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蒋、冯、阎军阀混战爆发，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进攻计划。湖北省委也作出了集中红军进攻武汉等中心城市的军事部署，要求各地特委执行。湘鄂西苏区的党组织和周逸群，在中央军事部特派员柳克明参加下，制定了《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这个《大纲》决定，红军首先夺取公安，实现红六军与红四军会师，继而再攻荆（州）沙（市），完成鄂西暴动，然后配合全省红军进攻武汉，实现湖北省的首先胜利。这次“左”倾错误对湘鄂西的军事工作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不久，周逸群就在实践中逐渐提高了认识，对“左”的错误的部署进行了纠正和抵制。

1930年五、六月间，党中央要求红四、六军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根据中央决定，红六军由系马口、蔡甸向西，回师监利，渡江南下，攻克公安，于7月4日与湘鄂西前委率领东下的红四军胜利会师。7月中旬，两军前委在普济观召开联席会议，按照中央指示进行了合编，贺龙任红二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军团总政委和前委书记，孙德清任军团参谋长，柳克明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全军万余人。此时，各苏区都组织了县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地方武装，基本上建立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者相结合的人民革命武装体制。

红二军团成立后，在讨论军事行动方针和苏区发展方向时，前委、周逸群同特委周小康^[1] 和柳克明之间发生了分歧。后者错误地认为“全鄂西反动统治动摇非常”，“沙市市面恐慌已极”，“红军声势浩大，群众斗争异常高涨”，因而力主红二军团在攻取荆、沙，“完成地方暴动”^[2] 后，进攻武汉。周逸群、贺龙等则主张先攻取监利县城，肃清苏区内的反动地方武装，打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后再向外发展。红二军团渡江进攻监利，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未能攻克，转至普济观召开军事会议，周逸群、贺龙被柳克明等斥为“右倾”，再次否定了他们的正确意见。柳克明还以中央代表资格，坚决主张攻取沙市、武汉。红二军团按此决定，先取荆门沙洋。但进攻沙市时，因敌防守坚固而失败。柳克明尚未从中吸取教训，又按湖北省总行动委员会的指示，命红二军团东进，向武汉进逼，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的红军，实现夺取湖北全省政权的任务。

当时，监、沔地区的“白极会”反动头目，煽动反革命暴乱。周逸群和贺龙等提出集中主力红军镇压叛乱，拔除苏区内敌人据点的行动方案。可是，柳克明等却不同意这个正确意见，只派了部分兵力镇压“白极会”，令主力北上，进攻岳口，东进武汉。攻克岳口后，敌军勾结“白极会”进行疯狂反扑，红军被迫撤出，返回沔阳府场休整。休整后，红二军团前委乃坚决采取了集中兵力，一面镇压“白极会”反动头目，一面依靠地方政府，争取受蒙骗的群众，从而平息了“白极会”的暴乱。至9月上旬，拔除了苏区内大部分敌人的据点，终于使被分割成若干块的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

9月中旬，党中央派邓中夏来到洪湖，接任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职务。邓中夏到职后，于9月20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要求二军团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示，并主持讨论了红军的作战部署。根据大家的意见，会议作出先攻监利县城，再向江南发展，以巩固洪湖为中心的苏区的决定。监利县城攻克后，邓中夏在前委与特委的联席会议上，将鄂西特委改组为湘鄂西特委，并自任书记和军团前委书记，周逸群调往地方工作，因邓中夏要随军行动，由周逸群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兼任联县政府主席。

邓中夏等为贯彻中央关于配合一、三军团打长沙的决定，将地方武装几乎全部编入红二军团。二军团南下至监利朱河镇，接到中央停止待命的指示，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上收复沔城，肃清东荆河以北，襄河以南地区的反动武装。红二军团在周逸群等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下，连克沔城、里仁口、彭家场等地。在峰口稍事休整后，于10月渡江南下。红二军团南下后，又在周逸群等湘鄂西特委和各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游击队、赤卫队的积极配合下，连克南县、华容、公安、藕池等地，扩大了江南苏区。至此，洪湖苏区已据有七座县城及广大农村，纵横数百里，横跨洪湖和洞庭湖两大水网地带。但红二军团在邓中夏坚持下，未能采取巩固地向外发展的方针，而是错误地继续向南进攻，招致了以后的严重失误。

1930年10月，湘鄂西特委根据原前委和原特委联席会议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召开了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土地问题、苏维埃组织、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决议，制定了土地革命、保护工农等法令，并将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管辖三十余县。这些决议和法令虽在个别问题上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不仅明确抵制了“左”倾政策，而且还纠正了过去土地工作中的错误，规定“土地国有，此时只是宣传口号，而不是实行口号。所以土地不禁止买卖”^[1]。对待富农问题上，会议认为现阶段只应反对“富农的半封建半地主性”，规定“没收富农所余出佃的一部分土地”^[2] ；对中农，除一般规定“不动中农的土地”外，还将中农分为“富裕的中农”和“非富裕的中农”，富裕中农不能与富农“同等看待”，而在分配土地有余时，“可分一部分给非富裕中农”^[1]。会后，特委整顿和健全了县、区、乡各级政权组织，制定了工作制度，培养了一批地方干部，发动农民斗豪绅、批湖霸、废旧债、烧田契、分配土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把封建地主权力打得落花流水，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上，也取得不少成绩，先后建立了鄂西人民银行，统一货币；开办了一些服务于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制盐厂；兴办了学校、医院；出版了宣传刊物。总之，湘鄂西苏区的建设有了全面发展。

[1]　《鄂西游击队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1930年6月）。
[2]　《鄂西游击队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1930年6月）。
[1]　1930年7月鄂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周小康当选为特委书记。
[2]　《鄂西特委给中央的信》（1930年8月10日）。
[1]　《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年10月）。
[2]　《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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