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通过了出师北伐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北伐战争的指挥机构，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

邓演达受命后，立即离潮州分校返回广州，着手筹备总政治都。他将原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训练部加以改组，健全组织机构，充实各级人员。总政治部下设秘书长及宣传、组织、总务三科，各科又分设若十股，负责处理各项具体工作，任命孙炳文、郭沫若、季方等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秘书长和各科的领导工作，还吸收十几名由省港罢工委员会推荐的青年工人到部里工作。李宗仁回忆说，邓演达“极左倾，其左右也悉为左倾共产分子。”^[3] 总政治部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目标并充满革命朝气的机构，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总政治部成立后，马上进行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邓演达更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他召集各军、师政治部主任会议，商讨政治工作计划；制定宣传大纲，把“实行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等作为宣传工作的基本口号；了解各部队的政治工作情况，配备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加强各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和检查总政治部各项工作的进行情况，等等。对于邓演达在这期间的表现，李宗仁曾回忆道：“邓氏生活刻苦，精力过人，每日工作十余小时无倦容。他对革命工作的狂热，几乎到失常的程度。”他“为人极正派，是非之心极为强烈，他任事和待人实是可钦可敬的。”^[1]

北伐军出发前夕，邓演达对总政治部工作人员一再进行动员，反复强调这次北伐战争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唤起广大工农群众起来解除痛苦，打倒反动军阀，铲除害国殃民的祸根。他还针对革命队伍内部存在个人独裁的倾向，提醒大家注意“防止我们自己造成军阀的趋向”^[2]。邓演达十分重视动员群众支援北伐。7月12日，他应邀出席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召集的各工会代表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阐述北伐的意义，以及北伐战争同工人群众的关系等等。到会代表听了他的报告之后，“当即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表示拥护北伐。会议接着还具体讨论了关于组织运输队支援北伐等问题，“会场空气非常热烈慷慨，决定组织北伐运输委员会以主持其事。”^[3]

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后，陆续开往北伐前线。总政治部成立一个宣传大队，沿途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还组织了许多宣传鼓动小组分派到北伐部队的各个团去，激励官兵们勇敢作战。蒋介石所控制的第一军，开始不愿政工人员插手，但不少人在半途开小差， 吸鸦片、抢劫等事不断发生。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只好要求邓演达给第一军派出政工人员。邓演达派往第一军第一师的政治工作人员中，就有12名是共产党员^[4]。

北伐先遣队到衡阳、向长沙挺进时，邓演达先率领总政治部部分人员日夜兼程赶到衡阳，参加军事指挥工作。待政治部全体人员到衡阳后，邓演达当即召集大家开会，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他指出：北伐军即将同敌人接触，艰苦激烈的战斗就要展开，我们政治工作的要点，就是要鼓舞士气，激发他们不怕牺牲，勇敢作战；同时必须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战争，只有工农群众同革命军紧密合作，才能有效地摧毁敌人，取得胜利。

邓演达强调工农群众在北伐战争中的作用，并非偶然。他在这一年写的纪念“五一”节的文章中就曾指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国家，因此中国的革命不仅是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还要反对帝国主义。所以，靠极少数的民主主义者是无法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国民革命之重担不得不落在大多数的痛苦的农民工人的肩上”。他认为工农应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下，与一切赞同革命的人们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1]。在准备出师北伐的繁忙日子里，他仍热情地关怀和支持省港罢工工人的斗争。7月21日，邓演达出席了广州各界群众15万人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援助省港罢工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军队是要与痛苦的人民结合的，而且要为人民解除痛苦。”他说，我们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特别是穷苦的工农同胞受害更深，因此“我们誓必反抗到底”。他还指出：现在国民政府与英国方面正在谈判解决罢工问题，但是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力量是在我们人民身上”，“我们非努力团结一致，不能得到好的结果”。所以大家“要有决心，更加团结，为党及政府后盾，胜利定是我们的。”^[2] 北伐开始后，在紧张的战斗生活里，邓演达仍然关注着省港罢工。他于8月31日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全体罢工工人，指责英帝对罢工“毫无诚意解决”，鼓励罢工工人继续“努力奋斗，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3]。邓演达尤为重视发动农民支持北伐。他一再强调，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北伐胜利才有保证。

8月11日，北伐军攻占了长沙。当天，邓演达随总司令部抵长沙。次日，邓演达参加了总司令部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制定北伐的第二期战略计划。会议围绕着北伐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问题展开了讨论，决定先集中主要力量攻取武汉，对江西则暂时采取监视的作法。对于如何攻克武汉，会议确定分兵三路，以第四、第七、第八军为中路，作为进攻的主力，其他部队则分别编为左、右两路，掩护和配合中路军共同歼敌。军事会议之后，邓演达召集政治部工作人员开会，具体部署政治工作人员如何配合军事行动，积极做好各项政治宣传工作诸事宜。接着，他与苏联顾问铁罗尼带领政治部先遣队，赶赴前线工作。

北伐军按照长沙会议的部署向北挺进。特别是叶挺独立团的将士们，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屡立战功，与其他部队互相配合，攻克平江，直下岳州（岳阳）。邓演达为此特致电广州报捷：“（廿一日）我军攻下岳州”，“得枪械子弹无算”^[4]。此时，敌军退守通往武汉的门户汀泗桥与贺胜桥。总司令部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夺取这两个地方。为了配合部队作战，邓演达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到前线，加强对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官兵们士气大振，奋勇冲杀，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从8月26日至 8月30日，只用了五天时间，便先后攻占了反动军队扼守的汀泗桥与贺胜桥。

敌人溃败后，退守武昌，紧闭城门，凭着高大的城垣负隅顽抗。8月3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主力抵达武昌城下，组织了敢死队爬城。敌人在城墙上疯狂扫射，北伐军伤亡甚大，未能奏效。这一天，邓演达带着铁罗尼等人，不时出入于前沿阵地。敌人炮弹接二连三地从他们头上飞过，但他们却镇静自若。郭沫若后来回忆说，邓演达“照常把颈子昂在右边，把胸脯挺着直堂堂地走。”^[1]

9月2日，经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决定于9月3日凌晨组织大规模的攻城战。由李宗仁任攻城总指挥，陈可钰任副总指挥^[2]，并分头做好各项攻城准备工作。遵照上述决定，总政治部除了组织政工人员和青年学生分头出发，继续进行宣传工作外，还派出人员再次征集大量梯子、麻绳等物回来，以备攻城使用。3日凌晨3时攻城战斗开始，邓演达“跟着去督战”^[3]。但因敌人设防坚固，且已有准备，而北伐军又欠缺精良武器及攻城工具，故攻城再告失败。

9月5日凌晨，北伐军又发动了一次攻城。邓演达仍亲自到前沿督战。由叶挺独立团挑选战士组成的敢死队员英勇地冲到城下，攀登城墙。敌人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炮火堵击。我敢死队员寡不敌众，相继壮烈牺牲。此时，邓演达正骑着一匹马，在前沿督战，突然一颗子弹打过来，恰巧打中了马的脑壳。“那子弹从邓主任（即邓演达）的左胁下穿过，军服的袖子打穿了一个洞。人没有受伤，马是顿时倒了。”在这危险时刻，邓演达毫不畏缩，和苏联顾问铁罗尼、翻译纪德甫等隐蔽在长春观旁边一堵墙后面，用驳壳枪向城上敌人射击。敌人的枪弹象雨点般打过来，纪德甫不幸中弹，倒在邓演达身旁，壮烈牺牲了。邓演达忍受着内心的悲痛，立即令人将纪德甫遗体抬回去，自己仍继续坚守在阵地上。他写了一张纸条让卫兵带给政治部宣传科长郭沫若说：“德甫同志于今晨七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哀痛至极，后事望兄从厚料理。”^[4] 次日，政治部全体人员在阵地上为纪德甫的壮烈牺牲举行了追悼会，邓演达在会上致悼词，报告纪德甫阵亡经过，激励大家要为烈士报仇，战斗到底。

10月9日晚，北伐军再次向武昌发动进攻。叶挺独立团的将士们首先由中和门冲入城内，唐总指挥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从中和门旁边爬墙过去，向黄鹤楼前进。守敌纷纷投降或被缴械，北伐军胜利地夺取了武昌城。邓演达当即将捷报电告广州国民政府^[1]。

当天，汉口十万群众正集会纪念“双十节”，攻克武昌的捷报传来，群众更为振奋，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晚上，邓演达和铁罗尼返回汉口总政治部途中，看到无数群众仍聚集在街头为北伐取得伟大胜利而狂欢的动人情景。铁罗尼不禁赞叹说，这种场面，“在莫斯科以外是不能够看见的”^[2]，邓演达更是兴奋异常，他满怀信心地迎接着新的战斗的到来。

[3]　《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　陈卓凡：《我所知道的邓演达》，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2]　陈卓凡：《我所知道的邓演达》，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3]　1926年7月13日《工人之路》。
[4]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　《今年“五一”节之意义》（1926年5月1日），载《邓演达文集》。
[2]　1926年7月23日，《工人之路》。
[3]　1926年9月14日，《工人之路》。
[4]　1926年8月25日《工人之路》。
[1]　郭沫若：《北伐途次》。
[2]　郭沫若：《北伐途次》。
[3]　《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4]　郭沫若：《北伐途次》。
[1]　1926年10月13日《工人之路》。
[2]　郭沫若：《北伐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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