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程潜于1932年1月底在上海创办了半月刊杂志《南针》。他既是主编，又是撰稿人。常以“养伏”、“针人”、“颉华”、“爱华”等笔名发表文章，制造舆论，反对蒋介石独裁，也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但主张一致抗日，成为力主民族抗日的在野派。

在1931年底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程潜的老友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程潜受林森之邀，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虽然重登政坛，但实际上仍是赋闲。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也开始了分化。1935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民族复兴之目的。”随后，中国国民党提出了“国防建设”问题，开始进行对日战争准备。为此，国民党加紧进行整编军队，调整军事指挥机关的人事。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的杨杰，对蒋介石陈述：“当今国难当头，我党必须精诚团结，携手同心，御敌于国门之外，像程潜这样有才华的将领，总不能让他做‘寓公’吧。他的资历、能力比我强，当参谋总长胜任有余。”兼任参谋总长的蒋介石觉得他的建议颇有道理，便打电报给程潜，请他出任参谋总长。

1935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程潜为参谋总长，授陆军二级上将衔。从此，程潜重新成为国民党军界要人，并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最高指导机关政治委员会委员。程潜凭自己的资历和威望为实现全民族的统一抗战，做了大量工作。

1936年6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军阀陈济棠等，借抗日救国的名义，联合反蒋，从而爆发了“两广事件”。7月25日，蒋介石一怒之下，免除李、白所任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等职，调任他职，并调动50万大军包围广西，战事一触即发。程潜不计李宗仁拘禁他的旧恶，认为大敌当前，事关民族危亡，应以大局为重，蒋、桂宜和，于是他满怀赤诚之心，为宁、粤两方的和解做斡旋工作。

程潜先给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军委会第一部作战组中将组长刘斐( 与程潜是醴陵同乡) 去电，称“中国要抗日，就不应再打内战，而应敦劝蒋、桂双方和解，以免自毁抗日力量。不知吾弟意见如何？广西是否有和的可能？”刘斐立即表示同意，并“应程潜之约，以私人资格去”斡旋和平^[1] 程潜又动员何应钦联名电蒋，建议蒋、桂和解。随后，他赴广州，与蒋介石当面详谈，历陈宁、桂和解是形势所需、人心所向，终于使蒋同意采取和平的办法解决两广事变。

随后，程潜又去李宗仁、白崇禧等处进行斡旋。9月初赴南宁说服李宗仁、白崇禧接受和议。9月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仍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9月10日，李、白等宣誓就职。一场内战危机终于化解，消除了蒋桂对峙之局，李、白保留下来的一股战斗部队，很快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支有生力量。李宗仁对程潜这种以德报怨的品德深为感戴。后来，在《李宗仁自述》中写道：“颂老受一时之屈，事后对我未尝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怀的豁达，实属可钦，而我本人则引为终身之疚，至今悔之。”

为了全面作好抗战准备，程潜以参谋总长的身份选择视察了江苏、河南等地。从这一时期他所写的诗文中可以窥见，爱国之心异常迫切。在《春巡江阴》一诗中说：“自从夷狄盛，久苦甲兵烦。设险非一朝，力竭财亦殚。顾兹伤凋敝，何以固屏藩。回舟警沧流，终夜百忧攒。”在《镇江》一诗中说：“北固旧披坚，金焦新荷戟。屏藩已千载，水陆欣重历。游览岂予事，虑深情转戚。”在《秋巡徐州》中说：“访古物莫赏，怀新景不收。缅邈争战场，怆念豪俊俦。东望长太息，谁知我心忧。”^[2] 此时，东北已沦陷长达5年，华北危急，诗人北望祖国山河破碎，忧心忡忡而不能自已。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局面。西安事变后不久，程潜奉命组织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人员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为此，他倾注全力和热忱，日夜参与计划修订工作。废寝忘食，字斟句酌，表现了坚定的抗日态度。1937年1月，完成了“甲案”和“乙案”两份稿本，根据对日所采取的消极与积极两种不同作战态势，分别拟定了未来对日作战的具体备战任务与各阶段战斗部署，计划内容翔实，反映了国民党政府最高领导集团对于敌情、国力及抗日战略战术的具体构思。由于受党派和立场的局限，他所制订的方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发动抗战立足点及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程潜更是力主抗日。7月11日至8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主要长官、幕僚及有关人员在南京连续召开会议，他每会必到，对卢沟桥事变后的国民政府的和战方略、军事部署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9月下旬，日本华北方面军沿平汉线大举南攻，9月24日攻陷保定，石家庄、平汉线国民党守军纷纷退避后撤，日本大有长驱直入中原之势。在这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任命程潜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原由蒋介石兼) 兼平汉线方面指挥。一战区辖第一集团军( 总司令宋哲元) 和第二十集团军( 总司令商震)25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2个骑兵师，其他特种部队在外。程潜临危受命后，驰赴邢台，全力以赴投身抗战。他自己预先立下遗嘱，抱着拼死疆场的决心，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并鼓励将士说：“大敌当前，有进无退。中国虽大，也没有多少地方可退了，战死在阵地上是最光荣的。”^[1]1938年1月17日，程潜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长官部设在郑州。2月，又兼任河南省主席。

面对危局，程潜立即调整部署，组织了滹沱河保卫战，严令将士们坚守阵地。1937年10月初，由于第一战区主力转入晋南，石家庄失守。他又赶紧在河南安阳以南汤阴以北宝莲寺一带布兵列阵，激励将士奋力抗日，与敌相持达3个月之久。1938年2月，日军猛攻豫北。守军宋哲元部十几万人不战而退，程潜非常气愤，当面予以严厉斥责。并命令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严密戒备黄河南岸，无战区长官的命令，不得放任何部队渡过黄河。

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程潜所部积极策应，有力地确保了徐州第五战区的作战。1938年2月，日军调集四个精锐师团，再次大举进攻，企图直下新乡平原，再转攻曲沃、临汾。程潜沉着指挥守军应战，重创敌军。2月上旬，鲁南重镇临沂告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庞炳勋军团( 实际只有5个步兵团，实力尚不够一个军) 坚守。终因兵力单薄，频频告急。李宗仁急向第一战区求援。程潜遂令离庞部最近驻守滕县的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前往支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来都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中原大战时，庞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一击，张自忠几遇不测。在抗日战争中，他曾说，任何战场我均可以死相拼，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当张自忠接到支援的命令时，感到十分为难。程潜得知，便谆谆开导他：“你与庞炳勋的宿怨，纯系私仇。目前民族危亡，我们应抛弃前嫌，共报国仇。为挽救民族于水火，即使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辞，何必计较个人恩怨？我与李宗仁将军也有个人私怨，他于1928年将我无理扣押，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现在我们不也在一起共同指挥抗日吗？”^[1] 他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张自忠疑虑皆消，乃率部急行军出发，于3月10日黄昏后赶到临沂城外。张、庞两军内外夹攻，大败日军。这一战，日军死伤3000多人，张、庞两部亦伤亡3000余人。3月下旬，日军再攻临沂。张自忠部再次倾力支援，迫使日军撤退，取得第二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这一战，使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始终不能与津浦路北段的第十师团按预定计划会合于台儿庄，从而使冒险深入到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形成我围攻台儿庄之敌的良机，为五战区李宗仁部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立下一功。

5月初，日军调集13个师、30多万重兵分六路向徐州包围，企图将中国守军主力歼灭于徐州。为了保存有生力量，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武汉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程潜奉令率薛岳兵团和胡宗南兵团组织了兰封战役。经猛烈反攻，夺回兰封，使陇海线恢复通车，将被困的40多列火车安全撤回郑州。蒋介石为避免在豫东平原与日军决战，即令程部向平汉路以西山地转移，整顿待命。不久，日军再攻豫东，程潜对第一四一师下令：“严令该师与开封共存亡。”^[2]6月3日至7日，日军先后占领了杞县、太康、开封、中牟，郑州告急。为解郑州之危，阻止日军前进，6月9日，程潜在蒋介石的频频电催下，令所辖第三十九军新八师用炸药在花园口炸开黄河河堤。黄河居高临下，滔滔河水，一泻千里。黄河花园口决堤，使日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受洪水泛滥威胁，向东撤退。打乱了日军进攻郑州、南下武汉的战略部署，迫使其在中原战场上收缩兵力。但是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三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园，近90万人葬身洪流，390多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1]。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黄河决堤后，程潜于6月12日指挥第六十九军、第三十九军、第九十七军、第四十军等6个军的兵力，对敌予以反击，相继收复豫北、豫东、鲁西等地。11月17日收复河北大名。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适应广州、武汉失守后的新形势，设立桂林、天水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南北两个战场之各战区。程潜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直属军委会领导。天水行营统辖北方第一战区( 卫立煌)、第二战区( 阎锡山)、第八战区( 朱绍良)、第十战区( 蒋鼎文) 及冀察战区、豫鲁战区、晋陕绥宁战区，辖陕、甘、宁、青( 新疆、西藏) 等13个省。1939年2月1日天水行营在西安市正式成立。1939年5月13日，程潜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

程潜在担任天水行营主任期间，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常往来，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抗日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当时被各哨卡扣押的共产党“嫌疑犯”300余人，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做工作，程潜都同意予以释放。

1940年5月，程潜调回重庆，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不久，又代理参谋总长之职，直到抗战胜利。在重庆，他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常与周恩来( 时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取得联系，坦诚交谈，共商抗日大计。他还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声望，掩护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这期间，程潜亲往桂园拜访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也回访程潜。两人作了多次长时间的叙谈。这为以后程潜高举义旗、投向光明，奠定了基础。他曾在60年代的诗作中回顾这段经历：“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 ^[2]

[1]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2页。
[2]　《程潜诗集》第105、106页。
[1]　李世璋《赤诚爱国，前进不懈》，《人民日报》1982年6月26日。
[1]　转引自陈利明著《程潜传》，第256页。
[2]　《程潜致蒋介石电》(1938年6月6日)，转引自《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127页。
[1]　中共河南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抗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2]　《程潜诗集》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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