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邓华，1928年参加红军，经历了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任纵队司令员、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东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要职。他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军政皆优，战功卓著，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他高瞻远瞩，胸怀全局，屡出奇谋，指挥果断，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
邓华，原名邓多华，字实秋，湖南省郴县永宁区陂副邓家（现为郴县鲁塘乡陂副村）人，1910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
邓华的父亲邓养源，自幼随父读书，20多岁应县试，中廪生，在家乡私塾执教。中年时代，邓养源开始接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将私塾改成新式小学。他除继续教书外，还刻苦钻研医术，成为本地小有名气的郎中先生。他给人看病不取报酬，遇上贫苦农民，还为其贴钱抓药。
邓华7岁时在本村私塾启蒙。接着又在附近的石陂高级小学读了一年。1922年秋，他到郴县县城新华学校读高小。
新华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校长和主要教师是美国人。邓华来到这里，感到非常新鲜。他勤奋学习，每次期终考试，成绩都是优良。学校当局对中国学生非常傲慢凶狠。他们对谁看不顺眼，就找岔子揪耳朵，打屁股，甚至拳打脚踢，至于爱国游行活动，更是绝对不许参加。对于这种思想禁锢，对于洋教师任意凌辱中国学生的行为，邓华非常反感。一日，他找来袁世凯卖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二十一条》，逐条阅读，不觉怒火中烧。他认识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所以任人宰割、欺凌，是因为腐败无能的卖国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在他的心头埋下了痛恨帝国主义和反动卖国政府的种子。
1925年秋，邓华乘船到省会长沙，考上了岳云中学。这时的长沙，革命群众运动兴起，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反对军阀官僚的腐败政治，长沙市工人、学生不断地举行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邓华积极投身于革命群众运动，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在一篇题为《论青年人生观》的作文中写道：“嗟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
[1]1925年10月16日，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在安源被害，遗体运抵长沙，灵柩停放在教育会坪。邓华参加了10月26日举行的万人追悼大会。
1925年冬，邓华由父母作主，与本县华塘乡社里的邱青娥结婚。
1926年，农民运动在湖南兴起，北伐军入湘后，“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邓华的故乡郴县和与郴县紧邻的桂阳县，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他的哥哥和二姐夫都已先后加入共产党，二姐夫何仰之还是永宁区党的负责人之一。他得到哥哥和二姐夫的教育帮助，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思想上产生了飞跃。用邓华自己的话说，“开始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打倒地主资本家，建立苏维埃，实行社会主义”。
[1]1927年春，邓华从岳云中学转入南华学校，以初中二年级肄业程度，跳级考上了政治班。政治班有个名叫易蕴的同学，湘潭易家湾人，共产党员，在自修室与邓华座位相连，接触谈心比较多，相互间很快建立了信任。一天，邓华向他透露想参加共产党的意愿。因那时国共关系已开始紧张，易蕴便问：“入党你怕不怕?”邓华毅然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一年的3月，经由易蕴、查夷平的介绍，邓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1927年4月，党组织决定邓华到省党校学习。这所名义上为国民党的党校，实际上由共产党人所掌握，秘书长为谢觉哉，教务主任是李达。5月21日，军阀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经党组织同意，邓华与两个郴县籍党员一道，离开省党校，返回郴县。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由粤北转战至湘南，在湘南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四、七三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并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邓华闻讯，连夜赶到离家20里路的桂阳县城，可是革命军已先期退出，他又追到郴县保和圩，终于赶上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先在该师第二团工作，3月，被调至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
[3]。
二
不久，湘粤两省之敌约六个师进攻湘南起义部队。朱德、陈毅率领部队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于4月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原第七师被编为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邓华任宣传队中队长，不久，被调到该团二营六连任党代表。
三十三团没有参加两军会师大会，而是奉命去打遂川。这是邓华第一次参加战斗。作为连党代表，他除了能进行一般的政治动员外，军事知识并不知晓，而是凭着革命激情和勇敢精神出现在战场上。幸好连长方正明是贺龙旧部，他指点眼前山川地物，教邓华如何隐蔽自身，如何向敌人进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邓华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
5月底，因给养困难，枪支不足，四军军委决定：由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三十三团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要求三十三团前往桂东山区活动。在返回湘南途中，有人乘机煽动干部战士回家，部队秩序很乱。此时，邓华的表弟、在三十三团任连长的首培之，邀邓华一起回家乡去，说是到家乡打游击，群众条件好，情况熟悉。邓华回答说：“不能回家乡去，农民同志有家乡观念，回去就会散掉。”
[1] 他毅然决定：不随大队人马回家乡，而是重返井冈山。
邓华和三十三团中不愿回湘南的同志上了井冈山后，受到毛泽东的欢迎
[2]。四军军委将他们中的军事干部编入二十八团，政治干部编入三十二团，邓华被分配在三十一团一营，任营委干事。
不久，邓华参加了著名的龙源口战斗。他随担任前卫的一营由古城出发，在七溪岭凉亭前面与敌遭遇。由于地形狭窄，兵力不易展开，就在路旁的两个山包上与敌对峙。待迂回敌后的第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打响，敌军动摇之际，邓华和三十一团一营全体指战员在营长陈毅安指挥下，迅即勇猛冲杀，将敌打垮，与主力一道乘胜追击，占领了永新城。
8月底，邓华随三十一团一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是役红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强作战，打退敌人两个团的多次进攻，毙伤敌近百人，红军仅伤亡3人。
9月，邓华被调到三十一团党委，任组织干事。
1929年1月14日，邓华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于2月10日参加了大柏地战斗。此役歼敌近两个团，扭转下山以来连战失利的被动局面。3月13、14两日，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歼敌郭凤鸣旅2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物资。攻占长汀后部队进行整编，三十一团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邓华先后任纵队党委组织干事、军士队党代表、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随部队继续在闽西活动，参加了三占龙岩、攻占上杭等战斗。
12月下旬，邓华以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身份，参加了在上杭古田举行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1930年6月，成立红十二军，邓华先后任红十二军教导队政治委员、一纵队三支队政治委员。8月，邓华率部参加围攻长沙战斗；撤围长沙后，随红一方面军回师赣西南，于10月4日，攻占吉安城。在吉安，红十二军扩编，成立红三十六师，邓华被任命为师政治委员。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2月24日，率部参加红一方面军在小布举行的军民歼敌誓师大会。12月29日，总部发觉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进至龙冈，并继续向东进犯，遂于是日晚8时下达攻击张辉瓒部命令。战斗打响，三十六师会同友邻部队一举突入敌阵，邓华与师长一道，指挥所部与张辉瓒卫队营激战，几番勇猛冲杀，全歼了这个由能上刺刀的驳壳枪装备的卫队营，有力地促进了全歼张辉瓒部的胜利。紧接着，1931年1月2日，三十六师受命作为正面攻击力量，追歼谭道源部的第五十师。邓华等指挥所部勇猛进攻，与友邻部队协同，又歼灭谭道源师两个团
[1]。
1931年5月，三十六师参加粉碎敌第二次“围剿”后，7月间，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8月7日和11日，三十六师跳到敌人背后，与兄弟部队一道，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三仗，歼敌万余。此时，各路敌军共约20万人，向红军集结地君埠追来。在敌包围圈越来越紧缩的情况下，方面军总部于8月13日命令红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把敌人牵走；而主力则向兴国方向突围，再次跳到敌人背后去隐蔽休整，以逸待劳，伺机破敌。
在这次向东北方向佯动，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斗中，三十六师在军首长罗炳辉等率领下，有声有色地执行总部交给的战略使命。邓华和师长各骑一匹从张辉瓒那里缴来的高头大马，或率先，或殿后，指挥部队虚张声势，故意扬旗鸣号，拉大行军队伍距离；没有红旗的同志，挂起各色包袱皮当旗帜，高高举起。夜间行军，有意点起无数火把。行军路过岔口，或是宿营住房，则把红一方面军所有番号有意号出来。果然，蒋军认定红军主力“北窜”，急调各路人马跟踪追来。就这样，三十六师等部牵着敌人鼻子，在赣南地区崇山峻岭中盘旋打圈子，待到8月底；敌人发觉上当时，已是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疲惫不堪了。以逸待劳的红军主力抓住敌全线退却的有利战机，勇猛追击，又歼灭2万余人，胜利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三十六师奉命在闽西做群众工作。1932年7月至1933年1月，邓华先后率部参加粤北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和金资战役。打破敌第四次“围剿”后，6月，红一方面军在腾田整编，取消军的建制，由军团直辖师。原十二军三十六师编入一军团一师，邓华任一师三团政治委员。不久，他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月，邓华改任二团政委；8月至10月，在工农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10月下旬至12月初，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时，邓华率领红一师二团，执行向敌人进攻、阻击、追击等任务，掩护主力西进。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一师二团参加了四渡赤水等战斗，爬雪山，过草地，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后，邓华先后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主任，一师政治委员和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作战，以及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后，奉命率部南下至西安北部，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转入整训，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进行准备。
三
1937年9月，在平型关前线，邓华作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同年10月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邓华改任该团政治委员），深入连队进行战斗动员，会同团长杨得志指挥所部，迎战猖狂一时的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是役歼敌1000多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邓华先后担任独立团、独立师和第一军分区政委，带领部队抗击日寇，打击和争取伪军，参加开创晋察冀根据地工作。
1938年2月，晋察冀军区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组建了以邓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邓华支队，准备挺进冀东，开辟新的根据地；第一步先行开辟平西地区，以取得前进基地。3月，邓华支队向平西进军，打击敌伪军，消灭地主土匪武装，连克矾山堡、桃花堡、金水口、门头沟等据点，一度收复昌平、涿县、涞水、良乡等县城，并将北平至门头沟铁路及平绥铁路下花园至昌平段大加破坏，解放了平西10余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宛平、房（山）、涞（水）、涿（县）、延（庆）、昌（平）、怀（柔）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抗日自卫队。
5月，宋时轮支队奉命来到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四纵辖第十一支队和第十二支队，共5000余人，积极准备挺进冀东。
6月8日，宋时轮、邓华率部分两路向冀东开进。邓华率第十一支队沿途作战，连破永宁、四海等敌据点。接着在沙峪与增援四海之敌遭遇。该敌200余人为板垣师团所部，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很强，在其伤亡达30多人时，仍然顽抗。邓华指挥三十一、三十三两个大队，从上午11时战至午后4时，敌除7人逃跑外，其余悉数被歼。6月17日，十一支队所属三十三大队猛扑灵雾山区的兴隆县城，与日军、伪军300余人及反动民团等彻夜激战，占领县城大部。
在四纵队胜利进军的配合和推动下，中共冀热边特委于7月上旬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人民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组建为抗日联军，一度发展到10万人。
邓华等四纵首长遵照中央指示，于8月率部攻克迁安县城，同时开进遵化、丰润县境，在铁厂与抗日联军部队胜利会师。至此，四纵和抗联部队已经攻克六座县城，控制了冀东广大村镇，一度截断了北宁铁路，中断敌运输半月之久，使日军陷入严重困境。8月中旬，冀察热宁军区成立，宋时轮、邓华分别担任军区正副司令。8月22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发来贺电说：“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以十万分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会合”，并指示其“创造冀热边新的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
[1]在“敌人很严重的进攻”
[2] 面前，四纵党委会决定主力西撤平西，并决定将起义部队5万人带到平西整训，以便第二年整理成一个大部队再打回冀东，并将这一安排向上级请示。10月8日上级来电说：“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在由邓华主持的、有抗日联军部队负责人参加的九间房会议上，大家认为当时已经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一致同意留下包森、苏梅等三个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起义部队约5万人向平西转移
[1]。部队在西撤途中由于敌人围追堵截，加之起义部队组建不久，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不细，以致遭受较大损失。
11月25日，中央致电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电报说：“邓、宋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电报同时指出：“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2]。
一向严以律己的邓华，对于西撤问题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他认为，出现这种问题，除了把当时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怕敌人“扫荡”，部队受损失外，还由于：一、部队出动前准备工作差；二、主要领导干部意见不一致；三、河北地下省委在起义发动后才赶到冀东，未能参加起义的直接发动和领导工作
[3]。他多次表示，自己身为纵队党委书记，应负主要责任
[4]。
10月底，邓华带部队回到平西后，即着手恢复和开辟平西根据地的工作。
1939年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以第四纵队为基础，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由萧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五人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和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巩固了平西，开辟了平北，坚持了冀东根据地。
1939年秋，邓华奉调到晋察冀军区，筹备建立第五军分区；1940年3月，被任命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他到任后，带领部队一面开展政治整军，开辟根据地；一面进行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
8月20日至12月5日，邓华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被任命为涞灵战役左翼队司令兼政委，指挥一、二、六、二十六团和察绥支队，向浑源、灵丘、广灵地区之敌出击。战前，他指挥所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根据军区布置的战役计划，他部署所部对各据点之敌情、地形侦察得十分详尽，敌人驻地以及警戒配备如工事、外壕、铁丝网、堡垒等，都绘成了图。部队出动前后，严密封锁消息，保守军事秘密；同时增设有线电话，便于联络指挥。如攻占北口、南坡头、枪风岭等处的战斗，准备工作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及至战斗打响，敌人还蒙在鼓里。10月8日夜，邓华亲临战场指挥强攻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日军70余名，受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称赞，说“打得十分干脆漂亮”。
[1] 百团大战期间，他指挥所部共进行大小战斗9次，歼敌500余人。
第五军分区辖涞源、灵丘、广灵、蔚县、繁峙、应县、阳原等8县。这一带总称雁北，是有名的贫瘠地区，加上日军频繁“扫荡”掠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遇上荒年，山上的树叶、树皮，都被采来当主食。在部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时，邓华指示所部，严格执行军区“不得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的训令，率领部队强袭敌伪据点，去“虎口夺粮”；就是再困难，宁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这期间，邓华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他坚守一条原则，越是艰苦困难时，越是要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越是要关心干部战士
[2]。
随着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日军深感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它的心腹大患，因而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敌后根据地。从1941年起，晋察冀根据地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根据地面积相对缩小。
1941年8月，因五分区撤销，邓华被调到四分区主持工作。他一到四分区，便立即投入秋季反“扫荡”斗争。
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达7万之众，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进犯四分区之敌1.5万余人，分六路出动，首先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邓华和四分区首长一道，带领分区主力部队巧妙转移，与敌人捉迷藏，跳圈子，摆脱敌之合击，保全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或在敌合击的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突然开火，速战速决；或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敌人。如9月19日，在获悉日军500余从漫山、骆驼岸出发，向六亩园前进时，分区主力一部于古树台附近设伏，另一部则不断对其侧击、尾击，毙伤其20余人，待其进入预设伏击圈时，即以猛烈火力向其扫射，毙伤敌150余名，余敌狼狈逃窜。又如分区部队仅一个连在南北强安地方，牵制敌人3000多人，麻雀战从上午10时直打到下午5时，日军晕头转向，被打死者达120余人，而八路军方面开火的战士仅13人。与此同时，还发动广大民兵实行麻雀战。这样就使日军处在根据地军民合力打击和内外线的夹击之中，终于迫使日军退出根据地，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1]。
1941年底，邓华被任命为第四分区司令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封锁”和“蚕食”，妄图把华北变成它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四分区便成为日军掠夺的重点。日军在分区周围大量增筑据点、堡垒，大修封锁沟、封锁墙，建立“无人区”；同时经常派出部队前来奔袭、进击。根据地进一步缩小。邓华根据1942年1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高干会议精神，一方面领导部队进行整训，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另一方面指导分区军民，积极打击前来奔袭、进击的敌人，使其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1942年1月至8月，四分区部队共与日军战斗230余次，歼其1300余人。
9月军区高干会议后，邓华领导四分区军民，坚决贯彻军区提出的“到敌后之敌后”的对敌斗争方针，即组织游击队到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活动，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从此，四分区“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10月14日，到敌占区活动的部队，一举攻入灵寿县城，毙伤日伪60余名，俘217名，缴获许多枪支弹药等物资，连日本新首相东条英机颁发的金质奖章也缴来了。从9月至12月，四分区军民歼敌812名，摧毁堡垒11个，恢复和开辟村庄144个。
进入1943年，尽管日军仍对根据地进行所谓“跃进蚕食”、“转辗扫荡”和“毁灭扫荡”，但由于根据地军民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不断创造新的斗争方法，还是挫败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年初，针对日军对分区行唐地区的“蚕食”，邓华指挥主力部队趁其立足未稳时发起攻击，2月1日至10日10天中，在攻克西口头、三打刘库池、夜袭东寺、强攻谭庄等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782名。在封锁沟外活动的部队，甚至还袭击了平汉铁路上的长寿镇。在9至12月，即日军进行所谓“毁灭扫荡”期间，四分区军民共与敌作战432次，歼敌2400余人。
邓华十分重视部队文化宣传工作。他自己就是搞宣传工作、搞政治工作的行家。他长于写作，重要的电报、总结、报告，通常都是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打球，排球、篮球、康乐球，样样都来。四分区剧社在晋察冀边区颇有影响，除上演《白毛女》、《血泪仇》等现代剧目外，还演出京剧。
1944年2月，邓华任机动旅（后改称教导第二旅）政治委员。这个旅是由晋察冀军区抽调6个团组成的，奉中央军委之命开赴陕甘宁边区。
邓华到延安后，于同年11月调到中央党校一部三支队学习，直到1945年8月。其间，4月至6月，他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离开烽火连天的战场，他得到了系统地学习理论和回顾自己战斗历程的机会。邓华后来总结说：在延安一年多，“对于提高思想，改正自己的缺点方面是有收获的”。
[1]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11月8日，邓华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
根据党中央关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的指示，11月25日，邓华奉命率保一旅等部队撤出沈阳，向辽西转移。11月27日，邓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委员。12月，辽西军区（后称辽吉军区）成立，邓华任军区司令员。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他率领军区部队，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巩固的根据地；同时，整训部队，鼓舞战斗意志，进行各项战斗准备。
1946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军队违背停止军事冲突协定，以优势兵力，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以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攻。邓华指挥所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解放四平战斗和四平保卫战后，转战于辽吉广大地区，进行反敌蚕食作战，拔据点，歼顽匪，积小胜为大胜，为东北战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1947年4月，由保一旅、保二旅、西满独立师等部组建成辽吉纵队，邓华任司令员。
经过东北民主联军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第一阶段，四平已成为孤悬于中长路的孤立据点。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夺取四平，作为在东北转入战略反攻的一个重要战役。
邓华奉命指挥由辽吉纵队改称的第七纵队，于6月上旬协同第一纵队进攻四平。七纵到达四平地区后，从侦察部队的情报中得知，四平守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已得到补充，第五十四师也已退集四平，加上保安部队，共约3万余人。邓华根据敌情，判定以两个纵队攻取四平，兵力对比优势不大，因而把握不大；如果用3个纵队，拿下四平较有把握。他即拟好电报，准备向总部提出建议。当时纵队司令部有同志说：“上级恐怕抽不出兵力，如能抽调，还不调来么?”邓华却认为，当时东北有6个纵队，增调一个纵队不成问题。最后他把电报稿改为：最好增加一个纵队，否则增加两个师也可以。以后实际上只增加一个师，而且这个师只能担任战役预备队，不能担负独立攻击一个方向的任务。实践证明，两个纵队加一个师，打四平这样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只能对该市西城（以铁路为界）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攻击，无力在东城增加一个攻击方向；夺取西城后，敌人退到东城死守，这时两个纵队已打得很疲劳，加上战斗减员和存在着铁路开阔区的不利地形等情况，再攻东城，就显得兵力不够了。为了夺取东城，这才把第六纵队的两个师调来，形成“加油战术”。后来由于攻击四平的时间过长，敌人南北援兵迫近，又把第一和第七纵队抽出打援，只留第六纵队攻城，力量就更不够了，结果不得不放弃夺取四平的计划
[1]。
尽管上级没有接受他的正确意见，他还是坚决指挥所部，浴血奋战12昼夜，取得歼敌4800多人的巨大战果。第七纵队曾攻下敌七十一军军部大楼，活捉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的胞弟、特务团团长陈明信。
在民主联军撤围四平后，蒋军南北援兵与守军汇合，得以在四平继续挣扎了8个多月，直到1948年3月，第七纵队再次参加四平战斗，以3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守敌一个多师，仅一天一夜，即一举解放四平。
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第七纵队经过短期休整，于9月底向辽西地区挺进，担负破坏北宁铁路，并阻敌新六军北返任务。当时蒋军在辽西地区有暂编一七七师、暂编第五十七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以及暂编第五十一师和一八四师等部，分别驻守在法库、彰武、新立屯、阜新等地。为了到新民以西破路，并截击新六军北返，就要越过法库、彰武。是置法库、彰武之敌于不顾，绕道去执行破路和截击任务，还是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消灭法库、彰武之敌呢? 邓华想采取后一作战方案，但如果法库、彰武不能顺利拿下，又耽误阻击新六军任务，就会犯一个不执行命令的大错误。当时就有人持异议，说：“上级并没有命令我们打法库、彰武呀!”邓华经过认真侦察敌情，并仔细分析后，果断、坚定地命令：以一部兵力前出北宁路执行破路任务，以纵队主力去歼灭法库、彰武之敌。其所部第二十一师远距离奔袭，一昼夜强行军180里，于10月1日拂晓前包围法库时，敌人还毫无察觉。第二十一师迅猛发起攻击，全歼蒋军暂编第一七七师。此时，蒋军对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还未摸清，第七纵队亦未发现新六军北返迹象。邓华旋又抓住有利战机，出敌不意，攻其无备，指挥所部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彰武，下新立屯，克阜新，直取新邱，攻占黑山，连战皆捷。17天时间，接连拿下5城，歼敌3个师。七纵这次机动灵活执行命令，既打了没有命令的胜仗，又完成了破击任务，连受总部通令嘉奖。邓华事后总结这次战役时，幽默地称之为“顺手牵羊”
[1]。
1947年12月至1948年4月，邓华因病在哈尔滨治疗、休养。病愈后重返七纵，指挥部队在四平一带进行新式整军及军事大练兵运动。
1948年9月至11月，东北野战军进行了著名的辽沈战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辽沈战役制定的作战方针是：以主力南下北宁线，攻占锦州，把蒋军封闭在东北，然后予以各个歼灭。9月12日，邓华奉命率领第七纵队南下北宁线，执行包围锦州蒋军任务。
怎样攻打锦州? 如同1947年夏季攻打四平时一样，有一个集中兵力问题。最初的部署是：以两个纵队阻击锦西、葫芦岛方向援敌，5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援敌，一个纵队围困长春之敌，4个纵队攻取锦州。12个纵队中，用于直接攻取锦州的仅有4个纵队，主要兵力用于打援了。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联系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点，守敌8个师10万余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当时邓华只是一个战役方向（指挥城南方向两个纵队）的指挥员，但他纵观战役全局，认为攻取锦州是战役第一阶段的重点，也是能否把蒋军封闭在东北、并在稍后予以各个歼灭的关键，因此，应以1/2的兵力，即6个纵队，在援敌未赶到之前攻占锦州。夺取锦州，歼灭了锦州的敌人，打援就好办了。如果把主要兵力用于打援，阻援较有把握，而攻锦兵力不够，攻锦时间就要延长；拿不下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之敌会师锦州。邓华把这个意见作为正式建议，向东北野战军总部提出
[1]。电报发出后，林彪没有答复，但不久调来了两个纵队，即部署5个纵队攻锦，一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作为战略预备队，外加一个炮兵纵队和一个坦克营，这样攻锦就有把握了。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31小时激战，全歼蒋军范汉杰以下10万余人。当时邓华等人认为，增调两个纵队攻锦，是林彪听取了下面的意见，后来才得知，是中央军委指示林彪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兵力，是中央军委纠正了林彪的错误部署
[2]。
攻占锦州后，10月20日至28日，邓华率第七纵队急行军北上，参加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之战。此役七纵歼灭廖兵团1万余人，生俘敌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等高级将领多人。10月29日至11月2日，攻克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分数路隐蔽入关，准备会同华北人民解放军举行平津战役。
11月25日，邓华率七纵从辽阳一带出发，于12月17日到达北塘一带集结，并于月底奉命同另两个纵队一道去夺取塘沽，3个纵队都归七纵首长统一指挥，任务是歼灭塘沽守敌，封锁平津蒋军从海上逃跑的去路。但七纵在现地勘察和试探性进攻后，认为攻击塘沾，于我不利，因为蒋军兵舰摆在海上，可以发挥舰艇炮火火力，部队不能沿海岸包围敌人，而塘沽的南面和西北面，不是河沟很多，就是草地盐田，广阔平坦，不易通过，强攻不仅会造成我重大伤亡，而且不能全歼敌人，只会逼使敌人从海上逃跑；如果转而拿下天津，同样能封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邓华与协同作战的兄弟纵队首长共同研究，并再次察看地形后，认定攻击塘沽得不偿失，准备向平津前线总指挥部提出转而夺取天津的建议。邓华知道，攻克塘沽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重要战略部署，如同中央军委电报指示的：“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3] 作为3个纵队的战役指挥员，现在提出不打，是不是会招来不执行命令之嫌呢? 邓华在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终于向平津前线总指挥部拍发了电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二天，平津“前总”派出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前来实地勘察，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于是，由邓华和刘亚楼共同向中央军委和“前总”报告，提出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平津“前总”接受了这个意见，立即改变部署。毛泽东给平津“前总”发电说：“放弃攻击两沽（按：指塘沽、大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1]。
1949年1月14日，邓华指挥两个纵队由东向西突破敌防御工事，与兄弟部队一道，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余人，解放了天津。接着便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整个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结束了解放华北的战争
[2]。
1949年4月，邓华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辖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八3个军。
5月至6月，十五兵团所部在平津地区整训3个多月后，在邓华率领下南下，行程2400余里，到达长江北岸。7月，邓华率十五兵团并配属两广纵队渡过长江，配合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沿湘赣边境攻击前进。接着，与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共同进行了湘赣战役。10月1日至29日，又与第四兵团、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共同进行了广东战役。10月14日，十五兵团先头部队攻入广州市区，解放了广州市。广东战役歼敌6.2万余人。11月9日，邓华兼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50年春节期间，邓华趁路过郴县之便，请假回到故乡郴县陂副邓家探望。回到故乡，父母亲早已去世，大革命时期，他们同情支持过革命，又让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参加革命，就因为这些，父亲3次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大年初二，邓华来到父母亲墓前，默哀凭吊。在故乡逗留6日后，于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六）重返前线。
根据中央军委和四野的指示，由邓华统一指挥四十军和四十三军等部，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与大陆隔着琼州海峡，守敌为海南岛防卫司令薛岳（号伯陵），所属5个军连同地方武装约10万余人，附有大小舰艇50多艘，飞机30多架，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御的“伯陵防线”，凭借海峡天险，妄图负隅顽抗。面对茫茫大海，解放军参战部队一无渡海作战经验，而且战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识水性；二无机械化渡海工具；三无空军海军支援。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同，陆地作战搞不好，可以整顿部队重来，渡海作战搞不好，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邓华强调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春夏之交完成解放海南岛任务，但是，必须慎重从事，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稳扎稳打；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得力措施，克服敌机敌舰和茫茫大海的阻拦，与坚持海南斗争的琼崖纵队紧密配合，才有可能使部队顺利登陆，胜利完成作战任务
[1]。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经过反复研究，兵团于2月初确定渡海作战方针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主力强渡相结合。
木帆船能不能同敌舰作战，能不能把大军渡过海峡，这是当时许多人疑虑的问题。在海上练兵时，四十三军一个副排长带领8个战士，乘小帆船与敌舰遭遇，他们在五六十米距离上一齐向敌舰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四十军一一九师在涠洲岛登陆时，当我炮船（用十轮卡车上发动机改装的机帆船，装有战防炮等火炮）勇敢地上前与敌舰炮战，击伤其“海硕”舰，敌亦仓皇逃窜。邓华在给各参战部队的电报指示中指出，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能勇敢逼近敌舰，敌人是不敢恋战的，”“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坚决向敌舰展开斗争，只有勇敢地向敌舰进击，才能将敌舰威风打下去，才能缩小敌舰活动范围，争取我在海上的行动自由。”
[2] 当时，邓华有一句为人普遍传颂的名言：“遇上敌舰，要横下一条心：打! 木船即使被打坏，抱着木头我们也要游到海南岛登陆”
[3]。及至前后两批四次营、团规模偷渡成功，并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师，便大大坚定了广大指战员用木船战胜敌舰、胜利跨越天险的勇气和信心。
趁着台风季节到来之前，趁着“谷雨”前后还有东风可资利用的时机，4月16日，正是潮汐平流，下午为东风，是南渡海峡较好的气象。当日19时30分，兵团一声令下，两个军渡海第一梯队共8个团，分乘帆船318只，机帆船32只，于雷州半岛起航，途中突破海空封锁，于17日2时至6时，先后强行登上海南岛，与前来接应的前两批偷渡登陆部队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
渡海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部队大举登陆后，敌防卫司令薛岳犹作垂死挣扎，调兵遣将，组织5万余兵力，在空军支援下，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际，在美亭地区加以围歼。此时，邓华迅速组织了美亭决战；严令两面作战处于不利情况下的四十三军忍受一切困难，坚守阵地，紧紧吸住敌人；同时，命令向澄迈挺进的四十军，克服疲劳，连续作战，沿澄琼公路向在美亭的四十三军出援。四十军主力于21日17时进至美亭东西两侧，与四十三军形成对敌合围态势。22日两军协同，在美亭东北侧的白莲地区击破敌六十二军和三十二军二五二师等部的抵抗，歼其一部，同时全歼美亭突围之敌。至此，敌全线崩溃。解放军乘胜追击，于5月1日宣告全岛解放。整个战役歼敌3.3万余人，击毁敌机两架，击伤敌舰五艘，击沉敌舰一艘。
1950年6月6日，邓华率十五兵团指挥所由海南岛回到广州。
五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在宣布出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的同时，公然武装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造成对我国的直接侵略。
7月8日，毛泽东批准由邓华担任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这支战略预备队是在海南岛战役结束后由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组成的。
7月28日，邓华率领部队北上东北执行边防任务，将司令部设在丹东( 当时称安东)。
丹东同朝鲜仅有一江之隔。邓华在这里密切注视朝鲜战场局势发展，研究对阵双方战略态势，并且联系我军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认真探求一旦我军出动与美军作战我应采取的战术。1950年8月13日，他在边防军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实行大胆勇敢的渗透战术，选择敌人的弱点，从敌人的翼侧或侧后插至敌人的心脏，首先将敌后方联络切断，尔后分割和包围敌人，一一歼灭之。一般的敌人防御正面布置是较严密的，尤其美国军队火力组织较好，从正面攻击，不容易奏效。而美军最怕的是联络切断，被人包围。他还指出，我军必须“充分发扬近战”，“发扬夜战”。这些战术意见，在志愿军入朝后，在运动战期间的作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
当时，朝鲜人民军正将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军打到洛东江边，解放了朝鲜国土90% 以上。但在洛东江前线，战事处于胶着状态。邓华与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等人反复研究后，提出对朝鲜战争形势发展的估计，由邓华执笔，联名向上级报告。这份在8月31日发出的报告，从两方面论证了敌将在朝鲜侧后登陆。报告分析朝鲜地形时说：“因为半岛狭长，又为山地，故优势兵力的容纳是有限度的。同时我为内线作战，在战役上虽是主动的，进攻的，但因三面环海，敌又有海空优势，敌很有可能选择我之弱点，从我侧后登陆，以收外线作战之利。”接着，报告从战略高度分析战场态势，指出“美帝正努力坚守大邱、釜山地区，并以局部反击来巩固滩头阵地，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到来再行反攻；另一方面，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一为以一部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一为以小部兵力于现地与人民军周旋，抓住人民军，其主力则在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的。”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及时作了部署，先是增调两个军，编入十三兵团（亦称东北边防军）序列；接着又抽调3个兵团! 在通往鸭绿江地区的铁路沿线集结，准备应付紧急局面。
已在鸭绿江地区的十三兵团4个军，配属3个炮兵师、3个高炮团、3个汽车团，以及战防炮团、战车团、工兵团、骑兵团等，则在邓华司令员等边防军首长的领导下，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抓紧练兵，特别是练习山地穿插迂回战术和近战、夜战战术，为应付紧急局面而紧张地进行思想上、战术上和物资上诸项准备工作。
果然，6月15日，美国侵略军等7万余人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在朝鲜人民军侧后汉城地区的仁川登陆，随即占领汉城，切断了人民军洛东江前线的供应，人民军大部被割断在汉城以南。这就完全证实了邓华等人对朝鲜战局发展的估计
[1]。
以美帝为首的侵略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0月初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和图们江进犯，并不断以空军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
10月8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先后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邓华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东北边防军全体指战员宣誓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参战。
志愿军入朝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志愿军6个军，于10月25日开始，进行第一次战役，经12昼夜激战，歼敌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
遭到第一次战役打击后，骄横跋扈的麦克阿瑟错误地判断中国不过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是“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仍然指挥所部分兵冒进，叫嚣一定要在圣诞节（12月25日）以前结束朝鲜战争。
在第一次战役后的志愿军党委会上，在总结第一次战役作战经验后，研究下一步战役计划时，邓华根据当时敌我态势，特别是敌军统帅麦克阿瑟狂妄嚣张的心理特点，提出我军在第二次战役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彭德怀和党委其他成员都表示赞成
[1]。11月13日，在彭德怀主持的大榆洞作战会议上，邓华根据志愿军党委讨论的意见，部署了第二次战役，具体的作战方针为：“节节抗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在运动中消耗和歼灭敌人。”为实现这一战役企图，西线集中主力六个军，另一兵团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2]。
美方真的中计了。他们认为：“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
[3] 麦克阿瑟甚至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
[4] 于是，他指挥美李军和其他仆从军于11月24日发起所谓“圣诞节回国攻势”，西线美方“第八集团军在前36小时中，在几乎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前进了12英里。但是在11月25日天黑后不久，灾难降临了。”
[5] 原来，志愿军在彭德怀、邓华等的指挥下，于11月25日夜发起了第二次战役。东线志愿军接着于27日发起强大攻势。西线和东线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协同下，经一个月激战，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收复包括平壤、元山在内的广大地区，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美军兵败如山倒，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在仓皇撤退时翻车毙命。美军被迫转为防御。美国纽约报纸评论说：“麦克阿瑟将军直接走进了陷阱里去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陆军史上一个最大的失败。”
[6] 这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第二次战役后，中朝人民军队于12月31日至1951年1月7日，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一举突破三八线，1月4日解放汉城，并一直打到三七线，歼敌1.9万余人。
1951年1月初，邓华深入总结志愿军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写出《对美帝作战的初步经验》一文，并于1月8日将此论文在志愿军高干会议上作了报告。这篇对作战有重要指导作用的著名论文，高度概括了美军和南朝鲜军的长处和短处，精辟阐述了志愿军在运动战中的作战指导方针、战术原则、部队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等方面的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华在这篇论文中总结了志愿军在一、二、三次进攻战役中担负局部防御作战部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志愿军运动防御作战，起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1]。
接着，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了第四次战役。这次战役中，敌人集中全力反扑，朝中方面采取“西顶东放”方针：西面在汉江两岸顶住向汉城的进攻，东面把敌人有计划地放到横城地区，造成该地区的敌人突出，两翼暴露。邓华于2月初率前线指挥所前往东线指挥作战。2月11日，美军第二师第九团和南朝鲜第八师等部，得意忘形地窜到横城西北60余里的上下榆沟一线，邓华当即抓住有利战机，于当夜指挥部队采取两钳渗入、严密包围的战术，一举截断其后路，敌人全线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在24小时内，1.29万余名敌军被分割聚歼在横城南北、广田里东西，方圆数十里的山地里。我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但紧接着，当志愿军反突击向纵深发展发生困难，砥平里战斗受阻时，遵照彭德怀的部署，适时转为运动防御。此时，邓华在《对美帝作战的初步经验》一文中提出的在防御作战时兵力配置前轻后重，火力配置前重后轻的战术原则，对于胜利进行运动防御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行这种战术原则，在敌具有强大火力的情况下，有效地避敌之长，减少我之损失，而我实行近战夜战，又能攻其所短。在一定时间内消灭敌人一定的有生力量后，在不利情况下，利用夜晚适时主动后撤至新阵地。第四次战役历时87天，敌人每天前进不到1.5公里，伤亡达7.8万余人，超过了前三次战役伤亡的总和。
第五次战役规模很大，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志愿军在彭德怀、邓华等人指挥下，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战役的第一、第二阶段的进攻作战和打敌反扑，从4月22日开始至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歼敌8.2万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这次战役结束后第二天，6月12日，曾任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的魏特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
[1]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在开城与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邓华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出席停战谈判会议。
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原准备发起第六次战役，举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邓华于1951年7月上旬在《论朝鲜战争之持久性》一文中说，敌我装备悬殊（敌为高度现代化军队，有制空权、制海权，火力强，机动性大），我方供应运输困难，地势于我不利，以及缺乏敌后配合，在这种情况下，“要以达成大歼灭战，一次战役歼灭敌人多少个建制师，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随后，他于8月26日在开城向彭德怀和中央军委报告说：“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坚固设防，而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可小视的。如我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其结果有三：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离战斗。不管哪一结果，伤亡和消耗均会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邓华在报告中作了上述分析，表示不赞成打第六次战役后，建议说：“相反的，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力量装备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歼灭的，代价也不会很大。”
[2]邓华，作为彭德怀司令员的助手，他懂得落在肩上的担子的分量。尽管他这时主要作为志愿军代表在开城参加停战谈判，他还是把这关系战略全局的建议提了出来。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接受了邓华的建议，停止了预定在9月份发起的以运动战为特征的第六次战役。
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就是朝鲜战争中运动战阶段的结束，而进入两年长期对峙的阵地战阶段。
在1951年夏秋季，果然如同邓华所预计的，敌离开其坚固设防的纵深阵地，大举进攻。朝中人民军队依托野战工事英勇抗击，大量予以杀伤，粉碎了夏秋季两个攻势。在整个夏秋季防御作战中，朝中部队共歼敌25万余人，超过了运动战时期五个战役歼敌数的总和，而朝中方面的损失大大低于前五个战役的总和。
在朝中人民军队进行夏季防御作战时，邓华正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停战谈判。在讨论停战军事分界线问题时，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说它有海空军优势，要求朝中方面后退1.2万平方公里，说这是对“海空军优势（的）补偿”。这一荒谬意见遭到驳斥后，美方便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在这种情况下，邓华一方面向彭德怀建议，为促成停战谈判的实现，必须进一步歼灭敌人；另一方面，为解决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寻求办法。他在作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之后，于8月18日在开城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意见。邓华建议说：“现地停战，我方亦不吃亏，因临津江以西三八线以南面积虽小，但人口财富较多。战略上，敌阵地离元山近，登陆易；但我阵地离汉城更近，亦易抚敌侧背。”
[1] 敌人夏秋季攻势遭受严重失败后，当朝中方面于11月7日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方案时，美方不得不予以接受。这个建议的提出，为打破谈判僵局作出了贡献。
邓华在8月18日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拍发的电报中，还同时建议：“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应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的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毛泽东赞同邓华的建议，于8月21日给彭德怀的指示中说：“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
[2]于是，志愿军于9月6日对美军阵地举行局部攻击。其一是攻打敌人夸耀为“铁三角地区”的主要高峰——平康东南的西方山和斗流峰。志愿军攻克了这两个高峰及其附近高地，连同打援共歼敌440名。其二是攻击铁原西南的338．1高地美军一个连，歼敌120余人。从此便开始了我方在阵地战时期的战术性反击。
9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邓华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工作。
1952年4月底，彭德怀因病回国就医，5月中旬出院后被留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随后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9月10日，邓华和副司令员杨得志、副政委甘泗淇等指挥志愿军进行了全线性反击作战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这次全线性反击分为两个阶段：9月18日至10月5日为第一阶段，在志愿军首长统一计划下，一线各军根据准备情况，不等齐地陆续发起进攻；第二阶段从10月6日至31日，在邓华等统一指挥下，一线各军同时发起进攻。在两个阶段作战中，对敌60个连排支撑点和个别营防御地域的进攻作战77次，打敌排以上反扑的作战480余次，共歼敌2.7万余人。
毛泽东对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在10月24日给邓华等人发出的电报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1]10月14日，美军为了破坏志愿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对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志愿军两个加强连的阵地，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所谓“金化攻势”( 我方称之为上甘岭战役)。
美方先后投入三个师共六万余人，集中大炮三百余门，坦克一百多辆，飞机每日几十至几百架次，集中对志愿军3.7平方公里阵地倾泻炮弹290万发，最多的一天30万发；飞机投弹5000枚，最多的一天500枚，把阵地山头削低了两米，岩石被炸成一米厚的粉末。为了抗击敌人的进攻，志愿军也先后投入四万多人的兵力，并尽量发挥炮兵作用，平均日消耗炮弹119吨。在邓华等志愿军首长指挥下，志愿军防守部队坚持“紧守阵地，寸土必争，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的作战方针，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与敌进行空前激烈的战斗。根据邓华代司令员的指示：“有坑道的阵地仍然是可以而且必须与敌反复争夺的。同时应尽一切可能及时的增援，以致我坑道中能保持适当的有生力量，利用野战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于阵前”；并“适时以火力反击，或兵力反击，求得里应外合夹击敌人，杀伤歼灭敌人于阵地上”。志愿军防守部队转入坑道后，顽强坚守，并在火力反击和二梯队兵力反击支援下，里应外合，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歼灭敌人达2.5万余人。这次战役持续了43天，创造了我军依托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
[2]11月，邓华撰写了《关于积极防御的若干战术问题》一文。这篇长达3.3万多字的著名论文，全面而深入地总结了五次战役以后，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以来，依托坑道体系，在防御组织、防御作战和对坚固阵地攻击诸方面的经验。
1952年12月，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美方在上甘岭的失败，使得它在正面战场突破我防线的希望破灭了，除了使用核武器和在我方侧后大规模登陆外，是别无他法了。慑于世界人民的压力，要作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动用核武器持怀疑态度”，因为朝中人民军队“处于掘壕深藏的状态。”
[1] 美方便企图在我侧后大规模登陆。从战略全局出发，为使我立于不败之地，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邓华在认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和美军在仁川登陆等战役中登陆与反登陆作战的经验教训后，联系朝鲜我方侧后东西海岸自然条件，敌我双方人力、兵力、物力等方面情况，提出了我方反登陆作战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志愿军执行这些方针和原则，在朝鲜军民协同下，进行了巨大规模的反登陆战备工作。在几个月时间内，进一步修筑了东西海岸防御工事，新建了两条铁路和8条公路，加强运输，储备弹粮，等等。至1953年4月，我方完成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可以抗击敌10个师左右兵力在我侧后的登陆进攻。
[2]1953年5月中旬，朝中人民军队发起夏季进攻作战，歼敌4.5万多人，促使停战谈判有了进展，到6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就在这时，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纵容下，以“就地释放”为名，无理扣留我方被俘人员2.7万余人，并狂妄叫嚣“北进”“单独干”，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邓华等志愿军首长认为有必要给它一点教训，以促成停战最后实现；同时，在金城前线敌方李承晚集团防线正有一突出部，伸进我方防线。邓华说，为了不给朝鲜人民留下隐患，也需要“把战线拉直，给朝鲜人民多占点地盘”，因而打算进行金城战役，正拟向中央军委和彭德怀请示，
[3] 恰在这时，彭德怀司令员来到朝鲜。
彭德怀于6月19日离开北京，赴朝参加停战协定签字，20日晨抵达丹东，得悉美方纵容李承晚集团于18日借口“就地释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疯狂叫嚣“单独干”时，立即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白天驱车赶到平壤，同邓华等通了电话，他们不谋而合地主张再打一仗，并于当晚就此向毛泽东请示。第二天，毛泽东答复：再打一仗，“仍为必要”
[4]。
金城战役于7月13日夜打响了! 邓华在1951年8月向毛泽东、彭德怀拍发的电报中所期待的“战役反击”，终于到来了。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呵! 战役发起时，1000余门大炮，40分钟的火力急袭，即发射了弹药1900余吨。我强大突击集团在一小时内，就突破李承晚集团4个师的21公里正面阵地，至次日黄昏，经21小时，突入敌人阵地纵深9.5公里，随即乘胜追击，迅猛穿插，活捉其“首都”师副师长；接着又击退敌纠集美李军6个师以1个连到2个团规模的反扑1300余次，至7月27日停战时止，金城战役歼敌5万人，向南推进169.2平方公里，打掉了突出部，拉直了战线，迫使敌人于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军事分界线的划分是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准的。从1951年11月27日第一次划出，到1953年6月17日再次校正时，我方向南推进了140平方公里；金城战役后7月24日第三次校定时，我方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比第一次划分线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战线不断向南推进，生动地反映了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变化。
朝鲜停战实现，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哀叹说：“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种沮丧的心情”。
[1] 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美国的失败。
7月31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以最高荣誉——“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赠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10月27日，以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赠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等志愿军领导人。
停战协定签字后，彭德怀回国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1953年12月，邓华从朝鲜回国，并参加于12月4日至次年1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邓华向会议作了题为《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经验的介绍》的发言。
六
1954年4月6日，邓华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党委书记；12日，又被任命为东北军区代理司令员。
邓华到东北军区后，5月11日至24日，主持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随着朝鲜停战的实现，东北军区的历史任务，由支援抗美援朝作战转变为以战备训练为主，以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在新的形势下，邓华在强调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大力抓了部队的现代化建设。根据在朝鲜同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美国军队作战的经验，邓华强调全体指战员要努力学习并掌握现代技术装备和诸兵种军队的合同战术。
1955年3月，邓华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司令员，随后，被任命同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5月6日，他参加从苏联方面接收旅大基地的工作，任接收领导小组副组长。
1955年10月至11月，邓华参加组织领导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任副总导演。这是一次集团军、军两级首长——司令员携带通讯工具，并有部分实兵参加的抗登陆战役现地演习。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后第一次大型演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视察指导，并有全军许多高级干部参观见学。演习结束后，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总结讲话。演习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1956年3月，邓华在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就如何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问题，和周桓（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一道作了联合发言。他们建议要有明确重点防御和强调控制强大机动部队的思想；在关于军队建设方面，他们认为，加强防空是我们当前建军、作战的头等任务。邓华形象地说：“在朝鲜战争中，咱们是光着脑袋打仗呀! 现代战争，没有强大的空军，没有掌握制空权，可不行呵!”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为加强空军建设而大声疾呼。
邓华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军人本色。在沈阳，开始安排他住在日本关东军司令住过的房子，可他觉得那房子太大了，浪费，便主动要了处小房子，于1956年搬了进去。那幢关东军司令住过的房子，遵照邓华的意见改作招待所了。邓华的一位老战友回忆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私花过公家一分钱，或者向公家要过一件规定以外的东西。几十年来，他生活上无所奢求，自奉甚俭，始终过着廉洁清淡的生活。”
[1]1955年9月，邓华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华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邓华率领我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
1958年二三月，在沈阳军区党的第一届二次会议上，不少人“大跃进”的劲头很足。但邓华强调要“因地制宜地、有计划地，并在物资器材许可和不打乱原有的整个工作规划和提高训练质量条件下，展开战斗训练的大跃进”。邓华说：“所谓跃进，不能只是数量上的跃进，而且也要求质量提高，多快好省是统一的，因此在训练中要特别注意质量。”“防止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2]在1959年7月19日至29日，邓华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检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部队工作。这是一次整风会议。他列举事实，严厉批评了虚夸浮报和弄虚作假问题，说：这种问题“发展下去有亡军、亡国、亡党的危险。我们要警惕起来，大声疾呼，为反对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
[3] 他还说：“客观的物质条件是有限制的，人们不能无根据地胡思乱想。”“我们作任何一项工作，既要重视主观能动性，又要看到客观的可能性。只看需要不看可能，就会把指标挂在空中，实现不了，一定要干，就是主观主义。”
[4]然而，意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了。
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刚刚结束，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离开沈阳，匆匆赶上庐山。他原想会议当是讨论工作问题，继续批“左”。可是，在8月2日全会开会时，毛泽东长篇讲话的主旨是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了！
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周小舟四人。邓华被分配在批彭的这个组。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经痛心地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邓华也违心地对彭德怀进行揭批，但招来的却是“假批判，真保护”的指责。
紧接着，在林彪主持下，从8月18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追逼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同时还批斗了邓华等四人。邓华的罪名是所谓“军事俱乐部”重要成员，“反党、反毛主席”。
批斗邓华前，毛泽东托罗荣桓给邓华带信，大意说，有些同志对你有意见，开个会让他们说一说，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下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可是，会议一开，哪里是提意见，而是无端问罪，强加罪名，并且不许他申辩。最后，林彪在会上宣布的是：撤销邓华在党内外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10月中旬，邓华被拉回到沈阳军区，由派去批判邓华的三人领导小组主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继续揭发批判。批判邓华的三人领导小组搞了一个洋洋数千言的所谓《邓华同志反党活动材料摘要》，声称邓华“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又是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内的一个危险人物。”
这个材料，是作为邓华反党罪过定案材料的，但又不同邓华本人见面，却把它塞进邓华档案中近20年之久。直到邓华问题彻底平反，邓华读到这个材料时，给了它16个字：“无限上纲，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混淆是非。”
[2]在沈阳军区四级干部会揭批之后，邓华举家于11月迁来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此时此刻，邓华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他本来言语不多，现在更是缄默少言了。但有时向他的夫人李玉芝迸发出一两句火山爆发式的语言：“公道自在人心! 历史将会作出结论的。”
12月，邓华得到通知，中央已决定他转业地方。
七
1960年5月，邓华到达成都。中央已经决定他担任四川省副省长。
地方工作，他不熟悉，而且分配他主管农业机械；他在部队曾经学会驾驶汽车、坦克，算是同机械打过交道，但农业机械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当然也是陌生的。
省委中有一位主管农业的书记，省人委设有农业机械厅，厅长由一位省常委兼任。上有农业书记，下有常委厅长，而他只是一般的省委成员；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他还是个“戴罪之身”。这时他已50岁。有好心人来劝导他：你不过是挂名的副省长，还是少管点事，养养身体吧! 有的人甚至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搞不好又会飞来横祸，要他睁只眼，闭只眼过日子。而邓华回答说：“我总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拿人民的钱，吃人民的饭，就得为人民办事。除此之外，别的我什么也不考虑。”
他立即以他那特有的战斗作风投入到新的工作。他把家略为安顿了一下，便一头扎进农机世界。他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农业机械书刊。他下乡下厂，深入调查研究。一年之中，他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厂农村。几年中，他的足迹遍及巴山蜀水。以致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也说：“在省级领导干部中，邓华走的地方最多，接触面很广，了解情况深细，是一个很有发言权的同志。”
[1]在1961年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次会议还提出给几年来县以下被批判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这是在中国政治生活开始出现转机的表现。紧接着，1962年1月，举行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是在拔白旗、反右、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2]在阅读有关上述方针、政策的文件时，邓华的心情激动不已。1962年春，他在四川省级机关干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工业小组会上，对于七千人大会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很感兴趣，他借用毛泽东讲过的话说：“不让大家讲话，有一天要‘霸王别姬’的。”他衷心地希望党和国家摆脱“左”倾等错误的影响，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3]1962年7月的一天，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来到成都市前卫街邓华寓所，寒暄两句之后，对邓华说：“中央发了文( 指《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原犯错误的人，要进行甄别，你看对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谈谈。”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该怎样回答呢? 李井泉是受中央之托( 李井泉是政治局委员) 前来征求意见，真的要给以甄别平反?还是来摸阶级斗争动向，准备“钓鱼”呢? 邓华注意到他仍然称自己是“犯错误的人”。邓华踌躇了一会儿后回答说“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中央清楚。处理过了，没意见，没要求。”
然而，李井泉的到来，还是引动着邓华思想深处的波澜。在他看来，对他的处理是一个重大的冤案，当然应当甄别平反。他和夫人李玉芝、长子邓贤诗作了深入研究后，决定向党的总书记写一个报告：在肯定犯有“错误”的前提下，要求中央给一个书面结论。报告起草后，邓华作了认真的修改，并加以誊正，准备作为试探气球放出去。报告在家里搁置了一个星期，邓华反复分析当时政治形势，认为报告还是不寄出为好，最后将报告销毁了
[1]。
1962年8月9日，邓华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并批判了所谓的“翻案风”，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2]。
邓华注意到，这次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新的批判，而彭德怀身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却没有出席会议。邓华得以出席会议（他仍是八届中央委员），是区别对待，还是留作反面教员? 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七千人大会前后出现的政治生活方面的转机，似乎又破灭了。
参加八届十中全会回来，邓华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特别是严重消瘦，几乎是一个星期减少体重一市斤，到1962年底，一个1.7米的个子，体重竟下降到只有72市斤。
1963年1月16日，邓华到重庆治病，经医师多方检查，诊断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至1964年4月这一段时间，主要是治病和休养。
1964年5月，邓华出院回到成都。他仍然受命主管农业机械工作，主要抓“四机一车”（指打谷机、打米机、插秧机、粉碎机和架架车）和水轮泵的生产和推广使用。在这一工作中，邓华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66年5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邓华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他得悉这个通知后，联系这些年来政治形势发展的脉络，他预感到：一场政治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1966年8月1日至20日，邓华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邓华回到成都，有人对他的处境表示担忧时，他回答说：“我不当权，尽管放心。”
他照抓工作，照常下乡下厂。
12月27日，彭德怀被由江青把持的红卫兵由成都揪去北京批斗。
这时，邓华要他的夫人李玉芝为他准备一个小提包，内装随身衣服和小日用品，他说：“这下该轮到我了，随时准备他们来揪吧!”
1967年春所谓批“二月逆流”时，得悉一个一个有功之臣，一个一个的老帅，纷纷要批倒斗臭，邓华按捺不住了，他蓦地从沙发上跳起，在室内急促地走步，他想起《史记·勾践世家》中记叙的范蠡在辅佐勾践之后离去时的话语，愤愤地说：“难道真的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了吗!?”
[1]6月2日，终于轮到了邓华，一伙红卫兵闯进他家，未出具任何文件，便将一位堂堂的副省长抓走了。康生、江青于1968年4月27日公开指名“邓华是坏人”后，迫害升级，转而关押到成都市昭觉寺临时看守所，完全被当作囚犯看待。
无穷无尽的审讯，数不清的游街批斗，一齐向这位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袭来。无论是拳打脚踢，还是棍棒加身，或是被推搡倒地，摔得口角流血，邓华始终实事求是，坚贞不屈。暴徒们说：“老实交代你的罪行!”回答是：“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又追逼：“你到处看地形，是准备参加‘二月兵变’。”邓华回说：“我早就没有一兵一卒了，还搞什么兵变!”
1968年10月，邓华接到要他去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通知。他从临时看守所出来，有人请来了理发师，给他理了由于长期监禁而长得很长的头发和胡子。他乘飞机抵达北京，参加了13日至31日举行的全会。原来在这次全会召开之前，在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达到总数的71％。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要超过半数，会议才能有效，因而决定“解放”几名中央委员出来。10月10日，经毛泽东指名，邓华被宣布为得到“解放”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这样，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才达到40人，加上从候补委员递补上来的10人，共50人，刚刚过半数
[1]。
邓华回到成都，不少人来看他，其中也有来拉关系的，要求他公开支持某一派，并许以结合他进省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作为报酬。不久四川省举行省党代表大会，他们特意安排他在大会上讲话。谁料他根本不谈支持哪一派的问题，而是讲团结两个95％，讲大联合，强调抓生产，使不少人大失所望。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邓华只被安排在省革委属下的生产指挥组下的农机小组任组长。
此时，补发了在监禁时被扣的工资1900多元，他拿来交了党费。
省革委要求他在继续主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同时，还把小化肥生产抓起来。他不顾当时自己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困难的境地，也不顾体弱多病的身子，忘我地工作着。他说：“干什么事无私就无畏。我没得乌纱帽，也不想升官发财，只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在林彪、“四人帮”还在肆虐的年代，他和四川省农业机械战线的干部、群众一道，克服重重困难，为四川省的农业机械建设和小化肥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9年4月和1973年10月，他分别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分别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赵紫阳和秦基伟于这一年来四川，分别出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司令员。他们在会见邓华时，分别向他透露：要你回部队工作，你准备着吧!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讯息! 邓华非常兴奋，心想：可能要发生重大事变的。
1976年10月6日，历史性的重大事变终于发生：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 从而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邓华出席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
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调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就是说，他重新回到部队了。
邓华这时正是67岁高龄。由于重返部队，他断然把吸了50年的烟戒了。他还要好好干一场！
8月12日至18日，他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8月25日，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邓华任军委会委员。
接着，他参加了12月12日至31日举行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他虽身患感冒，但仍坚持参加阔别了近20年的军事会议。会议刚结束，身体不支，他不得不住入医院。
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内中包括审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对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邓华在这次全会上发了言，他坚决拥护全会确定的方针和作出的决策。他在回顾1959年那场强加的斗争后说，那时“一找不到我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找不到我反对社会主义的事例，三找不到我反对‘三面红旗’的证据，只好抓我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有工作关系，也有同志间的战斗友谊）和我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和错误，进行批斗”。“我就这样被扣上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帽子。”邓华曾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他说：“此人非常阴险毒辣，口蜜腹剑，一有机会便下毒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华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他一方面着手撰写早就酝酿了的两篇论文：《关于我军装备现代化的问题》和《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方面准备系统地回顾总结数十年来的作战经验，第一步先行撰写有关东北战场、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回忆录。
1979年10月26日，他从北京去广州，身体更差了，再次住院治疗。虽在病中，仍然抓紧时间，写作了纪念海南岛解放三十周年的长文：《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
来自海南岛的一位记者于1980年3月在广州访问过邓华，他在访问中写道：当秘书领着我们“来到老将军的卧室时，那情景真使我们十分不安。墙角竖着一樽氧气筒，老将军坐在椅子上，正插着输氧气管吸氧。他在抱病接见我们呢! 虽然秘书已经告诉我们，老将军患有肺气肿、哮喘病，但竟想不到这样严重。”“我仔细地端详老将军，他身着粗布便服，头戴圆顶小帽，一副普通老人的打扮，面庞消瘦，脸色苍白。”记者接着写道：“如果走在人群中，谁能料到这是我军身经百战、威震中外的名将呢!”
[1]在广州期间，邓华会见了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浦安修转达了彭总在生前对邓华的战斗友谊，她说：“彭总对因他的事件而无端连累很多人，非常难过。”邓华向浦安修表达了他对彭总的深切怀念。他说，在成都时，知道彭总来川了，两人的住地相距只有二三里路，散步20分钟可到。可是，那时不能见面啊! 邓华说：“心想，来日方长嘛，原希望以后在北京见面的，岂料竟成永诀!”
邓华于5月4日离开广州，取道上海回北京去。谁知到上海不久，病情突然恶化，有时竟至昏迷不醒。即使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刻，他还在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安全着想，他惦记着未完成的手稿：《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他断断续续地说：“将来打仗，我有我的想法，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讨论，流血换来的经验是有用处的……”
当他躺在病床上，得悉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为他彻底平反的通知已经下达，并且进行传达时，他的两眼湿润了，吃力地讲道：“多想为党、为军队建设再做点工作呀，……可惜……可惜……来不及了!”
1980年7月3日，邓华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终年70岁。
[1] 访问邓华的同学、亲属邱芩的记录。
[1] 邓华：《自传》。
[2] 邓华：《自传》。
[3] 邓华：《自传》与《履历表》。
[1] 首培之回到郴县后即被敌人残酷杀害。
[2] 李克如：《井冈山斗争的回忆》，人民出版社《革命回忆录》第6辑。
[1] 邓华：《自传》；访问张宗逊记录。
[1] 李运昌：《回顾我党领导的冀东暴动》，1981年6月27日《光明日报》。
[2]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5页。
[1] 马辉之：《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前后》，《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辑。
[2] 马辉之：《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前后》。
[3] 邓华于1968年写的关于挺进冀东问题的材料底稿，存邓华亲属处。
[4] 邓华：《自传》（1955年1月写）等。
[1] 《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02页。
[2] 1984年6月原晋察冀根据地部分干部座谈记录。
[1] 邓华：《秋季反“扫荡”的经验教训》；1941年9月25日《晋察冀日报》。
[2] 邓华：《一年来的战斗与反“蚕食”斗争的初步总结》，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1] 邓华：《自传》。
[1] 高体乾：《胸怀全局》，《军事学术》1981年增刊第1期。
[1] 高体乾：《顺手牵羊》，《军事学术》1981年第1期；李化民：《忆邓华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的作战指挥》，沈阳军区编印的《革命回忆录（1）》。
[1] 高体乾：《胸怀全局》。
[2] 高体乾：《胸怀全局》。
[3]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617、640页。
[1]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617、640页。
[2] 高体乾：《邓华同志在辽沈、平津战役中》，1981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
[1] 邓华：《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琼岛星火》创刊号。
[2] 1950年3月9日电报，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3] 黄进先：《跨海南征》，《琼岛星火》创刊号。
[1] 姚旭：《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上）》，《湖南党史通讯》1985年第3期。
[1] 姚旭：《彭德怀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学》杂志1981年第6期。
[2] 刘海清：《忆抗美援朝二次战役》，《星火燎原》1984年第2期。
[3] 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4页。
[4] 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4页。
[5] 小克莱·布莱尔：《麦克阿瑟》，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页。
[6] 美国合众社纽约1950年12月5日转播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电。
[1] 姚旭：《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上）。
[1] 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77页。
[2] 姚旭：《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上），《湖南党史通讯》1985年第4期。
[1] 姚旭：《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下）。
[2] 姚旭：《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下）。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0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第336页；访问姚旭记录。
[1] 美国合众国际社1984年6月7日消息，报道美国一批销密文件中的记录。
[2] 薛奇：《志愿军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罗援：《从抗美援朝战争中进行反登陆战备想到的》，《军事历史》总第8期。
[3] 访问赵杰、姚旭、丁甘如谈话记录。
[4] 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第160页。
[1] 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第1页。
[2]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政治工作》插图第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1] 袁升平：《深切怀念邓华同志》，1980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2] 邓华：《在沈阳军区党的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存沈阳军区。
[3] 邓华：《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9日，存沈阳军区。
[4] 邓华：《沈阳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9日，存沈阳军区。
[1] 邓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和邓华亲属来信。
[2] 邓华手记，存邓华夫人李玉芝处。
[1] 谢功贵：《回忆邓华同志在四川工作时的二、三事》（未刊稿）。
[2] 《党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52—53页。
[3] 邓华笔记，存邓华夫人李玉芝处。
[1] 访问邓贤诗记录。
[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70页。
[1] 访问邓贤诗记录。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79页；《邓华同志生平革命活动年表》。
[1] 黄进先：《一次难忘的会见》，《琼岛星火》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