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楚图南回到昆明，出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1938年5月1日，在全省青年积极拥护和参与下，成立了以原“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成员为基本力量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楚图南被推选为会长。在他领导下，创办会刊《文化岗位》，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从1938年至1942年他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他在《大国民报》上撰文指出，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面战争，不仅要有物质的支持，也要有超物质的精神的支持，飞机大炮摧毁不了真理、正义以及对自由至诚的拥护和勇敢。因此应当动员全民族的力量，调动起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技各界的爱国力量，投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1]。他投文湖南衡阳《大刚道》指出：当今抗战一要集中全国的物力和人力，二要动员全国的智慧和勇敢共承忧患颠危，三要彻底实现抗战救国纲领^[2]。

1938年5月1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五四运动倡导的大众化、通俗化的革命文学之原则，在中华民族空前伟大悲壮的抗日战争时期应继续发扬。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动员民众、教育民众的任务。要把艺术活动作为一种严肃且非常猛烈的斗争，把目光转向现实，从中寻找多姿多彩的题材，进而把握了具有时代性、地方性的创作主题，去迎接为大众而创作的新时代^[3]。他认为，抗战文学要把火热的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中心源，弘扬抗敌的民族精神，要体现鲜明的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应是进步的，而非某种过去形式的翻版，应是通俗的、大众的，应是容纳中外一切优良传统的。^[4]

1940年后，日军飞机几次轰炸昆明，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建筑的破坏。在这年9月的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楚图南家附近，因躲避及时，全家幸免于难。为避战火，楚图南举家迁居到距昆明市区三十多公里的碧鸡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常徒步走几十里山路到昆明坚持开展教学和抗战宣传工作。一有时间，他便走街串巷，体察民情，感受着战争和贫穷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1941年“皖南事变”后，楚图南结识了自重庆到昆明的李公朴，他们团结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工商界、地方士绅、宗教界乃至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并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 1942年3月，楚图南参加了由民主同盟派往昆明活动的周新民、李文宜等人组织的社会学术团体，时谓“九老会”。“九老会”不定期、不拘形式地开展各种活动，经常是利用茶会、聚餐等形式，了解共产党抗日民族团结统一战线政策，交换对形势和时局的看法，商讨在云南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的有关问题。不久，楚图南又参加李公朴创办的“北门出版社”编委会，为出版进步书刊，扩大民主影响积极奔走。

1943年初，中共南方局派华岗（化名林少侯）来到云南。楚图南即向云南大学推荐聘用华岗。几经周折，终于聘用华岗担任该校社会教授。楚图南还介绍一位进步青年作为助教配合华岗的工作。

1943年4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建议和工作需要，经周新民、李文宜介绍，楚图南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在中共南方局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民盟昆明支部工作，并出任支部委员。

为加强对民盟成员的工作，楚图南与周新民等发起组织了“西南文化研究会”，主要成员有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冯素陶、李文宜、吴晗、周新民等各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他们每两周聚集一次，由参加研究会的人轮流担任主讲。对有关民族存亡、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经过协商、座谈、讨论甚至争辩，提高了爱国民主觉悟。为更加深入地引导民众投身民主运动，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特别是1944年民盟昆明支部改组为云南省支部后，楚图南等云南省支部负责人，利用报告会、演讲会、招待会、纪念会等形式，动员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关心时局发展，揭露黑暗反动势力，把云南省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当时，郭沫若、沈雁冰、陶行知、黄齐生等人先后到过昆明，楚图南为他们举行欢迎会，请他们在学生和群众中演讲。这段时间，楚图南还借寄居农村的机会，深入了解当地经济情况。1944年5月至8月。他断断续续对距昆明市仅半公里之遥的棕树营进行考察。当他置身于晨光将无垠的红土地融合成谐美、和平、宁静的自然暖流时，那远离文明的村落、衣衫褴褛的居民、破烂残缺的民房，在他心里引起了深深的震憾，也使他对中国社会存在着的日愈加深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他感慨地说：“农人们，几千年来都毫无嗔怨地走着这样的路，但在现在，似乎该有着可走的，并不是烂泥的、狭窄的新路了罢。”^[1]

1944年底，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法大学以及部分中学的青年学生中，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楚图南积极配合党组织和民主青年同盟，在各大中学开展学生民主运动。

楚图南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云南地方高层军政人士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曾多次与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非常器重的军长张冲交换对国内外时局发展的看法。后在他劝导下，张冲举家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利用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争取了龙云对民主运动的支持，还亲自主持了龙云之子龙绳祖加入民主同盟的宣誓仪式。

1944年7月7日，楚图南应邀出席了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七七时事座谈会”，会上，他和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教授提出国难当头，文人应论政的主张，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致使国家民族陷入危亡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他们的演讲不断赢得数千名青年学生的热烈掌声。10月，楚图南接受党组织的指示，以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在昆明主持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集会。1945年3月，在楚图南、闻一多、李公朴、吴晗等人的推动下，昆明文化界三百余人联名发表《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邀集各党派产生联合政府，保障各种自由并彻底改组统帅部”^[2]。

楚图南对昆明地区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斗争倾注了极大热情，他多次参加西南联大“新诗社”举办的活动及其它抗日文化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宣告结束。同年9月，楚图南即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提醒广大善良的人们要记取清朝以及近代军阀的军队其力不足以御外侮，而屠割其民则有余之教训。指出，保持抗战胜利果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加强军队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军队要服从、服务于人民以及民族的最高利益，绝不能成为保护个人或少数特殊集团利益的工具。

1945年10月，楚图南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市各大中学校六千多名师生及社会人士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对国民党破坏《双十协定》并发动内战的时事晚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后来昆明各界三万余人举行的“一二·一”死难烈土出殡大游行和公葬殡仪活动中，楚图南、闻一多等人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6月，楚图南不顾个人安危，与闻一多、李公朴、潘光旦等人一道，主持召开了连续三天的民盟云南省支部招待会，向新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士介绍民盟抗战期间支持团结抗日、抗战结束后支持建立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他在招待会开幕致辞中指出：民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就是民主团结、和平建国。必须停止不敢杀敌人、却慷慨地屠杀自己同胞的行径。谁不来制止这种局面，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历史的永久罪人。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拯民众于水火之中，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进步的新中国^[1]。闻一多、潘光旦也在招待会上讲了话，揭露国民党当局假和平、真独裁的反动面目。

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杀害了李公朴。翌日，楚图南即公开愤然疾呼：“我们的悼念不是哭泣，而是怀着一切的悲痛，背负着民族和时代的更大的灾难，更坚定、更英勇地走上前去，与民族的敌人斗争，与民主的敌人斗争。”^[2]7月15日，楚图南、闻一多等人就李公朴遇刺身亡事，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要求追查此事，惩治凶手，保护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会后，国民党特务又用同样的手段，暗杀了返家途中的闻一多。同列暗杀黑名单的楚图南，会后因临时改变返家路线而幸免于难。1946年8月上旬，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协助下，楚图南告别了妻子及尚幼的子女，与张奚若、吴晗等人离开昆明前往上海。

来到上海，楚图南即同中共驻沪办事处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华岗等人取得了联系。后由民盟负责人沈钧儒介绍，任上海法学院的教授。当时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通过关系筹集到一笔资金，专门用于资助从后方来到上海生活处境困难的进步人士。于是许广平找到楚图南，以再版他在1943年发表过的译著《草叶集选》为由，资助楚图南一笔钱用以安家。

安顿下来后，楚图南立刻参加民盟总部在上海的领导工作。1946年10月4日，民盟在上海召开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到会者上千人，其中有中共代表邓颖超、李维汉，民盟和上海各界进步知名人士，也有一些主张和平、不赞成内战的国民党人士。上海市长吴国桢，还有潘公展等人也到会。会上，楚图南介绍了闻一多的生平，痛斥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民主运动残杀进步人士的暴行。1946年11月，楚图南出席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强烈反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1947年1月，楚图南出席了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会上，他和民盟其他领导人一道，坚决抵制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国共和谈，一手操纵“国民代表大会”的行径，不承认“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不参加改组后的“政府”，提出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7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在反动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随后，楚图南离开环境险恶的上海，前往香港。1947年底，楚图南遵照党组织的意见和安排返回了上海。

[1]　《论全面战争》，《刁斗集》第1辑，转引自《楚图南著译选集》第37页。
[2]　《全国物力人力彻底集中和准确的应用始可挽救当前危局》，《刁斗集》第1辑。转引自《楚图南著译选集》第42—44页。
[3]　《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认识和修养》，《刁斗集》第3辑，转引自《楚图南著译选集》第81页。
[4]　《抗战以来的文艺及民族形式问题》，《刁斗集》第3辑，转引自《楚图南著译选集》第86页。
[1]　《记棕树营》，载《旅尘余记》，上海文通书局1947年版，转引自《楚图南著译选集》第 231页。
[2]　参见民盟云南省委编《云南民盟大事记》，1992年版，第7、9、14页。
[1]　《民盟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态度》，《楚图南著译选集》第501页。
[2]　昆明学生联合会：《学生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194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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