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他以锐敏的观察力、质朴的同情心和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独立观察和思考，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并把这种认识传播到世界各国，为各国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他为推动和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1905年7月19日，斯诺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的父亲詹姆斯·埃德加·斯诺是一个印刷公司的小业主。斯诺排行老三，前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斯诺的母亲安娜·凯瑟琳·埃德尔曼，是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哥伦布的混血儿。她信奉天主教，与斯诺家族的信仰不同。
斯诺母亲对宗教的虔诚和他父亲对宗教的怀疑态度，都曾影响过斯诺的成长。斯诺从小通过教会的教义问答，行了坚信礼。但通过自己的观察，逐渐对天主教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位祭坛司童偷吃了含有“基督的肉和血”的圣饼。斯诺等待着神灵对这位司童的处罚，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件事使斯诺相信父亲灌输的怀疑主义。从此，他“对事物大都抱理性主义的态度，厌恶任何形式的教条和专制主义。”
[1]老斯诺不仅向儿子灌输怀疑主义，而且教会他过自立生活的本领。九岁时，老斯诺就让斯诺到印刷公司做杂活。后来又在一家药房干活，还在凯蒂铁路公司当勤杂员。这些经历培养了斯诺吃苦耐劳的坚毅性格，使他较早地接触社会，为后来的记者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斯诺在堪萨斯城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初在诺曼小学受教育，获得美国童子军“雄鹰童子军”的荣誉称号，后升入西港中学。在中、小学里，他的成绩平平，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非常活泼，兴趣十分广泛，对枯燥无味的课堂教学始终提不起兴趣，却用很多精力阅读课外读物，参加其它活动。他一度喜爱演奏，迷上了萨克斯管，并组织了一个做凤铃草爵士乐队的小管弦乐队。有次因试着驾驶姐姐男朋友的汽车，不慎将汽车撞在树上。为了赔偿汽车修理费，他忍痛卖掉了心爱的萨克斯管，小乐队也停止了活动。这件事中断了他施展音乐天才的机会，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向。
1919年夏天，14岁的斯诺和两位小伙伴，驾着一辆旅行车，进行了三个月的传奇旅行。他们穿过热浪滚滚的沙漠，翻过陡峭的山谷，经过葱翠的亚热带森林，一直行驶到美国的西海岸。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浩瀚的大海，萌发了看太平洋彼岸风光的遐思。在加利福尼亚州，其中一位伙伴将汽车留在那里。斯诺和另一位伙伴踏上了归途。此时他们身无分文，只好边打零工边行路，尝到了流浪汉的滋味。快到家时又遇上了一伙强盗，抢走了他衣兜里仅有的50美分。这场劫遇并没有冲淡他旅行的热情，相反给旅行增添了惊险色彩。这次旅行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界标。39年后，他在自传《复始之旅》中写道：“要不是那个夏天看到过太平洋，我决不会立下有朝一日一定要漂洋过海的雄心壮志。我要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沿岸坐货车流浪，穿越费瑟河峡和科罗拉多的罗伊尔峡，我就不会那么早早地就尝到漂泊冒险的滋味，不会了解大自然和人类的千差万别，也不可能体会素不相识的人对青少年的关心。我当时刚刚意识到，如果说我还没有足够的智力在世上立足的话，我已有力气干活谋生了。”
[1]同年秋季，斯诺读到了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小说中成群的乞丐强烈扣动了他的心弦，使他想到夏天流浪生活和途中所看到的穷苦人们的悲惨遭遇。这本书和《鲁滨逊漂流记》、《金银岛》等作品，进一步萌发了他去寻看异国风情的欲望。但当时不可能实现这个希望，现实的问题是读书。在西港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兄弟会，担任这个团体会刊的编辑。1924年他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曾任《堪萨斯星报》的业余校园记者( 一说业余编辑)，开始了新闻工作。
1928年年初，斯诺在华尔街一家银行证券交易中获得一笔钱，于是他和一位叫阿尔文·乔斯林的朋友决定花一年的时间，去遨游世界。为此他致信给父亲：“我的这种想法，你们也许会说是愚蠢的。但还是让我去闯闯吧! 事实也许证明我的做法并不愚蠢。”
[2] 他在开往远东的“兰德诺号”轮船上当上临时的锅炉工，随船去开眼看世界。
“兰德诺号”行驶到夏威夷附近，因锅炉爆炸而无法行驶。斯诺只好在夏威夷停留下来。这里的风土人情吸引住他，特别是冲浪运动令他振奋。他将这里所看到的东西写成文章寄给《哈泼斯集市报》。令他备受鼓舞的事，是他的处女作得了500美元的稿酬。这更增强他探险世界的勇气，于是，他又爬上了一艘驶往日本的轮船。他在日本饱览了妩媚的风光后，又带着“寻找‘东方的魅力’”
[3] 的强烈欲望前往中国。
二
1928年春，斯诺来到上海。他原计划在中国只逗留六周，结果却度过了13年。这段时期对斯诺来讲至关重要。这既是他和中国人民友谊的开端，也是他思想发生“觉醒的起点”
[1]。
斯诺在上海结识了美国在远东的最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兼《芝加哥论坛》记者约翰·木杰明·鲍威尔。他接受了鲍威尔的邀请，参加《新中国》专辑的编辑工作。在三个月编写的时间里，他接触到大量资料，使他对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并被它灿烂的文化所陶醉，因而决定留在中国，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当时蒋介石刚刚确立自己的统治，中国出现了表面的“统一”，城市经济生活相对平静，这些现象一度使斯诺认为：“蒋介石把中国从‘暴民’手中拯救出来，‘道义’是在蒋那一边。”
[2] 但是很快他便改变了这一态度。
1929年6月，斯诺离开了一些比较繁华的都市和富庶的江南，沿着铁路线北上，深入到内蒙古一个偏僻农村。在这里，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使他震惊！严重的旱灾几乎摧毁了这里的一切，“一切生长中的东西，仿佛都被新近爆发的火山灰烬一扫而光。”
[3]“垂死的人奄奄一息地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石阶上。”
[4] 一个城镇，一年之内几乎死掉了一半人口，“死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墙外挖一条沟掩埋了事”
[5]。人道主义唤起斯诺内心深处对中国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看到那些垂死挣扎的人，竟得不到拯救时，痛苦地写道：“我想，如果我们自己面临着这种境地时，我们将乞求快些让我们死去，但这些中国人好像不是这样，他们正在缓缓地等待咽下最后一口气”
[6]。斯诺拍了大量灾区照片，在报上作了报道，向社会发出紧急呼吁，以促使各方行动起来赈灾。但响应甚微，甚至有人说他的报道是危言耸听。蒋介石政权非但不送去粮食，反而把饥荒作为迫使西北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就范的有效武器。
内蒙古之行是斯诺一生中“惊心动魄，永志不忘”的一段经历
[1]。他曾写道：“在中国西北那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2] 这段经历，不仅使他透过都市虚华的表层，看到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深层，也使他对蒋介石政权所抱的希望破灭。
1931年9月，斯诺回到上海，带着对中国许多问题寻找答案的心情和为宋庆龄写传的目的，拜访了宋庆龄。宋庆龄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海伦·福斯特·斯诺
[3] 所指出的那样：“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自己的榜样”
[4]。宋庆龄为维护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在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巨大毅力和勇气，赢得了斯诺对她的敬仰。斯诺在宋庆龄身上“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
[5]1932年初夏，斯诺欲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进步文化，首次拜访鲁迅。鲁迅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鲁迅从进化论转到阶级论，从“徬徨”转到坚定地站在革命阵营一边的事实，对斯诺的思想有很大的触动。“鲁迅那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洞察力”
[6]，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鲁迅对这本小说集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给予有力的支持，多次与斯诺晤谈。斯诺夫妇到北京后，又与他们书信来往，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建议斯诺研究中国文化，必须要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走一走，先拜访那些将军，再去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
[7] 这就是鲁迅交给斯诺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8]。鲁迅除介绍自己的作品外，还仔细地分析了中国的文化界，将左翼作家和作品推荐给斯诺。在一次重要谈话中，鲁迅详细地分析中国文学界的近况，分析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田军（即萧军）等最好的作家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绩。尤其对萧红，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1]。鲁迅还特别主张将孙席珍、田军、杨刚等“新出台的作家”的作品选择一些，“介绍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
[2]。
斯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编译小说集的工作。斯诺夫人海伦和一些中国作家姚克、萧乾、杨刚等人也参加到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中。斯诺热情正直、富有人道主义思想和对中国人民友好的真挚感情令鲁迅十分感动，他在致郑振铎的一封信中称颂道：“S 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足叫人伤心。”
[3]1933年5月26日，鲁迅专门为斯诺拍摄了一张半身照片。斯诺十分珍惜这张照片，1935年1月，他在美国《亚洲》杂志上发表的《鲁迅——白话大师》中附上了这帧照片。这是第一份英文的鲁迅小传。由于斯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发展的方向，使他比较全面、正确地向欧美人民介绍了鲁迅，同时反映了当时中国进步文化界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围剿”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斯诺在鲁迅的悉心指导下，翻译、出版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用去了约五年的时间，耗费了许多精力，直到1936年7月才由英国伦敦乔治·哈勒普书店出版，书名为《活的中国》。这部英文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的首次出版，使世界各国读者第一次从书中“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魄。”
[4] 也使在风雨如磐的社会中搏斗的中国进步的文化界备受鼓舞。《活的中国》收集了鲁迅、柔石、茅盾、巴金、丁玲、沈从文、孙席珍、田军、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失名女士（即杨刚）、沙汀等15名作家共24篇短篇小说。斯诺对鲁迅表示了特别的敬意，将他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离婚》等五个短篇和《风筝》、《论“他妈的！”》两篇文章放在书的第一部分。作品的前面有斯诺写的《鲁迅评传》，称颂鲁迅“是当代中国文学上一位伟人，他的天才是举世公认的”。
《活的中国》卷首的献词是：“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取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1] 献词洋溢着斯诺对宋庆龄的无比崇敬和热爱之情，也道出了宋庆龄和鲁迅等左翼作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同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正在外地采访的斯诺惊悉这不幸的消息后，怀着沉痛的心情和一位中国作家一起敬送“鲁迅先生不死”的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徬徨。”
[2]三
诺斯在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他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正义行列之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立即敏锐地认识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也是向全世界人民挑战的第一步。不久，他赶赴东北采访。目睹日本军队残杀中国人民的尸体被“饿狼和野狗吃掉”，“雪地里布满了血”的惨状
[3]。他向全世界真实地公布这一事件的真相，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又向上海进攻。午夜，诺斯一听到进攻的枪声，便不顾一切，赶到交火的地方进行采访。他到上海火车站，看到车站依旧像平时一样拥挤、嘈杂，旅客尚不知日军正向这里进攻，便立即找到站长，告诉他战争已经爆发，催促他断然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将旅客撤出车站，免遭战祸。
在这场战争中，斯诺经常冒着炮火，上街抢救难民。他更多的用笔作武器，赶写新闻报道，对十九路军的奋起抵抗和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给予热情的歌颂：“上海‘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的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
[4]1933年3月，斯诺应邀到北平燕京大学执教，讲授“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海伦随同来到古都。在这里，引起斯诺夫妇兴趣的不仅是碧波荡漾的未名湖，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更主要的是结识了一批热血青年。这批青年关心国事，以天下为己任，给斯诺夫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当中有燕京的黄华、陈翰伯、张兆鏖，北大的黄敬，清华的姚依林、陆璀等。斯诺虽然不知他们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但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批青年也把斯诺夫妇视为真诚的朋友，经常去盔甲厂13号斯诺寓中作客，纵论国内外大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将魔爪伸向华北。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威逼下，步步退让，继《何梅协定》后，11月，又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取代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企图以牺牲华北主权谋求妥协。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北平组织立即决定在12月9日举行抗日请愿示威大游行。12月8日，张兆鏖、陈翰伯、黄华等来到斯诺的住处，将游行路线、集合地点告诉了斯诺夫妇，并将《告民众书》基本的内容翻译给他听。斯诺夫妇连夜抄写这份文件的译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国报纸发表。
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发扬“五四”运动的精神，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在古都上空震荡。斯诺夫妇和一批外国记者在游行队伍中拍照、采访。当宪兵企图镇压学生队伍时，斯诺和一些外国记者围拢上去，迫使宪兵把枪口放低。斯诺夫妇和爱国学生挽着手，行进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这举动使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警察、宪兵们非常“震惊”
[1]。
这天晚上，斯诺赶写并发出了长篇通讯，在《纽约太阳报》等国外报纸上及时报道了运动的情况。
12月16日，北平、天津等地相继又举行了示威游行。斯诺夫妇冒着凛冽的寒风进行采访。斯诺爬上一个城楼，用电影摄影机摄下学生运动的珍贵镜头。他们亲眼看到了大刀队“不加任何警告地”
[2]，直接冲向游行队伍的情形。斯诺夫妇热血沸腾，再次走进游行队伍里。不久，爱国学生纷纷南下，将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全国。斯诺同南下学生保持信件往来。斯诺夫妇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行动，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忌恨，将斯诺列入黑名单里。日本报纸甚至造谣说，“一二·九”运动是海伦发动的。
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历使斯诺夫妇终生为之自豪，同时也教育了斯诺，使他对国民党媚外卖国的反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危急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
[1]。许许多多的爱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就是对这个政权“完全失去信心”。
四
1936年初春，斯诺实地考察红色苏区的念头再次萌发。其实早在四年前他就产生过这念头。1934年他的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愿预付稿费750美元，让他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他愉快的接受了这个要求，但后来发现连一名“红色”的士兵也无法见到，遂打消了这个计划。1935年英国《每日先驱报》复提出相同的建议，并愿资助他到红色中国去旅行。1936年初春，斯诺和刚认识不久的黄敬联系。黄敬向刘少奇请示，因环境之故，未能及时作出安排。同年4月，斯诺专程去上海请宋庆龄帮助。此时，中共上海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正在物色一位友好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去苏区。斯诺和马海德
[2] 成了理想的人选。宋庆龄帮助他与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
同年6月，历史又给斯诺的西行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同红军之间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通往苏区的道路悄悄地敞开了。尽管前途难卜，危险重重，但他决不坐失良机，一心“跨越卢比康河”
[3]。他在致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约翰逊的信中表白：“如果有危险，我至少可以拿一点来进行自慰，这就是许许多多中国人民已经为这个运动牺牲了生命，为了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冒险也是值得的。”
[4]6月3日，斯诺携带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给毛泽东的信和照相机、摄影机、24卷胶卷以及简单行李，从北平出发，在郑州换乘陇海线的火车，火车上又与马海德接上头，一起去西安。到西安后，在预先指定的西京招待所住下，会见了接头人“王牧师”
[5]。“王牧师”分别与他们进行了很坦率、诚挚的谈话，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的政局。
为了妥善安排斯诺去苏区，中国共产党中央保卫局邓发和红军驻西安联络员刘鼎会见了斯诺，并具体安排他们的西北苏区之行。随后，斯诺和马海德乘上一辆东北的卡车先到延安，然后改骑毛驴，在一位向导陪伴下，抵达安塞。在那里，他们首先受到了周恩来的欢迎。周恩来用英语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相信你会如实的报道。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将尽力帮助你了解情况。”
[1]7月9日、10日两天，周恩来和斯诺作了长谈，为他的旅行提供背景材料，简要地总结了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分析了蒋介石政权的潜在危机和虚弱本质，昭示了因抗日运动，中国革命正在“接近另一个高潮”
[2]。周恩来还亲手画了一张路线图，为斯诺拟定了92天在苏区旅行的计划。后来因苏区丰富多采、富有魅力的生活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在红色中国逗留了四个多月。
告别了周恩来，斯诺和马海德在一队士兵保护下，走了两天路程，便来到了红色中国的中心地——保安（今志丹县）。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除毛泽东外，几乎所在保安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出来欢迎他们。简陋的街上挂起了用英文和中文写的“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这热烈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斯诺，使他仿佛觉得不是来做客，而是回到家。
7月16日，斯诺正式采访了毛泽东。不久，他从西征前线旅行后到保安，毛泽东应斯诺一再要求，用了十几个日日夜夜详谈了他个人的身世。毛泽东传奇的奋斗史，是中国革命史的极其重要部分，他的经历勾画出中共党史的主要线条。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名著中，专门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一章，使外界了解到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生平。毛泽东除了自述外，还着重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分析了亚洲和世界的形势，初步论述了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的理论，披露了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的“条件”。毛泽东还客观地评价了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中国革命上的功过，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问题。苏联的经验应该学习，但必须带上“中国式的特点”
[3]。他极力反对把马克思的学说看成终极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斯诺访问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这当中有张闻天、彭德怀、贺龙、聂荣臻、李富春、左权、邓颖超、徐海东等。他们的生平是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一个又一个的丰富横断面，形成了中国革命的巍峨雄伟的高山。同时他还访问了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对妇女给予了特别的注意，用他的笔生动描叙了她们的生活和理想。
7月底，斯诺穿着红军的军装，同马海德去甘肃、宁夏访问红军西征前线，行程千余里。8月16日，他们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宁夏同心县豫旺堡，会见了彭德怀。19日，红军第四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黄克诚等全体指战员写信向斯诺、马海德致意，并派卢仁灿等十余名干部、战士送去两匹黑色骏马，“以作永久的纪念”
[1]。20日，豫旺堡红军和民众召开欢迎斯诺、马海德大会，彭德怀、聂荣臻、左权、朱瑞等出席了大会。斯诺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诸位英勇的同志们：对于你们热烈的欢迎，我万分激动和荣幸。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又要与二、四方面军会合，你们的前途是无限广阔的。……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来，就是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记录下来，告诉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最后他扬臂高呼：“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2] 在欢迎会上，红军战士表演了列队、刺杀、射击和马术劈刀等军事科目，斯诺将这些一一摄人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会后，斯诺和马海德兴致勃勃地骑上送给他们的战马，绕场跑了几圈，并请人拍照留念。
10月12日，离别红色中国的时刻来到了。斯诺是依依不舍地离去的。在四个多月的日子里，红军战士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的精神使他非常感动，他明白了“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未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哩。”
[3] 这次西行在斯诺的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通过这次旅行，当初来中国撞大运、寻找东方魅力的浪漫色彩已褪尽，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革命的深刻同情。从此他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如果说他在北平、上海，通过宋庆龄、鲁迅等先进中国人和“一二·九”运动，使他在凄风惨雨的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的话，那么他的红色中国之行，则在西北黄土地上，看到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斯诺回到北平后，通过讲演、聚会、放电影等多种方式，迅速传递了从苏区带回的信息。11月14日、21日，他在《密勒氏评论报》上首次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文章附有他所摄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半身像。1937年2月5日，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由斯诺和新闻系召开苏区摄影展示会。2月22日，燕京大学历史系在临湖轩开会，由同学转述斯诺陕北之行见闻，并放映斯诺摄制的电影和幻灯片。
西安事变后，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国共两党开始正式谈判。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为了表达抗日救国的诚意，提出了五项政治主张和四项保证。为了及时报道情况和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于3月10日写信给斯诺，全文如下：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
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1937年3月，经王福时等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文本出版。这是《红星照耀中国》的雏形。同年10月，英国兰戈茨公司出版了他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此书出版后，轰动了世界，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销售十余万册，到12月便重印了五版。次年，美国兰登出版社也印行了这本书，使之成为美国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的书籍。
还在斯诺接到英国航空寄来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样本时，他便将样本交给胡愈之。胡在中共上海组织的支持下，立即组织人员将其译成中文，用“复社”的名义印行。考虑到直译书名很难在国内发行，遂改为《西行漫记》这样“隐讳些的书名”
[1]。《西行漫记》出版后，顿时售罄，以后接连数版，仅上海一地便印了五万册。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人民通过斯诺的介绍，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从而摧毁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对“赤匪”的种种攻击和诬蔑。许多青年都因受到《西行漫记》的影响，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的洪流。许多国际友人，读到了这本书后，则更加坚定地步人到和中国人民友好的行列中。
《红星照耀中国》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拯救中华民族的英勇奋斗史，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反共本质，使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屡次下令查封该书。
《红星照耀中国》也使斯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二十世纪一个古老民族用血和肉写出来的史诗”
[2]，“破坏了旧的形象，建立了新的形象”，“使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来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3] 四十多年来，它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日文、印地文、蒙古文、哈萨克文、荷兰文、塞尔维亚文等十多种文字，其魅力经久不衰，在世界新闻史和报告文学史上均属罕见。斯诺之所以获得成功，不仅与书的内容有关，而且与他高超的表现技巧也密不可分。他用流畅、生动的笔触粉碎了“赤匪神话”，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还摄下了中国革命英雄群体的珍贵镜头，撷取了中国共产党从领袖到普通战士的生活、战斗的生动画面，使《红星照耀中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该书与《一九七一年的公社史》、《震撼世界的十天》一起，被用烫金的字刻写在国际报告文学的丰碑上。
五
1937年7月7日，伟大的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帷幕在卢沟桥畔的隆隆炮声中拉开了。面对侵略者的疯狂暴行，斯诺绝不做一个“中立者”，而是坚定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参加战斗，成为一名反法西斯的战士。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后，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一些上了侵略者黑名单的大学教授和爱国学生逃出虎口。他允许游击队在家中设立秘密电台，使之暂时成为某种地下工作的总部。他还帮助以“李知凡太太”身份潜在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里养病的邓颖超脱险，亲自护送她到天津。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斯诺立即赶到那里，进行火线采访。他冒着枪林弹雨，出入战区。他一次又一次地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所感动。中国的士兵，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平静的勇气，看起来是动人的，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在死亡之前的冷静和任命的意识，乃是中国军队的一种特长，任何西方民族都未必有。”
[1] 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日本军国主义的狂轰滥炸和屠杀无辜的暴行所激怒。他写道：“我漫游上海重大毁坏之区，一英里一英里地走过去，偶然有着一个烟囱，或电线杆耸立着，看到令人伤心。无主的电线残破不全地悬宕于颓壁败垣上。尸体从瓦砾堆中，发着臭气；每一样东西都是静悄悄地，正像那在冬天太阳中腐朽的死亡一样。”
[2]1938年6月，斯诺从香港来到武汉，住在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住宅里。在这里，他与周恩来在陕北建立的友谊得到了发展，还结识了叶挺、郭沫若等许多新朋友。7月14日，他和美国友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出席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普海春餐厅（今武汉市场物资局招待所）为欢迎中外记者赴战地采访归来举行的茶话会，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接着，他去武昌珞珈山，访问了蒋介石。对于蒋介石当时所抱的抗日热情和决心，他作了如实的报道。蒋介石对他说：“我到的地方，就是政府和院部的所在与抗战的中心，战争的结果决定于领袖如何指挥民众抗战，而非决定于两三城市的得失。”
[3]同时，斯诺又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蒋的基本特征，这就是“顽强、坚决、无情、奋发、野心、机动和热爱权力。”
[4]在武汉，斯诺和路易·艾黎
[5] 促使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以下简称“工合”）正式成立。斯诺和艾黎相识是在1929年内蒙古之行的一个小火车站上。当时，艾黎参加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工作。“八一三”战役，他们又在上海聚首。如何帮助中国人民更有效地进行战争，是他们的主要话题。他们认为中国要打赢这场战争，必须要强大的经济作后盾，但是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现代工业少得可怜，战争又使数以万计的熟练工人汇入到本来就十分庞大的失业大军中。艾黎提出应该寻找一个办法使内地发展的经济力量足够使抗战坚持下去。海伦参加了讨论。她说：“必须搞一个人民生产运动，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并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合起来。工业合作社就是答案。”
[1] 海伦的意见使斯诺和艾黎兴奋起来。于是，一个有关“工合”的最初文件便拟定出来了。此事得到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的热心支持。1938年，“工合”的最初组织在上海形成，宗旨是在抗战时期组织难民自救，动员失业劳动者组织起来，生产军需民用产品，为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作贡献。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爱国银行家徐新六担任主席，艾黎为秘书，斯诺夫妇负责宣传和筹款。
“工合”在汉口正式成立后，斯诺夫妇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他向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工合”的情况，周给予了热烈的支持，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为了“工合”的存在和发展，他甚至要求拜见因《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得罪了的宋美龄，“恭维她在战时的工作（她也确实做了不少的工作）”
[2]。
1938年岁末，斯诺飞往菲律宾，向爱国华侨进行宣传、募捐。在那里他受到了“最热烈”、“最慷慨”的响应
[3]。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工合”菲律宾促成会宣告诞生。不久美国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在斯诺夫妇的努力下，英美两国开展了捐款活动，向“工合”提供了几百万美元的援助。
1939年初夏，“工合”在中国大后方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身份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去西北视察。9月，他抵达延安，当面向毛泽东介绍“工合”的情况。毛泽东对“工合”表示支持。不久，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将边区生产者合作社纳入“工合”宪章。斯诺同毛泽东这次会见时的谈话，还涉及到中国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广泛话题，如欧洲战事、国共关系、苏联的外交政策、张伯伦和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等等。斯诺当时即就国共两党关于抗战政治基础的解释的差别、抗战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共产党怎样实现对工农的领导权等问题写了报道
[1]。
1940年斯诺再次去菲律宾，倾尽全力撰写一本反映抗日战争的专著。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中日战争的最初几幕，向全世界公布了日军在上海、南京等地制造惨绝人寰的暴行，热情地讴歌了中国人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壮烈史诗，记载了鲜为人知的新四军的业绩，介绍了“工合”的缘起和现状，大量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政绩，传播了毛泽东的抗战理论、策略、战略战术等等。这本书的书名是《为亚洲而战》，1941年由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一部抗战初期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1941年初春，皖南事变爆发。廖承志立即将惨案披露给斯诺。斯诺对蒋介石集团的同室操戈感到义愤填膺，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法，向美国《先驱论坛报》发出快讯，真实报道了这令人痛心的事件，在美国、英国等盟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愤慨，使蒋介石政权陷入十分狼狈的地位。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下令取消斯诺的记者特权。
1941年2月，斯诺被迫离开了这块生活了13年、渗透着无限热爱的地方。临别时，宋庆龄深情地说：“你会回来的。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
[2] 当载着斯诺的飞机飞离中国大地的一瞬间，他凭窗俯瞰，思绪万千，心里在呼喊：“是的，我是其中的部分。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地同中国褐色的群山、碧玉似的梯田、晨雾掩映的岛上庙宇留在一起；同那些信任过我、爱护过我的儿女，同那些虽然破产但彬彬有礼的农民，同那些脸色黝黑、衣衫褴褛、眼光明亮的儿童，同我所认识的同辈和好友，尤其是同那些卑贱的、没有军饷的、饥饿的、受人蔑视的农民出身的步兵留在一起。”
[3]六
斯诺回到美国后，竭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赢得美国人民对中国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支持。他经常在政府官员中介绍中国的情况，并于1942年2月14日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首次接见。他向总统详细汇报了中国和亚洲的局势，希望美国政府重视亚洲战场。斯诺的努力对美国政府拨款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促进作用，并使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一度持较友好的态度。
1942年4月，斯诺根据美国总统的意见，作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世界记者，离开美国，途经非洲，去印度采访。他访问了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甘地和尼赫鲁等。甘地阅读过斯诺的《为亚洲而战》，对斯诺要求印度独立的政治主张极为赞赏，对他站在正义事业一边，忠实地报道印度和各国的情况，称誉道：“我们尊重你的诚实态度”
[1]。随后，斯诺还到缅甸、伊朗、伊拉克等国活动。
1942年10月至1945年期间，斯诺曾数次去苏联采访，在那里前后工作有四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苏联卫国战争从最艰难的时期转入胜利的时期。他跟苏联人民同甘共苦，在伏尔加河畔、顿河流域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举世闻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他跟苏军战士共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他对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光辉业绩充满了敬意。战后，他将对苏联人民的无比敬意和热爱之情写进了《人民在我们一边》、《苏维埃政权的格局》、《斯大林需要和平》等著作中。但具有“我是一个密苏里人”
[2] 精神的斯诺，对苏联党内的残酷斗争和俄国革命力量内部潜伏着的“古老僵直的官僚渠道”
[3]，以及初露端倪的大国主义，也作了如实的报道。因为这一点，斯诺变成一位“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开了苏联。
在希特勒彻底失败的时刻，斯诺作为美国记者赶赴德国，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伟大的一幕。随后，他访问了奥地利、法国等欧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诺到沙特阿拉伯，采访了伊本·沙特国王。随后，他周游了几乎亚洲的所有国家。在日本，他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占领日本的最高司令，居然大谈应该让亚洲弱小国家全部“自由”，但是美国政府却又向法国人“提供武器和舰船”
[4]，以维护他们在印度支那的支配权；在菲律宾建立军事基地，以保证美国的利益不受侵害。
1946年元旦，斯诺是在朝鲜汉城度过的。他对于朝鲜被人分成两半而感到遗憾，并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是“美国在朝鲜阻止了一场革命”
[1]。1947年12月，他又到印度和东南亚访问。此时，甘地正在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进行殊死的斗争。很不幸，甘地被两个年轻的狂热分子所杀害。斯诺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参加了这位印度民族英雄的葬礼。他对甘地所从事的事业和个人高尚的品德充满了敬意。在与甘地作最后告别时，他称颂道：“甘地逝世的时候，每个印度人确实都感到像是失去了父亲。不仅如此，这个身体矮小的人充满了对所有人的热爱，其影响超出了印度，也超出了时间。他以世事为己任，凡是亲自感受到、或从理性上认识到，或者像我自己这样只是由于岁月的磨练而体会到他的爱的人们，他都是热忱相待的。圣雄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美丑善恶”
[2]。
1949年，斯诺与海伦的婚姻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以致他们夫妻生活的完全结束。5月，斯诺同演员洛伊斯·惠勒
[3] 结婚，翻开了个人生活新的一页。
1949年的10月1日，斯诺在1936年的预言实现了。当五星红旗从古老的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刻，他和中国人民一起欢呼起来。为了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他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过；为了推动中美友谊的发展，他不遗余力地在美国人民中播下了友谊的种粒。他多么希望中美友谊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美国政府却采取敌视新中国政府的态度。朝鲜战争前后，美国经历了“麦卡锡主义”时期，国内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恶浪。斯诺、史沫特莱等许多美国友好人士被列入黑名单。但斯诺毫无畏惧，坚信与中国友好是历史是必然趋势。1951年，他因不同意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星期六晚邮报》追随麦卡锡主义的编辑方针，毅然辞去了该报副主编的职务。他眷恋着中国，将他与洛伊斯所生的女儿起了“西安”这样一个富有中国色彩的名字。
斯诺不顾美国政府的迫害，坚持从事与中国友好的事业，1957年他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别顾问，同年出版了《红色中国杂记》。1958年他发表了近500页的自传《复始之旅》。主要内容是记录他在中国的难忘岁月。1959年7月，针对美国政府对人民中国的敌对立场，他庄严地发表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同年因无法在美国工作，他被迫举家迁与斯诺结为伴侣后，热衷于促进中美友谊事业。1970年首次随斯请访华，随后多次到中国，著有《在舞台上的中国》、《“我热爱中国”》等书，整理了《斯诺眼中的中国》。往中立国瑞士（保留美国国籍）。那里，因无固定职业，生活是清苦的，当有的出版商以较优的报酬作诱饵，妄图让他写些适合美国现行政策需要的有关中国的文章时，遭到了断然拒绝。他抵制了金钱的诱惑，绝不放弃捍卫、宣传真理的权利。1960年12月4日，他在致出版商的公开信中写道：“如果读者愿意知道人们在中国如何出生、如何生活和死亡的话，我有不少的有趣的事情，可以告诉他们。如果读者想寻找材料来证明美国的制度最适用于中国（包括台湾在内），并且应该把这种制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话，那末，我要说出的东西丝毫也无助于他们的事业。”
七
中国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强烈地吸引着斯诺。他时刻不忘中国，关心着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多么希望能旧地重游，看看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会晤老朋友。中国人民也时常想念着这位美国老朋友。1951年，中国政府就发出邀请，请斯诺访华，因政治和经济的缘故，斯诺未能成行。后来，斯诺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要求访华却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威胁地宣称：任何一个美国人到中国去访问，将会失去他们的护照和可能被罚款或监禁。斯诺准备承担任何风险，数年如一日地申请访问中国。美国《展望》杂志社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经过斯诺的朋友艾夫里尔·哈里曼向美国政府“说情”
[1]，1960年，斯诺终于获得去中国的护照。
这年6月，斯诺告别了洛伊斯和两个孩子，乘飞机经莫斯科去北京。当飞机飞临长城上空时，他鸟瞰了这个离别了十多年的“故乡”，“那花园似的，灌溉得宜的田野，就像一幅幅彩色缤纷的织锦，加上那些带有古旧风味的方块田，一直伸展到这个具有历史性的首都”
[2]，使他倍感亲切。在北京机场上，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下，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担、黄华、冀朝鼎、唐明照等一群老朋友，拥上前去同他热烈拥抱。斯诺的眼睛潮湿了。
斯诺以一个作家的身份
[3]，在中国逗留了五个月，足迹遍及14个省的19个主要城市。他曾到过黑龙江省与西伯利亚交界的附近地区，到达大连以外的渤海，沿着从前的足迹到达内蒙古和西北地区，穿过黄河流域再见到了重庆。在长江流域一带逗留了几个星期，旅行的路线一直伸展到云南省同缅甸、越南接壤的地区。采访的对象十分广泛，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的群众，总数超过70人次。其中有军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僧侣、医生、护士、律师、科学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家庭主妇、少数民族、驻华外交官、囚犯、解放前的地主、资本家、中国最后的一个皇帝，等等。
斯诺有过一段旧中国的经历，又来自发达的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瑞士，因此他在采访中，经常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比较法，主要是与旧中国作比较。通过鲜明的对照，使他对中国的认识更深了一步。北京曾是斯诺生活过五年的地方，旧地重游，成为他感受最深的地方。这座古老的大都市在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改造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在北京雄伟的火车站，他觅寻着盔甲厂旧址和附近的狐狸塔，但所见到的却是一排排新式建筑群。在外城和郊区、大规模的工业基础和钢铁联合企业映入他的眼帘。在古北口，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积达72平方英里的密云水库。这座被秀丽风景怀抱的人工湖，是新中国人民的杰作，提前五年竣工，为百多万英亩土地提供了随意调节的供水量，使很大一部分土地改变成稻田。旧北京那种随地吐痰、高声叫喊、争吵、赌博、吸毒馆、妓院等不健康和腐败的现象已荡然无存了。
这一切都令斯诺兴奋、激动。他情不自禁地对一位三轮车工人说：北京“比以前更清洁，更现代化，更美丽了”
[1]。
斯诺在艾黎陪同下，访问外地的第一站，是29年前促使他“觉醒”的内蒙古地区。在那里，当年哀鸿遍野的惨况已作为历史的陈迹一去不复返了，展现在他眼前的是烟囱高耸的白云铁矿、占地五平方英里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包钢、一望无际的肥沃大草原。在百灵庙地区，他在一个蒙古包里作客，吃着满桌的蒙古珍馐时，眼前不由得浮起了昔日饥民成群倒毙的情形。
斯诺走的地方越多，访问越深入，感受也越强烈。在雄伟峙立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坝前，他不由得为中国人民征服自然的伟大力量而欢呼：千百年来桀骜不驯的“海龙王”——黄河，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乖乖地屈服于人类的手中”
[1]。飞架南北的“极为美观实用”
[2] 的武汉长江大桥，在他的眼中，是一条沉睡多年后，终于清醒过来的巨龙腾上昊天。西南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交通网络，使斯诺触摸到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脉搏。
斯诺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记者，他认为“要更好地判断新政权的能力，最好还是到从前甚少与现代化生活接触的地区去观察。”
[3] 于是，他深入到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陕北高原。这里发生的变化令他惊讶不已。贫瘠的黄土高原披上了绿装，大小工业星罗棋布，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他参观了一位普通人住宅后写道：“对那些惯住于美国的农场式小别墅的人来说，中国新建的公共住宅区会显得很原始似的。但对那些出生于窑洞之内或昏暗的茅屋之中的陕西省工人而言——那些窑洞和茅屋当然没有自来水和暖气设备——新的生活表示了他们获得了基本的舒适生活。”
[4] 一些很细微、容易被人忽视的变化，在斯诺的目光下，却成了强烈的光点。在一座普通的窑洞里，他因看到炕下摆着三双童装的胶鞋、一双运动胶鞋，以及桌上的柳枝盖暖水壶而感慨万千，因为这些东西过去只能在地主家中才能看到。为了一个暖水壶，就值得盗匪“下手行劫”
[5]。
1960年10月1日，斯诺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庆祝大典。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21年未见面的老朋友毛泽东重逢了。斯诺环顾壮观的天安门广场上如海潮般的游行队伍时，脑海里浮现出当年与毛泽东在窑洞里见面的情形，诙谐地对毛泽东说：“自那时起，你窑洞的面积已稍微扩大了吧！”毛泽东微微一笑：“事情确实好转一点。”
[6] 后来毛泽东邀请他到家中，畅谈了约九个小时。毛泽东又一次通过斯诺这个“媒介”，向全世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看法和政治主张，表达了向美国人民友好的真诚愿望，希望能有在密西西比河和波达罗河中畅游的机会。
周恩来于8月30日、10月18日与斯诺作了两次长谈，“广泛地透露了中、美两国间的问题，以及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
[7]，表明中国人民和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美争端的愿望，同时强烈反对美国采取敌视人民中国的政策。
周恩来认为：“我们不相信美国人民将会让他们的政府无限期地推行这个政策。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而友谊则是长存的。
[1]斯诺从中国返回瑞士后，致力于中美友好的事业。他曾向华盛顿传递了中国政府希望结束冷战与美国人民友好的“信息”
[2]，可是再次遭到肯尼迪政府的拒绝。他撰写了有关新中国的报道，在报刊上发表。他与周恩来的谈话发表在1961年1月31日出版的美国《展望》杂志上。这次谈话有关新中国的报道，使美国人民了解了新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
忽视六亿人民的生存，孤立人民中国是愚蠢的。斯诺用17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话讽刺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法律正义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可笑呢：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
[3]。为此，斯诺写了《大河彼岸》一书，于1962年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这本新中国纪实的著作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的记者，又一次访问新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中国领导人。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他进行了“山南海北”的谈话。关于中美关系，毛充满信心：“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的；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
[4]在这次访问期间，周恩来又与斯诺进行了两次有意义的谈话。周全面介绍了中国近几年在工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公开承认“过去十五年中有些事我们是做对了，但我们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必须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5] 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了解了一些，但还有许多经济发展规律依然不了解，需要不断探索。
对新中国的两次访问，使斯诺更加热爱中国。从美国来看，中国是在太平洋彼岸的国家，斯诺多么希望有一座横跨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将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连接起来。尽管前途艰难，但他坚信“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后必然架起”
[1]。
斯诺作为正直的记者、作家，不仅宣传新中国，还积极投身于世界保卫和平的运动中。他曾撰文，谴责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1965年他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都柏林参加了第二次都柏林会议。一些颇有名望的代表们在会上热衷于制定了一份维持世界和平的计划，但斯诺没有签名，因为他感到这份文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意愿缺乏了解，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条款。
由于斯诺主持正义，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讲话，因而遭到美国历届政府的迫害。
八
1970年8月初，65岁的斯诺携同夫人洛伊斯又来到了中国。这既是他最后一次到中国采访旅行，也是他人生之路的最后岁月。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他度过难以忘怀的六个月。在西北的黄土地，在东北辽阔的平原，在东海之滨的上海，在南国重镇广州，均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与工人、农民、军人、干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所到之处受了到热情的款待。此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高潮中。尽管他对这场“大革命”的种种行为不理解，例如许多他十分尊敬的老干部被打倒，狂热的宗教迷信等，但由于半个世纪与中国紧密系念的炽热情感和与中国革命家结成坚实耐久纽带的历史，使他力求从好的方面去考察这场运动，再加上他所敬爱的毛泽东亲自向他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使他基本上接受这一理论。这反映在他最后一部没有完成的《漫长的革命》书内。在这部书内他留有余地，没有下最后的结论：“目前看得见的几条线索理清楚也是很困难的，可能在今后好几年内我们还看不到全部线索，或者还不能把所发生的事情描绘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图案来。”
[2]斯诺此次访问中国，再次为中美友谊桥梁的建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是在中美两国政府外交发生微妙变化时刻来到北京的。尼克松政府从1969年夏天开始，对中国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决定结束“鸵鸟政策”，多次向中国政府传递了信息。
中国政府对这友好举动作出了反映。最初的反映是通过斯诺传递的。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真挚友谊发展的结果，也表明中国人民对老朋友斯诺的无比信任。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斯诺。第二天几乎中国所有大报都在显著的版面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斯诺一同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1]。尽管斯诺当时还预感不到中美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丰富的阅历告诉他：“中国人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在公开场合做一件事的。”
[2] 数天后，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虽然谈话内容仍十分广泛，但突出点则是中美关系。毛泽东通过斯诺正式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说，欢迎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旅行者，还是作为总统都行，因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
[3] 随后，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变化。1971年4月，乒乓外交作为新名词载入了世界外交史册。同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出使北京，结果宣布尼克松将访问中国。
斯诺以不可遏制的兴奋心情看到迅速变化的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却没有料到潜伏在自己身体的癌细胞正在悄悄地蔓延。还在最后一次访华时，他已感到身体不适。周恩来曾劝他在中国休息一段时间，他婉谢：“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1971年3月他回到瑞士，感到极度疲劳，稍作休息后，又开始整理笔记、资料，开始撰写《漫长的革命》。此时，由于中美之间出现了积极因素，不断有人要求斯诺提供中国的情况和接受采访。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额外负担，斯诺在洛伊斯的帮助下十分热情地承担下来。但是病魔终于迫使他住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是晚期胰腺癌。手术过后他十分虚弱，情绪也很低沉，但仍惦记着《漫长的革命》的书稿，同时鼓励妻子写介绍中国文化艺术的《在舞台上的中国》。
洛伊斯看到越来越虚弱的斯诺，心忧如焚，写信给斯诺的亲人，给纽约、巴黎、伦敦的医生朋友，希望得到援助以挽救丈夫的生命，但他除了得到同情和安慰外， 热心的朋友们在绝症面前表示无能为力。洛伊斯致函给尼克松。尼克松未作出任何的努力，仅对斯诺“长期杰出的生涯”表示了敬意
[4]。中国是她最早就想到的，但到最后的时刻，她才写信给马海德，说明了斯诺的近况。
中国对斯诺的健康十分关心。在他住院治疗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就曾多次派中国驻瑞士大使前去慰问。当马海德收到洛伊斯的信后，中国立即采取了行动。周恩来首先致函表示慰问，信中并附毛泽东、邓颖超的嘱笔问候。宋庆龄也去信表示关切。中国政府邀请斯诺来北京治疗。
1972年1月24日，马海德奉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带着一个包括四名医生、多名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赶到斯诺的寓所，并租了备有专门病床设备的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准备接他到北京。但是斯诺的病情十分严重，以致无法作长途旅行。中国医疗队决定留下来。马海德对洛伊斯说：“我们在北京把一所医院改成你们的家，现在我们要留在这里，把你们的家改成一所医院。”
[1]斯诺在最后的日子里，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积极配合治疗。病痛暂缓时，他便抓紧时间慢慢口授《漫长的革命》。在斯诺临终前的一个星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去看望了他，向他转达了中国老朋友对他的关心和慰问。
此时也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对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的到来，斯诺感到无比兴奋，也感到无比的痛苦。因为按照原定计划，他在尼克松访华时再次去北京，并订有单独采访美国总统的合同。他是多么希望向全世界报道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共享中美友谊之桥架立时所激起的欢乐和幸福。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讲都是无法实现的事。
2月15日，斯诺永远合上了眼睛。在弥留之际，他用全部力量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他的遗嘱上写道：“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逊河畔，也就是它就要流入大西洋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海岸去的地方，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土里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2]2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发去了唁电，称颂斯诺“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3]2月19日，就在尼克松访华的前两天，中国人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斯诺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李富春、邓颖超、蔡畅等出席。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了斯诺部分骨灰安葬仪式。汉白玉大理石上镌刻着周恩来起草、叶剑英手书的“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1905—1972”的碑文。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朱德等送了花圈。周恩来参加了安葬仪式，对洛伊斯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廖承志代表中国致词，称颂斯诺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
[1]1974年5月18日，洛伊斯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将斯诺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美国纽约州赫德逊河畔。在常春藤环绕的小树林中，安放着一块褐红色的河石，上面刻着两个铜制的缩写英文字母“E.S”（即埃德加·斯诺）。
1984年9月29日，中国三S 研究会成立，其宗旨就是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介绍斯诺和史沫特莱、斯特朗三位美国朋友。邓颖超为名誉主席。最近二十多年来，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纪念斯诺这位从青年时代起便与中国革命发生紧密联系，为中美友谊之桥奠定基石的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在斯诺的家乡，建立了“纪念埃德加·斯诺基金会”，设立在密苏里——堪萨斯大学中心图书馆内。
埃德加·斯诺是属于美国的，也是属于中国的。他将如长江和密西西比河一样，永远在中美两国人民心中奔流不息。
[1] 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1）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5页。
[1] 斯诺：《复始之旅》第34页。
[2] 陆宏德:《斯诺姐姐谈斯诺》,《人才》1984年第5期。
[3]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2) 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 第194页。
[1] 斯诺：《复始之旅》第27、27、9页。
[2] 斯诺：《复始之旅》第27、27、9页。
[3] 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37页。
[4] 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37页。
[5] 斯诺：《复始之旅》第27、27、9页。
[6] 斯诺：《拯救二十五万生灵》，1929年7月4日《密勒氏评论报》。
[1] 玛丽、希恩科特：《斯诺：1905—1972》，〔美〕《大学评论），1972年4月23日。
[2] 《复始之旅》第2、98页。
[3]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笔名尼姆·韦尔斯，斯诺的前妻，中国人民的真诚的朋友。她在旧中国生活了9年（1931—1940），一生致力于宣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曾著有《续西行漫记》、《红色的尘埃》、《旅华岁月》等。她与斯诺在中国初识，1931年12月结成眷侣，度过了一段十分美好的日子。1949年他们离开了。她曾于1972年至1973年、1978年再度访华，著有《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4] 《复始之旅》第2、98页。
[5] 张彦：《美国朋友怀念着宋庆龄》，1981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6] 斯诺：《〈活的中国〉编者序言》，伦敦乔治·哈勒普书店1936年7月版。
[7] 斯诺：《鲁迅——白话大师》，〔美〕《亚洲》1935年1月号。
[8] 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新文艺史料》1978年第1期。
[1] 斯诺整理：《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2] 鲁迅1939年11月5日致姚克的信。
[3] 《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12月版，第723页。
[4] 斯诺：《〈活的中国〉编者序言》。
[1] 译文根据《活的中国》重印本。
[2] 《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31页。
[3] 斯诺1931年12月7日致霍华德兄弟的信。
[4] 斯诺：《复始之旅》第120—121页。
[1] 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花城》1980年第6期。
[2] 海伦：《旅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59页。
[1] 《复始之旅》第175页。
[2] 马海德（1910—1988），原名乔治·哈特姆，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1933年来到中国。1936年到保安参加了中国革命。解放后担任卫生部医学研究会理事、顾问，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3] 西方成语，比喻那种风险极大而不考虑后果的决断行动。
[4] 斯诺1937年2月6日致纳尔逊·约翰逊的信。
[5] “王牧师”真实姓名是董健吾，解放后任上海市人委参事室参事，1970年12月病逝。其子女董惠芳等写有《写在〈西行漫记〉重印出版的时候》，刊登在1980年2月26日《文汇报》上。
[1] 参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43页、《复始之旅》第189页。
[2] 斯诺：《周恩来谈第一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
[3]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53页。
[1] 参见《纪念埃德加·斯诺》第221—226页。
[2] 宁夏博物馆：《一张珍贵的墙报照片》，《革命文物》1978年第2期。
[3] 斯诺：《西行漫记·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1938年夏社版。
[1] 胡愈之：《一次冒险而成功的试验——1938年“复社”版（西行漫记）翻译出版纪事》，《读书》1979年第1期。
[2] 钱公侠：《〈长征二万五千里〉序》，启明书局1949年6月上海新2版。
[3] 肯尼思·休梅克：《斯诺——粉碎‘赤匪神话’的美国记者》，《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美国1971年版。
[1] 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3），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38、49页。
[2] 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3），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38、49页。
[3] 《为亚洲而战》第81—82页。
[4] 《为亚洲而战》第81—82页。
[5] 路易·艾黎（1897—1987），新西兰坎特伯雷人，中国人民友好朋友，著名作家、诗人。1927年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中国，主要从事写作，著有《艾黎诗选》、《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等。
[1] 路易·艾黎：《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纪念埃德加·斯诺》第14页。
[2] 斯诺：《复始之旅》第249、252页。
[3] 斯诺：《复始之旅》第249、252页。
[1] 参见《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3月版。
[2] 斯诺：《复始之旅》第295页。
[3] 斯诺：《复始之旅》第293—294页。
[1] 《〈斯诺文集〉出版前言》。
[2] 美国谚语，即“拿出证据，眼见为实”的意思。
[3] 斯诺：《复始之旅》第345、439—440、445页。
[4] 斯诺：《复始之旅》第345、439—440、445页。
[1] 斯诺：《复始之旅》第345、439—440、445页。
[2] 斯诺：《复始之旅》第453页。
[3] 洛伊斯·惠勒·斯诺，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曾在纽约市奈波荷德戏剧学院就读。
[1] 玛丽·克拉克·戴蒙德：《斯诺的一生》，《纪念埃德加·斯诺》第258页。
[2] 斯诺：《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文集》第4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5页。
[3] 美国政府给斯诺的护照注明是记者，当时在中美两国政府秘密谈判中，美方提出派记者驻北京，却拒绝中国记者驻华盛顿。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于是出现了颇为有趣的事，美国政府准许的是记者斯诺访华，中国政府承认斯诺是作家而非记者。
[1] 斯诺：《大河彼岸》第12、386、443、338页。
[1] 斯诺：《大河彼岸》第12、386、443、338页。
[2] 斯诺：《大河彼岸》第12、386、443、338页。
[3] 斯诺：《大河彼岸》第12、386、443、338页。
[4] 斯诺：《大河彼岸》第12、386、443、338页。
[5] 斯诺：《大河彼岸》第346、361、86、75页。
[6] 斯诺：《大河彼岸》第346、361、86、75页。
[7] 斯诺：《大河彼岸》第346、361、86、75页。
[1] 斯诺：《大河彼岸》第80页、第4页。
[2] 洛伊斯·惠勒：《〈斯诺眼中的中国〉前言》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3] 斯诺：《大河彼岸》第80页、第4页。
[4] 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版，第221、246页。
[5] 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版，第221、246页。
[1] 洛伊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前言》。
[2]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64页。
[1] 1960年10月1日，斯诺也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面，但当时未作特别新闻加以报道。
[2] 洛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三联书店1979年10月版，第21页。
[3]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71页。
[4] 斯诺：《“我热爱中国”》第94页。
[1] 葛娴、陆宏德：《“我热爱中国！”——马海德谈斯诺》，《纪念埃德加·斯诺》第215页。
[2] 斯诺：《“我热爱中国”》第193页。
[3] 1972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1] 斯诺：《“我热爱中国”》第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