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根据党中央和政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文化交往的指示精神，决定筹组以对外文化交流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全国性民间团体——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简称对外文协）。8月27日，楚图南主持召开对外文协筹备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确定对外文协的领导关系、领导机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公地点、成立时间、对外宣传步骤等具体方案。筹建方案很快得到中央和政务院的批准。1954年5月3日，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缅甸友好协会、中国印度友好协会等十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起，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对外文协第一次全国理事会上，楚图南被推选为会长。

对外文协工作接受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领导，与原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合署办公。全国理事会由各民主党派、宗教、外交、文化、艺术、青年、工会、妇女、民族、科技、教育界196名代表组成。协会设人民民主国家部、东方部、西方部、中国文化委员会以及秘书处、资料交流处和编译处等机构，并调配了俄、英、法、德、日、西、朝、泰以及文、理、法科专业的干部近百人。对外文协（后改组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作为全国性的民间对外团体，以其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和强干的业务干部队伍等优势，成为建国之初我国对外文化交往中一支生力军。

对外文协成立后，楚图南先后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大会以及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和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同时，楚图南还领导对外文协开展了一系列产生积极影响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艺术、科学、医药卫生、体育、教育、翻译出版、电影、展览会以及交换资料等多种形式，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接触和交流。1955年8月，楚图南率领中国古典歌舞团对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五国进行访问演出。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歌舞团访问了这五个国家的17个城市，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空前热烈的欢迎，中国优秀的古典戏剧艺术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期间，歌舞团还与这些国家的艺术家和文教界人士举行多次座谈会和联欢会，交换对文化艺术的见解，交流表演经验和体会。所访问的各国政府也以不同方式积极支持、隆重接待歌舞团的演出。五国舆论界对歌舞团的成功演出也给予了广泛报导。楚图南根据外交部署，邀请了一大批在国际文化艺术界有广泛影响的人士访华，如智利的聂鲁达、万徒勒里，巴西的亚马多，古巴的纪廉等人^[1]。还有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如曾任墨西哥总统的卡德纳斯将军、希尔，曾任危地马拉总统的阿本斯，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墨西哥的哈拉将军等人。楚图南陪同他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见面，请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并利用各种场合或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对外政策。

为了把中国与拉丁美洲各国的民间友好关系更引向深入，1956年 8月，以楚图南为团长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对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巴西四国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由京剧界、音乐界和舞蹈界最优秀的代表 88人组成。出访前，周恩来总理同楚图南等率团领导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并嘱咐楚图南，利用这次访问演出机会，广交朋友，多谈文化，宣传新中国的发展，向南美各国人民介绍一个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肩负着这一使命，楚图南率领中国艺术代表团于1956年8月启程，经莫斯科和布拉格，转道瑞士，然后换乘飞机前往智利。抵达圣地亚哥后，楚图南安排的第一个活动是带领全团向智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奥希金斯铜像敬献花圈，以表明中国人民对智利人民、对智利民族感情的尊重。这一举动立刻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戳穿了国民党驻智利“使馆”散布我代表团负有“颠覆”、“革命输出”使命的谣言，而且使不少对社会主义存有疑虑的智利朋友，开始用新的目光审视中国。访问演出时，楚图南成功地邀请到智利总统伊巴斯和夫人出席观看了艺术团的首场演出。演出过后，智利总统还参加了祝贺首场演出成功的酒会，同楚图南以及演员亲切交谈，表示祝贺，并且指示国内新闻媒介全面报道中国艺术团访演出的盛况。在阿根廷，艺术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南美洲一流的“科隆大戏院”举行首场演出。阿根廷教育部长观看了演出，盛赞中国艺术家的精湛表演，还向楚图南转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访问期间，楚图南还通过各种渠道和场合与一些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驻南美的使节、美国记者以当地侨领进行广泛接触，结交了许多朋友。此次拉美四国访问，打动了拉美各国人民的心，也播下了中国人民与拉美各国人民友谊的种子。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成功的实践，为我国在未建交国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1959年，在楚图南的直接策划和组织领导下，对外文协邀请了1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代表团联袂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楚图南陪同他们出席了一系列国庆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接见了这批拉美客人。这一盛事在中拉友好关系史上传为佳话。50年代末，智利、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等国先后成立了对华友好组织。1960年3月16日成立了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3月19日，当选为中拉友协会长的楚图南主持召开了“首都各界人民支援拉丁美洲人民和庆祝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陈毅、彭真等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1960年中古建交之后，楚图南邀请了许多古巴领导人来华访问，如古巴著名的革命先行者格瓦拉，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以及许多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人，还有古巴文化、艺术、青年等各界人士。他精心安排古巴客人在华参观访问，并多次把一些重要客人引荐给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61年古巴人民在吉隆滩击退流亡分子入侵不久，楚图南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应邀前往古巴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当时古巴与美国还处于敌对状态，往访途中得不到安全保障，风险很大。在周恩来亲自指示、布置和安排下，楚图南等人于4月26日离开北京赶到布拉格。由于当时古美关系紧张，在布拉格的各西方国家航空公司均停止了前往古巴的飞行业务。为按时赶往哈瓦那，楚图南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乘坐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登机前，楚图南等人作了最坏的打算，把携带的所有文字材料，包括私人笔记本等，全部留在布拉格。5月1日，楚图南登上哈瓦那“七二六”广场主席台，向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转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古巴人民所取得的胜利的祝贺和支持。

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是1972年实现的，但早在50年代，楚图南就以“民间文化大使”的身份同日本民间或半官方人士进行了频繁交往，与日本文化学术界以及政界知名人士广泛接触，并同不少人结下了深厚情谊，如浅沼稻次郎、久原房之助、石桥湛山、松本治一郎、中岛健藏、松村谦三、丰道春海、末川博、土岐善磨、井上靖等。1960年，楚图南根据陈毅的倡议，邀请了由日本九段棋手赖越宪作为团长以及日本众多高段位棋手组成的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派出的第一个围棋代表团访华，从此沟通了中日两国围棋界交流合作的渠道。1961年，楚图南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日本，拜望了许多日本文化、学术、宗教界知名人士，进一步为中日两国有计划地开展民间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1963年1月，楚图南代表对外文协与日中友协签订了年度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议定书。4月，楚图南对日本发表广播讲话，纪念唐代高僧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楚图南继续以中日友协副会长的身份，不辞辛劳地为中日友好事业奔波。1973年4月，楚图南作为副团长，陪同廖承志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日，在这次访问中，代表团足迹北至北海道，南及冲绳，西到新泻，东抵仙台，一时成为日本舆论界中心话题。在日期间，楚图南拜访了许多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老朋友，也结交了许多新朋友。这次访日，在日本各界掀起了继两国建交后又一次令人难忘的中日友好热潮。

1958年2月，楚图南出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并继续担任对外文协会长。

为配合我国对亚洲国家的外交工作，楚图南多次率文化代表团或歌舞团、杂技团等到尼泊尔、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国进行友好访问和演出。为配合政府做好接待国著名人士的工作，他陪同胡志明主席观看演出，陪同陈毅宴请蒙哥马利将军。为强化与各国开展文化交流的计划和针对性，1964年5月，他代表北京市部分高等院校同智利大学签订文化交流协议书。1964年6月，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国也门文化合作协定书。1965年3月，与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签订中阿文化合作执行计划。

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中期，楚图南领导下的对外文协坚定执行了党和政府关于开创新中国新型人民外交格局的战略部署，积极配合政府外交工作，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对外民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提高并丰富了我国对外关系总体水平。1965年4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改组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1969年又改称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为外友协），楚图南继续当选为会长。

1968年，康生等人趁周恩来出访不在国内之机，宣布解散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同时也停止了对外友协的所有外事活动。楚图南被撤消一切领导职务，受到残酷迫害、批斗和隔离审查，并于1969年初作为“专政”对象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70年在周恩来干预过问下，楚图南得以回到北京治病。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对外民间友好工作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楚图南的党龄自1926年算起。为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和外交总政策，开创民间外交工作新局面，任命楚图南为对外友协党组副书记、副会长。他与会长王炳南、副会长夏衍等人一道，开始了新时期重建人民外交的工作。这时楚图南已届80高龄。他认真完成安排给他的各项任务，先后率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了英国、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意大利、印度。1985年，他担任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楚图南在工作中非常重视并爱护那些长期从事对华友好工作的老朋友。每年他都要亲自写上百封贺年卡寄给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对华友好人士。特别是他在晚年撰写的大量文章中，一再强调关心和爱护老朋友在对外民间友好交往中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1986年，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会长弗朗克第50次来华访问，弗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投身卢中友好事业，也是楚图南的老朋友。当时因病住在医院的楚图南得知弗朗克访华的消息后，欣然写下一张条幅：“苍松翠柏，既挺且直。高山流水，友谊长存。”当楚图南将字幅亲手交到弗朗克手中，两位老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如数家珍地追忆他们40年的友情时，周围的同志不禁会心地鼓起掌来。

1986年在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补选楚图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7年3月，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1986年，楚图南当选为民盟中央代主席、主席。1987年，他在民盟四届中央全会上辞去主席职务后，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名誉主席。

楚图南早年就积极推广世界语。新中国成立之后，世界语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楚图南非常重视世界语为我国建设事业服务的积极意义。1963年，他陪同陈毅出席世界语座谈会。1964年他同曾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做出重要贡献的胡愈之深入讨论列宁和毛泽东关于世界语的评论。进入80年代，楚图南更是花费极大精力积极推广世界语。 80年代初，他曾与来华访问的国际世界语协会秘书长交换推进世界语运动的设想。1981年12月，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成立了“世界语之友会”，楚图南被推举为会长。从 1981年至1983年，楚图南多次撰写文章指出：世界语应该，也有可能成为人类比较理想的共同语言和文字，全世界人民如果能用一种统一的语言文字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发展友好往来，必将有助于发展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此，楚图南倡议，发起各界知名人士签名运动，使更多的人了解学习世界语的意义；建议联合国设立一个研究和推动世界语的专门机构，设立世界语书库；建议各国的政府在各级学校设置世界语选修课；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世界语作为联合国正式使用的语种和文字之一^[1]。1986年，楚图南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语言的不同确是人类进步的一大障碍……确实有必要采用一种国际共同语……世界语具有使全世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互了解，共同创造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我殷切希望它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推广和应用。”世界语应该“不仅作为一种语言，而且还作为一种理想和希望”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受到高度重视，“祝愿由于世界语运动不断的推广和普及，使柴门霍夫博士怀着善良用心和崇高的理想所创造的世界语，最终成为人类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国际共同语，并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2]

楚图南早年在文学创作以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等方面卓有成就。1936年出版译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俄国，涅克拉索夫著）和散文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1940年出版译著《地理学发达史》（英国，迪金森等著）和文集《悲剧及其他》；1943年出版文集《刁斗集》；1944年发表译著有美国惠特曼的诗作《大路之歌》和德国、俄国、美国和匈牙利等国进步诗人的诗集《枫叶集》；1946年出版译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德国，尼采著）；1948年文集《旅尘余记》发表；1949年，译著《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德国，斯威布著）发表，并于 1958年和1977年两次再版。1956年译著《草叶集选》（美国，惠特曼著）出版；1992年，出版发行了上百万字的《楚图南著译选集》及《楚图南文选》。

1994年4月11日，楚图南因病于北京逝世，终年95岁。他在世时立下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不送花圈，遗体献给医院作科学研究，不保留骨灰。遵照他的遗愿，楚图南的骨灰与先逝的夫人彭淑端的骨灰掺在一起，由子女撒到养育过他和夫人的洞庭湖和滇池。

[1]　《友谊 回顾 展望》，《楚图南著译选集》第717页。
[1]　《关于世界语运动的三个问题》，《楚图南著译选集》第582页。
[2]　《在第七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楚图南著译选集》第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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