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周逸群从上海到广州，见到了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的李侠公。周逸群写下“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斩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亡秦？！”的诗句，表达投笔从戎的志向。同年10月，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

到军校后，周逸群孜孜不倦地攻读革命理论书刊和军事技术，并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及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领导下，从事青年军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年底，周逸群、蒋先云和李劳工等共产党员，以列宁创办的《火星报》为旗帜，组织了火星社，吸收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受党影响的革命学生参加，协助党、团组织，在宣传革命理论、贯彻三大政策和团结进步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周逸群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常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透彻地阐明各种问题，使听者心悦诚服。与他相处的群众认为他“鼓动能力强，长于言辞”^[1]。1925年初，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选举第二届执行委员时，火星社动员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参加竞选活动，结果周逸群当选为执行委员，并被推举为党务委员，主持日常工作。而当时身居校长要职的蒋介石，在这^[1]　韩俊老人口述。次选举中却落了选（后在党代表廖仲恺推荐下才作为执委，任纠察委员）。

黄埔军校建校初期，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军校内部成分复杂。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和周恩来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支持下，于1925年2月，在教职员及学生中，组织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周逸群是该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青军会”先后出版了《中国军人》、《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兵友必读》等刊物和小册子，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宣传革命理论和政策，激发革命军人迅速觉悟，深受广大革命军人的欢迎。

“青军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军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周逸群等组织会员踊跃参加第一次东征。他们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组织政治宣传队，印发《青年军人联合会东征宣言》五万份，其他宣传品数十万份，鼓舞士兵同仇敌忾，杀敌立功。在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役中，周逸群印发《兵友必读》小册子，号召滇军中的士兵，“不为杨、刘利用，以免危害革命政府。”^[1] 在战役进入最紧急时刻。“青军会”下令滇桂军中的“青军会”会员脱离滇桂军。命令下达后，脱离者近百人。周逸群后来总结工作时指出：由于“滇桂军受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宣传，其内部士兵已无斗志”，“士不用命，相率响义”，所以，革命军能在一星期之内，将叛军“完全歼灭之”^[2]。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企图以广东大学为阵地，进行反共活动。周逸群闻讯十分气愤，在《中国军人》上以《呜呼，广东大学！》为题撰文，揭露西山会议派的阴谋，批判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实质，同时指出：如果他们愿意“从新改造”，将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

五卅运动爆发后，周逸群在《外祸与内忧》一文中指出，五卅惨案，使人们认清了中国民族革命中两个对立的战团，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以及有觉悟的知识分子”。而劳动者的“不妥协精神，实远在各阶级之上”；“最有组织、最富于革命性”的工农群众，是“民主革命之主干”；工人阶级具有“领袖各阶级的资格”。针对国民党右派散布的“打倒帝国主义是共产党的主张”，当前的斗争是“共产与反共产的斗争”等论调，周逸群指出：帝国主义是五卅运动中直接“屠杀中国革命群众的刽子手”，而中国的大大小小军阀，都是帝国主义豢养的“鹰犬”、“打手”，没有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决不能生存，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达到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目的。据此，他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革命党就是生来与帝国主义作对的”，如果否定这点还算什么革命党员呢？高唱所谓“共产与反共产”的斗争，只不过“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罢了”^[1]。

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动全国性的反奉（奉系军阀张作霖）倒段（军阀段祺瑞）运动。周逸群代表“青军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东省、广州市工、农、商、学各革命团体，联合组织领导了广东反段大示威。12月20日，十万示威群众在广州市东校场，分成“工农商界”、“军政界”、“学界”三部分召开大会，周逸群担任军政界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对北方倒段运动议决案》、《拥护罢工工人与香港交涉议决案》和《对林森邹鲁议决案等》六项决议。

1925年5月17日，周逸群、王一飞等邀请鲍罗廷、张太雷参加“青年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研究向外发展组织问题，拟定了计划。不久，在广东的湘军（第二军）、滇军（第三军）、粤军（第四、五军）和第六军都建立了“青年会”组织。到1926年底，会员发展到两万多人。当时编辑《中国青年》的张秋人在《广州的青年革命军》一文中，热情赞扬他们的工作，称誉他们“开中国军人的新纪元”，“要把他们底主义精神和纪律，传到中国各军队中，要使中国各军队都变为革命军，共同肩负起反帝反军阀的任务。”恽代英在为这篇文章所加的长篇按语中，对“青军会”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希望全国热心于军事运动的青年以他们为榜样，“把党与主义公开的或是秘密地输入军队中间去”，全国的军队“都可以变成像广州一样的革命军”^[2]。

“青军会”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发展迅速，引起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恐惧与仇恨。1925年4月，蒋介石安插在军校的亲信王柏龄和缪斌等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会”相对抗，故意刁难“青年会”领导人，并用种种卑劣手法制造摩擦，寻衅肇事，甚至组织暗杀队，妄图谋害周逸群等。周逸群通过《中国军人》等刊物，揭露他们打着孙文主义的招牌，进行叛卖活动的伎俩；痛斥他们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恶意中伤。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借口“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违背“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周逸群等根据党的指示，为顾全大局，于4月10日发表了“青军会”自行解散的宣言，义正词严地肯定了“青军会”在团结革命军人，宣传三大政策及讨伐陈炯明、平定杨刘叛乱，联合工农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青军会”自行解散后，周逸群到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任宣传科中校科长。他与政训部秘书张其雄，协助周恩来工作，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1]　周逸群：《总理逝世后之中国青年军人运动》，《中国军人》第9期，1926年3月出版。
[2]　周逸群：《外祸与内忧》，《中国军人》第7期，1925年11月出版。
[1]　周逸群：《外祸与内忧》。
[2]　《中国青年》第74期，192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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