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坚持国共合作和将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程潜在会上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成员，并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统率第二、六、四、十军从津浦路进攻直鲁军，继续北伐，指挥部设在南京。

1927年3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对蒋介石指使其爪牙在南昌、九江和安庆等地惨杀革命群众，解散和捣毁革命机关的反动行为极为愤慨，密令程潜在南京相机逮捕蒋介石，蒋介石亦欲拉拢他反对武汉国民党政府，而程潜则认为，北伐尚未完成，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裂，企图居中调停。因此，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于4月将其主力第十九师包围缴械，并下令通缉程潜及林伯渠。于是，他只好偕亲信随从数人乘小火轮逃离南京奔赴汉口。

程潜到武汉后，在林伯渠的协助下，在汉口重建第六军。除恢复原有3个师的编制外，还新增加一个教导师。经过整训，该军很快成为一支劲旅。对部下杨杰的反叛，他出以大义，劝阻部下诱杀杨杰的主张。他说：“宁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后来，杨杰有感于程的恩情，故在1935年力荐程潜出任参谋总长。

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与南京政府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一致，发动反革命政变，但宁、汉矛盾仍很尖锐。8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正式下令东征讨伐蒋介石，派程潜为东征军江右军总指挥，率部东进至芜湖、宣城一带。蒋介石因宁方内部矛盾突出，在桂系的逼迫下，不待东征到达即宣布下野。8月20日，宁汉双方在庐山谈判，程潜是武汉方面的代表之一。9月16日，他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14位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任军委会常委。新组成的军委会常委实行轮任制，由他担任首届主席。

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唐生智等因不满于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权力分配，回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于是爆发了“宁汉战争”。10月20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密令以湘、桂军为主体组成西征军，任命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为副总指挥。唐生智部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在西征军攻击下，几乎一击便溃。11月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退守湘境，西征军顺利进入武汉。12月2日，程潜在武汉就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1月初，国民政府又命令程潜、白崇禧自武汉南下，继续讨伐唐生智军。1月25日，程潜率部攻入长沙，随后攻克衡阳、宝庆等地，唐部将领先后倒戈，接受改编。湖南省政府也改组，程潜兼任省政府主席。在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程潜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

在担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程潜参与了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行动。他组织颁布了“共党自首条例”，设立“惩共法院”和“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并兼督办，在“清党”过程中，下令杀过许多共产党人，铸成终生悔恨。与此同时，他也保护过一些共产党人。如少将副师长、共产党员奚绍黄( 后改名周保中，解放后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等。

1928年春，各界纷纷表态拥护蒋介石复职，唯独程潜不表态，他对人说：“反蒋是我的一贯主张，不能因私人关系和个人利害有所变更。”桂系逼蒋倒唐达到目的后，急于扩张势力，又联蒋倒程，程却浑然不觉。2月28日，复职后的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又任命李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而他却只得一空头委员。此后，李宗仁等多数秘议欲将程潜扣留撤职，终于在5月21日诱使程潜来到汉口参加会议，即在会上以所谓“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跋扈飞扬，把持湘政”的罪名拘禁程潜，宣布免除其所兼各职。不久，程潜十余年亲手创建的第六军亦被桂系和蒋介石合谋消灭了。此后，他在中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再也没有可资凭依的实力。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正式决议停止了他的职权。他被软禁数月后，寓居上海，从此过着没有实权的在野生活，内心充满了苦闷忧伤，常借诗词发泄，消磨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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