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也是这一时期在中国具体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定的主要代表。他在协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和第一次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协助中共广东区委、推动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武汉时期他犯有严重错误。
一
鲍罗廷曾用名格鲁津贝尔格，1884年7月9日出生在俄国维帖布斯克州雅诺维奇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他在拉脱维亚度过幼年和少年时代。1903年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次年，被派往瑞士从事党的工作。1905年1月9日“流血的星期日”后，党组织派他到俄罗斯传达列宁的指示，不久又奉调参加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的工作。1906年4月，鲍罗廷代表里加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回国不久，被沙皇秘密警察逮捕，获释后，被党派往英国，在旅英俄侨中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春，由英赴美，先后在波士顿、芝加哥一边做工，一边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与朋友们一起创办过《美国工人》刊物，参加了美国社会党，担任援助俄国政治犯委员会主席。在芝加哥，他为俄侨设立了一所进步预备学校，还在一所大学任课和进行研究工作。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鲍罗廷于1918年7月返回祖国，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19年3月，鲍罗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不久，他受列宁的委托，化名布兰特温，带着列宁写的《致美国工人的信》前往美国，成为共产国际派往美洲的第一位使者。鲍罗廷从芬兰乘船，一路上历经风险，刚到纽约就被警方发现，无法在美国住下去，便于当年初夏从美国转往墨西哥。在墨西哥，他遇到了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并引导罗易推动墨西哥社会党转变为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国际。1919年12月，鲍罗廷到西班牙，作为苏俄代表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万国邮政协会会议。1920年2月，他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之后，他经由柏林返回莫斯科，继续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并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译成英文。1920年7月，鲍罗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次年1月，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柏林的特使。1922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他任英国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共产国际》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工作。此后，他被派往英国，化名乔治·布朗。同年8月在格拉斯哥被捕，判苦役半年，期满后便返回苏俄。
1923年1月，孙中山“为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请求苏联政府支援中国的革命运动
[1]。5月，苏联政府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开始援助的形式，是给中国派遣志愿的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这时，鲍罗廷的好友加拉罕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他建议派遣鲍罗廷到中国，担任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首席顾问，因为鲍罗廷曾长期在国外协助各国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并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经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同意，鲍罗廷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身份，前往中国。
二
1923年8月，鲍罗廷离开莫斯科，经哈尔滨、沈阳，9月抵达北京，首先同加拉罕长谈，然后同李大钊取得联系，并同中共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一起讨论国共两党联合战线问题。鲍罗廷强调，就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看，需要国民党与共产党无条件地统一起来；还提出共产党人应积极加入国民党的具体建议。9月下旬，他携带加拉罕给孙中山的介绍信前往广东。月底途经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即乘小船南下。于10月6日到达广州，向孙中山递交了加拉罕的介绍信。加拉罕在信中说：“鲍罗廷同志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多年来一直从事俄国的革命运动。鲍罗廷同志不仅是我国政府的代表，而且是我个人的代表，阁下可以和我一样同他友好共事。”
[2]10月9日，孙中山举行招待会欢迎鲍罗廷。孙中山在欢迎辞中说：“鲍罗廷来自一个短期内结束内战而立于强国之林的国家，苏俄不愧为中国革命的模范。”
[3] 鲍罗廷向中国朋友介绍了苏俄革命的经验。10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市立公园举行盛大集会，鲍罗廷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在广州国民党员、外交部以及廖仲恺个人举行的欢迎会上，鲍罗廷多次阐明建设一个组织良好、团结好、矢志民族解放的党的重要性。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从此，他就在孙中山身边，积极为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而努力。
鲍罗廷曾同孙中山进行过多次长谈，回答了孙中山关于俄国革命、俄共（布）党以及列宁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种询问。也听取了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的设想。他对改组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前景很有信心。他对孙中山表示，要以六个月的时间将广州变为党最巩固的地盘，在一两年间将革命精神普遍于全国，相信革命成功虽较俄国为迟，而最终是会成功。他决心为实现他的计划而奋斗。他还向孙中山表示：“假定中国革命的工作能够完成，我就死在中国。”
[1]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到来，给以极力热烈的欢迎和款待，多次在公开的场合下介绍鲍罗廷与群众见面，并号召全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他还说：“因为要学习它的方法，所以我请鲍罗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我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2]。鲍罗廷还以很大的精力，同国民党其他领导成员交谈，说服他们认识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性，认识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
由于鲍罗廷既是苏联政府派驻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又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所以他的使命除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外，还要指示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因此，他到广州不久，就召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两中央局的驻粤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委员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进行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
[3]广东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联席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改组问题，鲍罗廷到会详细报告了他来华后的工作情况，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使民族革命运动真正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国民党的改组正朝着这个方面进行。”
[4] 会议讨论了由他参加起草的国民党党纲草案和章程草案的意见，决定派谭平山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在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与会的党员要统一认识，并注意联络国民党的进步分子。鲍罗廷在工作中，很重视正确处理与中共广东区委的关系。他把自己作为中共广东区委与广州国民党之间的桥梁，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而不是凌驾于广东区委之上。正如当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的赖玉润所回忆的：“广东区委尊重鲍罗廷的意见，鲍罗廷的意见也是经过广东区委研究集体决定之后才能贯彻执行。”
[5]1923年10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和章程草案。鲍罗廷就国民党改组和所制订的章程草案作了报告，指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进行着长期斗争，而力量的联合成为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进行坚决斗争团结人民群众。要在中国完成类似的任务，国民党应当进行改组，通过人民明白易懂的纲领并以各种通俗易懂的方法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这个纲领。他强调，只有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达到统一和独立的目标。会议期间，由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等九人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五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鲍罗廷被聘为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谭平山被推为临时中央执委会书记，具体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会议还决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办国民党周报，草拟党纲，组织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
鲍罗廷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首先，下功夫改变国民党组织成分比较复杂，工人、农民、进步分子数量不多的状况。据统计，1923年11月11日，登记在册的国民党党员数为3649人。在鲍罗廷以及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努力下，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并带动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加入，为国民党补充了新鲜血液，使国民党的组织迅速得到发展和扩大。到第二年1月，党员已发展到8218人
[1]。1923年11月13日，鲍罗廷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各分区部联席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如下建议：一，各区执行委员应有集中办公的地方，并应组织训练党员，研究党纲党章以及社会政治状况的学校，每期三个月，凡党员均参加训练，然后足以传播主义和发展新党员；二，颁布给农民分配土地、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使小资产得到好处的法令。这些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
其次，帮助健全国民党的组织机构。鲍罗廷建议在国民党部分组织中试行委员制，取得成绩和经验后再广泛推广。孙中山接受了鲍罗廷的建议，指定一些年轻的党员成立国民党广州临时区党部，实行委员制。广州临时区党部执行委员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民主集中制，改变了过去互相扯皮的旧作风。孙中山一开始也不习惯委员制，很少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因为他了解不到实际情况，而且决定了的事情也往往由于右派的反对和阻挠贯彻不下去。特别是一些官僚，害怕国民党改组以后会失去高官厚禄而阳奉阴违。鲍罗廷建议孙中山经常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以避免出现上述问题，孙中山同意了。
鲍罗廷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得到了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使改组计划得以逐步实现。但也遭到谢持、邓泽如等右派的阻挠和破坏。他们企图挑孙中山与鲍罗廷之间的关系，达到反对改组国民党的目的。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人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说国民党的“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指挥”，“闻俄人替我制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
[1]，等等。但孙中山看清了邓泽如等人的阴谋，他相信鲍罗廷，坚定地实行联俄、联共政策。12月3日，他在邓泽如等的“弹劾案”上亲自批示：“党章党纲等草案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定英文，廖仲恺译之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2]11月25日，孙中山又在大本营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国民党改组的用意，强调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3]。孙中山的观点鲜明，有力的挫败了右派分子破坏国民党改组的阴谋。
在孙中山的信任和中共广东区委的支持协助下，鲍罗廷积极努力地工作。经过九个月的酝酿筹备之后，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在这次会上，鲍罗廷和瞿秋白等共同起草并经孙中山定稿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章程草案》，经过代表们的讨论通过了。同时，鲍罗廷被聘为顾问。
三
鲍罗廷在协助国民党改组，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过程中，紧紧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团结一致，不断揭露、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使革命的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地建立和巩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右派并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1924年6月25日，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张继专程到广州东山鲍罗廷的住所，指责说：“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否只求友国民党，抑同时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乎！”还责问鲍罗廷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是否承认党中党”？鲍罗廷严正地指出：“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在国民党内实际存在着左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之心，则党可复活。”鲍罗廷还驳斥谢持、张继等取消共产党的主张，说：“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坚持必须保留在国民党内。”
[1]1924年8月，鲍罗廷针对国民党右派妄图排斥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再次肯定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
[2]。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紧紧掌握一条方针，就是以共产党为核心，团结和依靠国民党左派，不断揭露和打击右派分子的阴谋，维护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坚持革命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故常常列席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并参加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
鲍罗廷与孙中山合作得很好，孙中山有事常找鲍罗廷商量，鲍罗廷则经常请示孙中山。鲍罗廷说：“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去请教总理的引导，我们依了他的引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会十分错误。”
[3] 鲍罗廷经常宣传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和卓越功勋；而孙中山也多次在各种场合热情赞扬鲍罗廷。1924年2月16日，孙中山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的信中说：“我对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做出贡献的鲍罗廷同志表示深深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4] 孙中山北上时，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新的政治委员会，鲍罗廷继续被聘请为顾问。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鲍罗廷与宋庆龄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旁。孙中山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孙中山在遗书中写道：“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1] 孙中山弥留之际，“还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孙中山对鲍罗廷有托孤之意，这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所周知的。”
[2]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右派的活动更加猖狂，鲍罗廷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但是他一如既往，坚持团结左派、打击右派的政策。从右派分子邹鲁的谈话中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邹鲁说：“当时第三国际派来广东支持共产党的鲍罗廷，他又是政治会议的顾问，他托庇于联俄容共政策之下，又有党内共产分子的撑持，要联络汪兆铭等，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
[3]在鲍罗廷的支持下，为限制各省驻广东的军队随便征收和抢夺财政收入，政治委员会于1925年6月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军队和省、地方的财政，不管是谁，如敢反抗，严加惩办。但是窃踞广东大学校长职位的邹鲁，借口“教育经费独立”，坚持要按广东大学过去的办法，独立收税，反对财政统一。邹鲁所以敢于不执行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是因为背后有一批右派在支持他。鲍罗廷为了打击以邹鲁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在政治委员会上指出：“教育经费之独立，比较国人盘踞财政，为害尤烈。”“国民政府之成立，即教育经费独立之保障”，“教育机关直接征收财政收入，破坏财政统一，决不可行。”
[4] 并建议派人接收广东大学的财源。邹鲁寻找各种理由，借口孙中山同意“教育经费独立”，甚至以欧美国家为例，认为这些国家的教育机关直接征收基金，并没有破坏财政统一，因而拒绝接受政治委员会关于财政统一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就建议撤销邹鲁的校长的职务。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庇护和支持，政治委员会仅决定给邹鲁以书面严重警告处分
[5]。
鲍罗廷帮助中国革命的积极行动，受到国民党新右派的仇视。1925年11月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通过决议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国民党左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都拥护和支持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在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程潜提议“俄国顾问鲍罗廷先生任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后，以其经验及学问，至诚帮助我们革命，其一种互助奋斗精神，吾人应感激之。”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以大会的名义赠送一座刻有“共同奋斗”四字的银鼎给鲍罗廷
[1]，并继续聘请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谭廷闾任军事部长，孙科任建设部长，鲍罗廷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胡汉民与许祟智是阴谋刺廖案的嫌疑犯，广州政府改编了许崇智的军队。鲍罗廷提出要坚决镇压右派，逮捕一些嫌疑犯罪分子，在国民党内开展肃奸运动，但受到右派势力的阻挠。何香凝曾回忆说：“仲恺被暗杀之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立即提出非常正确的主张，要把胡汉民、胡毅生等嫌疑的人立即逮捕起来，但是立刻遭到右派喽啰的反对。”
[2] 鲍罗廷在廖案发生后在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廖案和肃奸运动在革命与反革命政治斗争中的严肃意义，并指出政局的暂时稳定朝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发展，要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应该掌握有利时机，为实现统一广东、巩固广东革命基础而斗争
[3]。
根据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日渐统一与巩固，以及广东工农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有利形势，鲍罗廷主张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除一批国民党老右派的党籍，扩大左派势力。周恩来回忆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的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
[4] 但是中共中央来电不同意这个计划，居然还在上海与戴季陶公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参加国民党二大。鲍罗廷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指责派到广东担任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张国焘，“为什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把他们请回来？”鲍罗廷认为此时决不应退让，退让会助长右派的气焰。他虽然不赞成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右倾退让政策，但又觉得这是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维经斯基、甚至是共产国际所支持的政策，不能不执行。因而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造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1] 从此，造成接踵而来的恶果。
四
鲍罗廷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革命武装的建立。
1923年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时，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到处是军阀割据和混战。当时广东革命所需的费用，要依靠滇、桂军阀杨希闵、刘振寰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大元帅府所能管辖的范围，也仅仅是广州市及周围不远的地区。在广东省内，北边有桂系军阀沈鸿英、东边有粤系军阀陈炯明，西边和海南岛主要有军阀邓本殷。广州实际上是处于军阀的四面包围之中，革命政权极不稳定，就连驻扎在广州地区的滇桂两军，也是心怀鬼胎、各有打算，表面上拥护而实际上阴谋反对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此时，军阀陈炯明的军队攻占了石龙，政府军向广州退却，广州郊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市内戒严，人心浮动，国民党的改组，正面临夭折的危险。11月13日，鲍罗廷出席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的广州各区分部执行委员会议，并发表演讲，强调有目的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和要重视发动农民的工作。他指出前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在农村农民中的工作薄弱。会议根据鲍罗廷的建议，立即动员国民党员行动起来，发起组织国民义勇军，保卫广州根据地。当时，广州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纷纷带头报名参加国民义勇军。这支保卫革命政权的武装力量建立后，迅速击败了陈炯明对广州的进犯，从而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更坚定了孙中山的信心。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鲍罗廷大力协助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首先是帮助建立黄埔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鲍罗廷受孙中山的委托，和廖仲恺在一起，负责对黄埔军校的设置、军事组织、政治制度等计划的制定和实行。4月16日，鲍罗廷应孙中山的要求，与加拉罕一同向莫斯科发出求援电，要求：“一，选派五十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东；二，让具有丰富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
[1]5月间，苏联政府派出以巴浦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来到广州。巴甫洛夫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工作；同年7月，在东江不幸遇难。苏联又改派瓦西里·布留赫尔（加伦）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来华。从1925年到1927年，苏联派到中国担任军事和政治顾问的专家达92人，其中59人在广州工作过。鲍罗廷及在他领导下的这批苏联军事顾问人员在平定商团叛乱和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斗争中，在东征南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建立革命军队过程中，鲍罗廷还向孙中山具体介绍了苏联红军的战斗生活。孙中山对苏联红军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制度很感兴趣，他说：“这是我们的军队所没有的，我们也必须全部这样做。”
[2] 从此以后，孙中山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鲍罗廷经常抽出时间到军校做报告，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鲍罗廷为创办黄埔军校，积极争取苏联政府给军校以武器和军费上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黄埔军校的开办费，苏联政府就拨给了200万卢布的现款。1925年，苏联政府又一次拨给广东政府45万卢布的整编军队费用，以及大批军械。
同时，鲍罗廷还协助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徐成章、聂荣臻、熊雄等为委员，负责领导广东的军事行动，在广东地区从事军事工作的党团员统归军委指挥。中共广东区委在当时仍然是秘密的组织，为了方便进行公开的工作，争取团结各军队中的进步分子，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分校、桂军军官分校等青年军人，在1925年2月初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5月17日，青年军人联合会举行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鲍罗廷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出席，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给予热情的具体的支持和指导。这个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鲍罗廷还征得孙中山的同意，从黄埔军校等部门抽调了一批军事干部，成立了一支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都是共产党员。这支队伍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支援工农运动、镇压地主豪绅的反抗，保卫广东革命政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
但是，鲍罗廷在建立革命武装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他在广州期间，虽然协助广东区委建立了铁甲车队和独立团，使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一支武装。但在当时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下，这支武装的力量与其他各种政治势力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较，相差悬殊。这支武装仅3000人，而且后来也未能得到发展扩大，更谈不上以此对付复杂形势的变化。对此，鲍罗廷是有责任的，他还片面主张支持蒋介石为军事领袖，不赞成过快地发展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事力量。
1928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4月29日，鲍罗廷自苏联回粤后曾说过：“国民党有两个利器，一个是党，一个是军队。党和军队有联结之关系，党和军队是一个，军队和党也是一个，不可分离。我们以军队作党的先锋队，只认清党与军队是一个利害，绝对团结，于军队方有希望。现在四面八方均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倒敌人。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原理，否则先是分裂必影响革命前途。”
[1] 鲍罗廷等不敢大胆放手发动无产阶级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仅是一般号召军队与党要团结，不要分裂，其实质就是怕得罪国民党蒋介石。
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开始觉察到蒋介石的不可靠。他说：“我们不能依靠国民党，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不稳定的政党……即使它今天和我们站在一起，到了明天它就会和我们反目成仇。”
[2] 因此，他采取的策略是与蒋介石暂时妥协退让，支持蒋介石从广东出发北伐，以后再组织力量推翻蒋介石。李立三曾这样讲过：“在北伐过程中广东党的总路线要准备推翻蒋介石，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来反对资产阶级。鲍罗廷当时的计划确是向着这一方面走，不过因为这不仅是广东问题，而且是全国问题，就是拥护蒋介石，还是打倒蒋介石，这一问题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见是要打倒蒋介石。”
[1]1926年7月，蒋介石离开广州北伐，鲍罗廷开始在广州积极准备组织自己的武装。当时，省港大罢工为了配合北伐已经结束对香港的封锁，工人武装纠察队也要解散。鲍罗廷考虑到如果能将这支经过训练和锻炼的工人武装保留下来将是一件大好事。于是在与中共广东区委商量后，“提出利用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以罢工工人纠察队为基础，帮助当时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建立一支‘缉私卫商团’的武装组织。这样，既可以保存工人武装力量，又可以成为将来对付蒋介石的一支力量”。
[2] 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接受了鲍罗廷的这一建议，调区委委员、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徐成章担任该团团长，施卜任参谋长，许多连排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鲍罗廷还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亲自到“广州郊区某地考察地形，看是否适宜队伍驻地”
[3]。这个团由一千多工人武装纠察队组成，最初在东莞虎门进行训练，以后又调回广州。四一五广州的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也举行反革命政变，缉私卫商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激烈的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被解除了武装。
与此同时，鲍罗廷还协助中共广东区委抽调一批干部配合北伐战争，在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随军进入江西，准备在军队中组织我们的力量，并制定了一份组织大纲，由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聂荣臻带到上海报告党中央
[4]。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的这一计划，在当时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但是，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不仅不给予支持和领导，反而批评指责中共广东区委是“越俎代庖”，“组织的原则实属错误”、“自由行动”等等
[5]，致使这一军事计划未能实现。
五
鉴于广东已形成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中心，鲍罗廷曾建议中共中央搬迁到广州，以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但是，驻上海的党中央不同意迁移广州。不过，中共中央同样也感到广东工作紧急，所以在1925年5月指定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周恩来和罗觉（罗亦农）会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及鲍罗廷等五人组成中央临时委员会，指导广东一切实际工作。之后，在中央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大大推动了广东工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鲍罗廷集中力量协助中共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党团解决了罢工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的组成人员中，有各种代表人物，既有坚定的革命的工会组织代表，也有黄色工会、行会工会组织的代表，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后者，参加罢工的目的，不在于反帝，而是想谋取私利等。后来这些人逐渐感到无利可图，对罢工的事又不能随意指挥，因此转而无理取闹、制造摩擦，干扰罢工斗争的进行。为此，邓中夏、苏兆征、陈延年等罢工领导人与鲍罗廷一起研究对策。鲍罗廷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提出：“除了已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之外，再组织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使工人群众明了真相”
[1]。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由各行各业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共选出八百多人参加，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凡一切重大问题，均需罢工工人代表讨论通过，再交罢工委员会执行，这样，就使党的领导深入到群众中去。罢工工人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群众起监督作用，而黄色工会领袖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保证了罢工运动的顺利进行。
省港罢工初期，由于形势错综复杂，斗争经验不足，因而在武装封锁香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同时，又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一作法，显然是没有注意到斗争的策略，扩大了打击面，“其结果不仅是封锁了香港，而且也封锁了自己”
[2]，并会造成各国协同起来对付我们。罢工领导人及时发觉这一问题，便与鲍罗廷共同研究解决办法。鲍罗廷认为，武装封锁香港这把刀是两面利刃，一面割到敌人，另一面又将割到自己，对英不利，对我们自己也不利。经过研究，再由鲍罗廷与广东国民政府商量，决定改为“单独对英”的中心策略，规定凡是英国货、英国船或者经过香港的外国船，都一律不准进口；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不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接来广州。这一斗争策略执行结果，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争取了各阶层人物的同情和支持，进而解除了广东经济的困难，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保证了罢工斗争能长期的坚持下去。
1926年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妥善地解决结束罢工后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鲍罗廷提出了“凡进口的外国货物关税均需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的办法，作为遣散罢工工人的经费。当时，中国的海关完全为帝国主义所控制，鲍罗廷提出这一征收附加税的主张，帝国主义被迫接受，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终于夺回了部分海关权利。
广东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早，大革命时期已成为全国农民运动发展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地区之一。鲍罗廷对广东农民运动给以很高的评价和支持。1924年，广东农村各豪绅地主组织反动武装民团，攻击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镇压农民运动，而国民党右派却支持豪绅地主，破坏农民运动。鲍罗廷极力推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多次通过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并派出军队支持各地农民自卫军，打击地主豪绅、反动武装民团。
鲍罗廷认为：中国农民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将反帝反封建斗争推进一步。否则“国民革命若未得到人数众多、而且受压迫最甚之农民了解与参加，国民革命必不能成功。”
[1] 鲍罗廷通过大量的调查得出结论说：“我个人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尤其在广东最主要的支持不是军阀，而是落后的、中世纪的土地关系”。1926年2月14日，鲍罗廷在北京向苏联来华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的报告中讲：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唯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人，才算是国民党左派”
[2]。1926年10月1日，鲍罗廷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一文中强调：“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扫除帝国主义”。“以前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都因土地问题未解决而失败了”。他认为“仅叫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不够的。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那些口号便成空的了。清朝也反对帝国主义，但不能叫革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清朝不能解决土地问题，若解决此问题即是打倒清廷自己，所以他愿屈服于帝国主义”。“我们如能解决土地问题，则中国大多数的民众都站在我们这边来了。”
[3] 他还指出：“打倒军阀，这是一个任务。但是，要着手改变土地关系、租税制度，这就更是一个不可比拟的任务了。这里将会遇到整个的反抗，”“并不是所有的国民党人都赞成土地改革，让他们参与这个改革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所以，他号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要到乡间去，努力领导农民解决他们切身的痛苦，以便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投入到国民革命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去。
六
1926年的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广东转移到了两湖。于是，把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就成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可是，当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便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把南昌作为他的反革命大本营，并指使他的嫡系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霸占地盘，扩充实力。他反对迁都武汉，多次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鲍罗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力主迁都武汉。
在鲍罗廷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于11月16日举行了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10日前后，鲍罗廷与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代表团名义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12月13日，由第一批到达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开始行使最高职权。但当第二批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途经南昌时，却被蒋介石扣留了。
1927年1月，蒋介石公然以国民党的名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甚至宣布先期到达武汉的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及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等组成的党政联席会议为“非法”。1月11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要求取消联席会议，由他行使最高职权，并再次提出迁都南昌的无理要求。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断然予以拒绝。鲍罗廷当面批评蒋介石说：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个人独裁是不行的。蒋介石理屈词穷，提出延期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但也未达到目的。蒋介石回南昌后便给当时的党政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顾问的职务。2月9日，武汉的国民党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多数人反对撤换鲍罗廷，只有徐谦主张顺从蒋介石的要求。徐谦说：“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把鲍罗廷换一换吧！”吴玉章说：“这不是面子问题，鲍罗廷是否撤换，应由大多数中央委员来决定，蒋介石一句话怎能算数，究竟是蒋介石服从中央，还是中央服从蒋介石？再说鲍罗廷的话根本没有错误，凭什么理由要撤换他？这不是的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
[1] 会议不仅否定了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而且提出了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主张。同时推举吴玉章、邓演达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鲍罗廷出席了会议，对会议表示积极支持。会议肯定了一月以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合法地位，追认联席会议的一切决议均有效。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撤销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却有力地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控制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阴谋。鲍罗廷在组织武汉国民政府以及政府内部，都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曾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在国民政府管辖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运动继续发展。
鲍罗廷在武汉政府工作期间，也有其错误之处。表现之一，是对唐生智的看法及与其关系的处理方面。当时，唐生智为取代蒋介石军事首脑的地位，曾一度“左”得出奇。鲍罗廷抵武汉后，曾向唐生智说：“现在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谁能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答道：“我愿意这样做”，并表示“一切愿听指挥”。唐生智还任命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彭泽湘作为自己的政治部主任，表示无条件的支持工农运动，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1926年10月30日，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曾向鲍罗廷报告说：“唐好几次向我这样说：‘蒋介石已疲惫不堪……如果我取得指挥权的话，我不但要攻下江西，同时还要攻取南京’。唐生智为要取得总司令的地位，决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去击败蒋。”鲍罗廷虽一方面看到了唐生智的野心和欲望，但另一方面他确有联唐制蒋的打算。其次，共产党人虽然参加了政府，但在政府中的力量并不强大，并没有真正掌握对政府的领导权，发挥应有的作用。鲍罗廷在安排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时，没有选择坚定的左派，而是以徐谦为主席。徐谦为大革命曾做过有益的工作，但并不是坚定的左派，以后又成了宁汉合流的推动者之一。鲍罗廷还大力支持“迎汪”复职运动，把汪精卫看成革命的左派，想以支持汪精卫来抑制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但汪到武汉掌握了武汉的党政大权后，日益右倾，这就使得汪精卫集团得以实现其反革命政变。
七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也更加表面化了。鲍罗廷在广州时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时，国共便要分家。可是他到达武汉不久，认为由于蒋介石的加紧反共，国共分家之事大为提早。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希望蒋介石能回心转意。他在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发言中，一方面说，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反动中心，这一定要失败的”，并尖锐地指出：“这种反革命行为，究竟与孙传芳何异？”一方面又说：“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在他离开上海反革命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
[1] 可是，蒋介石根本不听从他的劝告，公然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9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还发出了逮捕鲍罗廷、陈独秀等共产党“首要分子”的命令。
严酷的事实教育了鲍罗廷。他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怎么还能谈到继续北伐呢？他主张在当时情况下，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立足得住。可是，几天之后，鲍罗廷自己对东征的意见却又产生了动摇。他在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表示：现在奉张军队正沿京汉铁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将有受军阀张作霖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先配合冯玉祥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办法。东征之议因而暂被搁置，而改为第二次北伐。4月，唐生智、张发奎等沿着京汉路向信阳集中，进行北伐。4月底，南京、武汉两方面同时受到张作霖的军事压迫。孙传芳及张宗昌部经由徐州向浦江挺进，张学良部则由京汉路南下威胁武汉，他们乘革命内部分裂之危，企图予以分别击破。南京方面对付武汉国民政府的行动是相当积极的，但因孙传芳、张宗昌进至浦江、扬州一带，南京受到威胁，所以蒋介石不得不同时应付孙传芳他们，故而口头亦高唱继续北伐。武汉方面先行东征之议成了泡影，也就意味着鲍罗廷反蒋计划的失败。鲍罗廷此时把自己前些时候一再主张的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身上。4月26日，鲍罗廷在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上发言时讲：目前，要解决土地问题有困难，因为农村政权不在农民手中。怎么办呢？他提出：“应该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专门机关，农政部须根据科学的方法，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用党部的名义，提出省民会议，议决后，成为单行的法令，在各省施行。”
[1] 鲍罗廷的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取消土地革命，因为武汉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如汪精卫等，是一直对工农有戒心、反对土地革命的。
对统一战线内部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左派的压制之间的矛盾这一事实，鲍罗廷认为“在取得这些军事行动（按：指第二次北伐——引导）的胜利之前，国民党左派还不会与中共中央决裂”。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内还有草（苏援），他（唐生智）还要吃我的草，不致于跑掉”
[2]。这样，他把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变成了“吃草”政策。一旦到了“左派”们感到有比“吃草”更急迫的事情时，中国共产党被出卖的日子就必然随之而来的了。这个政策，诚然并非鲍罗廷个人的主张，实际上这是共产国际设计中国革命模式必然带来的后果。
罗易把鲍罗廷在政治上的退让，回避土地革命，利用二期北伐转移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等一系列的做法，称作“西北学说”。他对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正在跳出油锅而跌入火炕”，“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
[3]。罗易特别强调：“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本身不是目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与它合作是为了发展国民革命，如果国民党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机构，那么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就须根本改变。”
[4]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鲍罗廷在会上主张坚持同国民党保持团结，维护统一战线。为此，他不惜向汪精卫以及唐生智、何键等国民党军官让步，把原先主张没收土地改成减租减息。罗易在会上则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要巩固革命基地、深入土地革命。他批评鲍罗廷、陈独秀把革命根据地移到西北去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大会实际批准了这种理论。五大决议案说：“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地扩张”，“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广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
[1]5月21日发生了“马日事变”。鲍罗廷、陈独秀反对派兵镇压，主张和平解决。鲍罗廷认为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错误和不良倾向，一切错误都在于农民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痞子”和“哥老会”。他还说：“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同他们合作，假若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的完全失败，我们将什么也没有。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与他们现在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罗易）等
[2]。鲍罗廷同陈独秀一样，认为现在“弄糟了”。他提议由他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进行调查，以期用和平方式解决“马日事变”。于是，在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后，武汉国民政府在5月5日派出谭平山、陈公博、彭祖湘、周鳌山、邓绍芬（后两人是唐生智的代表）和鲍罗廷等人组织查办团奔赴长沙，声称一方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另一方面查办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运动”
[3]。查办团到达岳阳，许克祥电令岳州驻军将谭平山等扣留枪决。谭平山等知道了，连忙返回武汉。
5月24日，湖南反动派在长沙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正式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取代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权，宣布“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拥护蒋汪合作”，通令恢复全省地主武装团防和团都组织，指令各地土豪劣绅摧毁农民协会和工会，捕杀工农群众积极分子。面对反对派的野蛮屠杀，鲍罗廷仍未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把希望转向当时正在河南前线的唐生智，祈望能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吃他的草”，暂时与他们合作“东征”，待东征成功，渡过目前的难关后再谈别的。他提出，现在的交换条件只是要他们答应在“东征”时期暂不实行“分共”，这个问题保留到打倒南京中央再说；希望他们在将领间“疏通疏通”。但何键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为C·P 东征”
[4]。事实上，唐生智反对蒋介石只是基于他争夺权力的目的，而他的军官们并不愿反对蒋介石，他们倾向于南京远远超过武汉，而且有些反动军官已与南京方面取得联系。唐生智在武汉也直接间接的表示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征立即上辞呈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苏出国考察。鲍罗廷对后一个办法表示可以采取，要苏兆征、谭平山以示威的姿态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的态度完全说明了他对鲍罗廷的“草”已不感兴趣，而是与汪精卫一伙正加紧其反共和反革命政变的活动了。鲍罗廷的妥协退让的“吃草政策”也趋于破产。
[1]1927年6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决定解除鲍罗廷顾问的职务。6月17日，陈友仁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鲍罗廷。7月13日，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鲍罗廷同瞿秋白一道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庐山，研究对策，并商量如何重建中共中央的领导。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宣布解除一切苏联顾问的职务。
鲍罗廷初时一再推迟了他离开汉口的日期，因为他的妻子范娅还在张作霖处被当作人质扣押。7月12日，范娅在北京被宣布无罪，随即被送进苏联使馆。鲍罗廷知悉后，便决定离开中国。他在决定回苏前．要汪精卫作一公函致苏共中央政治局，证明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形及武汉左派代表赴俄的决定。汪精卫答应了，后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并每人签名，写了一封信给苏联当局。信中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诸同志：鲍罗廷同志回国之便，特修此函，证明鲍罗廷同志之工作，为本党同志所感念不忘。最近本党感于国民革命之进展与环境之关系，曾经决议于最短时间，派遣重要同志前来苏联，商量中俄两国之联合办法；同时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合作方法，亦欲得所承教。关于此中曲折，鲍罗廷同志必能详述一切也。”
[2]鲍罗廷与苏联顾问一道，乘京汉路火车北上，于7月27日到达郑州。当晚。冯玉祥为鲍罗廷举行了一次宴会。原来冯玉祥曾表示在他管辖的地盘上保证鲍罗廷等人的安全，可是在8月1日清晨，鲍罗廷突然命令大家打好行李，准备当晚离开。与鲍罗廷同行的斯特朗得知这次仓促离开的起因是由于汪精卫给了冯玉祥一道命令，要冯逮捕鲍罗廷，把他送回武汉。当时正渴望与南京及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冯玉祥复电汪精卫说：“很遗憾，鲍罗廷走了”。后来鲍罗廷由洛阳取道陕西、内蒙古，于10月回到莫斯科。
鲍罗廷返回苏联之后，仍然很关心中国问题，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文章，参加过关于陈独秀的问题的讨论。10月23日，他在莫斯科向布尔什维克作了关于中国进行斗争的教训的报告，他认为“三二○”事件“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可能妨碍工农运动的发展”，在通过“整理党务案”的那次会上，中国共产党“作的让步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作出让步，那就意味着同国民党合作的终止，革命力量就会局限在一个省里。”1939年5月20日，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报告中讲：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政见，而未能把这些不同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说当时有广东路线和上海路线的对抗；假若他的路线与陈独秀的路线引起公开斗争，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
[1]。
鲍罗廷返回苏联不久，便被停止了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1928年6月7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中批评了鲍罗廷，指出鲍罗廷在大革命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也负有重要责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会上也批评了鲍罗廷，指出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是苏联顾问，他的话是有实际作用的，因为他身后站着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他相信谈判，只注重同汪精卫、蒋介石这些人谈判，而不去发动群众。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建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不办。布哈林还批评鲍罗廷把共产国际的指示隐匿起来，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布哈林的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鲍罗廷不少错误就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
鲍罗廷返回莫斯科后，曾历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塔斯社代理负责人，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与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工作。1949年，苏联政府指控斯特朗为“间谍”，将她驱逐出境。这一事件株连了鲍罗廷。于是，鲍罗廷被监禁。1951年5月29日，鲍罗廷逝世于远东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1956年，苏联党为鲍罗廷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名誉。
[1] 转引自《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页。
[2] 转引自《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页。
[3]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3年6月版，第292页。
[1] 转引自元邦建：《鲍罗廷在广东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3期。
[2] 《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基础》（1923年11月25日在广州大本营讲话），载《孙中山最近演讲集》。
[3]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4] 转引自元邦建：《鲍罗廷在广东的几个问题》。
[5] 赖玉润：《在广东革命洪流中的一段回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记事录》，转引自元邦建：《鲍罗廷在广东的几个问题》。
[1] 解放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0页。
[2]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中正书局1948年版。
[3]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期，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64页。
[1]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8、343页。
[2]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43页。
[3] 《鲍罗廷在广州国民政府欢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宴会上的演说》，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69页。
[4]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4页。
[1] 《孙中山致苏俄遗书》，载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144页。
[2]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17页。
[3]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35页。
[4]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37页。
[5]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37页。
[1] 《工人之路》特号第195期1926年1月8日。
[2] 何香凝：《我的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
[3] 赖玉润：《在广东革命洪流中的一段回忆》。
[4]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8—119页。
[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8—119页。
[1]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27页。
[2]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27页。
[1] 《海外周刊》第14期，1926年6月21日。
[2]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31页。
[1]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0日）。
[2] 黄平：《往事回忆》。
[3] 黄平：《往事回忆》。
[4] 《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0月4日）。
[5] 《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0月4日）。
[1] 黄平：《回忆往事》。
[2] 《反帝国主义唯一策略》，载《工人之路》特号第13期，1925年7月6日。
[1]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03页。
[2]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302页。
[3]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09页。
[1]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32页。
[1]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0—141页。
[1]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97页。
[1] 《怎样解决土地问题》，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06页。
[2]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3]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4] 罗易：《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载《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65页。
[1]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402页。
[2]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3] 《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四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309页。
[4]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 蒋永散：《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2] 蒋永散：《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1] 蔡和森：《论陈独秀机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