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邓初民，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坚定不移地追随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建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地奋斗。
一
邓初民，字昌权，1889年10月20日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一个偏僻的农村。父亲邓克俭在家乡做塾师兼行中医，母亲田氏是个纯朴的劳动妇女。邓初民是继四个姐姐之后降生在这个家庭的男孩子，全家都很欢喜，故取乳名为“经喜”。
邓初民刚满五岁，父亲就让他在自己开办的村塾里接受启蒙教育，除督教他攻读“四书”、“五经”等书外，还常常给他讲述古代历史故事。他特别仰慕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萌芽了舍己助人的思想，所以当他投考石首县高等小学时，便改名希禹。这时正是戊戌维新时期，他有机会阅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开始接触了新的思想。辛亥革命前夕，他在荆南中学读书，曾和同学们一起宣传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向往。
1911年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荆州，邓初民极为振奋，翌年，他离开家乡来到被视为革命中心的武昌，考入刚刚筹办起来由宋教仁担任校长的江汉大学。“当时在学校里就有同学宣传社会主义，但多半是宣传原始共产主义的那种初民生活。原来就受大同世界思想影响的我，自然向往初民生活。为了表示我为初民生活的理想而奋斗，从此改名为‘初民’”
[1]。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江汉大学因此宣告停办。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同年5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的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邓初民与爱国留学生一起，冲破日本当局的阻挠，成立了以反袁称帝为目标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邓初民任总会评议会会长，李大钊任总会文书干事。为了向留日学生介绍国内反袁斗争情况，他们创办了会刊《民彝》，由李大钊、高一涵和邓初民三人担任编委。该刊仅出版了三期，即遭日本当局的压制而被迫停刊。
那时，在日本除了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外，还有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学术组织神州学会。在神州学会，邓初民认识了林伯渠。1916年夏天，李大钊由日本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担任北京《晨钟报》编辑。邓初民应李大钊之约，经常撰写有关留日学生爱国活动的通讯，李大钊每月给邓寄一点稿费，以补助其生活。以后两人的交往一直不断。
1917年冬，邓初民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途中，传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邓初民心情十分激动，渴望自己的祖国也能出现一个同样光明的前景。但踏上国土，耳闻目睹的依然是一片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他在武汉停留了一段时间，连个谋生的职业都找不到，只好回到石首老家蛰居。在乡间，他曾经联络一些中学的同学，组成一个小团体，到处演讲，揭露与谴责土豪劣绅的罪恶行径，由此遭到劣绅的仇视和迫害，使他在家乡无法立足。
1919年6月，邓初民接到留日时神州学会的山西籍友人李墨卿的来函，邀请他去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书。他变卖了一些家产，勉强凑足路费前往。但到太原后，“想不到事情临时变了卦，我不得已在太原南门一个小旅馆里住下来，进退维谷。我写了一封信给阎锡山，企图找个职业解脱困境。他找我去见了面。旋给了我一个政书总编辑的名义，为他写了一本《山西政治纲要》，后又给了我一个秘书名义”。
[1] 邓初民于是住进了山西省图书馆，后迁居太原仓门前19号。1922年邓初民借在图书馆的方便条件，阅读了《新青年》等刊物，思想大为开阔。他为阎锡山写政书告一段落后，一直以秘书名义留在督军署。1922年他到新开办的太原进山中学兼任国文教员。他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中选择文章为教材，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向学生们讲解，启发青年学生觉悟，很受学生的欢迎。他还利用假期到太原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学校讲演；同时与几位进步人士创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和张友渔等创办了《新觉路》半月刊（后改为月刊）。《新觉路》半月刊是“山西学术研究会”会刊。山西学术研究会是由邓初民、石玉如、马鹤天、李墨卿、侯月峰等人于1920年发起组织成立的研究学术团体。《新觉路》于1922年5月1日创刊。在创刊号上，邓初民发表了题为《怎样改造中国》一文，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他说：“断言怎样改造中国的问题，敢说就是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创造社会的新组织。”
[2] 他在《新觉路》二卷第五号上发表题为《无产阶级专政与普遍的民主》一文中指出：“普遍的民主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组织之下，才能实现。”
[1]邓初民在太原的五年中，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邓初民对此十分兴奋，决定回南方投身革命。适逢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校长张知本聘请他任该校教务长，他便于1925年离晋返鄂。
二
邓初民到武汉不久，董必武就邀请他参加湖北省党部的工作。他欣然接受，并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还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青年部部长。
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汉阳。邓初民受省党部委派，到汉阳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他受董必武之命，往武昌接收前湖北省议会会址，为湖北省党部安置办公处所。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时，邓初民担任委员。
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妄图把当时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便窃取党政最高权力。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同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初民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为了挫败蒋介石的阴谋，争取他继续北伐，12月下旬，湖北省党部发起组织慰问江西军民代表团，邓初民任团长，前往南昌说服蒋介石遵照孙中山遗教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但蒋介石一意孤行，不为所动。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初民担任大会秘书长，由他起草了要求迁都武汉、敦促汪精卫回国复职的通电和宣言。会上，邓初民继续当选为执行委员。随后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改组为湖北省政府，邓为省府委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邓初民、孔庚等人按照董必武的提议，起草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由董必武提交省党部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以法令形式颁布施行。依“条例”规定，成立了有工、农、学、妇女等团体代表参加的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邓初民担任审判长。他坚定不移地为广大贫苦农民伸张正义，先后捕捉了逃匿在武汉的土豪劣绅约四五百人，经过审理，罪恶轻者交保释放，罪行严重的，分别判处以罚款、没收财产、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判了几个死刑，狠狠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这时邓初民还先后在湖北省党务训练班、文官养成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正式通过迁都武汉的决议。省党部立即召开了庆祝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和国民党政府迁鄂办公的群众大会，邓初民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演说，痛斥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邓初民非常愤慨，积极在国民党内部活动，力主对蒋介石实行讨伐。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与蒋介石合流。湖北省政府的权力被右派篡夺，邓初民被解除省府委员职务。在这紧急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遵照李富春的意见，继续留在省党部坚持斗争。不久，桂系军阀进入武汉，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邓初民被列为亲共分子，难以继续在武汉立足，乃于1920年底离开武汉去上海。
三
邓初民到上海不久，就与许德珩、李达、黄松龄、马哲民、施复亮等人取得了联系。他们经常秘密聚会，交谈国际国内形势。是时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等人商议恢复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邓初民参加了这个组织，并被选进中央领导机构
[1]。他和马哲民等在大陆大学领导一批学生，为揭露改组派的“改良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29年下半年，中华革命党的境况已渐趋复杂而混乱，马哲民、邓初民、张曙时先后离开这个组织
[2]。1928年6月，邓初民还和李达等人创办了一个《双十》月刊。《双十》月刊是以“反对帝国主义，超乎一切阶级而代表国民的独立要求；反对封建军阀及一切封建集团与封建关系，建立民主统一的政权，而一切都要以工农为主力联合小有产者，去作领导，准备走上非资本主义建设的道路”
[3] 为它的宗旨。
邓初民主编《双十》月刊的同时，开始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哲学，撰写了《政治科学大纲》一书，1929年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概括：“政治又是经济之集中表现，离开了经济构造，便不能够说明活的、变的政治。”他运用唯物史观，认为整个社会分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部分，表现于人类生活的是“社会的生活过程”、“政治的生活过程”和“精神的生活过程”。更为可贵的是，他在该书的“国家论”中，对马克思国家学说关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形式，作了确切的阐述。
1929年秋，中共中央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对日益发展的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邓初民与朱镜我、李一氓、熊得山、吴黎平、林伯修、王学文等人于1930年5月20日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它提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1]，来促进中国革命的胜利。1931年间，邓初民担任社联主席。
邓初民自出版《政治科学大纲》后，在政治学领域断续进行研究和探索，1933年又撰写出版了《政治学》一书。这部著作较之《政治科学大纲》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上更加充实和系统化。他在该书绪论中给政治学下了更加明确的定义：“政治学是研究国家、政权、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现象的科学。”
[2] 政治学的任务“在于把政治现象当作一个发展的过程去考虑，实行客观的分析；认识它的本质、构成和机能；探求它的发生、发展及没落的各种特殊的因果律；并依据所探求的因果律指示改造的方法，以促成由一种政治形态到新的政治形态的转变”
[3]。这部著作连同《政治科学大纲》较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邓初民在上海期间，还先后在暨南大学、法政学院、上海艺术大学和中国公学等校任教，讲授政治学和社会发展史。“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在“一· 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到处演讲，唤起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谴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经常派特务跟踪监视。1933年暑假，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秉承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旨意，解聘了邓初民的教职，他只得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四
邓初民到广州后，任教于中山大学文学院社会系。邓初民利用讲坛及其他形式，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唤起青年们的爱国激情，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邓老师来到中大，像一个青天霹雷，把我们从梦中惊醒了；像一股强风，把我们思想上的乌云驱散了。他是当时我们一辈青年的思想启蒙者。”
[1] 正由于他的教育和引导，1935年“一二· 九”运动爆发时，中山大学的爱国师生在广州首先起而响应。12月12日，他与师生们一起，步行30里进入市区，参加了数千人的游行示威。一路上，大家情绪高昂，高呼口号，打破了数年来的沉闷空气。接着在邓初民支持下，学生成立了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日会筹委会。在1936年1月6日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邹鲁在讲话中却提出要成立一个由学校当局包办的“抗日救国会”，取消学生组成的抗日会筹委会。邓初民毅然跳上讲台，坚决支持学生的抗日行动。他说：“如果同学们因抗日救国而流血，那我定与同学们流血在一起!”“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大事，应不分党派，不分阶级，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2] 他提议当场选举中大抗日会负责人。邓初民的讲话得到爱国师生的热烈赞同，邹鲁等人不便公开反对，才使大会圆满结束。但会后，邓初民被广州国民党当局认定为学生运动的鼓动者，派特务监视他的住所，他的处境更加困难。1月12日，邓初民被迫离开广州去香港。
1月13日，军阀陈济棠在广州制造震惊全国的“荔枝湾惨案”，血腥镇压参加抗日游行示威的爱国学生。邓初民获悉极为沉痛，于3月2日写了《留别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同学书》，称赞中大同学“已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写出了最光荣的一页，同学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一点也没有虚掷”。要同学们从这一事变中吸取教训，认识“只有建立大规模的民族战线，亦即抗敌的联合战线，才是民族解放的出路”
[3]。
1936年寒假，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数月后并入广西大学）聘请邓初民任教，他于是又离开香港到了桂林。
邓初民到桂林时，正是两广酝酿反蒋高潮时期。李宗仁、白崇禧等邀请他出席形势座谈会。邓初民力劝他们逼蒋抗日。是年暑假，李、白要邓初民去山西作联络阎锡山工作。邓初民为了推动抗日，接受了这项使命。途经上海时，沈钧儒提醒他说“阎锡山是不可靠的”，但没有引起他的重视。邓初民到达太原后，事实果如沈钧儒所料，阎锡山为了自身得失，对联合倒蒋之事敷衍应付，不作肯定回答。邓初民在山西大学、山西国民师范等校作抗日宣传后离晋南下。途中，他从报上得悉广西已与蒋介石集团妥协的消息，极为失望。邓初民回到桂林后，李、白不仅拒绝接见，而且还派特务监听他讲课，到1937年暑假，终于解聘了他。
正当邓初民处境困难的时候，张云逸主动和他联系，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策，使他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1]。是年9月，邓初民毅然离开广西重返武汉。
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建立起来，当年与邓初民一道被迫出走的民主进步人士也陆续返回武汉。邓初民立即联络孔庚、黄松龄、马哲民、孟宪章等，于1937年11月创办了《民族战线》周刊，第一期上就刊载了董必武应邓初民之约写的《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一文，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邓初民先后在该刊发表了《论政治动员》、《救亡热情与救亡的认识》、《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怎样实现进一步的统一团结》等文章。11月底，邓初民等以《民族战线》名义召开有150余人参加的平、津、沪到汉文化界人士抗日救亡座谈会，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动员民众，革新政治机构，充实抗日力量。1938年1月5日，邓初民和共产党员黄松龄等人共同组织了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邓初民、孔庚、马哲民、黄松龄、孟宪章、刘劲等十余人为干事，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邓初民在石首老家宣传时，发现县长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民愤甚大。返回武汉，他通过省政府，撤了那个县长的职务。另派刘劲担任县长。刘劲原是邓初民的学生，思想比较进步，邀邓同往石首县协助，邓又邀马哲民等同行。他们到石首后，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挨户慰问抗日军属，惩办了一批民愤极大的保甲长，严厉取缔烟、赌、娼三害，使全县气象一新，出现了许多青年要求参军抗日的感人事例。这一情况引起湖北省政府注意，他们害怕石首成为红色区域，三次派员到石首调查，不久借故将刘劲撤职。
1938年2月，沙市朝阳学院院长张知本得知邓初民在石首，便邀请他到校任政治系主任。邓初民认为这里开展抗日工作条件尚好，便邀请黄松龄、马哲民也去任教。他们一同在沙市开展救亡工作，利用各种机会组织演唱会、报告会，团结群众共同抗日。邓初民还在沙市剧院亲自参加抗日宣传的演出。为此，邓初民又引起了荆州专署的注意，被列入共产党名单，说他与“王干青等，借抗日之名，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国民政府，着即严加取缔。”
[1] 这时，日寇进兵武汉外围，武汉形势告急，邓初民随学院迁往成都。
1938年10月间，朝阳学院在成都复课，邓初民主讲《政治学》。他除讲述政治的一般基础理论外，继续利用讲坛宣传共产党坚持全民抗战的方针路线，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和反人民的行径。学院内少数反动党团分子对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的讲学内容有意挑剔，进而谩骂。多数进步学生表示愤慨，起而反击，引起斗争和风波。成都一些人把三位进步教授并称为“邓、马、黄”，一时名传成都，许多学校纷纷请他们演讲，许多青年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阅读了马列著作，走上革命道路。
邓初民到成都不久，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就主动与他联系，并经常约请他们三人聚谈，介绍抗日及国内政治斗争形势，指示工作方向及方法
[2]。当时，成都的统治势力主要是川康地方实力派，他们与蒋介石有一定矛盾。经车的安排，邓初民认识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他借刘文辉等请他讲述国内政治时事之机，针对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扩大势力的政策，提醒他们对蒋提高警惕，有所戒备。
[3]在成都期间，邓初民还以自己的教案为基础，撰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一书，1940年1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国统区学术思想界影响很大。
六
1941年，邓初民与王昆仑、许宝驹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1]，还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他是积极活动者之一。这时，他仍然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赞同与支持中共的主张。冯特意邀请邓初民为他讲授政治课。邓热情地为他讲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除冯玉祥外，蒋介石西昌行营主任张笃伦也邀请邓讲政治课。张笃伦和邓初民在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是旧相识，“四一二”后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邓初民征得党的同意后，在蒋介石行营主任的办公室里宣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大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一触即溃，造成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军事的严重危机。全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慨，在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召开有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人民团体代表等参加的紧急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提案。邓初民与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等500多人积极响应，坚决支持这一正义要求。同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次年1月，邓初民以个人身份加入，并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9月1日，邓初民参加了由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招待毛泽东的酒会，以后又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邓初民以民盟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参加了政协的工作。当时，青年党追随国民党攻击共产党拥有地方政权和武装，邓初民立即撰文予以驳斥，指出：解放区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保护人民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3]。为促进政协会议成功，邓初民与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文化界协进会，被推为理事。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重庆各界人民2月10日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按预谋进行破坏。事件发生后，邓初民和文化界人士150余人联名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民主运动的罪行。7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先后杀害了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著名文化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并放出空气，要在上海暗杀沈钧儒、陶行知，在重庆暗杀邓初民。他听到这个消息，泰然置之，依然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领导下，参加了重庆各界为李、闻举行追悼会的筹备工作。临开会前，他也收到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他毫不退缩，毅然出席追悼大会，并发表演说，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他大声疾呼：“为和平民主奋斗的人是杀不完也杀不绝的。李、闻是人民的朋友和同志，照他们的路走是不会错的。”
[1]邓初民在重庆的几年里，在《新华日报》发表了30多篇文章，呼吁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此外，他还于1945年9月担任民盟重庆市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的主编。该刊一方面反映盟员的正确主张，并对民盟性质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展开讨论，以统一思想，调动盟员参加和平民主运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紧密结合政治形势，揭露与谴责蒋介石集团的内战、独裁政策。1945年4月，他又主编《唯民周刊》，并在该刊开辟政治讲座专栏，分40多期登载了他在陶行知主办的社会大学讲授《中国政治问题》记录稿。讲稿除讲解政治的基本知识外，同时宣传组织民主联合政府，还用大量篇幅揭露蒋介石假民主、真反共，假和平、真内战以及撕毁“双十协定”的事实真相。他指出：“独裁者一定要像过去中国的、外国的无数独裁者一样，结局一定是悲惨的。”他还为翦伯赞、侯外庐在该刊开辟历史讲座和哲学讲座专栏。叶挺将军在狱中写的那首著名的诗篇“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就是由郭沫若提供给邓初民，首先在《唯民周刊》上发表的。该刊鲜明的政治倾向，激怒了国民党当局，1947年3月和《民主星期刊》一起被迫停办。另外，他还担任了民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的社论委员。
1945年7月，他把抗战以来发表的政治论文集加以整理，以《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书名，由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他还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的状况，撰写了《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趋势》
[2]。该书叙述世界民主政治的发生、发展和新趋势，即从资本主义型的所谓民主政治讲到苏联社会主义型的人民民主政治现状。这部书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起了好的作用。特别是他在1946年7月由生活书店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一书中，把全部政治关系的运动放在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上来分析，并从中总结出政治的规律。
邓初民为了更广泛地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1945年7月筹办了文治出版社，分别约请章汉夫、潘梓年、张友渔、许涤新撰写政治、哲学、法律和经济著作。当时许涤新身患肺病，邓初民想方设法以预支稿费等办法帮助许治病，使许完成了《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后来许涤新感慨地说：“这是我一生第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我能很快恢复健康，要感谢邓老……是他推动我执笔写成这部专著的。”
[1]1947年1月，邓初民到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会后，他在上海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争民主、反独裁、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在纪念“一· 二八”十五周年的群众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内战演说。为此，田汉曾赋诗：“自有人如铁，怜他卒过河，几声狮子吼，掀起大江波。”
[2] 称赞邓初民的坚强意志。2月9日，邓初民与郭沫若、马叙伦受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之邀，前往劝工大楼讲演，会场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袭击，许多职工被毒打，工人梁仁达惨遭杀害，制造了劝工大楼血案。邓初民毫无惧色，仍然深入企业、学校作反独裁、反内战的宣传。4月20日，邓初民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出走香港。
邓初民到香港后，受到香港中共党组织负责人连贯、林平的接待，并安排他在达德学院任教，主讲政治学概论。他的政治学著作在香港早有影响，学生们面聆他对政治学理论的精辟分析，感到莫大荣幸。当学生们集会庆贺他60寿辰时，他十分感动，会后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有生之日，为民主而战，为青年服务。”
[3]当社会上有人幻想走中间路线时，邓初民撰文批驳。他在《中间路线没有现实的根据》一文中指出：“从工农到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是现实的。……没有什么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中间的改良的政治路线，这也是现实的。”他严肃指出：中间路线“在客观上必然是帮助反革命和削弱革命”
[1]。为了从理论上对中间派的思想进行分析批判，他还写了《阶级论》一书，1948年香港大干印刷公司出版。
1947年10月27日，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设在上海的总部被迫解散，领导人先后离沪去港，准备在港重建民盟领导机构。邓初民积极支持并参加这一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集团在中国的统治而斗争。与此同时，邓初民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邓初民与在港爱国民主人士一道通电拥护。辽沈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中共中央回电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国是。邓初民于1948年除夕离开香港，前往沈阳。他在日记中写道：“行将踏上已被解放了的自己祖国的土地，亲眼看到新民主政权的一切，并享受新民主政权下的各种民主自由幸福，这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他还为自己定下几条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一、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丝毫不作个人利害打算，不作基于个人利害的活动；二、充分、详密、深刻、多方面了解具体情况，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服从人民利益，不作主观臆断，不徒逞口舌，不取快一时，以免贻误革命利益，亦即人民利益；三、虚心、诚恳、抑制感情，运用理智，明辨是非，不分彼此，一切以人民利益革命利益为最高标准；四、凡有关政治立场，以及一切于基本原则有关的问题，决不放松、妥协，但在把握了基本原则以后，运用起来必须灵活；五、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一言一动，都要对革命、对人民负责。尤其要决定究竟拿什么——教育？政治？——来服务人民，来尽余年——至少我以为还有二十年——八十岁!”
[2]七
北平和平解放后，邓初民和许多民主人士来到北平，参加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1949年3月，他被派往布拉格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议进行中他病倒了，经诊断为心脏病，医生让他休息。他为了行使人民给予的神圣权利，仍然抱病参加对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自己也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邓初民被任命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山西大学校长，虽因病重不能立即赴任，但他不愿在病床上耗费时光。为了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及广大干部学习理论，他在病榻上写了《新民主主义政治讲座》（由上海《展望》周刊连载）及《谈学习观点》等文章。为了配合当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他还撰写了《阶级· 阶级斗争概论》一书，1951年3月文化供应社出版。
1952年，邓初民病情稍有好转，即往山西赴任。到太原后，他又先后兼任了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体委主任以及民革、民盟山西省委的领导职务；1954年，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他虽然职务较多，工作繁重，但对每项工作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力以赴。特别表现在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上更是呕心沥血。他亲自为山西大学的学生讲授马列理论和时事政治，奔走各处延聘德才兼备的教师。1954年至1955年间，青年团在全国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教育，邓初民在百忙中编写了《怎样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一书（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4月出版），配合这一教育开展。
1958年，党和政府为照顾邓初民的健康状况，调他到北京，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带病与其他人大常委委员们一起，奔赴各地视察工作。
1962年，邓初民以73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他引用苏轼的诗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来表达自己的兴奋心情。入党以后，他时时事事都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党的文件，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即使在卧床不起时，还照常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中央领导人的保护下，虽未受到大的冲击，但民盟已被砸烂，他也被迫“靠边站”了。他出自对党的坚强信念，亲笔写信给周恩来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1]。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在自己的卧室里题了“尽管既老且病，还得勤学苦干”的联语，借以自勉。他极为关心周围受难的同志和朋友，常常以自己的达观态度去影响他们。侯外庐回忆说：“‘四人帮’横行时，老朋友们都不敢来往了，邓初民听说我偏瘫了，他自己八十多岁高龄，双目将要失明，还一定让女儿、女婿搀扶着，来看我两次。那时，我‘身份不明’，感谢他的情谊，激动万分。他却不像所有别的朋友那样，劫难之后相见，不免抱头痛哭，邓初民没有落一滴泪，从进门到出口，笑声不停。这一点，很使我感慨，邓初民之外，大概再难遇到比他更天真、更开阔、更质朴的人了!”
[1] 十年浩劫过去后，他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身体极度衰竭。尽管如此，他还以口授意，发表文章，参加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初民坚决拥护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关心祖国中兴和四个现代化建设。1979年10月，他在民盟“四大”的书面发言中，恳切地向党和政府建议抓好教育，抓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他想以自己仅有的一点时间，在病榻上口授一本宣传辩证唯物论的通俗读物，留给后人，可惜身体难以支持而不得不中途停止。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名誉会长。
1981年2月4日，邓初民在北京逝世。在他去世前夕，口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与感想、遗言，衷心期望大家真正地做到“四个坚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更好”。
[2][1] 邓初民：《七十五岁始新生》，载1963年6月《人民中国》日文版。
[1] 邓初民1959年写的自传，存中央统战部。
[2] 《新觉路》创刊号，1922后5月1日。
[1] 《新觉路》第2卷第5号，1923年5月。
[1] 彦奇、王幼樵编：《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第8页。
[2]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史》，1982年9月征求意见稿。
[3] 《双十》月刊创刊号，1928年6月3日出版。
[1] 《新思想月刊》第7号，1930年7月1日出版。
[2] 邓初民：《政治学》，新时代出版社1932年版。
[3] 邓初民：《政治学》，新时代出版社1932年版。
[1] 曾生：《坚强的民主战士，青年的一代师表》，1981年3月（未发表）。
[2] 曾生：《坚强的民主战士，青年的一代师表》，1981年3月（未发表）。
[3]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第2、3期，1936年4月2日、9日。
[1] 邓初民：《沧桑九十年》，1980年《战地》第4期。
[1] 邓初民1959年写的自传，现存中央统战部。
[2] 杨起华：《忆邓初民同志在成都》，《人民日报》1982年2月18日，第5版。
[3] 杨起华：《忆邓初民同志在成都》，《人民日报》1982年2月18日，第5版。
[1] 成立时名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后来通称的“小民革”。它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秘密政治团体。
[2] 据当时听讲者之一的梁蔼然谈话记录。
[3] 邓初民：《读了左舜生先生〈从制止内战谈到政治协商会议〉以后》，载《民主星期刊》，《文萃》1945年，第12期转载。
[1] 转引自江屏：《不死的记忆》，《四川盟讯》1981年，第3期。
[2] 重庆文治出版社1946年10月出版。
[1] 朱学文：《怀念邓初民》，《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2期。
[2] 解放后，这张条幅一直挂在邓初民住室，“文革”中被毁。
[3] 邓初民1948年10月15日日记，存邓夫人颜亚苏处。
[1] 邓初民1948年10月15日日记，现存邓夫人颜亚苏处。
[2] 邓初民1949年1月6日船将抵达大连时的日记。
[1]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4页，人民出版社。
[1] 侯外庐：《坎坷的历程》，《中国哲学》第7辑，第337—338页。
[2] 邓初民：《九十述感》，《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