^[2]。经常在深夜12点以后，甚至次日凌晨3、4点钟以后才回住处休息。他的工作虽然这样繁忙紧张，但为了节省生活费用，外出时多是步行，极少坐车，在居住、饮食、衣着等方面，也力求简朴，要求自己不同工农大众的生活标准相差太远。

经过邓演达等人的积极活动，行动委员会先后在江苏、浙江、河北、山东、河南、江西、广东、福建、四川等14个省建立了地方组织，还在香港组织了海员协会，以便沟通上海与海外的联系。

与此同时，邓演达以极大的精力撰写了大量政治文章。从他回国到1931年被捕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写的文章总计“不下二十万言”^[3]，书信札记还不计算在内。《革命行动》几乎每期都刊有他的文章，甚至在一期内同时刊载他撰写的四、五篇文章。邓演达知识渊博，思考敏捷，写起文章，“文思如涌，运笔若飞”^[4]。1931年春，他还到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以及北平、天津等地考察政治、经济形势，使他更具体地了解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广大人民遭受苦难的情况。

邓演达回国后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他为行动委员会起草的文件，明确提出并具体阐述了“农工平民革命”的理论，全面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

首先，他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在经济上，中国还停留在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阶段。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不仅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而且还遭受反动官僚凶暴的政治掠夺，因而导致农村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农村经济日趋破产；中国新式工业极少，其中80％又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本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在华享有种种特权的打击，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社会经济“无法过渡到一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新阶段”^[5]。

在政治上，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正统治着全国。这个政权是买办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寡头专政”^[1]，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官僚、政客、党棍、高利贷商人、地主豪绅的联合统治”^[2] ；它“代表中国整个旧的反动势力”^[3]，本质上同清朝或北洋军阀统治没有什么差异。这个政权下的政治组织，完全继承了封建传统的官僚制度。所以在政治上是“变形的封建统治”^[4] ；而帝国主义成了“南京政府的太上皇帝”^[5]，“蒋介石则甘愿当帝国主义的工具”^[6]，他们共同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

在文化思想上，封建的思想意识在中国仍占着显著的地位。血缘和氏族关系还浓厚地存在着，封建的礼教名分和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仍有很大影响。蒋介石上台后，更是推崇孔子的封建思想，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文化思想也“乘虚而入”^[7]。因此，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思想意识支配着中国社会。

根据上述的分析，邓演达认为：“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8] 邓演达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他明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障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农工平民大众起来，“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建设新的平民的中国，即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9] 所以，平民革命是“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10]。

其次，邓演达论述了平民政权的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大多数平民群众，特别是农工阶级，在数量上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政治上受着严重的压迫，经济上受着残酷的剥削，他们迫切要求解放，因此只有发动他们起来参加政治斗争，才能建立“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平民政权”^[1]。

他认为这个政权必须由直接和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平民群众所掌握。平民群众包括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其中人数众多的农工群众由于受压迫剥削最深斗争最勇敢，而必然成为平民群众的重心，因此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2]。

他认为建立平民政权的先决条件，是把平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如工会、农会等职业团体，以及如学生会、妇女、士兵等组织的准职业团体。然后由这些团体派出代表组织“中央及地方的政权”，工农代表在其中占60％，其他职业的平民群众代表占40％。国民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于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执行机关”；省民大会、县民大会、乡民大会则为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邓演达还提出要用征兵的办法，组成“人民武力”，来“保护革命”和“保护自己的政权”^[3]。他认为只有这样组织起来的政权，“才可以彻底的铲除官僚制度及军阀政治的积弊，不再发生官僚政治。”^[4]

他还提出了关于平民政权的各项具体政策。如在对外方面，他认为世界上存在帝国主义、苏联和被压迫民族等几种势力。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对它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苏联客观上是我们的朋友，但要提防它干涉中国革命；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真实的朋友，要联合他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在对内的经济政策方面，他认为要把一切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5]，为生产社会化打下基础。但允许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存在，以便辅助国营企业进行生产。在农村则要“彻底肃清封建的残余”^[6]，即废除佃租、劳役、高利贷、苛捐杂税及种各强制性的掠夺。而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也是邓演达一贯重视和关心的问题。他说：“我们在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办法”^[7]。至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办法，他认为应由国民会议规定土地法并根据各地情况，分别规定农户占有土地数量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制定国家收买土地的定价法，凡超过规定定额的土地由国家收买，分给没有土地或定额不足的农民耕种。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民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不许自由买卖。邓演达还主张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提倡和促进农户自由联合，进行大规模的耕作，用进步的技术改造农业，作为实现农业社会化的过渡。此外，邓演达还提出了平民政权的社会政策、文化政策等等。

邓演达提出了第三道路的主张，具有不少激进的革命见解，但他的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他所主张的平民革命实质上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理想中的平民政权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1]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载《革命行动》第2期。
[2]　《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载《邓演达文集》。
[3]　《革命行动（发刊词）》，载《革命行动》第1期。
[4]　《中国到那里去？》，载《革命行动》第1期。
[5]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1]　陈卓凡、杨逸棠：《重印邓演达先生遗著序言》。
[2]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3]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4]　《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5]　《我们的政治主张》，载《革命行动》第1期。
[1]　《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载《行动之声》。
[2]　《中国到那里去？》。
[3]　《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
[4]　《我们的政治主张》，载《革命行动》第1期。
[5]　《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中的中国》，载《革命行动》第2期。
[6]　《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中的中国》，载《革命行动》第2期。
[7]　《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载《革命行动》第2期。
[8]　《我们的政治主张》。
[9]　《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载《革命行动》第3期。
[10]　《我们的政治主张》。
[1]　《我们的政治主张》。
[2]　《我们的政治主张》。
[3]　《我们的政治主张》。
[4]　《我们的政治主张》。
[5]　《我们的政治主张》。
[6]　《我们的政治主张》。
[7]　《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载《行动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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