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程潜出任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行营辖区为河南省南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全境。9月15日，行营改称行辕，他仍任主任。辖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河南等省和河北一部分地区。他上任之后，听从国民党政府命令，主持召开绥靖会议，制定“绥靖计划”，布置围歼中原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从而再一次卷入反共漩涡，铸成大错。
1948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总统。当时，李宗仁已表示要参选副总统。蒋介石为了分散李宗仁的选票，示意程潜参加竞选副总统。认为以程的资历和人望，可使李难以入选。程潜受到鼓舞，乃积极参加副总统的竞选。但国大开幕后，蒋介石却又要他放弃竞选。他未照办，结果以位居第三而落选。蒋介石为安抚他，同时也为了利用他与桂系的矛盾，在武汉、广西之间牵制白崇禧，便任命他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管辖湖南、江西两省。
程潜在国民党内沉浮几十年，仍然一无地盘，二少枪杆，三缺钱财，四无派系。从实力角度看，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他的威望、资历、影响，却又无人能出其右。尤其在湖南，在讨袁和护法运动中，他两度担任湘军总司令，在湖南素有“家长”之称。程潜受命第二天，即在南京宣布了他的治湘方针：“一、澄清吏治，收拾人心；二、加强民众武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三、厉行地方自治，促进宪法施行；四、其他经济建设事项，当以民生主义为依托。”^[1] 表明了他既对当时的政治腐败不满和回湘重建自己实力与地盘的打算，也表明其基本政治倾向依然是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1948年7月24日，程潜乘火车回到长沙。他在省会各界欢迎会上致词，一方面表示坚决反共：“共匪猖獗我们应当加速戡乱”；另一方面又表示，“不管我是不是一个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来当家则已，既来当家自然要设法来兴家，至少也不敢败家。”“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曾经亲闻国父的面命，我是儒学的研究生，平生服膺周濂溪先生公诚之教，求其身体力行，我是民主政治的先锋队，参与制宪务求兑现。”^[2]7月28日，他主持召开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省政府施政纲要》，提出“今后施政方针，必须以加强自卫，注意民生，提高行政效率，转移社会风气为基础。”^[3]
程潜回湘之时，正值湖南天灾人祸，满目疮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旱灾、水灾、疫病就夺去了400万人的生命。面对如此悲惨的现实，他惊骇之余，反躬自省，问心难安。他对湖南人民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正在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宽容态度，9月14日下令撤销“戡乱建国委员会”。此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一些改良政治、安定民心的措施。一是在全省全面推行限租护佃。8月2日，程潜宣布将他在醴陵原籍和长沙郊区的所有田产，捐作当地公益事业。25日，印制10万份布告，规定佃农对地主缴租，一律以土地正产物总产量的375‰为限，自当年秋季起执行，地主不得无故撤佃加租。二是惩治贪污整顿吏治。他号召崇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要求以宋代理学家周濂溪的“公诚圣学”为施政指导思想。清查并严惩了原省田粮处长黄德安贪污794亿元( 相当于1000两黄金) 的重大案件。随后派出要员查办湖南各县粮政，在衡阳、耒阳、安仁等地拘押了一批贪污罪犯，社会受到震动。三是整顿金融，改善人民生活。8月，派出滨湖勘灾团赴岳阳、常德、沅江等县调查，向中央请到救济款法币4000亿元。9月，成立湖南省经济委员会，以何汉文为主任委员，决定控制物价，硬性管制长沙物价。设立物资调节委员会，以族弟程星龄为主任，管理粮食物资贸易事项。对于南京政府给予湖南的军粮任务，一直托词搪塞。能拖则拖，能减则减。四是暂缓征兵。南京政府分配湖南征兵名额为25万名，催征急如星火。程潜致电南京行政院及国防部，吁请停止征兵。同时通令各县，在未奉新令以前，所有征兵事务，均暂行停止，以纾民困。直到湖南和平解放，一直没有征过兵，深得人民拥护。
程潜回湘主政，是湖南政治形势的一个重要变化。中共湖南省工委抓住这一形势变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战争中打过我们的坚决反共的，现在动摇亦应争取”和毛泽东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的指示精神，对程潜及其班底作了历史的全面分析，认为程潜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一度有过反共的历史。但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北伐战争中曾和共产党员林伯渠真诚合作，受过共产党较多的影响；抗日战争中率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在重庆谈判时与毛泽东多次谈话。同时，他与蒋介石及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均有很深的矛盾，长期受到蒋介石和桂系排挤，这次蒋介石虽然委任他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但又委任了一批湘籍蒋系黄埔将领如黄杰、李默庵、刘嘉树、谢慕庄、杨继荣等来湖南掌握军政特宪权，并负有监视他的使命。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蒋家王朝岌岌可危、他本人处境艰难的情况下，经过争取，是有可能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因此，省工委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统战策反上，为此专门成立统战工作小组，指定由前任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共产党员、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任组长，主要成员有中共党员、南京政府教育部督学刘寿祺和中共党员、湖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涂西畴等。确定统战组的工作方针是：先从其部属做起，通过争取他周围的重要人物来影响他，一待时机成熟，即派人同他直接见面，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
在省工委的领导下，统战小组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逐步接近程潜，并开展争取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渠道有两条：一是与他私人关系极为密切而又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顾问方叔章，二是他的同乡族弟、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程星龄。
1948年冬，方叔章受省工委委托，就出路问题与程潜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方叔章问程潜：“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是去美国，还是去香港、台湾？你一家有二十多口人，你又只有那多钱，到美国去不够用，到香港去也花不多久。到台湾去，蒋介石不要你，你和白崇禧也搞不来。怎么办呢？”程潜说：“我总不能投降呀!”方叔章说：“你说不能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 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方叔章的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他^[1]。
1948年12月31日，程星龄找到程潜就局势进行了数小时的密谈，程潜明确表示，决心脱离蒋政府，投向中共，并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中共湖南地下党联系。他郑重地问程星龄，能否与共产党取得可靠的联系。程星龄爽快地回答：“我可以负全责代表颂公与地下党联系。”^[2] 这样，经过四、五个月的工作，程潜终于在投向人民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17日，蒋介石在桂系白崇禧等发起的“和谈”攻势下被逼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表示愿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程潜对和平谈判既抱有希望，又担心个人问题。因为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首要中国内战罪犯名单，他名列其中。1月18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来电询问他对中共和谈八条的意见。他于1月22日复电：“中共所提条件，其所谓战犯如果系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将无从谈起。二三两项是合二为一者，宪法非不可修改者，所谓废除亦不过修改之标志。改编军队之事如有必要，吾人不如更进一步要求废除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三项，可全部接受。至如召开政务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此为和谈之必然结果，惟程序与技术问题仍当应先商讨。”^[1] 这表明他对中共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除“惩办战争罪犯”一条有所顾虑外，对其他七条基本赞成或全部接受。省工委对程潜的态度、言行极为关注。决定把争取程潜的工作重点放在消除他关于惩办战犯这个顾虑上。方叔章、程星龄根据党的政策，多次对他说，只要投向中共，为人民做了好事，就一定会不咎既往。程星龄还向他正式转达过余志宏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许诺：根据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只要颂公坚决站到人民方面，不仅不会算旧账，而且还会受到应有的礼遇。地下党还通过李达、程星龄在春节前策动程潜的长子、正在上海主办进步杂志《时与文》的程博洪回到长沙，做他的工作，经过父子交心，程潜进一步消除了疑虑。
1949年1月上旬，程潜宣布当年为湖南“实行民生主义之年”，表示一定要在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改善农民状况方面采取切实步骤；还要特别奉行民权主义，“完全以人民的意向为意向，绝不做违反民意之事”。此后，在他的公开讲话或省政府文件中，再没有出现“戡乱”、“剿匪”一类词语。
此时，长沙绥靖公署名义上有第一○○军、一○二军和十四军，但全由蒋介石嫡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杰指挥，程潜能直接指挥的却仅为4个保安旅，因而，他采纳了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参议兼湖南省政府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张严佛和程星龄的建议，设法策动陈明仁回湘，掌握兵权，以作实力基础。
陈明仁是醴陵人，也是程潜举办的广东陆军讲武学校学生。1947年因坚守东北四平而闻名。但他不仅未因功受奖，反而在四平之战后遭冷遇，心中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不满。在他不得志的时候，白崇禧起用了他，任命他担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但他毕竟与桂系无渊源，在武汉的处境很艰难。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已不愿意再跟蒋介石走，但又感到走投无路。当张严佛将程潜要他回湖南的想法告诉他时，他欣然接受。程潜又通过刘斐去武汉游说白崇禧。刘对白说：湖南战略地位重要，既是武汉后方，又是广西门户，而程潜实力不强，应加派军队去充实。白崇禧不知这是一个计谋，当即表示同意，主动电询程潜对将陈明仁调往湖南的意见，程潜回电应允。2月18日，白崇禧不经国防部调令，即让陈明仁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的身份，率所部5万余人移驻湖南。
程潜为陈明仁设宴洗尘，陈明仁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程。程大惊失色：“你兵权在握，要杀要抓听便。”陈明仁郑重表示：“我绝不违背天理良心，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指挥。”
陈明仁到湖南后，仍有许多思想顾虑未解决，担心共产党算他四平之战的旧账，还认为起义即投降，而且他同蒋介石、白崇禧的关系一时也不能割断。于是，湖南省工委又通过多种渠道加紧了对陈明仁及其兵团的争取工作，终于推动他决心与程潜一道走和平起义道路。
3月1日，程潜应南京政府之邀到南京商量同中共和谈问题。6日，章士钊在中共授意下，从上海到南京同程潜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他期望殷切：不仅会不咎既往，而且会受到礼遇。这就进一步消除了他的顾虑，坚定了投向共产党、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在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的过程中，中共湖南省工委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工人、农民、市民、学生和机关的公务人员都投入了以“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为中心的斗争，其中学生运动最为突出。4月7日，长沙市1万余名大中学校师生举行了声援南京“四一”惨案及争取和平运动大会，强烈要求程潜“顺应人民要求，为湖南实现真正的和平作出贡献”。程潜对此明确表示对学生声援四一惨案，寄予无限同情；尽个人力量争取和平^[1]。与此同时，中共湖南地方组织进一步壮大，党领导下的湖南各地武装斗争蓬勃发展。湖南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亦为促进湖南走和平道路四处奔波。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和平促进会提出了“请家长向傅作义看齐”等口号。黄雍等组织全省在乡军人自救会，拥戴程潜、陈明仁走和平道路。程潜后来回忆说：“湖南得到和平解放，是因为人民有渴望和平解决的坚强意志。要说起义有功，那是三千多万湖南人民之功。”^[2]
4月23日，南京解放后，湖南和平运动日益高涨，程潜感到要想实现和平，时间已经比较紧张了。他在省府例会上说：“拿出良心来，争取真正的和平，为国家、为民族留一线生机。”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要与湖南地下党负责人见面会谈的要求。省工委研究后，决定派余志宏为代表与他面谈。经过两次会见，程潜明确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走和平道路。余志宏代表省工委向他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负责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道路、桥梁；三、不可捕杀革命群众。他回答道：第一、二两条可以做到，第三条有困难。因对蒋、白特务不能控制，但表示当尽力而为。程也提出三项要求：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只要不将他列为战犯，起义后能“保全首领”，即如愿以偿^[1]。
这时，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部直逼武汉，驻守武汉的白崇禧集团开始向湖南撤退。在“和”“战”双方较量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程潜通过省参议会和省会各公法团体，并以个人名义，一再邀请唐生智到长沙来参加和平运动。5月2日，省参议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及其执行总部，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自救会的宗旨和任务是：“团结起来，要求救命”，“消弭本省一切动乱，维持境内安全”，为全省人民“争取免于贫穷和恐怖的自由”。这就公开表明了抵制李宗仁、白崇禧的“戡乱到底”和桂系军队入湘向湖南施压的态度。
5月15日，白崇禧到长沙，疯狂镇压湖南和平运动，逼走了唐生智，又改组湖南省政府。6月以后，白逐步将长沙绥靖公署的三个军与陈明仁部第一兵团合并，缩编为三个军，统由陈明仁指挥，甚至公开用武力剿灭程潜最为倚重的三一四师，以剥夺程潜的兵权，并企图将他挤出湖南。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湖南解放的方式。5月中旬，李达得程潜资助应中共中央邀请抵达北平。在会见毛泽东时着重谈到程潜、陈明仁的态度和湖南实现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毛泽东根据华中局、南方局的报告和李达提供的情况，进一步作出和平解放湖南的部署。6月，毛泽东、周恩来商请和谈破裂后留在北京的国民党和谈代表章士钊、刘斐南下香港，配合中共南方分局就近作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工作，还调程潜的老部下、已于1948年参加人民解放军、正在华北军政大学任总队长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李明灏赴武汉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参与策划和平解放湖南的事宜。
程潜在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代表见面后，感到还有必要与中共建立更高层次的关系，最好能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5月下旬，他派代表赴香港拜见了中共中央驻港联络员乔冠华，正式表明心愿。乔冠华当即将情况电告中央。6月2日，周恩来复电指示：“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1]6月初，程潜再派程星龄、刘岳厚赴香港，会见乔冠华、章士钊、刘斐等。章士钊亲笔致信程潜，转述毛泽东对程起义的殷切希望。信中提到陈明仁，说毛主席亲口讲了：“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2]
在各方面的推动下，程潜解除了思想顾虑，最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6月中旬，他向省工委正式递交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备忘录》，明确表示：“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的反动势力。”
6月30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认为他的态度是好的，因而确定了“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7月4日，毛泽东通过设在黄雍家中电台复电程潜，对他“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之方针，极为佩慰。”对他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该部队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明确表示“均属可行”。并请他速与汉口的四野领导人联系。对于其在白崇禧压力之下的种种难处，电报明确表示：“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程潜收到毛泽东的复电，欣喜异常，随即派出亲信人员密赴汉口与四野司令部取得联系。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经过短期休整后，和第二野战军一部于7月10日发起湘赣战役，在西起湖北宜昌、沙市，东至江西赣江沿岸的一千多里战线上开始了肃清华中残敌的进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占领长沙的作战部署，人民解放军兵分东、西、中三路向长沙前进，经过十余日作战，桂系国民党军迅速向南逃窜，解放了湘北、湘东南广大地区，对长沙形成合围之势。
7月9日，四野派刘梦夕为代表携毛泽东主席给程潜的信秘密来到长沙，直接同程潜接触。7月10日，程潜派刘纯正作为他的代表去汉口，向四野领导人转达自己请求人民解放军从速入湘。7月16日晨，他又秘密会见第四野战军联络员刘梦夕，“晤谈三小时”，表明以下几点：“一、程与陈于15日晚会商，指挥该部已无问题，陈之一切由程负全责。二、程陈部队现驻湘西益阳、湘潭、宁乡、湘乡、邵阳一线；三、白准备撤退时，由陈留长沙守卫。四、程为避免白之疑心，拟在白之先去湘西，到达后，即宣布脱离伪中央之指挥。五、在宣布脱离后，要求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以便对西南有所号召”，待全省解放后再将部队交出整编。7月17日，四野领导人林彪等将程潜与刘梦夕的谈话情况用电报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18日，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关于程潜、陈明仁起义后所属部队用什么名义问题，中央军委明确表示“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为了有利于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中央军委决定“暂时不占长沙”。
在人民解放军进逼长沙的形势下，白崇禧决定自己退守衡阳，由陈明仁据守长沙，程潜率湖南地方部队去广西，以逼迫程潜让出省政府主席职位，经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斡旋后才改变主意，同意程潜去邵阳。7月21日，程潜离开长沙去邵阳的。当天，白崇禧就命令陈明仁负责全省军事、政治。
7月22日，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派出以金明、唐天际、袁任远、李明灏等组成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平江。陈明仁派程星龄等赶赴平江迎接。随后，代表团到达长沙郊外春华山解放军前线指挥部。29日，程潜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返回长沙。李明灏在程星龄陪同下先行进入长沙城，会见程潜、陈明仁，商谈了起义的具体安排。经多次会谈，就湖南军政方面初步达成下列协议：成立以程潜为主任的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以陈明仁为主席的临时湖南省政府，所有起义部队集中整训改造。正当程潜、陈明仁加紧商议起义准备工作时，7月31日白崇禧派专机送来一份命令，叫陈明仁派兵包围程潜所住的水陆洲，必要时采取断然处置。8月1日，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飞抵长沙，又送来蒋介石给陈明仁的亲笔信，要他必要时“大义灭亲”，杀害程潜，并死守长沙。陈明仁均未执行^[1]。在此情况下，程潜、陈明仁决定加紧起义的各项部署。
8月3日，程潜致电毛泽东、朱德，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起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程潜为主任委员，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第一兵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有37名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通电在揭露蒋介石独裁卖国、李宗仁玩弄假和平及白崇禧主战的罪恶后郑重宣布：“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独裁、官僚资本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希望“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2]同日，两人还发表了《告湖南民众书》、《告全省官长书》等文告，说明自己高举义旗的原因。要求各级官长安守岗位，勿自惊扰，号召全省军民一致反蒋驱桂，把湖南和平运动引向深入。跟随程潜、陈明仁起义的部队计有第一○○军输送团、三○七师全部、一九七师两个团、十九师一个团，七十一军、二三二师全部、十四军六十师全部、一二七军之一个师、三○五师九一四团、九一三团两个营、新七军全部等77183人。8月5日，湖南耆宿和各界人士唐生智等104人发出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的通电。同日晚，人民解放军第一三八师在小吴门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市区，湖南省会长沙及附近各县宣告和平解放。湖南成为解放战争中继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国第一个和平解放的省份。
程潜、陈明仁发出起义通电后，毛泽东、朱德于8月5日和16日两次致电，表示高度赞扬和祝贺：“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希望他们“团结部署，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的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而奋斗。”^[3] 程潜等电复毛泽东、朱德，表示“责无旁贷，遵命竭力以赴”。
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个伟大胜利。正如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新华社评论《湖南起义的意义》一文所指出的：“程陈两将军的起义，又一次证明了残存的国民党营垒中，有不少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正在等待和寻找脱离反革命集团而投入人民方面的机会。”“湖南的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它打乱了白崇禧的防守计划，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在程潜、陈明仁义举的震撼下，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竑、贺耀祖等44人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史称香港起义。9月23日，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11月，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等分别在昆明、雅安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1]　长沙《中央日报》1948年6月23日。
[2]　长沙《国民日报》1948年7月25日。
[3]　《潮南省政府公报》第一期，1948年9月2日。
[1]　周里：《回忆湖南和平解放》。
[2]　程星龄：《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
[1]　长沙《中央日报》1949年1月23日。
[1]　《湖南通史》( 现代卷)，湖南出版社出版，第537页。
[2]　1958年8月程潜在省会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1]　程星龄：《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
[1]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3页。
[2]　程星龄：《参与程潜和平起义活动的回忆》。
[1]　陈明仁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9月25日。
[2]　《程主任发表告湖南民众书》，载《国民日报》号外1949年8月5日。
[3]　《东北日报》1949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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